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畜牧业的迅速发展

秦汉时期的畜牧业，在当时的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畜牧生产的经营管理体制逐渐完备，畜牧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充分体现了畜牧生产的重要性。

这一时期的畜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牧场及群牧规模大大增加，畜牧业经营组织具有时代特色。

同时，还制定了有关牲畜饲养、管理和使用的法律《厩律》，这是我国畜牧业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

秦汉时期，由于社会经济、政治等诸方面的因素的积极影响，畜牧业得以迅速发展。

秦汉畜牧业之所以发展迅速，首先是因为，大力发展畜牧业，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客观需要。秦汉时期牛耕进一步推广以后，牛成为农业生产中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由于当时农业生产的需要，发展畜牧业势在必行，以提供更多的耕牛。

其次，发展畜牧业又同巩固边防密切相关。秦汉时期，北方及西方游牧民族侵扰严重，为保卫边郡地区的社会生产和国家的统一，需要强大的骑兵，这就成为官营养马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再次，为了保证畜牧业的发展，秦汉王朝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畜政管理，发展官营畜牧业，鼓励和扶植私人畜牧业生产，积极实行保护牲畜的措施等。上述各项政策和措施，在秦汉畜牧业生产的发展中，都起过积极的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秦汉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为秦汉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保证。统一国家建立以后，社会环境较安定，边郡畜牧业资源得以集中开发与合理利用。

在统一的环境下与少数民族的交往，使一些新畜种、新饲料品种及某些先进的畜牧业生产技术传入中原，这些作用都不可忽视。

秦汉时期的畜牧业发展很迅速，其表现首先是生产地区十分广泛。秦汉王朝十分重视对西部、北部边郡地区的开发利用，广建官营牧场。

西汉初年，朝廷有6个大马苑，养马30万匹，阡陌之间马成群。当时也有许多著名的大牧主依靠官营牧场发展畜牧业。

边疆地区畜牧业尤为发达。据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史记》记载，秦国的乌氏所养牛马之多，要用山谷来计数，秦始皇因此奖他为封君。秦时凡是牧马超过两百，养牛、羊或猪多达1000的畜牧大户，可以享受千户侯待遇。可见，秦汉时期的牧场是非常发达的。

秦时已建立太仆寺掌管理国马，在西北边郡还设立官营牧场牧师苑，养马几十万匹。

我国古代的经济区划大致可分为牧业区、农业区和半农半牧区。半农半牧区主要分布在西北边疆一带，具有发展畜牧业和农业的良好条件。

秦汉王朝对该地区的发展极为重视。其畜牧业的发展在秦汉时期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这一地区的存在是当时畜牧业发达的重要基础和标志。

内地虽不宜发展大规模群牧式畜牧业，但官民都普遍采用了厩舍饲养和小群牧养的方式，牲畜的总头数也很可观。

这一时期对不同牲畜的经济作用也有了足够的认识，重视马、牛在军事、农耕、交通方面的作用，因此，养马业、养牛业的发展很突出。

新畜种亦不断引进，如原产于匈奴地区的骡，驴在东汉已为常见之役畜。作为肉畜的鸡、猪，生产地区广泛，但由于每个生产单位的规模很小，所能提供的肉畜数量是有限的。乳畜在中原地区亦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为了丰富家畜种类和改良家畜质量，汉代已注意从西域引入驴、骡、骆驼以及马、牛、羊良种。汉武帝派张骞联络大月氏，获悉西域产良马，并带回西域苜蓿种子在长安地区试种。后来汉武帝派李广利带兵前去大苑，带回公马和母马一共3000匹。

这一时期在畜牧业生产技术方面有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家畜优良品种的培育、饲养管理技术的进步、兽医及相畜术的先进等方面。

秦汉时期畜牧业的经营组织，包括边郡大牧主经营，豪强地主的田庄经营，一般农家经营，官府经营等不同类型。大牧主经营主要集中在边郡。生产规模较大，生产的专业性较强，产品的商品率高。

地主经营的畜牧业是田庄经济的组成部分，具有明显的自给自足特征。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豪强地主经营的畜牧业发展很快。

一般农家经营的畜牧业，大牲畜较少，其目的主要是作为一种家庭副业，为种植业的收入略作补充。

汉代有个养殖能手卜式，以养羊致富。汉武帝时鼓励农民养马，曾经任用善于养羊的卜式发展养羊业。另外还有马氏兄弟5人，都是养猪能手；梁鸿、孙期等曾在渤海郡牧猪，以及祝鸡翁的养鸡，都是当时有名的畜牧事例。

官府经营牧场也很多。秦汉之间连年战争，畜牧业遭到破坏，役畜损失很多。西汉初期采取休养生息的方针。在发展养马方面，充实马政机构，大办军马场。

秦汉时期，朝廷对畜牧业加强了管理，制定了相关的管理办法。著名的是制定了《厩律》，它是我国古代有关牲畜饲养的法律。

在古代，牲畜既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又是重要的战争工具和祭祀用品，朝廷对牲畜的饲养、管理和使用非常重视。

类似法规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在陕西岐山县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就有“牧牛”一职，说明《周礼》有关西周已设职掌管厩牧的记载是可信的。

秦朝廷制订畜牧法规《厩苑律》及其他有关条款规定。秦朝廷分管厩牧事务的是内史、太仆和太仓等官。在地方由县令、丞以及都官管理，令、丞和都官以下，有田啬夫、厩啬夫、皂啬夫、佐、史、牛长、田典、皂和徒等负责畜牧方面的具体工作。

