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要让我们再也认不出你哟”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结束了战地生活，从农村走向城市，文艺队伍也要从文工团走向专业剧团，去占领新中国广大城市剧场这块重要的文艺阵地。我是 13 岁参加革命队伍的，1939 年 14 岁时由西北战地服务团的领导人

选调到团里，主要在合唱队边学习边工作，1944 年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那时除向民间艺人学些民歌、戏曲之外，学院没有开音乐基本课，也没有声乐个别课。《白毛女》从 1945 年演到抗战胜利，解放战争期间，从张家口演到华北冀中平原，全国解放后，从北京演到苏联及东欧，我一直工作很忙，没有脱产学习过。1954 年我国向苏联聘请了一批专家，中央音乐学院请了苏联声乐专家来教学，我是否应该请求进学院学习几年？我思想处于矛盾中。在几年来的“洋嗓子”和“土嗓子”之争中，我当然被划为“土嗓子” 之列的。我的唱法为广大群众所欢迎，我是知道的。刚入城时，我上台独唱， 也不知道是象我这种“土嗓子”唱法，观众感到新鲜呢？还是那时的观众特别热情？记得我唱《王二嫂过年》《南泥湾》等歌曲，唱一句一鼓掌，唱一段的间奏一定会有热烈的掌声。我们国家领导人对民族唱法的重视，我也是深有所感的。50 年代，出席周总理的国宴有一个固定的名单，文艺界的老舍、曹禺、梅兰芳、程砚秋诸位先生都是在名单之列的，我也有幸经常出席总理的国宴。国宴上，总理常邀我即席清唱民歌，那时没有“麦克风”，没有乐队伴奏，没有小舞台，当主客和我碰杯时，总理总是很高兴他说声：“谢谢你！”

1953 年总理在怀仁堂审查赴罗马尼亚参加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联欢节的节目，当时代表团中已有的歌唱家是林俊卿、李志曙、郑兴丽、高芝兰、楼乾贵，还有一个唱民族歌的是黄红，总理发现民族唱法的分量太少了，点名要我参加。

早在 1951 年我和中国歌剧院的儿位演员随苏联第一次访华文化代表团向苏联人民演员哈里玛·纳赛洛娃学习。纳赛洛娃是乌兹别克民族唱法、当时受到中国观众最热烈地欢迎和由衷地喜爱。我和她谈起中国的所谓“土唱法”、“洋唱法”问题，她说在苏联同样存在着这个问题，她偷偷地推心置腹地对我说：“你千万不要去那个什么学院去学那个‘洋嗓子’，千万不要重复我走过的弯路。”“在苏联我有千百万观众，我是斯大林奖金获得者， 后来为了学科学的唱法，我上了音乐学院，等我学成回到乌兹别克，我的观众再也不认我了，我丢掉了‘自己’，心里很痛苦，后来我下决心，关起门来，一面打着鼓，一面流着泪练呀！练呀！终于才把‘自己’找回来。中国人民有好几亿，不用多，你如有十分之一的听众也就够了。”这些话更加重了我是否去音乐学院学习的矛盾心情，但是我考虑再三，感到自己在歌唱方面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困难，过去演《白毛女》是凭着爹妈给的一副好嗓子， 本嗓本色，瞎唱瞎闯闯过来了，随着年龄的增长，高音已显得紧张，我很担心自己的嗓音不能持久，加上有些专家、教授都在断定土嗓子不科学，我也很想去寻找一条能把西洋发声方法和民族唱法相结合的路。

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我请求去天津中央音乐学院苏联专家班上进修声乐，并且被批准了。

临行前，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总理，总理为我去学习的事，郑重地同我谈过一次话，大概的内容是：“你去学习是好事，但学归学，只能学好， 不能学坏。什么叫好？就是你学完之后，不要让我们再也认不出你来了。而只能让我们觉得你比以前唱的更好了，但还是王昆不是别人。什么叫学坏了？ 那就是我们在收音机一听，听不清是谁，以为是另外一个什么人。”总理还举了一两位原来民歌唱得不错，后来学了西洋唱法什么也唱不好的老同志为例子，要我引以为戒。

