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进化的各种家禽驯养

我国是饲养家禽最早的国家之一。“禽兽”二字时常连称，但在古代对禽类和兽类的概念早有明确的区分。

据《尔雅·释鸟》的解释：“二足而羽谓之禽，四足而毛谓之兽。”在《孔子家语》中则以卵生或胎生来区别禽兽。

经过驯化饲养的禽类称“家禽”，自古以来通常指鸡、鸭、鹅等。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驯化和饲养家禽的过程中，总结出了相禽和选种、孵化、饲养、产蛋、填肥、强制换羽等方面的方法，使家禽的饲养越来越兴旺。

我国很早就已将鸡列为“六畜”之一。古代养鸡除供食用卵肉外，有时也为玩赏和利用雄鸡的啼声司晨。

《周礼》设“鸡人”一职，既掌管祭祀用的鸡牲，也负责用鸡报时。春秋时期，养鸡已相当普遍，如老子《道德经》说：“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

吴王夫差就在越国设过养鸡场。汉代时有养鸡名手祝鸡翁，因善于养鸡而致富。某些地方官也鼓励农民每家养母鸡四五只和猪一两口。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古代产生过不少独特的鸡品种。其中主要有鶤鸡、长鸣鸡、乌骨鸡、长尾鸡、江南矮鸡等。

鶤鸡属大型善斗品种，产于春秋时代鲁国，主要供娱乐用。《尔雅》称“鸡三尺为鶤”。《左传》有关于季郈两家贵族斗鸡的记载。

汉代以来，还有不少描写斗鸡的文学作品，如曹植的《斗鸡赋》等。唐代盛世，斗鸡之风曾达到狂热程度。唐代以后在军中推行斗鸡之戏，具有激发士气的意义。

长鸣鸡在古代供报时用，主要产于南方濒海各地。梁《舆地志》说它鸣如吹角，潮至则鸣，故又称“潮鸡”。汉成帝时，交趾、越隽曾献长鸣鸡。江南沿海昌国，即舟山群岛一带也有出产。

乌骨鸡是指反毛乌骨鸡。唐代杜甫养过乌骨鸡，有诗可证。明《便民图纂》有记述：

用白毛乌骨鸡，重二斤许，作乌鸡丸。

著名国药“乌鸡白凤丸”即以此为原料制成。

明代《本草纲目》还指出反毛乌骨鸡有黑毛、白毛、斑毛三种。日本在江户时代从我国输入乌骨鸡，以后再传到欧美。

长尾鸡源于朝鲜半岛北部，《后汉书》对此有记载，成都地区的东汉墓发现有长尾鸡的石刻，但我国古代只作为珍异贡物，未能保存下来。

江南矮鸡在《本草纲目》中有记载。清康熙末年曾由商船向日本运去南京矮鸡，随后在日本发展成许多有名的观赏用矮鸡品种。

此外，我国还有九斤黄、狼山鸡等南方良种，19世纪经英、美各国引种培育后才闻名于世。

鸭的驯化时间晚于鸡。早在2000多年前，已知家鸭和野鸭有密切关系。

古代多称家鸭为“鹜”，如《尔雅·释鸟》郭璞注：“野曰凫，家曰鹜。”但也有称鹜为野鸭的。据《吴地记》载：春秋时期吴国所筑的鸭城，已是规模很大的养鸭场。三国时，东吴还以养斗鸭闻名。

《云仙杂记》中“富扬庭常畜鸭万只，每饲以米五石，遗毛覆渚”的记载，是唐代在桂林地区养鸭的实例。

鸭的著名品种北京鸭在明代即已形成，当时在北京近郊上林苑中养种鸭达2600多只，仔鸭不计其数，专供御厨所需。

鹅成为家禽晚于鸭，系由雁驯化而成。自古认为雁与鹅之间存在亲缘关系，民间至今仍有雁鹅之称。如《尔雅》郭璞注“野曰雁，家曰鹅”。我国在春秋时期已有鹅。到西汉时，鹅已作为商品，如西汉王褒《僮约》说“牵犬贩鹅”。

鹅的品种中白鹅也用于观赏，东晋王羲之尤爱白鹅，绍兴兰亭的鹅池即其遗迹。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指出：养白鹅、白鸭，可避毒虫。

