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贵典籍——敦煌遗书

敦煌遗书主要是指1900年王圆箓道士在敦煌莫高窟第17窟中发现的经卷和文书。敦煌遗书的年代上起东晋初期，下至北宋中期，内容分为宗教典籍和世俗典籍两大部分，包括宗教典籍、官私文书、中国四部书、非汉文文书4大类，其中的宗教典籍占绝大多数。

敦煌遗书是研究中古中国、中亚、东亚、南亚相关的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人类学、语言学、文学史、艺术史、科技史、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研究资料，价值巨大，对推动“敦煌学”的发展具有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

1900年的一天夜里，在莫高窟居住的道士王圆箓在第16窟甬道内一个侧壁上发现一个小门，打开后，出现了一个方形窟室，发现窟内有从4世纪到11世纪的历代文书和纸画、绢画、刺绣等大量文物。

王圆箓一王作元录，又作王圆禄，1851年生于湖北麻城人。由于家中贫困，为了生存，逃生四方。清光绪初年，他进入肃州巡防营当了一名兵勇。后离军，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远游新疆。

1897年，王圆箓到达敦煌莫高窟，在窟南区北段，清理沙石，供奉香火，收受布施，兼四出布道幕化，渐渐有了些积蓄，于是在莫高窟第16窟东侧建太清宫道观，即后来的“下寺”。

王圆箓雇用敦煌贫士杨果为文案，冬春之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夏秋之间，朝山进香者络绎不绝，于是他让杨某在第1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代写醮章，兼收布施，登记入账。

1900年，杨果坐在第16窟甬道内，返身于北壁磕烟锅头，觉有空洞回音。他怀疑洞内藏有密室，于是告诉了王圆箓。王圆箓来到第16窟甬道，在侧道壁上发现了一个小门，打开后，果然看见内室，积满写卷、印本、画幡、铜佛等。

就这样，藏经丰富的“藏经洞”被发现了。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圆箓首先赶往县城，去找当时的敦煌县令严泽，希望能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不学无术的严泽毫不在意，竟将藏经洞里珍贵的经文当作一堆废纸。

在此之后，新上任的敦煌县令汪宗翰是位进士，对金石学很有研究。王圆箓就向汪宗翰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宗翰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他还留下一句话，让王圆箓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

两次找县令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他风餐露宿，历经艰难终于到达肃州，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

令王圆箓同样失望的是，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几年过去了，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很感兴趣，并通过敦煌县令汪宗翰索取了部分古物。但叶昌炽并没有采取措施对藏经洞采取有效的保护。

直至1904年，甘肃省府才下令敦煌的经卷就地保存。可遗憾的是，这一决定没有得到贯彻和落实。

据后来的专家考证，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原本并非用于藏经，而是用于纪念。原是附属于第16窟的一个小洞，专家考证时被编号为第17窟。

藏经洞身为正方形，边长3米，四面墙高2.6米，窟顶为覆斗形，最高处离地约3米。洞内西壁南端有一龛，内嵌一座高1.5米、宽0.7米的石碑，俗称“洪辨碑”。

迎着洞门紧靠北壁的地上筑有一个低坛，坛上置放着一尊彩色僧人塑像，塑像背后的北壁上有壁画。

这尊塑像是唐代洪辨和尚的塑像。塑像栩栩如生，连眼角鱼尾纹都清晰可见，据推测，它是洪辨圆寂后弟子们依照其生前模样塑造的真人像。那个低坛就是洪辨坐禅的禅床。因此藏经洞实际上是洪辨的影窟，相当于世俗的宗庙和祠堂，是为纪念而设。

洪辨和尚俗姓吴，即敦煌人俗称的“吴和尚”。据史料记载，唐大中年间的848年，敦煌富绅张议潮聚结汉族、回纥族、羌族、吐谷浑族等各族受尽吐蕃欺凌的民众，乘吐蕃内乱，一举收复瓜州和沙州。后来张议潮归顺唐王朝，受封为节度使，而洪辨和尚也因功受到朝廷册封，成为“河西都僧统”。

