以新视野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黄宗良 项佐涛

黄宗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项佐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的意义。尽管历经东欧剧变冲击，1999年由英国广播公司、剑桥大学分别组织的“千年第一思想家”的评选中，马克思均居首位。然而，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伊始，就存在着一些批判、贬低甚至否定它的声音。这些声音的出现既与发声者的立场有关，也与其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解及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有关。时值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澄清问题，正本清源，正确客观地评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

一、客观评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必须全面、准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

项佐涛：学术界有一些人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暴力革命、专政学说，这当然与马克思主义本身包含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等重要内容有关，也与后来苏联等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强调暴力革命、强调阶级斗争，出现大清洗、文化大革命等事件有关。然而，暴力和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却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精华是什么？有必要进一步探讨。

黄宗良：经过多年的反复思考、从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从世界社会主义的实践看，应如实地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人类解放的学说，是人类文明成果的继承者和结晶，是革命的，也是科学的学说；“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与“文明”、“科学”并不相悖。东方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为什么强调马克思主义中暴力、专政的成分？这与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东方国家在新的历史时代面临的人的解放、走上文明道路首先面临的国情和革命任务以及应走的道路有很大关系。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是苦于资本主义的发达，而是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充分。“解放”增加一个封建主义的枷锁。列宁、毛泽东都明确谈了这个观点。一个至今人所共知、共识的事实是社会主义者不可能通过和平、议会斗争的方式取得政权。

项佐涛：那么，为什么那么着急，等资本主义发展之后再去取得政权，不是顺理成章吗？

黄宗良：历史上这种争论发生过多次。问题在于：革命是你想搞就搞，想不搞就不搞吗？用什么方式，走什么道路也不是在书斋里设计出来的。革命胜利后，因社会主义政权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和战争的条件下，共产党人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来维护权力，是具有合理性的。但需要指出的是，革命不等同于暴力，暴力革命是共产党人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认为，暴力革命是所有国家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恩格斯甚至说过，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无产阶级准备了现成的民主形式。

项佐涛：如果我们认真研读《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就会发现，马克思所谈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无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民主状态。在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当“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之后，国家的暴力统治职能便逐渐消失，“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取而代之的是社会职能的充分扩展，“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黄老师的意思是说，我们更需要站在高层次上，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去评价马克思主义。我很赞成黄老师的看法。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它是人类解放的学说，是人类历史创造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

黄宗良：我们先从马克思主义文本本身来看。

从文明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是当时“欧洲整个历史科学、经济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最高发展”，它吸收借鉴了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的文明成果，诸如德国的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以及费尔巴哈哲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等。正如列宁所言，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1]。

[1]《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67页。

项佐涛：马克思主义也不否定民主、自由、公正等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如民主、自由、平等在资产阶级那里具有虚伪性，资产阶级并不准备和无产阶级去共同实现这些价值，而是在用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博爱，来掩盖垄断、专制和剥削的本质。因此，无产阶级、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就是实现真正的民主、自由、平等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对此，《共产党宣言》开诚布公地宣布，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黄宗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人类思想文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实现了哲学、经济学的革命性变革，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正是由于这两块坚实的基石、这两个伟大发现，社会主义就被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由空想变成了科学。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还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治学态度上。马克思如何写作的？简单举一些例子。从1850年6月开始，马克思每天在大英博物馆工作10小时。到1853年8月，马克思写了厚厚的24本笔记，他把这些笔记本编了号，内容大体包括摘录的资料和简短的评论、注释两部分。其中，有各种统计资料、理论文献资料、当时社会上对一些重大问题的争论材料以及马克思自己的精辟评论。对于马克思的严谨治学态度，恩格斯曾说：“只要列举一下马克思为第二卷留下的亲笔材料，就可以证明，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1]。

当然，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著作中，也不是字字句句都是“科学”。其科学性主要不是体现在对未来社会的预测上。未来社会是怎么样的？他们预见的未来社会是“五无”社会：无私有制、无市场、无竞争、无阶级和阶级差别、无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这只是一种预测、设想、论证，而且是以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为根据的。

