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怀的教诲周小燕

1949 年 7 月“首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作为“国统区”的代表来与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会师”。这对于刚从国外归来的我是件多么新奇的事呵。在那次大会上，我看到和听到许许多多来自解放区的戏和歌，使我激动得几乎天天浸在泪水中；更使我激动的是在那次会上我荣幸地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初次会晤，总理就“将”了我一“军”，总理说：“你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会唱《马赛曲》吗？”我在法国学习时主要是唱西方古典歌曲，艺术歌曲、歌剧咏叹调等，《马赛曲》只是自己拿起曲谱唱过，熟悉它的旋律，没有背过歌词。因此，没唱几句歌词就“啦，啦、啦”地啦起来。总理听了笑起来，并象提辞似地轻声和我唱了下去。虽然当时的气氛仍然很轻松，但却由此引起我的思索，联系我在会期间看到的革命文艺，读到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仿佛领悟到周总理是在告诉我，文艺工作者应该唱革命歌曲，以鼓舞人民的斗志。大会结束后，回到上海，我就毫不犹豫地放弃我在法国学的那一套“资产阶级的东西”，大唱革命歌曲，如《西北农民歌唱毛主席》、《青年参军》、《刘胡兰》⋯⋯等等。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歌手”。参加土改时，我学会了一首用上海方言唱的《啥人养活啥人》的歌，后来我到北京时就唱给总理听，总理听了很高兴，以后总点名，要我唱这首歌，我更以为我把自己的“洋嗓子”，逐步化为“土嗓子”是做对了。

1958 年，“大跃进”的年代，我来北京开人代会，又见到了总理。总理一如既往关心地问我：“你们学校最近怎么样？”我兴奋地向总理汇报了上海音乐学院贯彻执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搞“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三化”的情况，我说：“我们唱歌的正在搞“三女” 转化⋯⋯。总理顿时很严肃地问：“什么‘三女’转化？”我说：“三女是

《茶花女》、《七仙女》、《白毛女》，我们这些原来学西洋唱法的《茶花女》要先化为《七仙女》就是要先学戏曲、民歌，然后才能成《白毛女》娼好革命的、民族的人民喜闻乐见的中国歌剧”。我原以为我的汇报是告慰总理上海音乐学院执行毛主席文艺方针的情况，哪知总理一听非常生气，立刻找到文化部负责人，说这个问题必须马上解决。我见总理突然生气，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很紧张。直至又有一次在外来活动之后，我问总理：“总理，您的记忆力真是惊人，您一天见那么多不同的国家首脑，对他们的国情，他们的名字都记得那么清楚”，总理说：“这是我的专业嘛，你们唱《茶花女》的不是要天天练功吗？我也天天练我的基本功的啊。”原来总理仍然要我天天练基本功，并没有要我把《茶花女》完全“化”掉。再回顾我回国以来，无论我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访演唱或是在国内的各种场合演出，总理从来没有审查过我要演唱的曲目。他鼓励我唱《马赛曲》、《啥人养活啥人》、

《洪湖水浪打浪》都不是以“指示性”的口吻，“指示”我应该唱什么，而总是结合实际，因势利导，启迪我，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他既鼓励我唱人民热爱的，能鼓舞人民的歌曲，但也曾这样对我们文艺工作者说过：文艺工作者能拿出有质量的，高水平的艺术到国际上去，要比我政治家去发表一篇演讲更有说服力，作用更大。总理这句话说出周总理是一贯肯定文艺在社会、外交、国际交往等领域中的作

用的，是最准确，最全面贯彻“百花齐放”方针的典范。艺术实践证明事实确是如此。

1984 年，我率领四名青年歌唱演员去欧洲的“音乐之乡”维也纳参加在那里举行的有 40 多个国家，240 多名青年歌手参加的歌剧演唱比赛，结果，我国两名青年歌手双双夺冠。这一成绩引起全欧瞩目，因为这次比赛被国外报刊视为“万才瞩目”可与在美国举行的“奥运会媲美的全球歌唱比赛”，他们是用卫星转播的。最后比赛评委会主任、维也纳的卡博教授对我说：“老实告诉你，在我们接到你们的报名单时，我感到惊奇，你们唱中国歌剧（他指我们的京剧）的怎么能来和我们的歌剧歌唱演员比赛？现在成绩出来了，我仍然感到惊奇，你们经过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培养出艺术上这么惊人的歌唱家？”在这样的国际比赛中获奖，当然全世界对中国人刮目相看，他们自然会把它与社会主义的中国、中国的政策，中国的潜力，中国的各方面联系起来，当时我就感到总理的教诲真是高瞻远瞩。

总理对文艺倾注了许多心血。过去，我们来北京开会，总理经常是在深夜找我们到中南海去座谈，我们知道，这是总理牺牲休息时间，关心文艺工作。他在座谈时，总是循循诱导我们文艺工作者要站在人民一边，深入实际，深入生活，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要以自己的专业，去为人民服务。

总理不仅关心文艺工作者演出什么节目，他更关心文艺工作者政治上的成长。

我记得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我见到总理时对总理说，我对革命没什么贡献，却当上代表来到北京开会。总理说：“革命不在迟早，参加革命就好，要永远站在人民一边”，总理还要我好好向我弟弟学习。

我弟弟周德佑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了党领导的“第七演剧队”，到农村发动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演出，由于疲劳过度，积劳成疾，在一次演出中突然休克病倒，不幸逝世的。

周总理对我弟弟的逝世十分痛惜，他和邓颖超大姐当时亲自到我们家参加了弟弟的追悼会。事隔 12 年之后，我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总理见到我还关心地询问：“你弟弟的墓上树碑了没有？”他还对在身边的人员说，“象他这样一位青年，离开优越的生活环境，参加我们的队伍，很不容易。”总理要我向弟弟学习，这是总理对我政治上的极大关怀。

以后，一有机会，总理总是在政治上热情地关怀着我。

我记得在五、六十年代，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时，有一次我问总理：“学习毛主席著作《矛盾论》时，知道了要抓主要矛盾。但我要演唱、要教学、要出访、要参加外事、社会等许多活动，对我来说，哪个矛盾是主要的呢？”

周总理回答说，一个共产党员文艺工作者，首先要做好一个共产党员。总理这样回答我，我一直琢磨了许多年，“这话怎么理解？”去年，我看了电影《周恩来》，从中找到了答案，总理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辉典范，他就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十年浩劫，我被关过“牛棚”，挨过批斗，但是，我的心里一直感到很踏实，一直感到我的身后，有一无形的精神支柱在支持我，这就是周总理的形象。在“牛棚”里，我一想到总理对我的教诲，我就感到有力量。因此， “四人帮”的一时横行，却动摇不了我以后还是要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祖国赢得荣誉的信心。

我现在已年逾古稀，但一想起总理，他那朗朗笑声，诲人不倦的话语，

似乎又在我耳际回响，催我奋进。有人说我“一干起来就不要命”，是的，这是总理的精神在鼓舞我，我不能有丝毫怠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