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瑰宝——大足石刻

大足石刻是重庆大足县内102处摩崖造像的总称，其规模宏大，刻艺精湛，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在我国古代石窟艺术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大足石刻最初开凿于892年，历经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至1162年完成，历时250多年，余韵延至明清，历经沧桑，是一座历史悠久的石窟艺术宝库。

三教合一与石刻艺术

在我国，儒、道、佛“三教合一”是各种文化在中华民间的融合过程，而它们所反映在从古自至今的文化活动中，就是流传后世的各种具象作品，而重庆的大足石刻则是其最突出的最有代表性的典型例证。

在我国古代传统思想中，儒家思想大部分时间占据着主流。这是由于有汉武帝接受卫绾、田蚡、董仲舒等人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后来作为官方思想的“理学”，都是以批判佛老异端、继承儒家道统为旗帜的。

而且，作为儒家思想文化的代表著作“五经”、“三十经”，也一直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中华文化的基本典籍，因此，儒家思想获得了正统地位，被视作中华文化的代表。

然而，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除儒家思想体系以外的其他许多学派思想体系，如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墨家，以及后来传入我国的佛教等。

儒道两家前后都形成于春秋末期，但在春秋末至战国初，则是儒墨两家的对立最为尖锐的时期，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最大，被称之为当时的两大“显学”。

道家学派发展至战国中期的庄子等人时，开始被广泛传播，从而成为先秦时期与儒墨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派之一。战国中后期，在文化思想方面出现了一个诸子百家竞相争鸣的繁荣局面。

这时，一方面是各学派内部的大分化，如《韩非子·显学篇》中说的：

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

《庄子·天下篇》谈到当时的道家，也有“彭蒙、田骈、慎到”和“关尹、老聃”，“庄周”三家之别。

魏晋时期的玄学，标志着儒道思想在冲突中的进一步渗透和融合。王弼所谓“圣人体无，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故恒致归于无”，已熔儒道有无之说于一炉。

至于郭象，在《庄子注》中高唱“内圣外王”之道，所谓“圣人虽在庙常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则真可谓将儒道两家主要思想，融会到了无法再分你我的极高明之地。

因此，王弼、郭象的玄学体系，在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对以后的宋明理学，有着极深的影响。

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有其根本的区别性，随着佛教传入我国、道教的宗教化以及儒家的神学化，三家的关系在鼎立的基础上开始了相互融合的历史。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之初，由于被认为是道教的一个支派从而被我国人民接受的，然而由于道教与儒家的传统历史，所以佛教与政治的联姻是处于政治之外的。

佛教至东晋南北朝时开始在社会上，特别在思想文化方面，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姚秦的首都长安，以鸠摩罗什为首的译经场，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翻译佛教经典的高潮。其时南北高僧居士辈出，终于使佛教成为足以与儒道两家相鼎立的一种理论势力，且透露出压倒儒道的趋势。

佛教发展的迅速，也促使儒家和道教的关系首先产生了微妙的变化，道教也开始从佛教中吸取诸如仪式的完整等方面的优点，士大夫也把佛教作为退隐的依托，同时佛教也开始运用中国化的语言和借用儒道两家的术语来宣传自己的教义。

经过南北朝皇室的崇佛和灭佛运动，佛教却在我国民众的生活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而隋唐以来佛教不再是上层阶级的精神奢侈品，而成为了广大民众逃避现实的避难所。

五代到宋代这个时期的宗教形式比较复杂，民众对宗教的态度也开始变化。虽然唐代把道教放在国教的地位上，但是它在下层民众中的影响并不如佛教。

五代诸多皇帝如前蜀王建等继续推崇道教，也由于战乱使得许多士大夫隐逸于道教之中，为后来宋代道教的再次繁荣提供了基础。

佛教在唐代是最为繁荣的，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发展，中国式的派系得到繁荣，他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佛教，把我国传统的观念纳入佛教之中，并大量著书立说。

同时，伪经的出现也为佛教的中国化创造了经典依据，虽然五代后周世宗灭佛，但并不影响宋代佛教的繁荣。

宋代的佛教已经不像唐代那样诸家并立，此时禅宗独胜，上层士大夫沉迷于谈禅讲道之中，下层民众却多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宗已经以其独特的优势融入佛教各派之中。

