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心永留人世间张瑞芳

一

1991 年春天，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期间，我青年时代的同窗好友郑教授自台湾来到北京。他探亲访友的日程中，要为我的母亲扫墓也是他多年以来的愿望，我陪他去八宝山烈士陵园。

这是一个春雪后初次放晴的星期日，又正巧是清明节。在去八宝山骨灰堂的路上，人群络绎不绝，更显得在八宝山一角的墓葬区分外幽静。

在松柏笼罩的浓荫下，我们仁立在我母亲的墓前。我注视着石碑上端我母亲穿着黑呢列宁装的遗照，和白玉石碑的中间横着书写的《廉维同志之墓》六个闪着金光的大字，轻轻对郑教授说：“这墓碑是周总理题写的，他没有署名。”

郑教授献上手里的鲜花，神情非常肃穆。他可能想不到，半个多世纪前， 他经常在我们家里见到的慈祥伯母，会安息在革命烈士陵园里，并得到周总理亲笔题写墓碑的殊荣。

我体味着郑教授此时此刻的心情，但我很难用几句话说明涌向我心头的许多往事。站在这墓前，我在思念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两个人⋯⋯

一位就是我的母亲。她年轻丧夫，教育子女成人后，又和子女一齐参加抗日战争。她年过半百却抛开舒适的家，奔向艰苦的晋察冀边区和延安。她曾被敌人打得右目失明也不动摇。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员。1943 年周总理从重庆去延安参加整风运动的时候，曾和我的母亲长谈过。回到重庆之后对我说：“你们的母亲是值得尊敬的英雄。她受的苦，比你们兄妹几人加起来都多。”

另一位影响我一生的，就是全世界善良的人们无不景仰的周总理。他具体关心过千千万万的人，也包括我的母亲。他的伟大人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共产党人博大胸怀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他的作风是每个革命者都应当学习的榜样。

我望着这六个庸洒俊逸的金色的大字，许多往事带着更深的含义，强烈地激动着我。

我的母亲是 1960 年 7 月 22 日因脑溢血逝世的，终年 71 岁。

我当时连夜从上海赶到北京参加葬礼。住在我的妹妹和妹夫张昕、陈荒煤的家。

中央商业部为我母亲安排的后事，落葬于八宝山烈士陵园。我母亲生前的老领导及友好彭真和张洁清同志；姚依林和周彬同志，吴波和邸力同志， 曾双双前来吊唁。我万万没有想到，在葬札后的当晚，中南海来了电话，是周总理打来的。

周总理责怪我：“为什么廉维同志逝世的消息不通知我？我开会的时候遇见依林同志才知道！”

听到周总理的声音我如同见到亲人，我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尽量用平静的语调回答：“您太忙了，怎么能打扰⋯⋯”

周总理紧接着说：“怎么忙我也应当向她老人家告别呀！”

我心头一热，再也忍不住了，我紧捂住电话筒，不让我的抽泣声传过去⋯⋯

周总理沉默地等了一会儿说：“你要多加保重啊！”我“嗯”了一声， 勉强说出：“谢谢您，总理⋯⋯”“那好⋯⋯再见吧！”周总理轻轻放下电话。

周总理言简意深的电话，使我们全家感到无比的安慰和激动。大家议论的结果，主张由我写一封信给周总理，请求周总理为我们的母亲题写墓碑， 永留纪念。

现在，我找出当年留在笔记本上的信稿，将这封带着时代烙印的信，原文抄录如下：

总理：

我明天一清早就要飞回上海了。

我的母亲，在她健康最好的时候突然逝世，使我们感到特别伤心。根据她这一时期的身体情况，我们以为她还可以再活十几年的。

不过她的一生，也可算是没什么遗憾了。她中年之后参加革命，能在老年看到革命的辉煌胜利，共产主义的远景也不算远了。

她对党是无限忠诚的，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直到逝世前，她每天都抓紧时事和政治学习，并不断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当北京城市人民公社将成立时，她因为没有更早的把自己最后的一处小房子交给公家而认真地写了一份思想检查，尽管她的视力已非常不好。这种无时无刻不在要求自己进步和改造的精神，是我们做儿女的永远学习的榜样。

她生前对您和小超大姐非常敬爱，我每次转达您们的问候时，她都感到很大的鼓舞。

我知道，我们及早通知您，您会到她的灵前来告别的，但我们想还是晚一点告诉您的好。希望您能原谅。

现有一事想请求您，我们想请您为她的墓碑题几个字——《廉维同志之墓》，她生前得到您许多关怀和教益，您的题字定会使她得到安慰于地下。如蒙允诺，我们衷心感谢。

请您题字时不要署名。请写好后交给张枬和王拓均可。

此致

敬礼

瑞芳敬上1960·7·26。

又：我正参加《万紫千红总是春》续集的编剧工作。现正修改第三稿，

是四个人集体创作的。领导上还安排我将来做这个戏的副导演。导演仍是沈浮同志。他在文代会开过后就准备开拍这个片子。我们想为全国城市人民公社的成立献礼。

我原来演的王彩凤，在续集里做了里弄委员会主任。戏写到公社挂牌为

止。

瑞芳又及不久，周总理通知我的姐夫王拓（当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到周总

理的住所——西华厅去。在周总理的书桌上，正摊着好几张《廉维同志之墓》的题字。他让工拓帮着挑选，一个字一个字的斟酌。并商议是横用好？还是竖用好？周总理对人对事都是这样认真，体现他一贯对人的关心和尊重，使人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