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苏英首倡联合国 共产党人飞赴旧金山

1945 年 4 月 12 日，重庆珊瑚坝机场。年届 60 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董必武同前来送行的王若飞、钱之光、王炳南、廖梦醒、乔冠华、徐冰、张晓梅、龚澎等一一握手，然后偕秘书陈家康（时任《新华日报》总编辑）、章汉夫（时为周恩来秘书）登上飞机，开始飞越“世界屋脊”的远航。原来，董必武此行是以中国代表团成员的身份，赴美参加《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

当时处于战争环境，由中国到美国的交通极不方便，董必武一行乘坐的中航 39 号飞机不得不飞越喜马拉雅山，经印度，转中东，跨非洲，横渡大西洋，再从巴西转赴美国。董必武在印度转乘飞机时，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记者问，如果盟国友人提出我国能否团结一致问题时，你将如何回答？董必武说，余将告诉盟友，“中国现在正向团结之途努力中，余望其将能达到目的。中国政府现亦向民主之途前进，余希望其努力迈进。旧金山会议为民主之目的而召开。故中国亦须民主。”4 月 21 日董必武一行同代表团成员胡霖同机到达纽约，他们是中国代表团中最后一批到达的成员。

董必武等人在纽约小住数日后，即随中国代表团乘飞机来到旧金山，在机场受到当地华侨团体代表的热烈欢迎。他们乘车从机场开往下榻的旅馆， 沿途看到街道、商店等公共场所彩旗飘扬，一派欢腾景象。被邀请的 50 个国

家政府所派出的正式代表共 282 人，助理代表、顾问、咨议、技术专家及代

表团办事人员等 1444 人，国际秘书室人员 1058 人，电话接线员 38 人、特许

的新闻记者、广播及摄影记者等 2636 人，所用旅馆 30 家和私人总会 3 家。这些人的到来，使旧金山冠盖满途，盛况空前。

此时的中国代表团，在与会的 50 个国家代表团中，是处于会议发起国及“四大国”地位的。那么中国何以跻身“四大国”，同美、苏、英三国并列为发起国呢？客观他讲，这即是美国从战略利益方面考虑而积极撮合的结果，又是中国人民用自己流血牺牲、支撑起对日作战的大半壁格局的结果， 而中国自身的因素应该是第一位的。八年抗战，中国军民伤亡 3500 多万人，

直接经济损失 1000 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则达 5000 亿美元。中国战场作为东方的主战场，抗击和牵制了日本陆军总兵力的 2/3 以上。早在 1942 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曾对儿子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到中东。”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世界局势而言、罗斯福这番话绝不是危言耸听。

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赫尔后来也回忆美国战时的对华政策说：“对中国， 我们有两个目标：首先是有效地联合进行战争；其次是承认和使中国成为一个在战时和战后都与俄国、英国、美国三大西方盟国具有平等地位的大国， 这既是为战后的国际组织作准备，也是为了在东方建立稳定和繁荣。”

1941 年 12 月 22 日至 1942 年 1 月 14 日，罗斯福与丘吉尔举行了代号为“阿卡迪亚”的会议，并与斯大林磋商，起草了一份同法西斯轴心集团相对抗的各国宣言草案。1942 年 1 月 1 日，美国、英国、苏联、中国等 26 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在《宣言》的签署国名次排列上，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罗斯福开始将中国列于美国之后，居第二位，英

国和苏联居第三、第四，其他国家以英文的第一个字母为序。而当宣言发表时，罗斯福却接受丘吉尔的意见，以美、英、苏、中为序，虽然如此，中国毕竟进入了世界四强之列。但是，这段小小的插曲、既表露了美国“使中国成为强大的国家”政策的端倪，也揭示了英、美在远东问题上的龃龉。

根据阿卡迪亚会议的精神，盟国在太平洋战场上划分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泰国、越南及将来盟军可能控制的亚洲大陆为中国战区，由蒋介石任最高统帅。美国推荐史迪威将军为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中国战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总体制计划的一部分。

