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想到黄宗英

是奇遇？是缘分？是运气？这辈了总是碰到一些出入意外的事。

在旧社会，我 23 岁时，真的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可到了新社会，我又变成新解放区的青年代表了。1950 年我 25 岁，一天，我接到于伶同志电话， 要我马上去参加世界和平代表大会。我问：“这个会在浦东大楼开？还是在南京路开？我骑车赶来。”

于伶同志答：“在波兰开。途经莫斯科要停留。你去北京报到吧。” “10 月底，北京的天最蓝。”我在夏衍同志送我的紫红布硬皮笔记本上

写着诗，登上开往西伯利亚的列车。代表团有 60 多位团员，一个个名字都够我一愣一愣的。

两场大雪后，代表团回到北京，在北京饭店做总结。一天下午，正开小组会，秘书组一位同志来到我身旁，轻声说：“有一位领导同志要见你。”

“好。是在我屋里还是在⋯⋯” “车来接您了，您穿上大衣吧。”

“那我把人家送我的礼物也带上，好玩极了。”整个代表团除了团长郭沫若同志外，就属我的礼物多，有好些美丽的娃娃。我认为是夏衍同志要见我，退回去 40 年，我也当他阿伯的。

黑色的小汽车载着我驶过长安街、南池子，驶进有战士站岗的大门。红墙透迤有致，丛林炫碧映雪，车在一幢房子前停下，有人给我开了门，我走进屋，屋里一个人也没有。只有童话里或话剧里才有这样的场景，我在空荡荡的大屋子里东张张西望望，没觉得这间客厅有什么特别，沙发套子都洗得泛白了。外间看来是个书房，没得主人同意，不便去浏览。主人是谁呢？我坐在沙发上翻画报，屋里挺暖和，经历了 9 天 9 夜的西伯利亚列车的长途旅行，我还没缓过劲儿来，我睡着了，美美地睡着了，连梦也没有做。

我不知道我怎么醒的。还好，我居然醒了。当我睁开眼睛时。我看到一张熟悉的脸正望着我。我推开不知是谁为我披的大衣，边叫喊边站起来：“咦

——我认得你！我认得你！游行的时候，会场里头都有你的照片。”

他笑着，仿佛是说了一句：“我是周恩来。”也许没说，也许是公务员送茶来，叫他总理。而我则沉浸在醒来竟然看到了游行标语牌的人像，不是梦、也不是在演戏：“真有意思！”

“快喝杯热茶吧。”

我把杯子捂在手里转呀转呀的，“有意思⋯⋯好玩⋯⋯”不管是谁要见我，起码的礼貌我也不该睡着啊，窗外已是暮蔼依依，我好难为情，说来大家不信，当时我既没闹清周恩来是谁；也不清楚总理是管什么的，我只觉得标语牌上的人进入我的现实生活挺神奇。

“昨天我请来了你年代表团里年纪最大的代表张澜先生来聊天，今天请年纪最小的代表——小黄你来聊聊。谈谈你们一路见闻，都看到了什么？随随便便讲讲故事。想说什么说什么。”

“我们这一路可有意思哩！”我无拘无束地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 我说到我们是离开祖国之后在西伯利亚列车上听到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战报；我说到廖承志在车厢里拉起手风琴，一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大家都会哼了；说到蔡廷揩将军在餐车联欢会上做游戏；说到莫斯科的红场、地铁；

说到华沙在一座废墟上，以最快速度建起了和平大会会场；说到参观奥斯库宰维集中营后，巴金半夜里大声惊叫；说到半夜两三点钟，大会会场传来受阻未能与会的黑人歌唱家的录音讲话和绕梁三日的歌声⋯⋯讲故事的一会儿忍住泪花，一会儿卿卿咯咯；听故事的也极专注，一会儿哈哈大笑，一会儿蹙起双眉，一会儿张大眼睛⋯⋯

天暗了下来。公务员进来开灯、摆碗碟，邓大姐来了，留我一起吃晚饭。吃我最喜欢吃的薄饼卷肉丝炒绿豆芽，喝小米粥。我吃得很香。饭桌上，我又讲了些苏联和波兰的好客的主人，怎样盛情地给我们吃“中国饭”——烘面包里夹大米；红菜汤里下饺子，象上炸牛排似地给我们每人端来一大盘酱菜⋯⋯

“总理，邓大姐，我请你们欣赏人家送我的礼物。”吃完晚饭，我打开带来的小箱子把礼物排列展示在长沙发上，自己坐在地毯上讲礼物的来源。而我是听公务员这么称呼，我才学着称呼的。这个夜晚，他们对我只是一对和蔼慈祥好客的夫妇。

“真漂亮。”邓大姐说。 “我的礼物最多，我送你们一人一个，你们自己挑，可不许多拿。”我

真怕周总理拿我的娃娃。还好，他们俩各自拿了一枚波兰共青团的团徽。我不过意，又取了一对用呢料剪制的色彩斑斓的和平鸽别针，站起为他们一一别在胸前。

总理还在端详我的娃娃。我问：“总理，你能说得出哪个娃娃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吗？”

总理兴致勃勃地：“你把底座的字蒙起来，让我猜猜看。”

呀，总理猜对了好几个，他怎么那么大学问！当他面对一个黑人的造型时，他唱起了：“Gonearethedays，whenmyhearlwasYoungandgay⋯⋯小黄你会唱吗？”

“OldBlackJoe。”我和着：“I’mcoming，I’mcoming⋯⋯” 一曲终了，总理半晌不语，秘书送进一叠文件。 “我该走了。”我把礼物收进小箱，从地毯上站了起来。

“谢谢你给我讲了那么多故事。这是我的电话号码。”总理递给我一张小纸片，“以后你到北京来，就马上给我打电话。我还想听你讲故事。”

“暖。”我穿上大衣，答应得挺干脆。 “小黄你学习马列主义吗？”总理象问一个小学生。“组织上规定的学习时间，我就跟着大家一起学。” “你自己呢？”

“自己不学。我啃不动。”我不经意地，也很坦率地：“一碰上理论我脑子里的小门就关上了。”

总理又哈哈大笑，旋又：“还是应该学学。” 我哭啼呜拉地点点头，连“嗳”字也没敢应声。

我离开了透迤的红墙和花园里的点点灯光。以后，别人告诉我，我才知道自己是去了中南海西花厅；也是别人告诉我，我才知道总理是除了国家主席之外，统管着全中国的大事；也才知道周恩来就是影剧界一直常常提到的“胡子伯伯”。噫，我怎么竟然在等着总理接见的时候睡熟了？！

以后，我又多次见到周总理，每一次他都要我讲故事，讲一讲我都看到了什么？去了哪些新地方？结识了哪些新朋友？现在回想也如在童话里，在

梦里。不过，我今生今世也没有用过总理给我的电话号码，虽然此时此刻我多想打个电话给他。

1992 年 2 月 22 日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