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渐进步的鱼类捕捞业

我国地处亚洲温带和亚热带地区，水域辽阔，鱼类资源丰富，为捕鱼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早在原始社会的早期发展阶段，鱼类为人们赖以生存的食物之一。先是在内陆水域和沿海地区捕鱼作业，后来逐渐较大规模地向近海发展。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劳动人民创造了种类繁多的渔具和渔法。清代末年，随着西方新技术的传入，捕鱼开始以机器为动力，从传统的生产方式逐步走向近代化。

我国捕鱼始于1.8万年前的山顶洞人时期，那时人们除了采集植物和猎取野兽外，还在附近的池沼里捕捞鱼类。当时已能捕获长约80厘米的大草鱼。

到了原始社会末期，捕鱼生产逐渐在我国南北各地展开。在农作物种植相对较多的地方，捕鱼成为重要的副业，而在自然条件对鱼的生长有利的地方，捕鱼则发展成带有专业性质的生产。

伴随着原始捕鱼活动，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捕鱼技术也在不断进步，发明了许多新的渔具，如弓箭、鱼镖、鱼叉、鱼钩、渔网、鱼笱、鱼卡等。

距今7000年前，居住在今浙江余姚的河姆渡人，已经使用独木舟之类的船只到开阔的水面捕鱼。5000年前，居住在今山东胶县的人们，已经以捕捞海鱼为生。

公元前21世纪，捕鱼仍占有一定比重。在多处夏文化遗址出土的渔具，包括制作较精的骨鱼镖、骨鱼钩和网坠，反映出当时的捕捞生产已有进步。

战国时魏国史官所作的《竹书纪年》说夏王“狩于海，获大鱼”，表明海上捕鱼当时是受重视的一项生产活动。

商代的渔业在农牧经济中占有一定地位。商代的捕鱼区主要在黄河中、下游流域，捕鱼工具主要有网具和钓具。

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出土有青铜鱼钩。这枚鱼钩钩身浑圆，钩尖锐利，顶端有一凹槽，用以系线，有很高工艺水平。

河南安阳殷商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了铜鱼钩，还有可以拴绳的骨鱼镖。出土的鱼骨，经鉴别属于青鱼、草鱼、鲤、赤眼鳟和鲻，此外还有鲸骨。鲻和鲸都产于海中。

商人捕捞的鱼类范围很广，有淡水鱼类青鱼、草鱼、赤眼鳟和黄颡鱼等，有河口鱼类鲻。说明当时的渔具和技术已经很先进了。

周代捕鱼有进一步发展，捕捞工具已趋多样化，有钓具、笱、罩、罾等多种，可归纳为网渔具、钓渔具和杂渔具三大类。此外，还创造了一种渔法，是将柴木置于水中，诱鱼栖息共间，围而捕取。成为后世人工鱼礁的雏形。

由于捕捞工具的改进，捕捞鱼类的能力也有相应的提高。据《诗经》记载，当时捕食的有鲂鱼、鳏鱼、鲿鱼、鲨鱼、鲤鱼、鲔鱼、鲦鱼、鲟鱼、嘉鱼等10余种，这些鱼有中小型的，也有大型的，分别生活于水域的中上层和底层。

网具和竹制渔具种类的增多以及特殊渔具渔法的形成，反映出人们进一步掌握了不同鱼类的生态习性，捕鱼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

西周开始对捕鱼实行管理，渔官称“渔人”。据《周礼》记载，渔人有：

中士四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已形成一支不小的管理队全。渔人的职责除捕取鱼类供王室需用外，还执掌渔业政令并征收渔税。

为保护鱼类的繁殖生长，西周还规定了禁渔期，一年之中，春季、秋季和冬季为捕鱼季节，夏季因是鱼鳖繁殖的季节而不能捕捞。对破坏水产资源的渔具和渔法，同样也作了限制。

春秋时期，随着冶铁业的发展，开始使用铁质鱼钩钓鱼。铁鱼钩的出现推动了钓鱼业的发展。近海捕鱼这时也有很大发展，位于渤海之滨的齐国，因兴渔盐之利而富强。

从秦汉到南北朝的七八百年间，人们对鱼类的品种和生态习性积累了更多的知识。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说文解字》所载鱼名达到70余种。当时对渔业资源也实行保护政策。

