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拖中带打 周恩来将计就计

曾多次领教过周恩来谈判智慧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他的《领袖们》一书里写道：“在中国内战期间，周恩来与国民党人和美国调停者之间的谈判，为共产党取得胜利准备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他的拖延战术为红军力量的壮大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装出愿意进行妥协的姿态，使蒋介石的美国担保人处于被动的地位。”尼克松还说：“周的沉着冷静，我认为主要归功于他所受的教育和他的经历，但也反映出他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尼克松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需要校正的是，周恩来从来都是抱着诚意到谈判桌前的。不过，这诚意并非孩童似的天真或富有幻想。周恩来考虑问题总是尽量周全，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都要设想到并准备相应的对策。他利用谈判所施行的拖延战术，即是针对对方的某种战术所作出的对策之一。这种总体上可归纳为“拖延术”的谋略，在具

体施行中又是千差万别的，并且亦往往包含着周恩来愿与对方达成协议的诚意，包含着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和平追求的诚意——当然是在坚持原则基础上的那种诚意。这种诚意便使得周思来和他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显得大义凛然而又光明磊落，从而赢得了全体人民的理解与尊敬，并使国民党蒋介石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

1946 年夏初，国民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国共谈判的中心也自然从重庆移到南京。5 月间，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飞抵南京，下榻于梅园新村。 6 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向以鄂北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军发动大规模

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这样，和平谈判已显然没有什么意义了，但国民党还想利用谈判作为烟幕来掩盖内战的扩大，并想把和谈破裂的责任推卸给中国共产党，因此并不宣布停止谈判。而中国共产党也将计就计，继续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沉着机智地与对手周旋于惊涛骇浪中，借以揭露国民党，教育广大人民。

7 月 2 日，周恩来和董必武一起去会见蒋介石。这是周恩来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第一次会见蒋介石。蒋介石重复提出要中共让出苏北、山东、胶济线。他说：“这个解决了，全国就和平了，一个月以后就可开国大，改组政府。” 他尤其着重于让出苏北，说：“苏北地方并不大，让出来不算什么。你们还有很多地方可以生存。现在大家都看到，你们在苏北，对南京、上海威胁很大。胶济路如不让出，则常遭破坏交通，就无法安定。北宁路无承德掩护， 也不安。”最后他以很友好的样子说：如你们“让出这些地方，全国人民都说你们好，你们不会吃亏的”。

周恩来回答蒋介石道：“今日必须一面求全面停战，一面开政协，谈改组政府。”他对蒋介石所提问题逐条给予答复，并对驻军方案提出具体建议。蒋介石丝毫不予考虑。于是，双方因“无话可谈而散”。同天，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作出判断：“现在形势，边打边谈，打又为主。”

第二天，国民党政府又以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名义宣布：决定在本年 11

月 12 日召开国民大会。这个决定，事前既没有同中共方面商议，也不向第三

方面人士打招呼。周恩来便在 7 日向蒋介石提出书面抗议，并郑重声明：“关于国大诸问题，在未得协议以前，敝方不受贵方任何片面决定之拘束，并仍坚持速开政协综合小组商讨国大及其有关问题之主张。”中国民主同盟也为此事向国民党提出抗议。

1. 月 18 日，周恩来在上海寓所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国内外介绍内战扩大、

时局迅速恶化的真相。

周恩来一开始就明白指出：“现在的情况是由局部的内战向着全面的内战发展和扩大。”他说：最明显的事实是在四个地区进行的大规模战争：鄂豫边境、山东胶济线、苏北和山西。”如照报纸上所说目前的局势是边谈边打，则政府今天是偏重于打。形式似乎在拖，但实际是向全面内战发展。我们认为这是不应该的”。他还谈了救济问题和昆明暗杀问题。对昆明暗杀事件，他愤慨地说：“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和平民主运动中一种反动的逆流，想以这种最卑鄙的手段来吓退民主人士。”“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不亚于内战。”但是，蒋介石却认为内战形势对他有利，根本无意于实现和平，不但不