项佐涛：马克思恩格斯深知自己学说的时空局限性，不仅真诚地欢迎批评意见，而且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发展的学说。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多次申明《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是正确的”，但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法国的做法可能就不适用于德国。[2]针对当时欧洲出现的一些社会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做法，马克思恩格斯极力反对，认为教条化的做法貌似“正统”，其实恰恰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实质。恩格斯曾讥讽地说；“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3]。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0页。

马克思恩格斯做出的论断并非“句句是真理”，但时至今日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真正为了全人类解放的革命思想，仍为追求进步的人们提供着丰富的营养。正因如此，《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到现在仍然被认真地研读，《共产党宣言》仍位列美国十所顶尖大学的学生必读书目之中。这也是马克思为何能够位居“千年第一思想家”、“千年伟人”、“古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列的原因。

客观评价马克思主义，还需要澄清一个问题，即消灭私有制的问题。《共产党宣言》明确宣布，共产党人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就是消灭私有制。然而，由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水平起点比较低，也由于没有前人经验可以借鉴，急于求成，追求所有制形式的一大二公的做法，结果拔苗助长，欲速不达，阻碍了人民生活的提高。因此，许多人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财产观念，认为财产权是人的天赋权利、私有财产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奉洛克所说的“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否则人类就进入灾难之门”为名言，而认为马克思主义宣扬的消灭私有制错了，违背了人类文明。

黄宗良：消灭私有制是《共产党宣言》赋予共产党人的使命，文中提出的消灭私有制是指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前提下，消灭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前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很多是农业国、半工业国，因而消灭私有制不是生产力自然发展的结果，确实存在一些过激的做法，甚至是侵犯人权、无视人的尊严等违背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做法。

应该说，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建设利用资本、利用资本主义技术和管理方式，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中国的改革开放都是在合理地利用资本主义的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列宁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经验教训后，深刻认识到苏俄不可能直接过渡到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不能用“直接”“强攻”的方式，因而提出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通过中间环节迂回过渡，发展国家资本主义。

在生产力社会化的条件下，以什么经济形式实现马克思主张的社会所有制更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仍然是一个探索的问题。人们可以从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股份制、混合所有制，中国农村今天实行的三权（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中展开思路，得到启示。

二、客观评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必须全面准确地看待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关系

项佐涛：列宁主义是东方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学说，与产生于西欧的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一些差异。因此，列宁主义诞生之后，便有一些人认为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关系？需要研究研究。

黄宗良：我们在看到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存在一些差异的时候，确实不能否认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看法？列宁强调，“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 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做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1]；再如，他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2]从革命的初衷看，列宁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全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解放的观点，以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国家与革命》就是最好的证明，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任何禁止的民主”正是列宁的革命目标。

[1]《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

[2]《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然而，列宁与马克思毕竟是生活中不同的时代，俄国的国情也不同于马克思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的西方国家。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如何在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上赶上西方国家，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如何求得解放？这是他们面临的问题。既然资产阶级力量相对薄弱，无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致力于社会主义的俄国无产阶级该怎么办？列宁主义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

项佐涛：列宁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发展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政党的论述并不多，无产阶级政党被看作是无产阶级经济斗争在政治领域的自然延伸。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更加注重无产阶级的革命首创精神，而共产党人“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从马克思恩格斯所参与的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看，它们的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是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而且民主重于集中。这体现了西欧政治文化的特点。

西欧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是否适合于俄国？首先，俄国的无产阶级并不成熟，需要把无产阶级政党推向前台。列宁曾指出，“我们是工人阶级革命队伍中的一支部队，我们所以走在前面，不是因为我们比其他国家的工人能干，不是因为俄国的无产阶级比别国的工人阶级高明，而仅仅是因为我国曾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1]因此，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并不是无产阶级经济斗争在政治领域的自然延伸，而是要策划和指挥无产阶级的行动，“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最典型的事件就是十月革命胜利后，由于无产阶级不具备管理国家的经验，无产阶级政党采取了“代管”制，即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

[1]列宁：《在莫斯科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的讲话（4月23日）》，《列宁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9页。