应该说，丘吉尔对亚洲的了解是很有限的，并且一直对中国怀有深深的偏见，但是，他在 1941 年底访美，在罗斯福的“帮助”下，态度在逐渐开始转变。当时的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曾回忆说：“丘吉尔访美后在下院说，中国差不多是赤手空拳地进行了四年半的抗日战争。”丘吉尔内阁的飞机生产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此刻对中国人的英勇战斗赞不绝口。他说英国人过去认为日本人很坚强勇敢，可是中国人却以极少的武器，或者说根本没有武器， 硬是把日本打得欲进不能。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中国人一定是比日本人更为骁勇善战。此后印缅战役中英军的溃逃和中国远征军的奋进的巨大反差证明，英国人的这种看法是有预见性的。

在罗斯福着手实行他的“使中国成为强大的国家”的政策的同时，美国的一些“中国通”们——驻华的戴维斯、谢伟思之类的外交官，便开始研究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能否担当得起这个“强大的国家”的领导责任。研究的结果使他们发现，罗斯福所依赖的国民政府是一个既不愿积极同日本打仗，又不统一，也不是民主的“极端腐败”的政权，这个政权将来与生机勃勃的中共政权打内战时很可能是一个失败者。毫无疑问，“中国通”们的研究报告肯定在美国的决策者中间产生了影响，美国政府开始了调处国共矛盾的努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一个个特使轮番出现在中国的舞台上。但是，由于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在恶性循环中转圈，这些特使们尽管使出了浑身解数，也不可能有多大作为。最后，美国政府只好下赌注，走上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道路。这自然是后话了。

1943 年 3 月，罗斯福对正在华盛顿访问的英国外相艾登表露了“美国准备尽一切可能加强中国”的意思后，艾登立即表示，英国“不那么喜欢中国在太平洋地区跑上跑下的想法”。后来丘吉尔则更毫不含糊地说：“如果把中国当作名副其实的四强之一，那真是笑话。”并抱怨说，美国是用“收买无资格投票人，使他具有选民资格，来为自己投票出力的办法，瓦解不列颠的海外帝国”。可是，罗斯福仍我行我素，在各种外交场台竭力将中国推上“四大国”地位。

与此同时，当时的中国政府也在为此努力，积极地开展外交活动，并为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和平组织而奋斗。1942 年 1 月和 6 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先后发表演说，呼吁“重建世界和平”。他们指出，日本和德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表明，“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倘使对于集体安全缺少完全有效的组织，则一个侵略国家的行动，便可以使全人类蒙受空前的灾祸”。因此他们认为，“奠定世界未来和平的工作，至少与争取作战胜利同样重要”，这就是要“建立世界和平组织，订定公约，以代替过去之国际公约”。蒋介石也向报界发表谈话，表示相信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联合国家，“必能成就此世界改造的伟业，必能组织有效的国际团体，立即实

现和平与公道”。1941 年底，蒋介石曾向美、英等国提出在华盛顿组织“联系军事、政治之永久机构”。虽然这一机构在战时主要是负责作战指挥，但蒋介石心目中的永久机构显然在战后还要发挥保卫世界和平组织的作用。蒋介石后来也一直主张世界和平组织先由几个主要反法西斯盟国组成，以后条件具备次第扩充包括一切国家。然而这一建议未能得到美、英等国响应。

1942 年 10 月，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访问中国，蒋介石就战后问题与威尔基多次交换意见。一些著名人士还在美国活动，为战后和平奔走呼吁。12 月，在美国纽约召开全球国际团体联合会大会，由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石曾担任大会主席。会议着重讨论战后计划及新的世界和平机构的建立间题。许多外国人士在会上发言。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亦发表了讲话。1943 年初，宋美龄赴美治病，并应邀在美国国会及各地发表演说，一再敦促美国为建立新的世界和平组织而努力，她说：“吾人生于今世，有力吾人自身以及子子孙孙建立一较美满世界之光荣机会”，“诸君当前之急务，乃系协助胜利、并创建与维护一种永久之和平”。中国非常“渴望并准备与诸君及其他民族合作， 共同奠定一种真实与持久之基础，以建设一合理而进步之世界社会”。宋美龄明确地表示赞成组织类似国际联盟的组织及国际警察力量。

同年 4 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与英国外相艾登会晤，双方讨论了战后国际和平组织问题，最终商定，成立世界和平组织，并且在这一组织中“当以四大国为主体，负责指导”。宋子文在美国致电蒋介石，要其进一步推动国际和平组织的建立：“委员长既同意世界性机构之组织，似可竭力推动”，“文（按：指宋子文）将钧座对于战后建议略告，霍（普金斯）极感兴趣，嘱以书面交总统（罗斯福），俾美方即可开始与我合作”。