这时的密宗已经呈现民俗化形式，与唐代开元年间的纯密大相径庭，它把显派的教义融入其中，形成了后期密教。

随着君主专制集权的加强，封建统治阶级也加强了思想控制，提出“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从而奠定了三教大融合的格局。其标志有三：一是新儒学即理学的产生；二是佛教禅宗的建立；三是全真道教的出现。

金代王重阳在山东创全真道教，在教义、教制、教规以及内丹修炼方面，都贯彻了三教合一的思想。教义集中体现在“全真”两字，“个人内修的真功”与“济世利人的真行”，兼备而两全。这是一种高级形式的融合，所以“世以为非儒非佛，漫以道教目之”，“若必以为道教，也道教中之改革派耳”。

因此，“三教合一”是佛教日益中国化之必然历史趋势，而反映在民间文化活动中，大足石刻则是其最突出的最有代表性的典型例证。

道教、儒家与世俗之神占造像的近20%，这是其他地区石窟不能相比的。300多尊20多种观音，占佛经所提出的种种观音名讳的60%还多。

大足石刻的造像题材，充分体现了宗教人间化的进程。题材中有：经变、佛、菩萨、明王，天王、护法神、佛教史迹、瑞相图、道教神系诸神、儒家人物、民间传说诸神、历史人物、供养人、神兽、器物、山水等。

其中观音、地藏、西方净土变、牛王菩萨、七佛、千佛等13种题材是大足石刻从唐至明、清长盛不衰的。

92头水牛的造像，更为别处罕见。从这些题材特点可看出宗教神化世界乃是人间世界的幻化，也说明了佛教与当地民俗风情、生产劳动和生活的融合。

大足石刻的这种文化现象作为实物例证，反映出在我国文化史上儒、道、佛三家长期以来既斗争又融合，至宋代时“孔、老、释迦牟尼皆至圣”、“惩恶助善，同归于治，三教皆可通行”的“三教合流”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已经巩固。

[旁注]

五经　指我国儒家的五部经典，即《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温柔宽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词比事，《春秋》教也。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儒教国家化由此谓开端。

姚秦　我国后秦的别称。是十六国时期羌族贵族姚苌建立的政权。原降于前秦的羌族贵族姚苌在渭北叛秦，384年自称“万年秦王”，都北地，即今陕西省耀县东南。386年姚苌称帝于长安，国号秦，史称后秦。

居士　古代称有德才而隐居不仕或未仕的人。因为信佛教者颇多，所以佛教用以称呼在家佛教徒中受过“三归”、“五戒”者。唐宋时期，佛教在我国盛行，道教修行的人也自称居士，对中上层知识分子影响很深，所以许多人便以“居士”为号。

禅宗　佛教分为九乘佛法，然禅宗即是教外别传之第十乘，禅宗又名佛心宗摄持一切乘，也是汉传佛教最主要的象征之一。汉传佛教宗派多来自于印度，但唯独天台宗、华严宗与禅宗，是由我国独立发展出的3个本土佛教宗派。其中又以禅宗最具独特的性格。其核心思想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明王　在佛教中指佛的“忿化身”。俗话说：佛都有火，佛一旦发火就变身。每个佛都有个对应的“忿化身”，如弥勒佛的“忿化身”是大轮明王，大日如来的“忿化身”是中央不动尊明王等。比较有名的有不动明王，降三世明王，大威德明王，金刚夜叉明王等最为人所乐道的是孔雀明王。

地藏　佛教菩萨名。据《地藏菩萨本愿经》说，他是释迦牟尼灭后至弥勒出现之间，自誓现身六道，普救众生的菩萨，因他像大地一样，安忍不动、静之虑深密，含藏无量善根种子，故名地藏。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是我国西汉时期思想家，儒学家，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他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从此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并延续至今。其著作汇集于《春秋繁露》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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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石刻不仅有规模巨大的佛教造像和体系完整的道教造像，还有石窟造像中罕见的纯儒家造像，而且“三教”、“两教”合一的雕刻也很多。

大足石刻在宝顶山、北山等区造像主要为佛教造像，这和佛教，特别是密宗在这一地区的信仰有很大关系。北山造像为唐末开凿，毗沙门天王和千手观音等密教造像一直延续至宋代造像中，可见这一地区的佛教信仰在数百年中都极为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