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战败投降 戴高乐飞英树旗

1940 年 6 月，纳粹德国 130 个师所掀起的战争热浪横扫法兰西大地。6 月 14 日，巴黎陷落。6 月 16 日，撤退到南方波尔多的雷诺政府倒台。6 月 17 日，刚组阁的贝当元帅发表广播演说，声称“法国应当停止战斗”。

法兰西山河破碎，亡国之祸已经降临。有人颓废，有人绝望，有人投降，更多的人却在焦急地思索、等待和期盼⋯⋯

6 月 18 日晚，突然从隔海相望的伦敦电台传来一位法国人低沉而坚定的声音：“法国并非孤军作战。它有一个庞大的帝国作后盾。它可以与控制着海洋并在继续作战的不列颠帝国结成同盟，也可像英国一样充分利用美国巨大的工业资源。”

他号召：“我，戴高乐将军，我现在在伦敦。我向目前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向

目前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一切军火工厂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号召，请你们和我取得联系”，“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法兰西抵抗的火焰不应该熄灭，也决不会熄灭”。

戴高乐，他在法兰西民族生死存亡，人们茫然无措之际，点燃了希望之火，树立起维护民族独立的鲜艳旗帜——”自由注国运动”。

夏尔·戴高乐（1890—1970）是法国现代史上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之一。他出生在法国里尔一个怀有强烈民族主义思想的资产阶级家庭。1912 年毕业于圣西尔军校，以后一直在法军供职，1932 年，在法国最高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任职的戴高乐完成了一部名叫《剑锋》的书，发起了著名的新战略运动，即以装甲部队的进攻能力和有效力为基础的新战略运动。在这本书里，戴高乐强调在未来战争中应注重部队的机动性，主张建立一支以机动的坦克部队为先导的现代化军队。戴高乐坚信在未来的战争中必然会大量使用坦克以及机械化部队与空军、步军的协同作战，其地位有时甚至是起决定作用的。戴高乐的建议不但未能引起那些热衷于构筑马奇诺防线的将军们的注意，反使他们疏远起他来。

面对着希特勒祸水的蔓延，为了清除军人的惰性和呆滞，只有一个办法了：求助于舆论。戴高乐当时首先想到的是首先求助于政治界人士。为了宣传自己的论点，戴高乐上校在军人纪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顽强地开展他的运动。他广泛地结交朋友，到巴黎各家报馆求见拜访。同时，他还接近持有各种不同观点的议员们，争取左派议员赞同他的理论。他特别看中了一个人， 这就是日后成为重要人物的保尔·雷诺。

1940 年 3 月，雷诺出任法国政府总理。6 月 5 日，他在法军节节败退之时任命戴高乐为国防部副国务秘书。

1940 年 6 月 17 日上午，英国斯皮尔斯将军在波尔多机场登机返回伦敦， 就在飞机刚要起动一刹那，戴高乐偕妻、女突然钻进舱门，飞机腾空而起， 此举把在机场送行的法国各级官员惊呆了。然而，当天晚上，这些被戴高乐惊呆了的官员们便全明白了：贝当已经向希特勒投降了。

丘吉尔首相虽然凭直觉相信了戴高乐将军，但并不太喜欢他。但丘吉尔不得不承认，载着戴高乐的飞机上，同样载着法国的荣誉。后来戴高乐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我决心拯救的是法兰西民族和法兰西国家。我必须重新拉进战争中的不仅仅是法国人，而是法兰西。”当时，戴高乐确信他是超越各派别的法兰西民族的化身，因而更坚定地相信：“担当起法兰西重任的应当是我。”