汉代随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捕鱼业较前代更盛。据东汉史学家班固《汉书·地理志》记载，辽东、楚、巴、蜀、广汉都是重要的鱼产区，市上出现大量商品鱼。

捕捞技术也有进步，唐代官员徐坚《初学记》引《风俗通》说，罾网捕鱼时已利用轮轴起入，这是最早的使用机械操作。东汉哲学家王充《论衡·乱龙篇》说，当时使用一种模拟鱼诱办法，就是集鱼群以使鱼上钩，这是后世拟铒钓的先导。

东汉时期还创造了采用拟饵的新钓鱼法，用真鱼般的红色木制鱼置于水中，以之引诱鱼类上钩。这种用机械代替人力起放大型网具的方法是一项较突出的成就。

这一时期海洋捕鱼也有很大发展。汉武帝时已能制造“楼船”、“戈船”等大战船，从而推动了海洋捕捞技术的发展，使鲐鱼、鲭鱼、鳀鱼、鲼鱼、石首鱼等中上层和底层鱼类的捕捞成为可能。

魏晋至南北朝，黄河流域历遭战乱，捕鱼类衰落，在长江流域，东晋南渡后经济得到开发，渔业也在相应发展。东晋著名学者郭璞《江赋》描述长江捕鱼盛况说：

舳舻相属，万里连墙，溯洄沿流，或渔或商。

这时出现了一种叫鸣粮的声诱鱼法，捕鱼时用长木敲击船板发出声响，惊吓鱼类入网。

在东海之滨的上海，出现一种叫沪的渔法，渔民在海滩上植竹，以绳编连，向岸边伸张两翼，潮来时鱼虾越过竹枝，潮退时被竹所阻而被捕获。随捕鱼经验的丰富，对鱼类的游动规律也有一定程度的认识。

唐代的主要鱼产区在长江、珠江及其支流，这时除了承用前代的渔具、渔法外，还驯养鸬鹚和水獭捕鱼。这是捕捞技术中的新发展。

唐代渔法之多超过历代，当时的钓具已很完备，有摇钓线的双轮，钩上置饵，钓线缚有浮子，可用以在岸上或船上钓鱼。还有用木棒敲船发声以驱集鱼类，用毒药毒鱼或香饵诱鱼进行捕捞等。鸬鹚捕鱼也已出现。

据代张鷟的笔记小说集《朝野签载》记载，当时还有木制水獭，口中置有转动机关，鱼饵放在机关中，鱼吃饵料时，机关转动，獭口闭合而将鱼捕捉。

唐末，诗人陆龟蒙将长江下游的渔具、渔法作了综合描述，写成著名的《渔具诗》，作者在序言中，对各种渔具的结构和使用方法作了概述，并进行分类。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专门论及渔具的文献。

宋元明清时期以海洋捕捞为主，出现了捕捞专一经济鱼类的渔业，捕捞海域逐渐上近岸向外海扩展，同时出现了不少新的渔具和渔法。海洋捕捞方面实行带有几只小船捕鱼的母子船作业方式。

宋代随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开发和航海技术的进步，大量经济鱼类资源得到开发利用，浙江杭州湾外的洋山，成为重要的石首渔场，每年三四月，大批渔船前往采捕，渔获物盐腌后供常年食用，也有的冰藏后运销远地。

此外，据《辽史·太宗本纪》记载，北宋时辽国契丹人已开始冰下捕鱼，契丹主曾在游猎时凿冰钓鱼；此外还有凿冰后用鱼叉叉鱼的作业方法。

马鲛鱼也是当时重要的捕捞对象。使用的渔具有大莆网和刺网等。据南宋文学家周密《齐东野语》载，宋代捕马鲛鱼的流刺网有数十寻长，用双船捕捞，说明捕捞已有相当规模。

宋代淡水捕捞的规模也较前代为大。比如江西鄱阳湖冬季水落时，渔民集中几百艘渔船，用竹竿搅水和敲鼓的方法，驱使鱼类入网。再如在长江中游，出现空钩延绳钓，它的钓钩大如秤钩，用双船截江敷设，钩捕江中大鱼。