唐代岭南一带有大型鹅，并利用鹅绒做被；皇室贵族还有养斗鹅取乐的。明代上林苑所养的鹅群约3倍于鸭，每年从各省还进大量贡鹅。

我国古代养禽技术方面有不少创造，有的沿用至今。其中有一项技术就是相禽和选种。

相禽的目的是为了选种。汉代有《相鸡经》，为《相六畜》之一。《隋书·经籍志》还提到梁代有过《相鸭经》、《相鸡经》、《相鹅经》三部书，可惜都已失传，但尚散见于明清时期的《臞仙神隐书》和《三农纪》等古农书中。

《齐民要术》对选择各种种禽时幼雏孵化时间、母禽年龄、配偶比例等均有精细记述，有关经验一直沿用到宋、元时期。

古代养禽一般采用自然孵化。我国北方大都用土缸或火炕孵蛋，靠烧煤炭升温。在南方，一般用木桶或谷围孵蛋，以炒热的谷子作为热源。

炒谷的温度大约在38度至41度之间，经8小时逐渐降低到三十四五度，再炒一次。每天共炒谷3次，使木桶里的温度经常保持在37度左右。

种蛋孵化10天后，蛋里胚盘发育中自身产生热，此后就可掺入新的种蛋。如果木桶里保温良好，这样旧蛋自身发出的热已足以供给新蛋胚盘发育的需要，无须再炒谷了。土法孵化的巧妙处也就在这里。

我国人工孵化法的特点是设备简单，不用温度调节设备，也不需要温度计，却能保持比较稳定的温度，而且孵化数量不受限制，成本很低，孵化率可达95%以上。

对于家禽的饲养管理，《诗经·君子于役》有“鸡栖于埘”和“鸡栖于榤”的记载。《尔雅·释宫》称：“鸡栖于弋为榤，凿垣而栖为埘”，说明古代养鸡，多使鸡栖息于小木桩上或凿墙而成的埘上。

江西瑞昌西晋墓出土文物中，已有相当于笼养的鸡寮和养鹅鸭的圈栏。《齐民要术》指出：“鸡栖宜据地为笼”，并引述了汉代用秫粥洒于耕地，上覆生茅，人工生虫作动物性饲料的笼养鸡法。

此后笼养法一直受到重视。养鸭、鹅素以群放为主，《齐民要术》也有记载；在缺少河港的北方，则以舍饲居多。

关于鸡、鸭、鹅的产蛋，据《齐民要术》记述，母鸡不以雄相杂，多给谷食，能生百余卵，母鸭也是如此。以后的古代文献中，还有杂用青麻子混于饲料，能使母鸡多产蛋；麻鸭的产蛋能力高于白鸭等记载。

填肥法多行于鸭、鹅。以鸭为例，北京鸭味美可口，早在明代已为人们所赏识。这是由于发明了填鸭肥育技术、改善了鸭的肉质的缘故。

北京鸭在孵出后六七十日就开始填肥，这需要专门的技术。每天给两回肥育饲料。在肥育期间，不再在舍外放饲，同时在肥育舍的窗格子上挂上布帘，把屋子弄成半明半暗。

肥育用的饲料是高粱粉、玉米粉、黑麸和黑豆粉。把这些饲料用热汤搓制成棒状的条子，叫做“剂子”，由填鸭的技师用手把鸭嘴撑开，一个一个填下。

初次试填，每天每只约填7至9个。如有消化不良的，下次宜减去一两个，如果消化良好，以后逐日递增，最后约填20个左右。

这样鸭子在肥育期的2至4周间，就可增加体重4至6斤，肥育完成，可增重9至12斤，肉味特别鲜美。

鹅的填肥法在明代朱权的《臞仙神隐书》中有较具体的记载，称“栈鹅”。明代邝璠《便民图纂》则有栈鸡法。肥育家禽时用硫黄加入饲料中，始见于《神农本草经》，明代古农书中仍有此说。

我国人的祖先掌握了鸭的生长发育规律，还发明了人工止卵和强制换羽的方法，使种鸭能依照养鸭人的意愿，要什么时候下蛋就什么时候下蛋，要什么时候换羽毛就什么时候换羽毛，而且缩短了换羽期，增长了产卵期。

夏天鸭因怕热，生长迟缓，下蛋数量少，质量也差。这时候一般就人工止卵：先使它停食3天，只给清水，以维持生命。

3天后，改喂米糠，不再放饲，就可以自然停止下蛋。停止下蛋后大约5个星期，一般就会换羽。如果任鸭自然换羽，前后大约要经过4个月，而且恢复健康也慢，甚至会耽误和影响秋季下蛋。强制换羽，可以把换羽时间缩短至五六十天。