4 月底，中国教育界著名人士吴景超、陈源、吴贻芳、李卓敏等赴美， 参加在美国举行的战后问题研论会。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就战后和平问题的讨论也掀起热潮，一些著名人士如国民参政员傅斯年等纷纷发表谈话。许多报刊连续刊登消息和文章，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的《新华日报》发表多篇评论，就建立战后世界和平组织阐发自己的见解。各界人士的呼吁和活动，在国际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世界和平组织的酝酿和诞生。

1943 年 10 月，美、苏、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就在这次会议前，美国军政领导开会讨论可能遇到的问题。罗斯福强调指出，签署任何协议，必须包括中国，“哪怕这个时候达不成协议也在所不惜”。在会上，当讨论签署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时，美国国务卿赫尔提出让中国参加签字，苏联却表示反对。当时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不断地向美国国务卿赫尔探询会议情况和英苏的态度，而赫尔主要从美国自身利益出发，因此威胁说，如果不让中国参加，他将不签署任何文件。苏联不愿过分得罪美国，只好让步，但又说没有中国外长在场，无法签字。美国便提议由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签字， 苏联则再作让步，终以四国签署该宣言。10 月 30 日，《宣言》正式发表。依据宣言，中国有权利与责任参与筹划组建战后新的国际组织，包括中国在内的四大国将要在其中处于特殊地位。

蒋介石对筹建新的国际组织很重视，指示驻外使节在许多次国际会议上提出中国自己的主张。开罗会议前，中国代表团准备了一份详细的政治提案， 其中专门有一项“关于设立四国机构或联合国机构问题”的提案，主要内容有：1.在联合国总机构未能设置以前，应由美英苏中四国及早成立四国机构、

以便协商关于四国宣言所规定之事项。2.上述四国机构之经常机关，设于华盛顿，但有时亦可在伦敦、重庆或莫斯科开会。3.四国机构应负筹设联合国总机构之责。4.联合国总机构之组织，中国政府赞同美国政府所拟议由 11 个国家联合组成一种执行机关，由美、英、苏、中四国任主席团之办法。这些意见对筹建联合国是很有价值的。

1943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 日，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在伊朗首都召开德黑兰会议。在罗斯福的一再坚持下，中国进入了所谓”世界警察”集团，与美、苏、英三国并称“四警察”（即四大国）。此后，中国即以“四大国”或“四强”之一的地位与美、英、苏三国一道，为联合国的组建和宪章的制订举行会议。为此，蒋介石指示外交部确定了中国参与会议的基本态度：1.“凡美、英、苏在世界和平机构中所参与之事项，我国应以平等地位同样参与”。2.“总以促成会议有初步成功为主”。在会议过程中，中国代表积极提出建议，并对会议的分歧进行力所能及的调解，为联合国的创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创建联合国的第一个具体步骤，是 1944 年 8 月至 10 月由中美苏英四国举行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这次会议是为落实莫斯科四国宣言，筹建新的国际组织而举行的。为了尊重苏联在中日战争中的中立地位，中苏不能坐在同一会议桌旁。所以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美英苏三国会议（8 月 21

日至 9 月 28 日），第二阶段是中美英三国会议（9 月 29 日至 10 月 7 日）。中国虽未参加第一阶段会议，但向美、英、苏三国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

主张。国民政府干事前向中国代表团“抄寄国际问题讨论会王宠惠及参事室与外交部所拟战后和平机构方案各一件”。后来又根据美、英两国的方案， 王宠惠又对自己所拟方案加以“补充修正”。中国代表团最后综合了一份完整方案，于第一阶段会议开始前就送达美、英、苏三国代表手中。在美国负责指导中国代表团工作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说：“此时我方尚未参加会议，本不必送阅，惟因时间关系，我方如不事先表示意见，则美、英、苏一经决定，我方将无周旋余地，不得不先以密件方式送出，供其参考。”