其次，松散的、民主的组织原则不适应俄国革命的现实需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另一派——孟什维克曾经主张照搬西欧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强调党要实行“广泛的民主”，实行“联邦制”，党的各个部分不应该服从整体，部分对于整体有自治权。与之不同，列宁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应以富有才干和经验的“职业革命家”为核心。“民主集中制”适应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客观需要，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中迅速发展成为一支集中统一、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无产阶级政党。“民主集中制”也成为世界所有共产党的组织原则。

黄宗良：必须强调，民主集中制理所当然包含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问题，更为困难的问题在于，民主和集中如何统一，有没有一种机制、方法或模型能够保证二者处于一种良性互动之中，其中的度和临界点又该如何把握？

我多年前有一个提法，有限的集权和有序的民主。有限集权指的是肯定党的领导的权威，中央政府的权威，但这权威必须受到限制。用什么来限制就是用民主来限制，用法律来限制，用制度来限制。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有序民主指的是有领导、有组织的民主，可控制的民主，不是大轰大嗡，不是街头政治，不是无政府主义，不是极端的自由主义，是既要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又要避免动荡和混乱，社会稳定和谐的民主。其实，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1]然而，很显然，如何把握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更重要意义上是一个实践问题。

[1]《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8页。

项佐涛：列宁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发展是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即“一国革命论”。

1914年-1916年，列宁研读了大量哲学经济学著作，完成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阐明了自《资本论》发表后50年来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概括和总结了帝国主义的阶段性、发展趋势，做出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的论断，为发动十月革命做好了理论准备。二月革命后，在革命形势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将以何种形式夺取政权成为列宁重点思考的问题，为此他先后写作了《论口号》、《国家与革命》、《四月提纲》等一系列著作。列宁认为，在沙皇专制制度下，人民群众则没有进行和平的、所谓“合法”的斗争的条件，完成民主革命只能是诉诸暴力来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提出必须使俄国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以及俄国革命将拉开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的论断。“一国革命论”为十月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指明了行动的方向，从而开启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黄宗良：评价“一国革命”还需要认识到，革命的爆发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革命政党应当顺应形势，与社会跳动的脉搏息息相通。脱离实际，盲目发动革命是左倾冒险主义；瞻前顾后，跟不上形势，是右倾保守主义。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是顺应了俄国当时社会发展的形势和人民的期望的。俄国革命来得这么快，列宁事先也没有预测到。

项佐涛：列宁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发展是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学说。

夺取政权后怎么办？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可能吗？列宁搞社会主义建设有一个重要的思路：在苏维埃先进制度的基础上赶上欧洲国家，缩短资本主义行程，减少痛苦。列宁指出：“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1]这是列宁在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性论点。这里强调政治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页。

黄宗良：列宁搞社会主义建设并不是关起门来“单干”，而是注重利用资本主义的先进文明成果，把无产阶级不仅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还是看成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后继者。对此，列宁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例如，“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乐于吸收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等等。[1]列宁的上述观点，甚至可以概括为苏维埃政权、制度+西方文明成果=社会主义。你看，列宁的目标是清晰的：建设文明社会。列宁在这一点上同斯大林有很大区别。斯大林在提出资本主义“总危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和“两个平行市场”理论后，强调单一公有、指令性计划、平均分配、内向经济、个人崇拜和阶级斗争等等，而将市场、商品、货币等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加以拒绝。斯大林思路的特征也是明晰的：强调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手段实现社会主义。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过高估计政权、制度、上层建筑、思想文化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会过犹不及，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列宁曾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实现估计得很快，说他们那一代人会看到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如果西方革命起不来，就要用“单干”坚持下去，甚至提出在反对野蛮势力时，不拒绝使用“独裁的方法”[2]。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创造了契卡“用非常手段同一切反革命分子做斗争”。可以说，暴力专政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避免。问题是，什么是野蛮势力？如果你对付的不是野蛮势力，那问题就大了，伤害到了无产阶级、共产党和党的干部、广大民众，加速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大清洗就是鲜活的教训！