戴高乐抵达伦敦后即向法国国防部发了一份电报，内容大致说：“我现已在伦敦。昨日曾根据保尔·雷诺先生的指示，与英国国防部就以下问题进行了磋商：（一）一切由美国政府向盟国提供的军备物资均将储存在英国领土，这不影响已经协议的或即将协议的分配方案；（二）目前在法国的德国战俘将在波尔多移交给英国军事当局⋯⋯”“关于英方就法国和北非间人员和物资的运输提供援助问题，我已经向英方要求从 6 月 19 日起在三周内援助五十万吨吨位的轮船。”“我现在处于无权地位。我应否继续磋商？听候径由使馆或合作代表团转达的命令”。

贝当政府既已投降，当然不会再委任戴高乐去办有关抗敌的事情，戴高乐接到的复电是召他回国的“命令”。戴高乐立即给魏刚复信说，只要不投降，那他戴高乐”愿意参加可能组织起来的任何法国抵抗力量，无论在什么地方”。6 月 30 日，贝当政府又发了一道命令，叫戴高乐到图卢兹的圣米歇尔监狱去“自首”，听任”战争委员会”审判。委员会先是判处戴高乐四年徒刑，后来根据伪政权国防部长魏刚的指示又加了刑，改判戴高乐“死刑”。

戴高乐到达伦敦后立即同丘吉尔会晤，戴高乐提出：只要贝当一公开宣布投降，他就通过英国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宣告：自由的法兰西将继续战斗。这样，6 月 18 日下午 6 时戴高乐便得以坐在英国广播电台的播音室里，向全世界，也向沦亡的法国，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6·18”演说。这样，自由法国运动就宣告诞生了。

戴高乐组织自由法国运动的目的，是使法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回到反法西斯战争的行列，从而保证它的权利和利益受到尊重。他不仅着眼于抗敌救国的当务之急，而且也考虑到战后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可是，通向自由法国的道路并不平坦。戴高于当时几乎是“光杆司令”，追随他的只有几位副官。尽管他的演讲充满了激情，但在最初的一星期内，只有几百人汇集到自由法国运动的大旗之下。他没有资金，在国外也没有声望，连英、美等盟国也怀疑他是否具有代表性？再加上又传来消息说，法国卖国政府缺席判处戴高乐死刑，更使戴高乐处境困难。可是这一切都不能动摇戴高乐为捍卫民族独立与尊严而斗争的决心。戴高乐回忆当时说：“我对法国的感情使我把法国想得像童话中的公主或壁画上的圣母一样⋯⋯，但理智又使我确信，除非站在最前列，否则法国不成其为法国。唯有丰功伟绩才能弥补法国人民天性中的涣散。”他相信性格刚强的人总是依靠自己去克服困难。

戴高乐的事业，在开始时得到的最重要的支持来自英国。美国政府虽然答应给欧洲的反抗希特勒的斗争以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援助，但是在法国局势最令人担心的日子里，美国使节仍留在法国本土，苏联和加拿大等国也有大使在那里，而英国政府 6 月 23 日就发表了公告，不再承认贝当“政府”是法国的政府；6 月 28 日，英国政府正式宣告：英国认为戴高乐将军是世界各地的自由法国人的领袖，这就为前来投奔戴高乐的人员提供了方便。

6 月 30 日，法国海军中将爱米尔·米塞利埃来到伦敦，表示支持戴高乐。同时在利物浦附近驻扎的法国阿尔卑斯山轻步兵师内服役的军官，如柯尼希上尉和安德烈·德瓦弗兰上尉以及梯也里·达尔让利厄海军上将也投奔了戴高乐。

自由法国运动从宫诞生的那天起，就得到法国各阶层人民的广泛支持。国内的许多爱国志士突破德军和法奸的封锁，或用小艇冒险横渡风骤浪急的英吉利海峡，或含辛茹苦地攀越比利牛斯山，取道西班牙到伦敦，投奔自由法国。海外的法国侨民绝大多数拥护戴高乐，在世界各地组织了 40 多个自由法国委员会，为它捐款募兵。募兵工作虽然不如想像的那样一帆风顺，但到 7 月 14 日法国国庆日那天，第一支“自由法国”的队伍组织起来了。这一天， 戴高乐在白厅广场检阅了他的战士。检阅完毕，他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盟军司令、法国的福煦元帅雕像献了红、白、蓝三色花束。同时，确定“洛林十字” 为自由法国武装的标记。一个星期以后，第一批戴高乐的空军部队对鲁尔区进行了轰炸。到 7 月底，戴高乐已经动员有 7000 之众。