竿钓技术也有进步，北宋哲学家邵雍《渔樵问答》把竿钓归纳为由钓竿、钓线、浮子、沉子、钓钩、钓饵六个部分构成，这与近代竿钓的结构基本相同。这一时期，位于东北地区的辽国，开始冬季冰下捕鱼。

明代海洋捕捞业继续受到重视，主要捕捞对象仍是石首鱼，生产规模比前代更大。

明代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广志绎》说，每年农历五月，浙江宁波、台州、温州的渔民以大渔船往洋山捕石首鱼，宁波港停泊的渔船长达5000米。这时渔民已观测到石首鱼在生殖期发声的习性探测鱼群，再用网截流张捕。

明代淡水渔具的种类和构造，生动地反映在明文献学家王圻的《三才图会》中。该书绘图真切，充分显示了广大渔民的创造性。它将渔具分为网、罾、钓、竹器四大类，很多渔具沿用至今。

又据《直省府志》记载，明代已使用滚钩捕鱼，捕得的鲟小者100至150千克，大的500至1000千克。

《宝山县志》介绍当时上海宝山已有以船为家的专业渔民，使用的渔具有攀网即板罾、挑网、牵拉网、捞网等，半渔半农者则使用撒网、搅网、罩或叉等小型渔具。

当时湖泊捕鱼的规模也相当大，山东微山湖、湖南沅江及洞庭湖一带都有千百艘渔船竞捕。太湖的大渔船具6个帆，船长八丈四五，宽二丈五六，船舱深丈许，可见太湖渔业的发达。在东北，边疆少数民族部落每当春秋季节男女都下河捕鱼，冬季主要是冰下捕鱼。

明代海洋捕鱼业尽管受到海禁的影响，仍有很大进步，出现了专门记述海洋水产资源的专著，如明末清初官员林日瑞的《渔书》、明代官员屠本畯的《闽中海错疏》、明末清初文人胡世安的《异鱼图赞》等。

这一时期的渔具种类，网具类有刺网、拖网、建网、插网、敷网，钓具类有竿钓、延绳钓，以及各种杂渔具等。渔具的增多，表明了对各种鱼类习性认识的深化，捕捞的针对性增强。

当时已经出现了有环双船围网，作业时有人瞭望侦察鱼群。南海还用带钩的标枪系绳索捕鲸。东海黄鱼汛时，人们根据黄鱼习性和洄游路线，创造了用竹筒探测鱼群的方法，用网截流捕捞。声驱和光诱也是常用的捕渔方法。

清初，广东沿海开始用双船有环围网捕鱼。围网深八九丈、长五六十丈，上纲和下纲分别装有藤圈和铁圈，贯以纲索为放收。捕鱼时先登桅探鱼，见到鱼群即以石击鱼，使惊回入网。这是群众围网捕鱼的起始。

此后，浙江沿海出现饵延绳钓，钓捕带鱼及其他海鱼，渐次发展成浙江的重要渔业之一。

内陆水域捕鱼也有发展，太湖捕鱼所用渔船多至六桅。在边远地区，一些特产经济鱼类资源也得到大量开发利用。

清末，西方的工业捕鱼技术开始传入我国，光绪年间，江苏南通实业家张謇，会同江浙官商，集资在上海成立江浙渔业公司，向德国购进一艘蒸汽机拖网渔船，取名“福海”，在东海捕鱼生产。这种安装动力机器的渔船，在航行上不再依靠风力，在生产操作上借助机械的传导，提高了生产效率。

[旁注]

河姆渡人　距今7000多年生活在长江下游的古人类。他们建造房屋，用船、筏载人荷物、浮水采集，使用刀、锤、铲、纺轮、蝶形器等木器，栽培人工水稻，家养羊、鹿、猴子等牲畜。在河姆渡还出土了我国境内所发现最早的漆器，其陶器制作有一定的水准。