列宁的突出特点就是实事求是，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来做出政策调整。他无数次地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准备忍受几千个困难，准备作几千次尝试，而且，我们在作了一千次尝试以后，准备去作一千零一次尝试。”[3]1920年秋后，继续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加重了战后病态综合征，引发了全面危机，严重威胁到俄共（布）的执政地位。于是，列宁坦率地承认“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俄共（布）十大决定实施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就是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纠偏，意味着退却”。列宁的灵活性是斯大林所缺乏的。

[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4页；《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0页；《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2页；《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7页。

[2]《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0页。

[3]《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9页。

项佐涛：我也反复地想：总的说来，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或者说，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落后的东方国家的运用和发展。这不管是从“革命”“专政”的角度来说，还是从无产阶级的根本目标——人类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来说，都可以这么说。

三、客观评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必须充分认识社会主义的曲折性长期性

项佐涛：东欧剧变后，否定马克思主义、否认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历史终结论”一时甚嚣尘上。客观评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必须充分认识社会主义的曲折性和长期性，避免简单化思维，要么盲目乐观，看不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开辟性，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无先例可循，需要经过极其艰难困苦的探索和巨大的牺牲精神；要么盲目悲观，社会主义一旦遭受挫折和反复，就放弃理想信念，认为社会主义失败了。应该说，社会主义事业就是在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破浪前行的，没有对中国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总结，没有对东欧剧变的深刻反思，就没有中国道路的“伟大奇迹”。失败、挫折的教训同样是社会主义的宝贵财富。

黄宗良：如实地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个长期、曲折的发展过程，就可以避免对社会主义运动采取简单否定，就会更加珍重这个历史发展中的一切有价值的制度和思想成果。苏联东欧剧变后，我们认真总结了苏东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剧变的经验教训，但对于苏东社会主义留下的遗产的总结却不够。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虽然失败了，但它不是一无是处，不是历史不可翻开的黑暗一页，而是在苏东大地上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比如，苏东国家的现代化是在社会主义时期起步和基本完成的，社会主义时期建立的医疗保障制度、教育制度在剧变后被大部分保留了下来，等等。比如说，俄罗斯联邦1993年宪法第41条明确规定，政府应向居民免费提供医疗，通过相应的政府预算、保险缴纳和其他来源负担；匈牙利等一些国家实行的免费教育，不仅涵盖小学和中学，而且还涵盖幼儿园。

苏东国家虽然是在苏联模式框架下的有限改革，未能走出苏联模式，但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在艰难曲折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为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许多宝贵的遗产。比如，赫鲁晓夫时期的“解冻”，柯西金的“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新体制”的改革；匈牙利党在60年代“静悄悄的改革”提出和实行的联盟政策和被称为第三种社会主义模式的新经济体制；以铁托为首的南共联盟实行的从工人自治到社会自治制度，尤其是“代表团制度”都是很有实践和理论价值的。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成败论英雄。

中国在改革开放首先借鉴的就是一些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经验。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派出了一些代表团出国考察，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外国企业管理确实有好经验值得借鉴。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确实不适应，非改革不可”[1]。中国的改革怎么改，参照物是什么？当时就是学习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兄弟国家。那时，中国政府代表团频繁出访东欧国家，而且还派出了许多留学生去这些国家学习。只不过东欧的社会主义在80年代中后期也遇到了很大困难，我们才转向学习“亚洲四小龙”和欧美国家的经验。

项佐涛：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东欧国家的改革陷入了空前的困难境地，经济形势恶化，长期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像雪崩似发生了东欧剧变，共产党丧失了执政地位。苏联东欧剧变教训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第一，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是不能靠移植、照搬别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更不能靠武力来维持的。第二，苏联模式那种“左”的机制、政策、做法，只能损伤社会主义的名声，只能削弱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1]《华主席和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听取谷牧同志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汇报时的重要指示（1978年6月30）》，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内部资料，第129页。