8 月 7 日，戴高乐与丘吉尔达成协议，指出戴高乐是自由法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但是，协议中的一些条文又使戴高乐对英国存有戒心，他感到不能完全依靠英国，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拯救法兰西祖国。他于是想到了去非洲的法国殖民地去寻找那广阔、坚实的基地。

1. 月 24 日，戴高乐到达布拉柴维尔。这时，“自由法国防务委员会” 的人选已经就绪了。10 月 27 日，戴高乐发表了有名的《布拉柴维尔宣言》。宣言指出，设在维希的贝当政府已经沦力敌人的御用工具——

“因此，必须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来承当领导法国投入战争的重担。形势把这一神圣职责交给了我，因此我将义不容辞。”

“为了完成我的使命，就在今天，我组成了一个帝国的防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正在法国各地行使职权的人、或者集中了本民族的最高智慧和道德价值的人所组成，它将和我一起代表为生存而战斗的国家和帝国。”

宣言最后说：

“我们将为了法国去完成这项伟大的任务，竭减为它服务，确信取得胜利。”

1. 月 17 日，戴高乐在访问了西非诸国后返回伦敦。他不虚此行，成绩卓著：几个月前还只是处于胚胎状态的自由法国，已经建立起行使政府职能的、初具规模的权力机构——防务委员会；争取到众多有影响的重要将领和文职官员，如乔治·卡特鲁将军、爱米尔·米塞利埃海军中将、爱德加德·拉米纳将军、费利克斯·埃布厄总督、亨利·索托总督、总军医阿道夫·西塞将军、勒内·卡桑教授、梯也里·达尔让利厄海军上将、勒克莱尔少校等。虽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控制北非，也使自由法国有了一个包括整个赤道非洲和喀麦隆在内的辽阔的作战基地。与此同时，还建立起自由法国的权力机构

——防务委员会；建立了自由法国自己的武装力量——包括海、陆、空三军和装甲部队。

这时，戴高乐信心十足，他回忆：“现实虽然是残酷的，但我仍然可以掌握它；因为用夏托布里昂的后来说，我可以‘用梦想来引导法国人奔向目标’。”

1941 年 9 月 21 日，戴高乐颁布法令，正式建立自由法国的政府机构—

—法兰西民族委员会：

经济、财政和殖民地委员：勒内·普利文外交事务委员：莫里斯·德让

陆军委员：勒让蒂约姆将军海军和商船委员：爱十尔·米塞利埃中将司法和教育委员：勒内·卡桑教授内政、劳工和新闻委员：安德烈·迫特尔姆和安德列·菲利浦空军委员：马尔希阿尔·瓦兰将军不管委员：乔治·卡特鲁将军和梯也里·达尔让利厄海军上将戴高乐认为：“没有宝剑就没有法国。建立一支战斗部队比什么都重要。”他把主要的精力首先放在建军方面。到 1942

年 6 月，他的“自由法国”已拥兵 7 万。在 1942 年 5、6 月间的比尔哈海姆之战中，这把“宝剑”崭露出犀利的锋芒。当时，隆美尔的德国非洲军团正向利比亚的战略要地托卜鲁克进攻。自由法国第一旅奉命在比尔哈海姆阻击敌人。该地是一处于缓的沙丘地带，防御工事寥寥无几，法军只有少量的火炮和反坦克武器。