9 月 29 日上午，第二阶段会议开幕。按照美英两国的意见，这一阶段会议目的就是研究在第一阶段会议上由美英苏三国共同制定的提案，看中国代表团是否同意。中国首席代表顾维钧回忆说：“尽管第一阶段会议一致通过的提案涉及面很广，我们仍然有我们自己的方案，为了便于讨论，我们不仅要从头至尾研究第一阶段会议采纳的提案，还要讨论第一阶段会议没有包括进去的中国提案。”据孔祥熙报告，会议一开始，“我方将美、英、苏商定草案各疑点，逐一提出严重抗议”。10 月 2 日，顾维钧提出 14 点，他认为， 为了使国际组织能够有效地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有许多改进和修订还是应该坚持的”。后来中国代表团又将 14 点归纳为 7 项补充建议，正式提交全体会议讨论：1.解决争端应适用的原则；2.尊重政治独立及领土完整；3.侵略定义；4.国际空军；5.编纂国际法；6.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7.文化合作。在全体会议上，美英两国代表认为中国代表团提的问题很深刻，他们很为欣赏。经过讨论，美英接受了以下三点：1.处理国际争议应注重正义与国际公法原则；2.国际公法之发展与修改，应由大会提倡研究并建议：3.经济社会委员会应促进教育及其他文化合作事业。它们被称为“中国建议”，会后也得到苏联的同意，因此被作为四国一致同意的提案提交制宪会议讨论，最后被吸收到联合国宪章里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四国达成的协议很广泛，但其

主要成果集中体现在四国通过的《关于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议案》上。建议案将准备建立的国际组织定名为联合国，让它负责维护世界和平与

安全。建议案还建议由美苏英中及法国担任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而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由此而获得各主要盟国的明确赞同，这就进一步确立起中国的大国地位。1945 年 2 月，美英苏三国雅尔塔会议上，决定 4

月 25 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制宪会议。在旧金山会议邀请书上，中国列为四大发起国之一，这样，中国明确获得了与英美苏三国同等的地位。

旧金山制宪会议事关世界和平与前途，中国人民为此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到这时，中国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战争已进行了 7 年多，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抗日力量的中流砒柱。而至抗战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武装力量共作战 12.5 万多次，

毙、伤、俘日伪军 118 万多人，力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伟大贡献，也引起了盟国的高度重视。美国特向延安专门派出军事观察组， 以加强同中共的联系。美国驻华使馆的谢伟思也承认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最活跃的力量，抗日是成功的。中共及各民主党派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制宪会议是顺理成章的。但蒋介石政府却想一手包办代表团，排斥中共及民主党派参加，这是中共、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不能接受的。

1. 月 18 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说，中共要求派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周恩来致电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指出：中国目前没有民主的联合政府，现在的国民政府完全是国民党独裁统治，既不能代表解放区九千万人民，也不能代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广大人民的公意。因此出席 1945 年 4

月 25 日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国民党的代表人数只应占代表团人数的三分之一，中共代表和民主同盟的代表应占三分之二。国民党的代表中还应包括国民党民主派的代表，如此方能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意愿，否则绝不能代表中国解决任何问题。要求将意见转达美国总统。20 日， 赫尔利复电表示不同意。

中共要求派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据说蒋介石起初是根本表示反对的， 他认为代表团不应太大，有三五个人就足够了。后来又有消息说蒋介石可能指派中共方面参加旧金山会议。3 月 7 日，毛泽东在致驻重庆的中共中央代表王若飞的电报上批示：“似须电若飞，向王世杰提出我方出席人选，免蒋随意委派。”周恩来即起草致王世杰的信、声明，对于出席 4 月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委员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三人参加代表团，并要求王世杰将此事迅速转达国民政府。3 月 9 日，周恩来给王世杰的信经毛泽东修改后发出。周恩来又将信的内容通知已经返回美国的赫尔利，要他转告罗斯福。罗斯福听取赫尔利的汇报后，于 3 月 15 日致电蒋介石说：”余愿使阁下知悉，如阁下之代表团容纳共产党或其他政治结合或政党在内，余预料不致有何不利情形，实则此种办法有显著之利益，若能容纳此类代表，在会议中必能产生良好印象，而阁下对于统一中国之努力，势将因阁下此种民治主义之表示，而获得实际援助。”罗斯福还告诉蒋介石，美国两大政党之代表，在美国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团中都有其地位。罗斯福的电报对蒋介石最后决定委派中共代表参加代表团，起了重要作用。