关于牛马的饲养，秦代有定期检查评比制度，每年正月举行考核，成绩优秀者奖励，不按时参加评比或在评比中列为下等的，饲养者和管理者要受惩罚。

秦代条律还规定，官有的牛马死亡，应及时呈报所在县，由所在县检验后将死牛马上缴。如不及时上缴，致使牛马腐烂，应按未腐烂时的价格赔偿。如果是朝廷厩马或驾用牛马，应将其筋、皮、角和肉的价钱呈缴，所卖的钱少于规定数目，驾用牛马者应予补足。

朝廷每年对各县、各都官的官有驾车用的牛检查一次，凡有10头以上牛而一年死1/3，不满10头牛一年死3头以上，主管的吏和饲牛的徒以及所属县的令、丞都有罪。

此外，秦律还规定马匹调习不善，军马评比列为下等的，要惩罚县司马及令、丞。秦代的《法律答问》还有一些惩罚偷盗马、牛、猪、羊的规定，对牲畜所有权进一步进行了保护性规定。

汉代也有《厩律》，西汉丞相萧何制定的《九章律》，将秦代《厩律》列为其中一篇。《九章律》已经失传，但从《汉书·刑法志》中关于《九章律》的记载来看，可知汉代《厩律》的内容与秦《厩律》相差不远。

西汉时，牛耕在黄河流域已经普遍。东汉时，农牧结合经营区逐渐向江南推广，并且更加重视饲养和保护耕牛，将秦律“杀牛者枷”改为“杀牛者弃市”。同时，汉史中已有了牛疫的记载。

汉武帝为适应对匈奴用兵的需要，鼓励马匹繁殖，还制定了《马复令》，规定民养马可以减免徭役和赋税。此外，汉律以重刑惩治盗窃牛马的犯罪，规定“盗马者死，盗牛者枷”，知情不举发也要受惩治。

汉代不少地方官员劝说所属百姓饲养家畜，增加生产。当时养猪、养羊、养鸡很普遍，既可以解决肉食和肥料，又增加了经济收入。

[旁注]

游牧民族　游牧是指终年随水草转移进行游动放牧的一种粗放的草原畜牧业经营方式。游牧民族指的是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民族。广义上的游牧民族指的是居无定所的流浪民族，包括草原民族和海洋民族。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或公元前135～公元前86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就是现在的今陕西韩城；一说山西河津人。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撰写的《史记》被公认为是我国史书的典范，因此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

太仆寺　官名，始置于春秋。秦、汉沿袭，为九卿之一。掌皇帝的舆马和马政。王莽一度更名为太御，南北朝不常置。北齐始称太仆寺卿，历代沿置不革。清废。其最高长官为太仆寺卿，属官有太仆寺少卿二人、太仆寺丞四人、太仆寺员外郎、太仆寺主事、太仆寺主簿等。

汉武帝（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刘彻，幼名刘彘。汉景帝刘启的第十个儿子。汉朝第五代皇帝，谥号“孝武皇帝”，庙号世宗。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战略家。他凭借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赢得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

张骞（约公元前164年～公元前114年），字子文。汉中郡城固人，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城固县。汉代卓越的探险家、旅行家与外交家，对丝绸之路的开拓有重大的贡献。后世诗人站在中西古道上，不禁想起这位“凿空”西域，远播国威，造福后世的名臣。

役畜　也称力畜。指专门用来耕地或运输的家畜，如牛、马、骡子、驴、骆驼等，用于耕作、驮运、骑乘等。在古代农耕社会，生产能力的大小与畜种、品种、畜龄、性别、体重、饲养管理和调教情况有关。

《厩苑律》　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共201枚简、律文108条，包括厩苑律3条。《厩苑律》，是秦汉时期管理饲养牲畜的厩圈与苑囿的法律。秦代开始制定，汉代萧何仅在秦律的基础上增益《厩律》的内容，而非独创。

《法律答问》　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共201枚简、律文108条，包括《法律答问》。它是以问答形式对秦律某些条文的精神实质和名词术语所作的解释。《法律答问》在当时具有法律效力。是研究秦的诉讼制度的重要材料。

萧何（约公元前257年～公元前193年），生于西汉泗水郡丰邑县中阳里，即今江苏省丰县。汉朝初年丞相，政治家。谥号“文终侯”。他辅助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政权，其后又制定汉律，为东汉政权的建立与巩固立下了不朽功勋。与张良、韩信并称“汉初三杰”，萧何位居其首。

《九章律》　亦称《汉律九章》。汉高祖刘邦统一全国后颁行的法典。相国萧何依照秦法，适应新形势，制定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户律、兴律、厩律9篇。前6篇大体与秦律相同，源于李悝的《法经》，后3篇新增关于户口、赋役、兴造、畜产、仓库等项的规定。

《马复令》　是西汉时关于因养马而免去徭役、赋税的政令。它是汉初鼓励民间养马，以准备抗击匈奴和有利于农业生产的一种政策，具体的内容是民家养马一匹，可以复免3人不充徭役。推行马复令，民间养马数量大增，为汉武帝与匈奴的长期军事对抗创造了有利条件。

[阅读链接]

自汉代以来，西域汗血马的神话一直流传。传说它前脖流出的汗呈血色；史载“日行千里”，又名“大宛马”、“天马”。

为了得到汗血马，汉武帝曾派百余人的使团，带着用黄金做的马模型前去大宛国，希望以重礼换回大宛马。大宛国王爱马心更切，不肯以大宛马换汉朝的金马。汉武帝又命贰师将军李广利和两名相马专家前去大宛国。

汉军在大宛国选良马数十匹，中等以下公母马3000匹。经过长途跋涉，到达玉门关时仅余汗血马近2000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