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延河畔赠言

1944 年我随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敌后晋察冀边区到了延安，在延安鲁艺学习。鲁艺在桥儿沟，那时我的三叔王鹤寿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组织部在党校三部，三叔住的窑洞就在彭真同志那排窑洞的上面一排。星期六或星期日， 我常去三叔那里过假日。

有一次我在彭真同志的窑洞前的险畔上玩，见到一位中年女同志从彭真同志的窑洞那边过来，她脚步悠闲，象是边走边等什么人，看见我，她停下脚步，用眼睛端详我。在这之前有一次我去杨家岭看望我六叔王眉征（他是洛甫同志的秘书）和姑姑林浦，曾看到他们及其他成年人都称呼她为“邓大姐”，于是我按照我从小就被训练出来的如何对长辈排行的知识，叫了一声： “超姑姑”。她歪了歪头，笑着重复了“超姑姑”三个字，问我是谁？多少岁？在哪里学习？我一一告诉了她，她说：“噢！是的，是的，真是很象你叔叔。”我问她：“你在干什么呀？”（在我们那个年代的 19 岁还是懂事很少的孩子，而我又特别不懂事，竟问了一连串象这样不得体的问题）她说： “我在上党校学习”。我问：“在党校尽学什么呀？”她说，“学路线呀⋯⋯ 什么的。”我说：“路线还不好学？看看地图，再不就找个向导带着走一次就认得路线了呗？”邓颖超同志哈哈大笑，这时周副主席从彭真同志窑洞那个方向走过来，邓向他介绍我说：“恩来！’快来看！王鹤寿这个侄女。19 岁，从前方刚回来，在鲁艺学习，侄女怎么会这么象叔叔呢，真有意思。” 邓又转问我，“你一定是根象你父亲喽！”

周副主席跟我握手，问了我些什么话我已不记得了，只记得他说：“19 岁，正是学习的年龄，要好好学习！”

1945 年，歌剧《白毛女》为党的七次代表大会演出了首场。“七大”是

自 1928 年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以来，第一次集中了全国各抗日根据地， 国统区以及敌占区的代表和各方面的领导人，为迎接抗战即将胜利，全国即将解放的局面的大会，《白毛女》是延安鲁艺专为这次盛会而创作和演出的

（现在叫做献礼节目）。首场演出是 5 月几日在党校礼堂。那天也是我平生第一次演这样一个大歌剧的主角——喜儿，从开幕前直到结束，导演王滨、王大化、舒强及其他同志都在前台或幕缝里观察观众的反映。为了鼓动演员们的情绪，第一幕结束剧场休息时，导演们来后台对大家说，“毛主席来了！ 周副主席来了！还有⋯⋯还有⋯⋯会场座无虚席，连陈赓旅长都是站在门口看的。”“第一幕很成功，所有的人都拿着手绢擦眼泪。”导演们特别嘱咐我几句，叫我别紧张，其实那天我没有功夫紧张，我初学乍练，脑子里想的都是戏里的台词、潜台词、内心动作、外部动作等等导演排练的要求。

那时的延安演完戏不兴演员谢幕，也不兴首长上台和演员一同照像留念的，整个戏演完之后，很多代表都拥在化妆间来看望演员。所谓化妆间，只不过是在礼堂外接出来的一间小房子，来看望我们的人大部分都在门外和窗外。那天，我精神过于集中，六幕演下来很累很累，脑袋疼得快裂了，我本不认得几位首长，加上那时不懂礼貌，没大没小的，我只顾自己卸妆，没有理会都是谁在那里说话，只听得有人问：“这小姑娘是哪里来的？怎么以前没见过？”刘澜涛同志（这是晋察冀边区的一位首长，我认得他）回答：“这可是我们晋察冀的小姑娘啊！”有人说：“她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哟！” 罗瑞卿同志说：“喂！同志！不要对小孩子这样说话，一鸣惊人也不能骄傲哟！”罗瑞卿同志对我说：“王昆！今后可不能骄傲哟！”有人说：“你们的戏让我们从头哭到尾，连行伍出身的叶剑英同志也哭了，真是英雄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哇！”记得人们各自走了之后，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还没有走的意思，他们在那里议论着，邓说：“恩来！你发现了没有，这孩子化起妆来，多么象张瑞芳呀！”周副主席说：“是象！特别是嗓音很象瑞芳。”那时，我不知道张瑞芳是谁，我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没有看过电影，连电灯也没见过，因此，也不知道什么电影明星的人，从那时我才知道大后方有个明星叫张瑞芳。进城之后，也有人说我的嗓音很象瑞芳的妹妹张听。

1945 年日本投降以后，我准备随艾青同志带领的华北文艺工作团到前方去之前，有一次从桥儿沟鲁艺搭周副主席的汽车到中央组织部三叔那里去（那时候见总理或者搭一下他的车是比较平常的事），当时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坐的是一部卡车（大概在延安也是仅有的一部或两部吧），我站在卡车后面的车槽里，那次也是我第一次乘汽车，觉得美的不行。车经过了飞机场， 顺着延河拐了弯，到了党校三部的对面，我该下车过延河去了，车为我停下来，周副主席夫妇二人也下了车，和我在延河边散了一段步。记得那次周副主席和我说了很多话，周副主席很关心演员们的生活，问我：“你一个晚上唱《白毛女》这样大的歌剧，嗓子累不累，有没有保护措施？”我说：“组织上每演一场发给两个生鸡蛋。”周副主席问：“不演时有没有？”我说， “没有”周副主席问，“其它演员有没有？”我说：“林白和我一同演白毛女，她演的时候她就有，我没有；我演时她没有”，其他演员一律没有。” 我记得周副主席好象叹了一口气似的说了一句：“哦！——我们现在还很困难哪！”那次周副主席还问到《白毛女》的创作和排练的情况，叫我转告大家：“这个戏表现了广大劳苦农民的命运和反抗，因此感人至深，希望你们再加工修改使它更加完善。”他还说，“革命形势很快就改变了，你们文艺工作者将到更广阔的天地去，有更重要更繁重的任务在等着你们，你学了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吧？！讲话的核心就是文艺为人民，你是唱歌的喽！你要记住为人民歌唱。”为人民歌唱这几个字，在我以后几十年的歌唱生涯中，不论是在我国农村土台子上，或在前线医院紧凑在伤病员的耳朵边歌唱；也不论是在金碧辉煌的大舞台上，或在某国总统的国宴上歌唱，都是这几个大字在鼓励着我，鞭策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