1. 月 27 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了中国代表团名单：

首席代表（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代理行政院长） 代表：顾维钧（驻英大使）

王宠惠（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 魏道明（驻美大使）

胡适（前驻美大使）

吴贻芳（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 李璜（青年党）

张君灿（民社党） 董必武（共产党）

胡霖（大公报总经理）

中共中央得知 10 名代表中，只有 1 名中共代表时，很不满意。3 月 27 日，毛泽东致电王若飞，指出：“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名单既己公布，为委屈求全我们同意董老参加，但须告王世杰、邵力子，对只给中共一名代表表示不满。”

1. 月 1 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董必武带随员二人参加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

4 月 6 日，董必武从延安乘飞机抵达重庆。董必武即将出席旧主山会议的消息一经传出，各民主党派和友好人士均深受鼓舞。4 月 6 日当天，中国民主同盟为欢送董必武举行茶话会，出席的有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张申府、陶行知、史良、翦伯赞等。董必武在会上谈了话，他盛赞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今天奋斗的共同目的是“争取中国能实现民主团结，以便达到抗战建国的成功”，他说：“本党中央派本人出席旧主山会议， 是代表解放区一万万同胞，向国际表示吾人的意见，”“全力代表吾人之爱好和平，力求民主团结的委屈求全精神，并为国际和平而奋斗。”

经过简短的准备，董必武偕秘书陈家康、章汉夫于 4 月 12 日，在珊瑚坝

机场乘中航飞机 39 号离渝飞印转美。4 月 21 日，董必武一行抵达纽约，24 日到达旧金山。

旧金山制宪会议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宣布：“中共对于保障战后国际和平安全的机构之建立，完全同意敦已顿橡树园会议所作的建议和克里米亚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决定。中共欢迎旧金山联合国代表大会。中共已经派遣自己的代表加入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借以表达中国人民的意志。”

4 月 25 日下午 4 时半，旧金山制宪会议（联合国家国际组织会议）正式开幕。50 个国家 280 多名代表以及数千名顾问、专家、记者聚集一起，同议战后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维护问题。

中国代表团在这次大会中坚持正义、主持公道，注意反映受国际强权统治之害的国家和有色人种的心声。中国代表坚持把“尊重正义原则”列入首章，使联合国宪章中写进了“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解决国际争端”这一提法。在安全理事会决定强制措施的问题上，中国代表提出了“安理会可决定任何威胁和平、破坏和平或侵略行动是否存在，理事会并得按照当时情势提出建议，决定实施措施，并得要求有关国家遵守临时措施”的建议，这一建议在 6 月 12 日获得通过。在托管领土问题上，中国代表不仅坚持托管制度应以争取独立为目标，而且提出“托管领土的行政权力不应仅仅委诸个别国家政府，联合国本应担负管理工作”的提案，联合国宪章里才有以独立作为托管的最终目的，联合国可以管理托管领土的规定。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作为旧金山会议的发起邀请国之一，成为安全理事会的五十常任理事国之一，取

得了对安全理事会中任何重大决定的否决权；会议还公认了中文为国际会议五大正式语言之一。董必武与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一道出席了大会，除参加大会外，董必武还出席了组织及程序第三小组委员会。

制宪会议召开期间，中国代表团向世界各国人民表现出一个团结统一的阵容。中国代表团在会议开幕后的 5 月 1 日，举行了一次由代表团全体代表

一致出席的记者招待会。招待会到会记者 600 人。整个会场情景动人，气氛轻松自然。而代表团中的中共代表董必武则更引起新闻界的兴趣。一位美国记者好奇而友好地请董老站起来同大家认识。董老当即落落大方，微笑起立。记者们见到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位温文尔雅、令人肃然起敬的长者，顿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一位记者问他：旧金山会议的成功，是否将有助于造成中国内部团结与和谐？董老欣然回答：是，但不是直接的。语言准确、简洁而有分寸。他的答复由译员译成英文后，主持招待会的宋子文高声重复了一遍，听众鼓掌欢迎。国民政府代理首席代表顾维钧在后来撰写的回忆录中特别赞扬了中共代表董必武。他说：董必武是代表团内的年长者，为人和蔼可亲，通晓国际事务，在旧金山会议期间表现良好。

经过两个月的讨论，1945 年 6 月 25 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促进国际合作”为宗旨的《联合国宪章》被与会各国一致通过。