脱羽到相当程度，再把它的尾羽、翅羽分次用手拔尽，这对鸭子并无损伤，而且是有益的。这时添给适量的黑豆，以促进羽毛生长。

拔羽在6月上旬实行，到7月中旬新羽生长一半时，再赶下河去放饲。这时饲料恢复原状，用米糠、黑豆和高粱。

到了7月下旬，就加喂粟米，配合量和未停止下蛋时一样。几天后就可看到鸭有交尾的。到8月上中旬，就又开始下蛋了，这种办法可使停止产卵期缩短一半。

我国古代家禽除了鸡、鸭、鹅外，还有其他禽类的驯养。主要包括鸽、鹌鹑、猎鹰、鸬鹚、鹤、雉、竹鸡等。

据东汉文字学家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鸽“与鸠同类”。甲骨文中尚未发现鸽字，《诗经》多次提到“鸠”，而未提鸽。《周礼·天官》郑司农注六禽，即包括鸠与鸽，可见鸽在当时还是一种野禽。

秦汉时期已有家鸽。马王堆汉墓帛书《相马经》中所说的“欲如鸽目，鸽目固具五彩”，说明鸽的出现可能在秦汉之前。

鸽在古代已有多种用途。五代《开元天宝遗事》载称，唐代宰相张九龄在少年时养鸽，用以与亲友通信。实际上早在隋唐以前，南方近海地区民间已有通信鸽，海船出航后，常用鸽系书放归报讯。宋代以后，鸽还供军用。

古时养鸽供玩赏用的更多，唐代诗人白居易等人有描写鸽的诗赋。南宋诗人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描写南宋京城临安一带多“以养鹁鸽为乐，群数十百，望之如锦”。

养鸽也供食用，如南北朝时期梁武帝时，南京台城被围，守军曾捕鸽充饥。清代《南越笔记》介绍广东有“地白”鸽，体大不能高飞，专供肉用。

关于鸽的品种，明代的《山堂肆考》乃至清代《花镜》等古籍均有记载，而以明末山东省邹平县张万钟的《鸽经》叙述最详。

该书将鸽的种类分为花色、飞放和翻跳三品，在三品之中又有40多种名目，均按外观特征和活动性能区分，并指明其原产地。

古代曾把鹌和鹑作为两种不同的鸟类。直到宋代仍认为有别。《本草纲目》对鹌和鹑的特征也有描述，而总其名为鹌鹑。

明程石邻的《鹌鹑谱》，系传自明宫秘本，全书约20000字，详述鹌鹑的相法、名目、饲养、驯调和斗法等10多个项目。另有金文锦《鹌鹑论》一书，是康熙乙未年刻本，其中畜驭法尤为精辟。

由此可见，我国养鹌鹑早有系统经验，只因仅供玩乐用，直至近世鹌鹑一般仍是野生。

古代驯养的鹰指同科的鹞、雕、隼等猛禽，由捕获的雏禽驯习而成。

鹰供猎用早于鹅鸭的驯化，据《礼记·月令》记载，每年夏季为训练鹰的时期，为秋季出猎做准备。可见至迟在公元前700年前，鹰已被用于狩猎。

隋炀帝时，应征到京的鹰师达万余人。唐代宫中还设置鹘坊、鹞坊和鹰坊等，与犬马配合供皇室狩猎用。元代仅大都、真定等京畿地区即设有打捕鹰坊2300多户，各行省还设有猎户鹰坊4400余户，鹰坊官是蒙古族世袭职。

养鹰技术在唐代已相当成熟。乾陵懿德太子墓壁画中，有三幅鹰鹞傲立在人手臂上的生动图像；唐《酉阳杂俎》有“取鹰法”一节，《新唐书·艺文志》有《鹰经》一卷，都是重要的养鹰文献。

鸬鹚至迟在1000多年前已有驯养，用于捕鱼。据《隋书·倭国传》记载，我国养鸬鹚捕鱼都见于隋代，实际利用鸬鹚的历史可能更早，但唐代以后才有较多的记载。

蜀人谓鸬鹚为鸟鬼，临水边皆养此鸟，用绳子系其颈，训练入水捕鱼。法皇路易十三行宫中养过鸬鹚，据说是17世纪初由耶稣会教士从中国传去的。

鹤有多种，而以丹顶鹤最珍贵。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关于鹤的记载很早。《周易·中孚》说“鹤鸣在阴”，意思是鹤在山的北面鸣叫。《诗经·小雅》有《鹤鸣》二章，也提到鹤。

