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悠久的养羊技术

我国自古就把不同属的绵羊和山羊统称为“羊”，其驯化和饲养的历史大概比牛悠久。绵羊和山羊对生态环境的适应性不同，二者发展的历史有所差异，但自古以来它们都是肉食和毛皮的重要资源，是我国各族人民衣食的主要来源。

自古养羊以成群放牧为主。牧羊与牧牛的方法相似，凡水草肥美的地方都是养羊的良好环境。古代先民通过养羊实践，传袭下来许多养羊经验。

我国养羊的历史悠久，从夏商时期开始已有文字可考。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绵羊头骨，因而有“殷羊”的命名，但实际绵羊驯化的时间远比殷代早得多。一般认为我国养羊在远古时期已进入驯化阶段。

甲骨文中有“羊”字，没有绵羊、山羊的区分。直到春秋时期前后，绵羊和山羊在文字上才有所区别，而历代训诂学者又各有不同的解释。《尔雅》郭璞注指出，羊指绵羊，夏羊才指山羊。

绵羊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当以古代蒙古羊、肥尾羊、同州羊和湖羊对近代绵羊品种的形成关系较大。

蒙古羊在秦汉时代也称“白羊”，主要在塞外草原上游牧。2000多年来，因民族之间的战争和草原部族的南迁而大批进入长城以南，北方农村早已成为蒙古羊的主要扩散地。经过它与华北及西北边远牧区的羊群杂交，我国现有的各地绵羊品种，除青藏高原及西南地区的藏羊外，几乎都与蒙古羊有关。

古代肥尾羊是大尾羊中的一类，还有一类是肥臀羊。大尾羊原产于西域包括今新疆等地，大多在唐宋时期来到黄河中下游流域，曾以贡品输入。大尾寒羊是北宋时同州羊东移中原地区发展起来的另一品种。

宋代李昉等学者奉敕编纂的《太平御览》和明代官员叶盛的《水东日记》，都称西北牧民有从大尾羊尾内割脂肪的习惯。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说，哈密和大食的大尾羊尾重达5至10千克，要用车运送。大尾寒羊是肥尾羊的代表。

同州羊形成于唐代以后。陕西同州自唐迄明末长期存在的沙苑监，不仅以养马驰名，也是为皇室供应绵羊的主要场所。在此培育的绵羊肉质肥美，同州羊因而得名。

关于湖羊的形成，根据近年南京地区出土的文物证据，其历史可追溯到东晋时代。这与北方战乱古代人口两次大迁徙到江南有关，是适应江南环境而形成的品种。

宋嘉泰元年谈钥撰写的《嘉泰吴兴志》记载：

今乡土间有无角斑黑而高大者，曰湖羊。

但清代的《湖州府志》则改称它为“胡羊”，并说因在枯草期间可用干桑叶喂饲，又有“桑叶羊”之称。

山羊自古遍于南方，是南方的主要羊种，北方草原上也有分布。其适应性很强。除利用其肉、乳、皮毛外，汉代以后还曾出现供人乘坐的羊车。山羊有时也供儿童骑用，与绵羊一起放牧时，还常被用作“带群羊”。

在岭南地区，传说秦始皇派去的南越王赵佗，以五色羊作为瑞祥的标志。今云南一带，也是古代产山羊较多的地方。唐时吴越人曾向日本送去山羊，到18世纪山羊在日本仍被当做珍贵吉祥之物。

乳用山羊在南宋时代已见于杭州，宋《清波杂志》中有记载。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所说的英州乳羊，则是产于广东的一种肉用山羊，《本草纲目》更把它当做滋补的肉类。

春秋时期的两个大商人范蠡和猗顿都牧过羊。汉武帝时卜式牧羊尤为闻名。据《史记·平准书》和《前汉书》记载，是河南人，与弟分家后，只取羊百余只，入山放牧十余年而致富。

汉武帝派卜式在上林苑牧羊，年余就见成效。迄今流传的《卜式养羊法》，是否为他所著，尚难证实；但北魏《齐民要术》中的养羊篇，总结了魏、晋以前民间流传的牧羊经验，其中也包括卜式的经验，迄今仍不失为养羊的古代文献。

