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战役边打边谈 解放北平不费一弹

1949 年 1 月 31 日，被毛泽东表扬过的不吃群众一个苹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1 军，

与傅作义的 20 万守城部队顺利交接了防务，于是古都北平终未放一枪而宣告解放。毛泽东对北平这一“世界驰名的文化古都”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非常高兴，他说：“北平和平解放具有世界意义，这不仅减少了敌我伤亡的损失，更重要的是保护了历史文物古迹免遭战争的破坏⋯⋯”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传到正在召开世界和平大会的布拉格，与会代表也长时间热烈欢呼⋯⋯

1948 年 11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在完成辽沈战役之后，未作休整，以快速、隐蔽的方式突然入关，牢牢地盯住了华北的傅作义集团。在毛泽东“隔而不围，围而不打”、“断其退路”的战略决策下，跟进入关的解放军主力迅速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

而傅作义为了解张家口之围，守住平绥线，即心急火燎地派出他的王牌第 35 军去救援，没想到却中了围城打援之计，一下子被围困在新保安。

35 军被围，傅作义急了：这是他在华北战场上苦心经营半辈子的主要嫡系部队啊！这以后，再加上东北野战军对平津分割包围之势的最终形成，傅作义深感时局危难，便希望能与中共取得联系，寻求和谈之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派谁做自己的代表合适呢？他考虑再三，决定让《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去。崔载之是个很开明的人，傅作义选他作《平明日报》社长，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崔载之在北平上层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力。再说，这一次只是探探口气，派军方人士去，万一被军统或中统的特务们发现密告蒋介石， 事情就会变糟。

于是崔载之作为傅作义的代表并携《平明日报》记者李炳泉（实是中共党员）一齐被送出北平城，几经周折，终于与解成军平津前线指挥部取得联系。

12 月 17 日，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指派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苏静同崔载之、李炳泉在蓟县城南八里庄举行了接触性座谈。

崔载之说：“傅作义先生对和谈十分重视，纯属诚心诚意，绝非阴谋诡计。因为他早在一个月之前，就已委托彭泽湘、符定一向中共领导转达过他的意见，并希望毛先生派代表来谈。”苏静听完后回答说：“傅先生想和谈， 想不用战争，不以双方厮杀的形式，解决平津察绥问题，但是，我们尚不清楚，傅先生所说的和平解决，有哪些具体条件，具体内容呢？”

崔载之沉思了片刻接着说：傅先生在出城前曾召见我说，为了多搞到一些大型飞机，希望贵军放弃对南苑机场的控制；哪怕就是火力的控制，请贵军目前也不要实施。为了加强北平城内傅系军队的力量，制约蒋介石的中央军，以便和平解决问题，请贵军放出被贵军包围在新保安的 35 军；如贵军愿

意，可派部分解放军随 35 军一起进城。确定傅先生通电全国，宣布和平解放的时机，建议成立华北联合政府，其所统辖的军队交由联合政府指挥。大体上就是这几个条件吧！苏静一听，对方所提条件和我军的要求相距还远，同时，还感觉到对方并未完全交底。正如中央军委电报中所指出的“很可能是因为我军 14 日突然到了城边，傅作义仓猝布防而不惜说出些好听的话”。看来，这次谈判要呈马拉松之势。

虽然双方谈得并不理想，但融洽的气氛、拉家常式的交谈。使苏静还是牢牢稳住了对方的心绪，双方都没有封闭继续交谈的通道。

19 日上午，苏静陪同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将军与傅方代表崔载之等人坐到了谈判桌旁，开始了第一次正式和谈。

在此之前，苏静已经把他几天来与傅方代表会谈的情况用书面报告的形式向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作了汇报，林、罗、刘三人在经过研究之后，决定以中央军委 12 月 16 日 16 时发来的电报为依据，首先由刘亚楼参谋长与傅方代表正面接触一次。但和谈开始后，仍然是各说各的，相距甚远，因而也就不可能达成协议。然而，对于我军来说，此次会谈的目的已达到，基本上摸清了傅方的意图。而我方提出的条件，崔载之也通过电报向傅作义作了汇报，傅作义回电未作任何实质性答覆。这是因为，当时傅作义的王牌 35 军还在，谈判也就只好中断了。