到了天津中央音乐学院，专家对我既感到是“困难户”，又感到有兴趣， 他认为我已是一个有名的歌剧演员，并且还是一个全国人民代表，已近 30 岁的年龄，又有丈夫、孩子在北京，竟然肯去天津从头上大学，当一名普通的学生，他说我是“英雄”“了不起”；但他在唱法上那可绝不客气，对我是“否定一切”，要我“彻底改造”，他说我好比从“落后的封建社会”一下子改造到“社会主义社会”，要革命，就要“拆除所有的旧基础，因此要经历一段很困难的阶段，要忍受，要去克服它。于是我也只好在课堂上和别的学生一样，整天练咪咪玛玛，学练俄罗斯学派，从拉赫玛尼诺夫的《紫丁香》、格林卡的《云雀》等小歌练起，中国民歌《康定情歌》、《草原牧歌》也要用这种方法来唱，期中考试，年终考试，苏联专家和中国的教授都为我的主课打“5 分”（满分），并且说很多夸奖的话，而我觉得这样唱“很可笑”，他们都说这是“改造过程中的必经之路”，我却不放心。每当学生洗澡日，我偷偷地在澡堂练练《白毛女》唱段，第一年过去了，还行！唱原来的歌还是原来的模样，两年过去了，我能唱威尔第的《奥赛罗》的咏叹调了， 但唱民歌却使不上劲，吐不清字，唱不成调，每到这时，想起总理的嘱咐， 心里非常苦恼。终于我提出了请求，经批准我离开了音乐学院，另找学习门路去了。

从 1954 年到 1963 年之间，是我苦苦地寻找“理想的唱法”的八九年， 这八九年中，遇到需要唱《白毛女》时就用原来的唱法唱，歌舞晚会上就换一组曲目用“改造过的”方法来唱，两种歌唱方法来回“拉锯”。“不上不下”、“里出外进”很是痛苦。

1962 年 12 月 29 日（这时我已调到东方歌舞团），在政协礼堂，举行过一次盛大的独唱音乐会，就是所谓十一大女高音独唱音乐会，参加的有张权、张利娟、孙家馨、刘淑芳、梁美珍、王玉珍、张越男、苏盛兰、徐有光、仲伟、还有我。

那天，我知道总理要来参加，我曾考虑这是我学习后第一次见总理，用什么方法来唱？是用《白毛女》和陕北民歌的唱法？还是用学了欧洲发声法之后的唱法？我想《白毛女》那种唱法五个月前总理刚听过了，新的唱法虽然我还没掌握好，但“丑媳妇终要见公婆”，就让总理听一听我学的新唱法吧！那天我唱了维族歌《解放了的时代》和印度歌《摇篮曲》以及印尼歌《宝贝》。本来我就不相信这样唱法是属于我的，也明知总理不会承认我这种唱法，所以心里紧张得不得了，唱出的声音“忽忽悠悠”、“悬悬乎乎”唱完之后，出了一身大汗，心里难过极了。

音乐会后有一段联欢舞会，通常总理总会邀我跳一场舞的，可是这天的音乐会结束后，总理只跟王玉珍、张权等同志说说笑笑。我鼓起勇气，走到总理面前。总理很严肃地对我说，“你终于学成这个不洋不土的样子了，关于‘洋嗓子’‘土嗓子’问题你们音乐界什么时候才能纠缠得清呢？你的嗓子本来是很高亢、嘹亮的嘛！《宝贝》是刘淑芳的曲目，你唱它做什么？你要走自己的路嘛！”晚会结束后在大厅走廊照像的时候，工作人员还是和往常一样把我安排在总理的右手，我惭愧得几乎流出眼泪来。

这晚，对我震动很大，我不能再有任何犹豫了，也别无选择了，我决心把“自己”我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