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封禅后石刻大兴

东汉光武帝刘秀，史称“高祖九世之孙”，但是已经历了数代，由嫡系转而旁系，只能说他是西汉宗室。

王莽曾于公元8年称帝，改国号为“新”，刘氏皇权的统治被中断了。所以刘秀即位，才又续上刘氏皇权的系统，这就是东汉光武帝刘秀即位的一大政治特色。

刘秀是东汉的第一位皇帝，以维护刘氏皇权正统起家，以维持刘氏正统而即帝位，又以维护刘氏正统而终，总其一生，生于末世，以种种权术平乱世，兴一统，以旁系而继嫡系正统，是政治圈中善于纵横捭阖的人物。

公元54年，富平侯张纯联系了一些官员，上书建议光武帝封禅山。张纯作为代表，他向刘秀说：“自古以来，受天地之命而做人间帝王的，治理国家有了成绩，一定要举行封禅大典，向天帝报告自己的成功。”

“我目睹皇帝陛下受天帝之命，中兴汉朝政权，平定海内的叛乱，恢复了西汉朝廷的正统，安抚了天下百姓，天下平安无事，人民都蒙受再生之德，皇上的恩德像天上的行云，给人民的恩惠像雨水滋润大地，老百姓安居乐业，连中国本土以外的民族也仰慕您的恩义。”

但是，张纯万万没有想到，光武帝刘秀拒绝了他和同僚们的建议，刘秀说：“我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我能骗得了谁？当年齐桓公想泰山封禅都遭到管仲的阻拦，现在我却去劳民伤财，的确不能算是好事！”

但是3年之后，刘秀却一反常态，决心到泰山封禅。大约是他想到真的必须安排后事了，才马上想到泰山封禅。并且亲自寻找封禅的理由。

据《后汉书·祭祀》记载：

三十二年正月，上斋，夜读《河图会昌符》，曰“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于承。诚善用之，奸伪不萌”。感此文，乃诏松等复案索《河洛》谶文言九世封禅事者。松等列奏，乃许焉。

“赤刘之九”指刘秀。按汉代传说，刘邦是赤帝子化身。按阴阳五行说，汉为火德，火即赤，赤刘即刘邦。刘秀说是刘邦的九世孙，《河图会昌符》的整体之意是：刘秀应该上泰山封禅，如不利用这个机会，于皇位继承无益，若能认真利用，一切奸谋都可以防止。

公元57年，刘秀的车驾从洛阳出发，到达山东曲阜，汉王朝的宗室和孔子的后裔朝见刘秀并表示祝贺，刘秀也到孔子故居向孔氏后裔赐酒肉。

又从曲阜出发，到达泰山奉高。刘秀来泰山封禅，随从的贵族、官员甚多。大家在山下斋戒的同时，做封禅的准备：增加山上庙观中的道士，准备石刻，安置封禅坛。

关于封禅石料，光武帝女婿黄门郎梁松有一个长长的账单，刘秀以为“用石功难”，梁松不同意，坚持用新开的石料。据马第伯《封禅仪记》说，石料计有：

石二枚，状博平，圆九尺，此坛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时石也。时用五车不能上也，因置山下为屋，号五车石。四维距石长丈二尺，广二尺，厚尺半所，四枚。检石长三尺，广六寸，状如封箧。长检十枚。一纪号石，高丈二尺，广三尺，厚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纪功德。

刘秀登泰山设坛祭天，举行封禅大典，刘秀上泰山之前，先派石工在泰山刻石。这块刻石虽未保存下来，但刻石文却完整地保存在《后汉书》中。

刘秀在泰山下东南方举火焚柴，加牲畜于火上，叫做柴祭。随后登山，刘秀居车，以人挽车而上。诸大臣步从。中午以后，刘秀到达山顶。下午，待诸大臣陆续登上山顶之后，开始举行祭天仪式。此外，刘秀还着力强调自己治国平天下的功绩。

仪式结束时，诸大臣及随从山呼万岁，山鸣谷应，十分壮观。当时，天有微云，从山下看山上，山顶在云雾之中，山顶上的人则不觉身在云中，山上山下的人互相称说，颇有神秘之感。

仪式结束之后，天色将晚。刘秀命令随从百官依次下山。刘秀自己则由数百人簇拥率先乘车而返。因为山道窄小，互相推挤，队伍绵延近20里。

天黑后，人们举着火把在崎岖陡峭的山道上蜿蜒而下。黑夜之中，面临高崖深谷，脚踏石响，不免胆战心惊。有的大臣饥肠辘辘，口中呻吟不绝。

刘秀于深夜回到山下，而大臣则至第二天天亮后才下山完毕。在夜间下山的途中，一些年老体弱的官员走得上气不接下气，无可奈何地瘫倒在岩石下。天亮后，刘秀派太医们一一去问侯。

刘秀下山之后，认为封禅顺利，兴高采烈地对臣僚们说：“昨天上山的时候，我的车子要快行，又怕催逼了前边的人；要停止，又怕踩踏了后边的人。一路上道路险峻，危险异常，真担心上不了山。幸亏我身体好，不觉劳累。只是你们诸位露宿缺饮，辛苦了。不过，我们这次封禅，无一人生病，那也是老天爷的保佑哩！”

刘秀在山下稍事休息之后，到梁父山举行祭地仪式，完成了全部封禅活动。

从文献记载可知，当时已经有“刻辞碑”。光武帝在泰山所立之石为已经定型的刻辞碑。其碑有序无铭，一共刻有687字，其字数明显多于前代任何一处石刻。其立碑地点记载得也很明确，是立于光武帝封禅坛以南约7米处。