黄宗良：社会主义是一项需要不断探索、逐渐积累、逐步实现的伟大工程。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人类文明在不断进步，人们的民主意识、自由意识、平等意识都在不断提高。在西方，社会主义者以驯服资本主义为己任，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普选制度的逐渐确立都不可否认地打上了社会主义的烙印。试想，第一国际时期，社会主义运动奋斗的两项重要内容不就是争取8小时工作制，争取普选权吗？在东方，社会主义者以缩短资本主义的痛苦，加速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实现的进程为己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尽管能够去加速或者减缓社会主义实现的进程，但社会主义不是人为设计出来的，也不是可以人为“取消”的，它的实现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使然、是历史的必然。

项佐涛：苏联东欧剧变了，“回归”欧洲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在这些地区失败了？恐怕这些地区的人自己都不同意。剧变后，在原苏东地区失败的只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教条主义式的社会主义的衰落反而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起，社会民主党已经占据了东欧政坛的半壁江山。社会主义政党（无论是社会民主党还是存留下来的共产党）在转型中作为中下层民众利益的代言人，纠正右翼政党的激进转型政策，成为新制度的重要构建者，并且依据国情、历史传统、自身政治地位等不同，从不同角度解释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增加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内容和活力。如今，东欧地区“如日中天”的民粹主义也包含着许多社会主义因素，是中下层民众对于转型成果分配不均、主流政党贪腐和代表性削弱的激进回应，是东欧民众不满于完全照搬欧洲模式的另类选择。从其诉求和实践看，民粹主义可以看作是位于苏联模式与欧洲模式之间又更靠近欧洲模式的“第三条道路”。

在中国，老百姓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为何这么强烈？为什么老百姓这么憎恶为富不仁、官员特权腐败？这是长期以来的社会主义教育的结果。中国古代虽然有民本、清官文化，但是儒家思想的主旨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让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各尽其职、各安天分”，不要有“僭越”、“非分”之想。尽管常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高唱，但到头来还是想自己成为“王侯将相”，这与社会主义民主意识有着根本的不同。

可以说，无论是在原苏东地区，还是在中国民众反对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反对对社会主义的歪曲，是假社会主义；民众反对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是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

四、客观评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必须正确认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成就

项佐涛：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走出了一条既不同于苏联模式，又不同于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创造了“中国奇迹”。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影响，自然要浓墨重彩地讲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成果。

黄宗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经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首先是确立了科学发展的执政理念。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不少方面是搬用了苏联模式的。毛泽东和邓小平多次肯定这一点。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改变了苏联模式的发展观念和战略：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首先是经济）当成硬道理；冲破了封闭半封闭的状况，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社队办企业，农民进城务工；把改善民生置于重点地位，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等。这个时期首先面临的迫切任务是解决十亿人民的温饱问题，是广大民众都要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的问题，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改变外延式、粗放发展的方式。这时强调的是总量增长，做大蛋糕，注意力不可避免地集中到GDP增长速度上，效率优先，“公平”暂时被放在“兼顾”的地位，让能富的“先富起来”，“共富”还未引起广泛足够的重视。所以到了世纪之交，中国的发展出现了不少新的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如贫富差距过大、地区城乡不平衡突出，资源浪费严重、利用率低，环境破坏、污染严重，官场腐败都使发展难以持续下去。

根据上述情况，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统筹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对内对外政策的协调发展。然而，由于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的认识有一个过程，由于一些规章制度尚不健全、执行不够得力，由于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也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固化及其对改革造成的阻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路并不平坦，效果并未充分显现。到十八大以前，贫富差距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干部腐败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行“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中，继续完善科学发展观念，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建议》中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这不仅在中共党史上，而且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项佐涛：中国在政治意识、政治理念方面变化也是巨大的。中国共产党纠正、修正了世界和中国社会主义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一些错误和片面的认识，强调和坚持了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人民群众答应不答应”成为中国共产党考虑问题、制定政策的标准。

黄宗良：为了更精确地表明中共政治理念的变化，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从“两个凡是”到“两个顺应”，从“两杆子”到“两心”，“两个个人”到“两个主体”。

“两个顺应”，即顺应世界发展的进步潮流，顺应广大民众的要求和意愿。这是四十年来党的文献和领导人讲话中一再强调的执政理念。人们从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毅然决然、一举粉碎“四人帮”与周总理逝世后发生的曾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业”的“四五”事件的关系中，从邓小平等党的领导人决定废止人民公社制度，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安徽小岗村十八户农民冒着极大政治危险开“黑会”决定偷偷搞包产到户以自救的关系中，可以理解这种令人刻骨铭心的历史教训。