5 月 27 日，法西斯两个机械化师向这里发动了进攻，法军在柯尼希将军的指挥下，击退了数倍干己的敌人多次冲击。隆美尔遂派三个装甲团增援， 并加派飞机轰炸。在半个月里，法军的阵地一直巍然不动。敌人尸横遍野， 却未能前进一步。这是贝当政府投降后法国军队与德军的第一次大规模交战，自由法国军队的胜利举世瞩目，极大地提高了它的威信，鼓舞了法国人民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斗志。

1942 年春，经过自由法国情报总局杰出的抵抗战士让·穆兰的艰苦努力，法国各地的抵抗组织都承认了戴高乐的权威，1942 年 7 月，为了表明法国国内外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戴高乐把“自由法国”改名为“战斗法国”。

必须指出的是，当时英、美等国尽管支持戴高乐的自由法国——战斗法国运动，却并没有将他和它放在眼里。1941 年 7 月，自由法国在英军的配合下，把法国的委任统治地叙利亚和黎巴嫩从维希政权手中夺了过来。可从此英、法之间也就在叙、黎问题上争执起来。戴高乐认为，英国急功近利，侵犯了法国在该地区的权益；而英国则指责戴高乐只替法国打算，完全无视英国在中东的军事安全。在一次会谈中，丘吉尔向戴高乐咆哮：“你说你就是法国！你不是法国！我不承认你是法国！”戴高乐也不甘示弱，他义正辞严地说：“我以法国的名义行动。我站在英国一边，但并非为英国的利益战斗。我以法国的名义讲话，我对法国负责。法国人民相信我是法国的代言人，只要他们对此确信无疑，他们将始终支持我。”

只是到了自由法国的力量不断壮大，特别是戴高乐已成为法国国内外反法西斯力量公认的领袖以后，英国才逐渐改变态度，当然美国也自然不敢轻视他了。

1944 年 8 月，戴高乐领导的国内抵抗力量——“内地军”和以法国共产党为首的巴黎解放委员会在巴黎举行大起义。8 月 24 日，雅克·莱克勒克将军的战斗法国第二装甲师在随同盟军实行诺曼底登陆后一路东进，开进巴黎。

1. 月 26 日，戴高乐亲自领导了从凯旋门到巴黎圣母院的胜利大进军。一身戎装的戴高干将军挂满勋章，在军队将领们和抵抗运动领袖们的簇拥下，坚定而豪迈地沿着香榭丽舍大街前行，掀起了一股震撼已黎的感情狂潮⋯⋯戴高乐在法国沦陷以后，没有畏惧，没有懊丧，没有沉沦，也没有顾及

自己茕茕孑立，寄人篱下，且地位卑下（仅系一名任职刚好 13 天的国防部副部长、军衔准将），毅然担负起拯救祖国的历史责任，树立起法国反抗德国法西斯的战斗旗帜。这之后，他又不顾大国领袖们的冷眼相看，不顾自己已被维希政府判处了死刑的危险，而八方奔走，鼓动宣传，联合一切可能团结

的人齐聚于自由法国——战斗法国的旗帜之下。他的强烈的忧国优民之心与锲而不舍的顽强精神，感动了大国领袖们。他是只身一人离开法国的，归来时却带回干军万马。他的努力和自由法国——战斗法国在二战中所显示的力量，使得法国这个二战中的被占领国在战后取得了同美、英、苏、中平起平坐的五大国之一的地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这奇迹的创造，则根源于法兰西民族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爱国主义传统意识。而唤醒这个传统意识的，其首功毋庸说当推戴高乐。他用自己满腔的爱国主义赤忱，点燃了广大不甘做亡国奴的法国人的反抗的人炬。诚如他在《战争回忆录》第一卷的最后一段里所写到的——

“不必再多怀疑了！注视着祖国陷入的深渊，我，我这个法兰西的儿子， 在召唤她，为她高举起火炬，指给她得救的道路。许多人已经和我联合起来， 我相信还会有人要和我联合在一起。我现在能听到法兰西在回答我。她从深渊中再次升起，她在前进，在爬上陡坡。啊！母亲，像我们这样的人，在这里等候着为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