鹤有“仙鹤”之称，寿命殊长，历来把它当做长寿的象征。虽是野生，也能驯养，而且能与人亲近。

雉是最古老的猎物之一。传说少昊氏以鸟纪官，即以雉作为图腾的标志。《尔雅》曾根据产地和羽色纹彩的不同，定出各种雉名。汉高祖的吕后名雉，为避讳，从此改称野鸡。

竹鸡古称山菌子，形似鹌鹑。属鸡形目，雉科。该鸟羽色艳丽。

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记载：

山菌子生江东山林，状如小鸡，无尾。

《本草纲目》进一步考证竹鸡出于四川、广东一带。我国驯化饲养的竹鸡曾经被日本引去，后来移植到日本各地。

[旁注]

老子　姓李名耳，字伯阳。我国春秋时代思想家，确切出生地不详，但史记记载老子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著有《道德经》一书，是道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他的学说后被庄周发展。道家后人将老子视为宗师，与儒家的孔子相比拟，史载孔子曾向老子请教关于礼的问题。

曹植（192年～232年），字子建，魏武帝曹操之子，魏文帝曹丕之弟。三国曹魏著名文学家，建安文学代表人物。生前曾为陈王，去世后谥号“思”，因此又称陈思王。后人因他文学上的造诣而将他与曹操、曹丕合称为“三曹”，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更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

王褒　字子渊，西汉人文学家。文学创作活动主要在汉宣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辞赋家，写有《洞箫赋》等赋16篇，与扬雄并称“渊云”。明代杨慎不仅在他编辑的《全蜀艺文志》里选有王褒的作品，还专门作诗赞誉了王褒的才华。

葛洪（284年～364年或343年），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晋丹阳郡句容人，就是现在的江苏句容县。三国方士葛玄之侄孙，世称小仙翁。葛洪是东晋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他曾受封为关内侯，后隐居罗浮山炼丹。著有《神仙传》、《抱朴子》、《肘后备急方》、《西京杂记》等。

朱权（1378年～1448年），字臞仙，号涵虚子、丹丘先生，自号南极遐龄老人、臞仙、大明奇士，原籍濠州钟离，就是现在的安徽凤阳。卒谥“献”，又称“宁献王”。自幼体貌魁伟，聪明好学，人称“贤王奇士”。参与过“靖难之役”。

邝璠　字廷瑞，山东任丘人，现属河北。明代官员。他因重视农业生产、关心人民生活，曾搜集许多农业生产技术知识、食品加工生产技术，简单医疗护理方法以及农家用具制造修理技艺等，写成了《便民图纂》一书。这部书的全部内容都可说是适合于农民们日常应用的。

张九龄（678年～740年），字子寿，一名博物，韶州曲江人，就是现在的广东韶关市。唐开元尚书丞相，诗人。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诗人、名相，为“开元之治”做出了积极贡献。他的五言古诗，对扫除唐初所沿习的六朝绮靡诗风，贡献尤大。誉为“岭南第一人”。

叶绍翁　字嗣宗，号靖逸。龙泉人。祖籍浦城。原姓李，少时即给龙泉叶姓为子。南宋中期诗人。是江湖派诗人，他的诗以七言绝句最佳。有诗集《靖逸小集》、《南宋群贤小集》本。别著《四朝闻见录》，杂叙宋高宗至宋宁宗四朝轶事，颇有史料价值。

《鸽经》　是我国已知最早的一部记载鸽子的专著，作者系清代张万钟。成书时间在1604年至1614年。书中详述了鸽子的鉴别，同时还扼要地谈到了饲养卫生和鸽病防治，而对各种形状的鸽子品种叙述得更为精详。

吕后（约公元前241年～公元前180年），字娥姁，通称吕后、汉高后、吕太后等。单父人，就是现在的山东单县。汉高祖刘邦的皇后，汉高祖死后，被尊为皇太后，是我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皇后和皇太后。同时吕雉也是封建王朝第一个临朝称制的女子，掌握汉朝政权长达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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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是被人们很早就饲养、驯化了的“家禽”，由于它具有体态洁美、性格温顺、忠实主人、通解人意等优点，赢得了许多人的喜爱。历史上爱鹅最为著名的，就属东晋时期的大书法家王羲之了。据说他听说会稽有一个老妇人养了一只善鸣的鹅，就亲自登门观看。

王羲之非常喜爱鹅，长久地观察体验，从鹅的动态中获取了书法结构布局的灵感，尤其是从鹅长颈的线条动态，得到了运笔、行气的启发。养鹅、观鹅、写字，王羲之乐此不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