人工鱼礁　是人为在海中设置的构造物，其目的是改善海域生态环境，营造海洋生物栖息的良好环境，为鱼类等提供繁殖、生长、索饵的场所，达到保护、增殖和提高渔获量的目的。最初是以诱集鱼类造成渔场，以供捕获，且主要以鱼类为对象。故称为人工鱼礁。

许慎（约公元58年～约147年），东汉汝南召陵人，现河南郾城县。著有《说文解字》和《五经异义》等。因他所著的《说文解字》闻名于世界，所以研究《说文解字》的人，皆称许慎为“许君”，称《说文》为“许书”，称传其学为“许学”。

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字孟坚。史学家班彪之子。扶风安陵人，位于现在的陕西咸阳东北。东汉官吏、史学家、文学家。他潜心20余年，修成《汉书》，当世重之，迁玄武司马，撰《白虎通德论》，征匈奴为中护军，兵败受牵连，死狱中。善辞赋，有《两都赋》等。

王充（公元27年～约公元9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上虞现在属浙江。王充年少时就成了孤儿，乡里人都称赞他孝顺。后来到京城，到最高学府太学里学习，拜班彪为师。《论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也是我国历史上一部不朽的无神论著作。

陆龟蒙（？～881年），字鲁望，别号天随子、江湖散人、甫里先生，江苏吴县人。唐代农学家、文学家。他的小品文主要收在《笠泽丛书》中，现实针对性强，议论也颇精切，如《野庙碑》、《记稻鼠》等。陆龟蒙与皮日休交友，世称“皮陆”，诗以写景咏物为多。

周密（1232年～1298年），字公谨，号草窗，又号四水潜夫、弁阳老人、华不注山人。南宋词人、文学家。他的诗文都有成就，又能诗画音律，尤好藏书校书，一生著述较丰。著有《齐东野语》、《武林旧事》、《癸辛杂识》等杂著，还有词集名《频洲渔笛谱》、《草窗词》。

邵雍（1011年～1077年）。字尧夫，自号安乐先生、伊川翁，后人称百源先生。北宋哲学家、易学家，有“内圣外王”之誉，谥号“康节”。创“先天学”，以为万物皆由“太极”演化而成。著有《观物篇》、《先天图》、《伊川击壤集》、《皇极经世》等。

王士性（1547年～1598年），字恒叔，号太初，宗沐侄，临海城关人。明代人文地理学家。少年好学，喜游历，一生游迹几遍全国，凡所到之处，对一岩、一洞、一草，一木之微，悉心考证；对地方风物，广事搜访，详加记载，并成著作《广游志》、《广志绎》、《玉岘集》等。

王圻（1530年～1615年）字元翰，号洪洲。明文献学家、藏书家。他学识广博，著述宏丰，传世的有《洪洲类稿》、《三才图会》、《两浙盐志》、《海防志》、《续文献通考》、《谥法通考》、《稗史类编》、《云间海防志》等，并主纂万历《青浦县志》。

围网捕鱼　是一种海洋捕捞鱼类方法，是通过长带形渔网包围鱼群，然后收紧网具底索，捕捞鱼类。利用围网捕鱼法捕捞鱼类的渔船是围网渔船。围网渔船大都是木船，平底方尾，航速较快机动灵活，横向稳定性好。

张謇（1853年～1926年），字季直，号啬庵。我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他创办我国第一所纺织专业学校，首次建立棉纺织原料供应基地，进行棉花改良和推广种植的工作；以家乡为基地，努力进行发展近代纺织工业的实践，为我国民族纺织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阅读链接]

我国海洋渔船从风帆时代跨入柴油机时代，始于我国近代张謇。1904年，张謇引进了我国第一艘机轮拖网渔船“福海号”从事拖网渔业，掀开了我国动力化渔船的历史新篇章。

“福海号”船长33.3米，宽6.7米，功率500马力。该船原名“万格罗”，系德商的渔轮，江浙渔业公司从青岛德商处购下后改名“福海号”。该轮除从事捕捞作业外，还兼负护洋任务，由官府发给快炮一尊，后膛枪10支，快刀10把，负责保卫江浙洋面民众渔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