据记载，东汉自光武帝以后诸帝，多有刻碑之举。如和帝公元92年，有《袁安碑》，117年有《袁敞碑》，两碑文都是篆书，碑上有穿。128年有《王孝渊碑》，长方形；144年有《景君碑》，碑身为圭形，也有穿。可见当时的刻辞碑已基本定型，但数量不多。

到了东汉后期，特别是桓帝、灵帝时期，宦官、外戚、豪族地主等生前权势显赫，豪华无比，死后厚葬，大修陵墓，豪华的墓碑和画像石等顿时大兴，一时丰碑林立，摩崖千尺。

泰山的《衡方碑》、《张迁碑》分别刻于东汉灵帝时的168年和186年，保存下来的东汉后期画像石60多件。

《张迁碑》碑主张迁，字公方，曾任谷城长，迂荡阴令。故吏韦萌等为追念其功德而立。

《张迁碑》阴刻立碑官吏四十一入衔名及出资钱数，隶书，此碑通篇为方笔，方整劲挺，棱角分明，结构谨严，笔法凝练，初看似乎稚拙，细细品味才见精巧，章法、行气也见灵动之气，沉着有力，古妙异常。

东汉后期诸多碑刻的形制、内容、铭文体例等至此已经基本定型，后世各代的碑刻，多是在此基础上发展演变的。

就碑刻的形制而言，东汉后期的碑刻大都由碑身、碑首、碑座三部分组成。碑身一般为长方形竖石，棱角规整，加工精细，有的还刻有纹饰，其下端皆置榫，以安装在碑座的卯眼中。

东汉碑首多为圆形或圭形，有的为螭首；大都有题额，有的额下有穿；题额有的为篆书，有的为隶书，有的阴刻，也有的为阳刻。

泰山《张迁碑》的题额为篆书阴刻，《衡方碑》的题额则为隶书阳刻。碑座多为方形，其上皆刻有卯眼，以与碑身下部的榫吻合。

就碑文的内容而言，东汉后期的碑刻字数显著增加，大都在500字以上，多者千言以上，如《衡方碑》刻文23行，满行36字，凡刻815字，字径4厘米，隶书。碑文内容以歌功颂德者居多，也有专为纪事者。其书体大都为隶书。篆书多见于碑额，其书法更为成熟。

就碑文的体例而言，东汉后期已经趋于完备。其标题大都以题额代替，标题之下为序文。序文之后为铭文，铭文多为四字一句的韵体文。铭文之后大多刻门生故吏衔名及捐资钱数，此举已成为当时风尚，是东汉后期门阀大族门生故吏遍天下的产物。

这一时期石刻不仅数量剧增，而且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前代已有刻石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形制比较定型的碑刻、摩崖、画像石、造像等一系列新形式的石刻，形成了刻石、碑刻、摩崖、画像石、造像等石刻同时并行的繁盛局面，并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东汉时期的社会生活。

[旁注]

张纯　字伯仁，高祖父安世，宣帝时为大司马卫将军，封富平侯。父亲为成帝侍中。张纯少年袭爵，哀、平年间为侍中，王莽时至列卿。东汉建立，纯以敦谨守约，保全前封。纯在朝历世，明习故事。建武初，旧章多氙，每有疑义，就请教张纯，汉武帝非常器重，以纯兼虎贲中郎将，数被引见，一日或至数次。

曲阜　位于我国山东省西南部，古称鲁县，是周朝时期鲁国国都。“曲阜”之名最早见于《礼记》，曲阜东汉应劭解释道：“鲁城中有阜，委曲长七、八里，故名曲阜”。曲阜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故乡。

《后汉书》　由我国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后汉书》是继《史记》、《汉书》之后又一部私人撰写的重要史籍。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共195年的史事。

穿　即碑穿，我国古代在碑石上开凿一个对穿的圆洞，以备拴骡、马等牲畜之用，这个洞孔即称“碑穿”，多见于周代的早期无字碑。后代石碑也有所见。

圭　我国古代在祭祀、宴飨、丧葬以及征伐等活动中使用的器具，其使用的规格有严格的等级限制，用以表明使用者的地位、身份、权力。依其大小，以别尊卑。

螭　我国古代传说中一种没有角的龙。古建筑或器物、工艺品上常用它的形状作装饰。它是龙九子中的一子，好险，勇猛，檐翘起的部分都有它，称为螭吻。

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字巨君，我国历史上新朝的建立者，王莽为西汉外戚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其人谦恭俭让，礼贤下士，在朝野素有威名。西汉末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王莽则被朝野视为能挽危局的不二人选。公元8年，王莽代汉建新，建元“始建国”，宣布推行新政。

[阅读链接]

对泰山石刻的著录和研究，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西汉司马迁作《史记》时，曾详细著录了《秦泰山刻石》的铭文，为后代对秦刻石的研究提供了可靠依据。

应劭在东汉末年任泰山太守时，将汉武帝在泰山的立石铭文详细著录在《风俗通义》第二卷里，并首次著录了始皇封禅坛石阙，即无字碑的位置。

司马彪续《后汉书》时，把光武帝在泰山的立石铭文详细著录在《祭祀志》里。但真正把石刻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是从宋代开始的，成就突出的有欧阳修的《集古录》和赵明诚的《金石录》等。

此后金石学大兴，著录石刻之书纷至沓来，著名的有明都穆的《金薤琳琅》、宋濂的《贞石志》、赵山函的《石墨镌华》和清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王昶的《金石萃编》、孙星衍的《环宇访碑录》、冯云鹏的《金石索》和方若的《校碑随笔》等。

他们对泰山石刻的著录和研究，均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但因条件所限，均未能将泰山的石刻系统地集成专书，而且所录铭文皆无标点，不便于今人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