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元明清时期的敦煌

五代至宋初，居于河陇地区的党项族崛起，并不断向敦煌所在的河西地区渗透。党项族主要以畜牧业为生，隋唐以来游牧于陕、甘、宁、青一带。

在此前的唐代末年，党项族首领拓跋思恭被封为定难节度使，赐姓李氏，子孙世袭，拥有今陕北与内蒙古交界的银州、夏州、绥州、宥州4州之地。他们子孙相承，五代时与中原王朝保持朝贡关系。

宋太宗时的982年，继任的定难节度使的族弟李继迁与契丹执政者勾结起来，开始不服从宋王朝的管理。1002年，李继迁率军攻陷灵州，1028年又攻陷凉州，势力日盛。

1032年，李元昊继任定难节度使，积极谋划夺取河西。1036年，李元昊亲自领兵西征，一举攻陷肃、瓜、沙三州，称霸河西，于1038年建立了西夏王朝。于是，在当时形成了宋、辽、西夏三足鼎立的局面。

西夏占据河西后，结束了这里政权林立、战乱不断的局面，客观上为河西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并且河西还成为西夏与各政权交战中供给前方、镇抚内部的大后方，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西夏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敦煌、河西经济。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促进了河西、敦煌的经济发展，其农业、畜牧业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在西夏管理敦煌的100多年间，由于重视经济发展，使敦煌保持着汉代以来“民物富庶，与中原不殊”的水平。

同时，西夏执政者崇信佛教，也不排斥汉文化，在文化艺术方面也有大的发展。在西夏执政者的提倡下，佛家广建寺院，大开洞窟，贮存经藏，延请各族僧人演绎经文。作为佛教圣地的敦煌莫高窟、榆林窟等进入了又一次兴建的小高潮。

1206年，元太祖铁木真统一漠北各部族，成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1227年，蒙古大军攻克沙州等地，河西地区归元王朝所有。此后，敦煌为沙州路，隶属甘肃行中书省，后为沙州总管府。

对于新兴的元王朝来说，河西走廊既是其在军事上控扼西北诸蒙古宗王的前沿阵地，又是在政治上、经济上与中亚诸蒙古汗国加强联系的交通要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因而，元代对河西地区的开发经营也颇为重视。

元政府通过移民、安辑流亡人员等措施，使敦煌、河西的劳动力资源不断增加。这就解决了劳动力的问题。在此期间，还在河西地区普遍设立了河渠司，专管渠道的开凿、疏浚和行水、配水等事宜，随着渠道的修复和兴建，瓜州、沙州等州境内的水田发展了起来。

经过对敦煌、河西地区的一系列兴农措施，农业开发取得了较显著的疗效，生产的粮食自供有余。

这一时期，敦煌的佛教仍然盛行，莫高窟和榆林窟也再一次得到兴建。元代洞窟中最具特色和引人入目的是西藏式密教艺术，其密宗壁画既有西夏传下来的汉密系统，又有风格迥异的金刚藏密画派作品。

到了明代洪武年间的1372年，征西将军冯胜攻取兰州、永昌、瓜州即沙洲等地，敦煌、河西遂为明朝所有。

在明代的两百多年中，祖居敦煌的汉族人口纷纷内迁，占据此地的主要是以游牧业为主的少数民族。

清代雍正年间，敦煌重新得到开发，至1729年，已开发良田12万多亩，敦煌又恢复了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与之同时，敦煌的汉文化、学校教育等亦得到了逐步恢复。清乾隆时的1760年，改沙洲卫为敦煌县。

敦煌曾经在元代以后孤悬关外，莫高窟没有得到营建，长期陷入无人管理的境地，佛窟、佛像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清代虽然一度补修过部分洞窟，但由于技艺不够，因此没有在原有的艺术成果上增添新的光彩。

【旁注】

党项族　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属西羌族的一支，故有“党项族”、“党项羌”的称谓。汉代时，羌族大量内迁至河陇及关中一带。此时的党项族过着原始游牧部落生活，他们以部落为划分单位，以姓氏作为部落名称，逐渐形成了著名的党项八部，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盛。

铁木真（1162年～1227年）即闻名于世的“成吉思汗”，蒙古帝国奠基者。最大功绩就是统一蒙古，为蒙古民族的生存与进一步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206年春天建国称帝，此后多次发动对外征服战争，征服地域西达中亚、东欧的黑海海滨。元代追尊庙号为太祖。

洪武　明代第一个年号，时间起止为1368年到1398年，当时在位皇帝为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间实行了较开明的经济政策，鼓励生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低层民众的地位，人口迅速增加，经济快速发展，史称“洪武之治”。

乾隆（1711年～1799年）一般指爱新觉罗·弘历，清代第六位皇帝，年号乾隆，寓意“天道昌隆”。在位期间，巩固多民族国家的发展，6次下江南，文治武功兼修，当时文化、经济、手工业比较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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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河西在西夏管理时期得到了发展，但发展程度又是较为有限的，虽然西夏执政者把河西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上来加以经营，但这种经营的政治、军事控制色彩比较浓厚，而在经济方面的经营则比较贫乏。

因此，西夏时期，敦煌、河西的农牧业开发和经济发展与汉唐盛世时的河西以及两宋时期的内地相比差了一筹。而且，由于历史及其他方面的原因，河西地区与中原内地的差距渐次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