此时，华北战局却发生了巨大变化。12 月 22 日 18 时，平津前线司令部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完成了对敌人分割包围的基础上，全歼了傅作义的王牌 35 军，军长郭景云绝望自杀。傅作义的看家本钱输了一大半。24 日， 我军又结束了对张家口敌人的围歼，傅作义痛心疾首，懊悔万分，再也打不起精神。

194g 年元旦，中央军委给平津前线司令部发来电报：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歼以后，傅作义及其在北平直系部属之地位已经起了变化，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谈得上我们和傅作义拉拢，并使傅部为我所用，因此我们应认真进行傅作义的工作。电报中再次阐明了我党对傅作义并未放弃宽大政策，井要求地下党派人向傅作义当面讲清。

元旦晚上，共产党员车炳泉受党委托，来到中南海，当面对傅作义传达了实际是由毛泽东草拟的中央军委关于和谈的六点原则意见。傅作义了解后，对中共把他列为战犯的不安情绪也有所好转。但他仍未表示接受解放军的条件，他希望能再谈具体点。为此，傅作义选派出少将政工处长周北峰和张东苏教授前往谈判。周北峰地位不算太高，但他是教授出身，抗战中傅作义与中共的接触多是由他担任，并曾代表傅作义到延安拜见过毛泽东。张东荪是燕京大学的著名教授，又是民盟成员。傅作义不久前刚读过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他希望通过多党派来赢得毛泽东对和谈的重视和礼让。于是张东荪成了傅作义的理想人选。

1949 年 1 月 9 日 9 时，林彪、聂荣臻等入与周北峰、张东荪在八里庄举行第二次会谈。这次谈判，周、张二位代表坦诚陈述了傅作义的情况，对如何改编使傅部所属部队解放军化，地方如何解放区化以及文职机关如何改组和人员的安排等提出了具体设想，并就双方关心的一些问题详细交换了意见。

会谈结束时，双方签署了和谈纪要。人民解放军在附记中强调所谈各项务必在 1 月 14 日午夜前答覆。周、张回城后将纪要呈报傅作义，傅看后感到

难以接受。但是，就在傅作义彷徨动摇之时，1 月 14 日上午 10 时，我军向天津守敌发起了总攻。这天，毛泽东又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和平谈判的 8 项条件，并说：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与此相应，北平地下党崔月犁、民主人士刘后同等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傅的女儿傅冬菊）做傅的工作，直到 14 日下午傅才让周、张电告林彪，要求

再派人谈一次，解放军复电“同意”。于是傅增派邓宝珊作为全权代表与周北峰一同再次出城谈判。

邓宝珊是北平“剿总”副司令，以前曾去过延安，见过毛泽东，他有个女儿还在延安学习过。傅作义知道毛泽东对邓宝珊印象不错。

15 日，双方第三次会谈正式开始，聂荣臻说，我们已经下达了攻打天津的命令，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傅作义此时还寄希望于陈长捷能固守天津，就连邓宝珊也认为人民解放军打天津不容易。因此在谈判过程中，邓比较傲慢。哪知人民解放军自 14 日上午 10 时打响天津战役后，进展神速，到

15 日 15 时，便解放了天津，历时仅 29 个小时（在此之前，陈长捷曾扬言固

守 3 个月没问题）。这时，邓宝珊才认清了大势。接下来的谈判就比较顺利了。

在谈判中，双方代表就北平国民党军队开出城外改编的方案、地点、时间、团以上军官的安置、北平行政、企业、文教、卫生、邮电、银行、仓库、报社、学校等单位的接收办法，进行了诚恳的晤谈。会谈形成了一份《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林彪、罗荣桓、聂荣臻、邓宝珊、周北峰，分别代表各自一方在协议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但是双方都明白，这个协议傅作义不点头，还是一张废纸。