6 月 26 日，联合国制完会议在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大厦的大礼堂进行最

后的，也是此次大会最庄严的议程：“参加会议的 50 个会员国的代表（波兰

政府代表于 10 月 15 日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故后来一般悦 51 国代表签字） 在联合国宪章和另一个包括过渡办法的文件上签字。按照大会商定的程序， 中国代表团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正午时分，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董必武用毛笔代表中共签上了董必武三个刚劲有力的楷体字。10 月 24 日，《联合国宪章》正式生效。中国正式成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仟理事国。

董必武到美国，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以公开的身份在美国活动，他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在旧金山，除了参加会议之外，他还广泛地接触了美国的朋友和我国的侨胞，向他们介绍了解放区军民抗日的辉煌战绩以及进行经济、政治建设的情况，阐述了中共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方针和要求民主，争取建立联合政府的统一战线政策。总之，中共中央派董必武参加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打破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封锁，扩大了中共在国际上的影响。

还须说明的是，在旧金山制宪会议上，除董必武外的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都表现出亲美媚美态度，而这，又是跟蒋介石的亲美立场一致的，或者说是由蒋介石的亲美立场决定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蒋介石多次表示外交上要追随美国。1941 年初， 蒋在接见美国总统特使居里时说：“环顾世界，可以肩负此收拾大战残局之大任者，实惟罗斯福总统一人而已，届时，予愿贡献微能，为其助手。”1942 年 6 月，蒋又致电在美国的宋子文，指示他“应在相当时机可与美表示态度， 委婉地说明中国对国际政策，无论军事政治皆惟美国马首是瞻”。10 月，蒋在接见另一位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时表示，“中国人民视美国为诚意愿使各民族取得平等地位之唯一国家，故愿受美国之领导。”

基于这样的态度和政策，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前，国民政府就定下了中国

参与会商的基调，即视美国态度行事。敦巴顿橡树会议于 1944 年 8 月召开，

在此之前，美、英两国的方案已送交中国，但临到 7 月末，在美国准备参加会议的孔祥熙等人，尚未接到政府的方案。在其一再催促下，7 月 29 日，蒋介百才将中国参加会议的基本态度和立场电告，其第一条写道，“暂不正式提出整个对案，可就美方草案，依据我国立场，建议补充或修改”。第五条又规定：“凡与我方立场或利害无甚关系，而美、英、苏意见不同时，我方宜相当重视美方意见”。国民政府采取这样的立场，其结果在国际上只能为美、英、苏诸国所轻视。

顾维钧回忆旧金山会议时说：”我们在会上的总方针，而且也是我们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同美国代表团紧密合作并支持美国人的立场”。由于这种立场，中国代表在一些问题上往往表现出毫无主见，甚至处境尴尬。例如关于选举旧金山制宪会议主席问题，美方主张会议应设主席一人，由美国代表担任，副主席三人，由中、英、苏三国代表分任。苏联则主张设主席四人， 中、美、英、苏四国代表分任，轮流主持会议。中国赞同哪种意见？魏道明称：“原则上赞成美方的提议，并愿美国担任主席，但若英、美对苏方主张谋取折衷办法，则我方亦表赞同。”左右摇摆，毫无主见。又例如讨论会议应用语言问题，法国代表团提出将法语和英语同时作为应用语言，“美国代表建议仅用英语一种语言”，否则将使会议工作过分复杂化。在会议指导委员会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时，美国副国务卿、会议代表斯退丁纽斯请宋子文发言反对使用法语。据顾维钩说，宋是斯退丁纽斯很要好的朋友，所以任何时候斯退丁纽斯要求宋站出来支持他时，宋总是有求必应。宋按照斯的要求发了言；不料，在宋子文之后发言的许多国家代表却支持法国的要求，法国的提案获得多数支持。宋子文只好站起来说了几句转弯的话，把他提的反对意见收回去。

蒋介石的亲美立场与谋求“四大国”之一地位的举措，说穿了当然是为了加强其及国民党对中国的统治以及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人民的压制或镇压。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蒋介石的上述立场与举措，又是与中国其时国力很是虚弱直接相关的，由此不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这样，又似可以说，由于中国当时尚未摆脱半殖民地的命运，其所谓大国或强国地位是名不副实的。直到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中国人民才真正站起来了！1971 年10 月，第 26 届联大投票表决，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取得了与其实力相称的国际地位。这是真正建筑在人民中国力量基础上的大国地位，是昔日所无法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