藏经洞出土文书多为写本，少量为刻本，共有5万余件。其中，汉文书写的约占六分之五，其他则为古代藏文、梵文、齐卢文、粟特文、和阗文、回鹘文、龟兹文、希伯来文等。文书内容主要是佛经，此外还有道经、儒家经典、小说、诗赋、史籍、地籍、账册、历本、契据、信札、状牒等，其中不少是孤本和绝本。

这些藏品的制作年代上起东晋初，下至北宋中期，其中数量最多、价值最大的是古代经籍文书，被称之为“敦煌文献”。

敦煌文献的内容，涉及到天文、历法、医药、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社会、民俗、民族、哲学、逻辑、经学、诸子、文学、曲艺、戏剧、音韵、语言、文字、音乐、舞蹈、绘画、书法、翻译、王朝律令、地方法规、均田文书、争讼、婚姻、结契、农业、水利、畜牧、兽医、印刷、装帧、商业、货币、会计、旅游、纺织、冶铸、建筑、石油、档案、交通、通讯、占卜、相术、榜示、转帖、印章、模拓、拓印、花押等等，范围之广，几乎无所不包。尤其难得的是有大量失传的古佚文书，价值之大，无与伦比，被誉为“古代学术的海洋”。

敦煌发现的这些典籍，是了解古代社会、文化和美术的重要依据。它博大精深，取之不尽，大大丰富了敦煌文化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门新的学问，即敦煌学。

另外，藏经洞的文献资料不仅限于我国和汉民族，还涉及到我国境内不少的古代民族，如匈奴、乌孙、羌族、楼兰、龟兹、于阗、粟特、突厥、吐蕃、回鹘，以及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波斯等国，具有极大的国际意义。

【旁注】

刺绣　我国民间传统手工艺之一。针线在织物上绣制的各种装饰图案的总称，即用针将丝线或其他纤维、纱线以一定图案和色彩在绣料上穿刺，以缝迹构成花纹的装饰织物。刺绣在我国至少有两三千年的历史，形成了苏绣、湘绣、蜀绣和粤绣四大刺绣。

进士　我国古代科举制度中，通过最后一级考试者，称为进士。意为可以进授爵位之人。隋代于605年首次开的进士科，被视为我国科举的开端。科举制度是我国历史上的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

金石学　是我国考古学的前身。它是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特别是其上的文字铭刻及拓片；广义上还包括竹简、甲骨、玉器、砖瓦、封泥、兵符、明器等一般文物。

吐蕃　7世纪至9世纪时古代藏族建立的政权，是一个位于青藏高原的古代王国，是西藏历史上创立的第一个政权。吐蕃王朝的建立，打破了高原的沉寂，藏族社会第一次出现了勃勃生机。吐蕃王朝崩溃后，宋、元、明初年的汉文史籍仍泛称青藏高原及当地人民为“吐蕃”或“西蕃”。

孤本　某书刊仅有一份在世间流传的版本；亦指仅存的一份未刊手稿或原物已亡佚，仅存的一份拓本。现存世界最早的印刷品，即我国唐代868年印刷的《金刚经》卷，就是孤本。由于孤本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所以为世人所重。

占卜　我国古代先人借助龟壳、铜钱、竹签等物品来推断未来吉凶祸福的一种手法。由于古代原始民族对于事物的发展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借由自然界的征兆来指示行动。但自然征兆并不常见，必须以人为的方式加以考验，占卜的方法便随之产生了。

【阅读链接】

由于藏经洞封闭了近千年，这个谜便堪称千古之谜。敦煌学专家、学者们钻进浩如烟海的敦煌遗书资料中仔细地查阅，从未找到解谜的文字记载，只好另辟途径，根据其他历史资料进行推断，提出了多种假说，试图解开这个千古之谜。主要说法有以下这3种：避难说、废弃说和书库改造说。

“避难说”认为，1035年西夏人入侵敦煌时，敦煌寺院为避外寇而仓皇封闭的。“废弃说”认为，藏经洞是堆放敦煌各寺院中汉文碎纸块，以及包皮、丝织品做的还愿物、绢画残片、画幡木网架等的处所。堆放并封闭的时间大约在11世纪初。“书库改造说”认为，大约在1000年左右，折叶式的刊本经卷已从中原传到敦煌，因阅读、携带方便，受到僧侣们的青睐，因此，将使用起来不方便的卷轴式佛经以及许多一直分散的杂物一并封入石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