1. 日，毛泽东委托平津前线司令部，向傅作义发出最后通牒，指出：一是放下武器，一是和平改编。否则，“我军将以精确战术攻城、勿谓言之不预。”毛泽东同时向令部队积极进行攻城准备。

2. 日，邓宝珊带着协议回到北平。这时攻克天津后的人民解放军士气更加高涨，对北平的包围圈越缩越小。尽管邓宝珊事先已通过电台将协议条款电告傅作义，傅也原则同意准备签字，可他还在犹豫，还想听听北平各界的意见。

在此之前，北平各大院校在徐悲鸿、田汉、刘仁的组织动员下，坚决抵制蒋介石企图把专家、学者南迁的计划，使当时的北平 12 所大学所有专家学者都留在了新中国。周恩来曾高兴地对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刘仁说，你们把教授们都留下来了，一个也不肯给蒋介石，难怪有人说你叫“留人”啊！

其时，傅作义发出请柬，邀请著名画家徐悲鸿、美学家朱光潜、考古学家马衡、历史学家杨人楩，还有周炳琳、黄觉非、许德珩等 20 多位专家学者于中南海勤政殿，虚心征求他们关于和平的意见。徐悲鸿率先站出来慷慨陈言，他说北平是座闻名于世的文化古城。在世界建筑艺术宝库中也属罕见。因此希望傅作义将军顾全大局，顺应民意，以使北平免于炮火的摧残。杨人楩教授则直言：如果傅将军能让北平免于炮火，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将来在书写历史时，一定要为傅将军大书一笔。另外如著名生物学家胡先骕，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等，也先后发言。大家热诚希望傅作义以北平人民的安全和保护古都文化胜迹为重，尽量争取北平早日和平解放。到会者没有一个赞成抵抗。

这次北平名流的集体进谏，使傅作义受到很大震动，他深切感受到人民渴望和平解决北平的强烈呼声。

1 月 17 日这天，苏静作为我军的第一位入城代表、作为中共的和平使者也随同邓宝珊等人进入北平城内。第二天，傅作义、王克俊及阎又文等在崔载之的陪同下看望了苏静处长。傅作义爽快地说：“依据城外达成的初步协议，再商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和平解决的具体方案，只要有利于和平解决，有

利于北平文化古都免遭破坏，实施方案怎么订都行，你们几位就算是全权代表了！”

于是，苏静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与王克俊等人从 19 日起开始了详细会谈，他们根据在通县五里桥签订的协议，提出一条，研究一条，认真推敲， 各抒己见，光明磊落，畅所欲言，取得一致之后，就记录下来。因此，他们在整个商谈中无什么争论，较为顺利地使原来的协议逐条具体化，达成了一个包括 18 条内容的协议。

很快，双方便拟定出《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

1 月 20 日，苏静与王克俊、崔载之分别代表双方在协议上庄重地签上了名字。

1 月 22 日，北平《平明日报》对外正式公布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实施协议的条文。消息一经见报，北平犹如炸响了春雷，全城沸腾，人心激动。悠悠古都翻开了历史上崭新的一页。

1949 年 3 月 5 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平津战役中我军使用了三种解决方式，即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天津方式是以战斗解决敌人，目的是以打促变，帮助傅作义最后下了“改旗易帜”的决心。北平方式即在此基础上晓以大义，其说服工作既要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打掉傅氏的幻想，又要向他指明出路。1949 年 2 月 22 日，傅作义、邓宝珊去西柏坡见毛泽东。毛泽东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傅作义说：“我有罪！”毛泽东说：“谢谢你，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你的！”这寥寥数语，便将北平方式的智慧、斗争艺术、重大意义以及傅作义的作用，全道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