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的独特内容与价值

敦煌遗书中保存有相当一部分语言学方面的资料，不仅有关于汉语音韵、训诂、文字的写卷，也有大量可供研究中古以及后来汉语的语料，还有不少少数民族语言文献。

韵书是把汉字按照字音分韵编排的一种书。这种书主要是为分辨、规定文字的正确读音而作，属于音韵学材料的范围。同时它有字义的解释和字体的记载，也能起辞书、字典的作用。

敦煌韵书是指敦煌文书中按照字音分韵编排汉字的写卷，共有20多种，多为唐五代《切韵》系统的写本，少数为刻本。韵书中有隋朝音韵学家陆法言撰写的《切韵》传写本6种。该书所存主要是平声、上声韵、分为193韵，收字较少，训释简约，常用字大多不释。

另有一种韵书以《切韵》为底本，在收字和训释方面有所增加，原注之外多半还加上按语，除平、上声外还有入声。又有一种增训加字本《切韵》其分韵和韵次虽然与《切韵》相同，但在收字和训释方面增加内容较多，取材较广。

除《切韵》外，敦煌韵书还有《刊谬补缺切韵》、《唐韵》及五代刻本《切韵》。这些韵书，对于研究切韵的原貌和中古音系非常有帮助。

字书是以解释汉字形体为主，兼及音义的书。敦煌遗书中的字书抄本约有百余件，种类多样，既有童蒙诵习的识字书，又有解释音义的字典；既有要用杂字的字书，又有刊正字体的字样书，还有解说俗语的字书。

敦煌字书中包含有《字宝》、《俗物要名林》、《杂集时用要字》、《一切经音义》、《正名要录》等字书。

《字宝》又称《碎金》，为唐五代民间流行的通俗字书，以平、上、去、入四声编排入字，每声收字词百余条，所录多为民间口语、俗语，以及僻字、俗字词汇，其下注以反切或直音，而少有义释。

《俗物要名林》是敦煌遗书中收录民间口语词汇最多的专著，它是依据事物名称分类编纂的一种通俗字书。“俗物”是指世俗间的诸种事物，“要名”指重要常用事物的名称与文字。这本字书对研究唐五代社会生活、习俗和考察当时西北地区放音十分有用。

《杂集时用要字》收录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词语，分为衣服部、音乐部、农器部、车部、饮食部、舍屋部等。

《一切经音义》是唐初的一部字书，是释玄应撰，为佛经音义书，分经解释词语音义，详注反切。

《正名要录》是初唐时期的一种字样书，专门用以辨别形体相近字、别体俗书字，指明正字。

敦煌遗书中还有不少少数民族语言文献，包括吐蕃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突厥文、梵文、叙利亚文、希腊文等民族语言文字。其中以吐蕃文文献最多。

敦煌遗书中的吐蕃文大多写于吐蕃统治时期，也就是786年到848年，此外，也有一些或此前或此后的文卷。

其内容除大量与佛教有关的经典、疏释、愿文祷词外，还有相当多的世俗文献，涉及吐蕃历史上一系列重大问题。

同时，敦煌还有一部分用吐蕃文拼写的汉文文献，以及《汉蕃对译字书》、《汉蕃对译佛学字书》等，真实地反映了汉藏语的历史语音情况。

回鹘文是9世纪回鹘民族西迁后至14世纪左右使用的主要文字。敦煌回鹘文内容包括各种经文、笔记、文学作品以及从甘州回鹘带到敦煌的公私文件、信件等，具有重要史料和学术价值。

于阗语是新疆和田地区古代民族使用的语言，敦煌的于阗语文献内容主要有佛经经典、文学作品、医药文书、双语词表等，这些文献对于了解于阗历史、语言文化以及于阗与敦煌的交往和民族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帮助。

粟特语为古代中亚粟特地区民族使用的语言。敦煌粟特语文献大多为粟特人来到敦煌后留下的文字材料，内容有佛经、信札、账单、诗歌、占卜书以及医药书等。

【旁注】

训诂　也叫“训故”、“诂训”、“故训”、“古训”。一般认为，一般认为，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词义叫“训”，用当代的话解释古代的语言叫“诂”。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尔雅》前三篇叫《释诂》《释言》《释训》，“训诂”一词就是从这里来的。

刻本　也就是版本类型，亦称刊本、椠本、镌本，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我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经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盛。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

杂字　我国古代启蒙识字读本。汇辑各类常用字，编成韵语，以便初学者记诵。杂字起源很早，至宋代已广泛流行。当时，杂字与《百家姓》并提为“村书”，作为农村基本的识字课本，在社会上已具有很大影响。明清时期流传的杂字书种类已非常多。

反切　用两个汉字合起来为一个汉字注音的方法，是我国传统的注音方法。有时单称反或切。隋唐的反切是研究中古汉语语音系统的基本资料，是汉语音韵学的基础之一。

于阗　唐代“安西四镇”之一。于阗地处塔里木盆地南沿，东通且末、鄯善，西通莎车、疏勒，盛时领地包括今和田、皮山、墨玉、洛浦、策勒、于田、民丰等县市，都西城，即今和田约特干遗址。

【阅读链接】

敦煌地区的佛教在唐前期已经十分兴盛，在僧侣组织、寺院体制、译经写经、开窟造像、布施供养等方面，均已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等吐蕃控制了敦煌地区之后，为了巩固统治，稳定敦煌的局势，吐蕃执政者也十分注意利用佛教为其管理服务。

在吐蕃治理敦煌的60多年中，吐蕃执政者始终采取大力扶植佛教的措施，僧侣的身份大为提高，一些高级僧侣甚至可以直接参与政事，这一时期，汉地禅宗等宗教派别通过敦煌等地向吐蕃本部传播，一些汉文儒学典籍和历史、文学、宗教等方面的著作也被译成吐蕃文，被吐蕃文化所吸收，因而，敦煌成为吐蕃佛教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