肯就此罢手，要价反而越来越高了。

1. 月 6

   日，蒋介石通过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转告周恩来，要求中共军队退出以下五个地区：一、苏皖边区；二、胶济线全线；三，承德及其以南地区迄冀东沿海：四、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即除去当时黑龙江和兴安两省，嫩江省中部北部及延吉地区以外之所有各省；五、1946 年 6 月 7 日以后， 中共在山东，山西两省从伪军手中解放的一切地区。

这个要价是如此高昂，就连当时支持蒋介石的马歇尔也沉默不语。后来蒋又在 10 月要求中共交出“国大”代表名单和 18 个师的驻地。这些要求不但没有吓倒中共，反倒把许多中间派推向中共一边，使中共在舆论上、政治上占据了主动和优势。

周恩来于是抓住蒋介石漫天要价、心不诚意不真的事实，在南京和上海频繁举行记者招待会，反复申明蒋介石置中共提出的停战谈判于不顾，提出种种无理要求，逼中共订立“城下之盟”，说明蒋介石对谈判毫无诚意，国共谈判破裂的责任完全不在中共。

11 月 16 日，也就是蒋介石召开“国大”的第二天，周恩来走访马歇尔， 对他说：蒋介石想用武力解决一切，我们不会屈服。中国人民的人心向背是决定一切的。并表示他即将返回延安。

这天下午，周恩来还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告别性的记者招待会。他穿一套黑呢中山装，依旧目光炯炯，彬彬有礼。他向 100 多位记者宣布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主张和平的，但国民党要用武力来消灭我们，和谈之门已为国民党当局一手关闭了。我们将于日内撤离南京。”

一位记者问到延安的军事情况。周恩来便详细地叙述了这方面的形势， 接着指着墙上《国民党进攻解放区形势图》中代表解放区边界的蓝线说：“我们一直是在自己区域实行自卫。但假如政府继续进攻，特别是进攻中共和解放区的中心延安，那就逼得我们从蓝线里打出来，那就是全国变动的局面。”

又一个记者问：“战争的前途如何？”

周恩来回答说，“可以假定两种前途：一、国民党军多占城市就须多付代价。过去已经损失了 35 个旅，占的城是空的。我们的主力未受损失，渐渐地他的损失达至或超过总兵力的 1/2 时，占的城市和交通线就保不住。那时逼得他考虑新问题。二、国民党一面占领许多地方，一面又消灭了我们主力， 那就叫做胜利。但我可以肯定地说：这种胜利他是永远得不到的。”

招待会结束后，记者们纷纷围着周恩来，请他签名题字。他有一题字写道：“为真民主真和平而奋斗到底！”

11 月 19 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邓颖超、李维汉等十余人，结束了在重庆、南京进行的历时一年多的艰难而曲折的谈判，乘美军专机回到延安。

1946 年 6 月，国民党背信弃义，内战已全面爆发，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谈判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谈判代表团仍留在南京，与蒋介石周旋，肩负起揭露蒋介石、教育人民的责任。

对关于中共在这个阶段谈判的谋略，周恩来曾作过这样的概括：“这个阶段是表面谈判，实际大打，也就是拖中大打。一方面是我们坚持政协路线， 另一方面是蒋不断地破坏它。我们把谈判作为教育人民的工作，这个方针， 连马歇尔也对叶剑英参谋长说：周将军最近几个月来，并不是为谈判而谈判， 而是为宣传而谈判。这句话有一半道理，但责任并不在我，因为对方不愿解决问题，我们就告诉人民是他不愿解决，用以教育人民。从七月到我回来以前就是这样一个方针。”

蒋介石在这轮谈判中显然没有捞到任何好处，相反，倒是给了周恩来一次难得的政治宣传攻势的机会。这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11 月 19 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在延安干部会上谈到南京谈判的经验、心得时，他说： “七月以来谈判的本身不会有什么结果，但马歇尔、蒋介石还在欺骗。假如那时我们不谈就会孤立，因为人民不了解，我们只有在‘国大’开了之后才能走，一定要在第三个阶段结束后才能走，这样才能完成教育人民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