“两心”，即争取党心和民心的赞同。“文革”中，林彪曾提出，有了枪杆子和笔杆子，就可以夺得权力，巩固权力。“两杆子”当然十分重要，但是，“两杆子”如果失去党心和民心这“两心”，就是软弱无力的。林彪和“四人帮”集团的垮台，极其深刻地证明了这个道理。

“两个主体”，即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广大共产党员是党组织的主体。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历史文献一再申明的，是从“两个个人”，即改革开放以前苏共等执政党共产党曾经发生的个人专权、个人迷信造成的对党的事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危害中产生的。

项佐涛：在上述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中共已总结了一系列的重要经验，最重要的是正确理解和稳妥地解决三组三者关系的重要经验，就是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有机统一起来；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马、中、西关系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把它作为建设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根基，同时吸取国外积极的文明成果。这是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

黄宗良：这三组三者关系，涵盖着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思想这几个最主要的领域，经得起科学理论的推敲和实践的检验。只要我们党根据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坚持并不断充实、丰富这三项重要经验，就可以避免出现全局性、根本性、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颠覆性”的错误，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有机的统一。这是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苏联东欧的教训得出的结论。从赫鲁晓夫的改革因不适应社会的可承受程度而下台，到勃列日涅夫“纠偏”求稳定、怕变革，不改革，结果造成社会的停滞，再到戈尔巴乔夫一个劲讲改革，不要改良，引起社会全面失控，经济滑坡，改革翻车，苏联解体，再典型不过地证明了发展、改革、稳定三个“度”的有机统一是何等的重要！因此，中共领导人说的发展是硬道理、不改革就死路一条、稳定压倒一切。三者不能顾此失彼，邓小平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胡锦涛又说“稳定是硬任务”，“是领导者第一责任”，都是非常正确、动摇不得的，但不意味着改革成为“软道理”、“软任务”。当前的中国，不加强改革力度和深度，就无法破除和化解影响发展和稳定的“硬障碍”，就无法搞好“第一要务”和“第一责任”。中央十九大提出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是当前体现这三者统一的正确方针。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依法治国是大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三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实践。三者“有机统一”就是，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目标是为了人民解放、真正当家做主，根本任务是发展人民民主，努力改善民生，没有人民民主，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中共执政地位的巩固，都无从谈起。社会主义民主只有在中共领导下才能真正实现，否则中国甚至可能退回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境地，何谈民主、民生！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都必须依宪依法依规进行。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照执行，谁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徇私枉法。”党、民、法三者关系如此确定是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百年事件最重要的政治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份沉甸甸的思想理论成果。

摆正三种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中的位置。文化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最复杂和艰难的任务。尽管中共历来对三种文化的相互关系有过明确的表述，今日的中国仍然是在这个问题上争论最为激烈、分歧最为深刻。马、中、西三种文化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各就其位，要到位，不要错位，也不要越位。我们的文化自信，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自信，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自信。摆脱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执政党就会丧魂落魄，马克思主义没有民族化，就是魂不附体。我们自信能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积极吸取国外的优秀成果，建设灿烂辉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特别应该着重强调的是，中国正在走的这条路是历史形成的，是自从鸦片战争以后170年、中共成立90多年、新中国成立60多年中，从艰难曲折、长期艰辛探索中走出来的。我们今天走的这条路，不是从书本找到的，而是从实践中走出来的；但走这条路似乎也因应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价值观——“中庸之道”。“中”指不偏不倚，不走极端，“庸”指常规。我们走在改革的路上，在某些方面，也是走在由“反常”到“返常”的路上。在那些“反常”的地方，回归常规、常态、常理、常情、常识。但这丝毫不表明我们回到老路。我们改革创新，破除陈规，走前人没走过的路，在排除两个极端中蹚出一条新路来。因此，可以说是新的“常规”、“常态”、“常理”、“常情”、“常识”。这就是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制度的自信。

原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