关于牧羊的饲养管理，在青海都兰县的考古发掘材料证明，先秦文化遗址中有外围篱笆的较大羊圈，说明当时的牧区环境已有一定设施。

《齐民要术》则对牧羊人的性格条件、牧羊时羊群起居的时间、住房离水源的远近、驱赶的快慢、出牧的迟早以及羊圈的建筑、管理和饲料的贮备等，都做了详细阐述，说明饲养管理措施已甚周到。该书对剪毛法也有叙述，指出剪毛的时期和次数决定于季节，有春毛、伏毛和秋毛的区别等。

古代供祭祀和宴会用的羊牲，一般都经过催肥，称为“栈羊”。《唐六典》为此定有制度：凡从羊牧选送到京的羊，即行舍饲肥育；一人饲养20只，每只定量供给饲料，屠宰有日期限制；并规定有孕母畜不准宰杀等。

唐代以后，由于皇室和往来使臣的肉食需要，对栈羊非常重视。仅据北宋大中年间诏书所示，牛羊司每年栈羊头数达33000只，尚未包括民间羊肉的消费数量。

对于配偶比例，明末清初农书《沈氏农书》认为以一雄十雌为宜。清代杨屾劝民植桑养蚕的农书《豳风广义》则认为，西北地区，一只公绵羊可配10至20只母绵羊，在非配种的春季可改为50至60只，是以公羊带群放牧配种的。由于秋羔多不良，古代牧羊者已知在春夏季以毡片裹羝羊之腹，防止交配。

牛、羊粪可用以提高土壤肥力，这在《周礼·地官》中早已指出。《沈氏农书》记述明代嘉兴、湖州地区养羊除收取羊毛、羔羊外，还可多得羊粪肥田。徐光启《农政全书》中指出羊圈设在鱼塘边，羊粪每早扫入塘中，可兼收养羊与养鱼之利。

清代文人祁隽藻的《马首农言》还记载有清代北方农村秋收后“夜圈羊于田中，谓之圈粪”的养羊积肥法。

我国古代牧羊场的组织制度应该说是比较健全的。隶属国家组织的牧羊场，古称“羊牧”，其中有的是独立设置，也有与马牛分群管理的综合经营。

如汉景帝时的马苑，号称养马30万，实则也包括许多牛羊。魏、晋时羊牧属于太仆寺，北朝在寺下再设司羊署，主管养羊行政，并分设特羊局和牸羊局。隋代统一全国后，组成牛羊署。

唐代改成典牧署，掌管陇右牧监送来的牛羊，以及群牧所的羊羔。《唐律》规定以620只羊为一群，不包括羊羔，每群设一名牧长和几名“牧子”。另规定孳生课羔的制度和奖罚的办法。宋以后典牧署改称牛羊司，属光禄寺管辖，并改羊牧为羊务，另有一套制度。

明代宫廷所需的羊，除由各省派拨外，也由上林苑饲养繁殖。永乐以后在北京市郊各县的上林苑，其规模不亚于秦汉，同时兼养其他畜群，也是一个皇家狩猎场。

清代的羊场主要集中在两处：一在察哈尔锡林郭勒盟，专供皇室取用，牧羊约21万只；另一在伊犁地区，归地方军政当局主办，称伊犁羊场，全盛时期牧羊曾达14万只。

[旁注]

殷墟　是商代后期都城遗址，位于河南安阳市殷都区小屯村周围，横跨洹河两岸，与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洹北商城遗址等共同组成了规模宏大、气势恢宏的殷墟遗址。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

郭璞（276年～324年），字景纯，河东闻喜县人，就是现在的山西省闻喜县。东晋著名学者，既是文学家和训诂学家，又是道学术数大师和游仙诗的祖师，他还是我国风水学鼻祖，其所著《葬经》。郭璞曾注释《周易》、《山海经》、《穆天子传》、《方言》和《楚辞》等古籍。

李昉（925年～996年），字明远，深州饶阳人，现在的河北饶阳县。宋代著名学者。官至右拾遗、集贤殿修撰。后周时任集贤殿直学士、翰林学士。宋初为中书舍人。宋太宗时任参知政事、平章事、中书侍郎。曾奉敕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等书。

李时珍（1518年～1593年），字东璧，时人谓之李东壁。号濒湖，晚年自号濒湖山人。我国明代古代伟大的医学家、药物学家，李时珍曾参考历代有关医药及其学术书籍八百余种，结合自身经验和调查研究，历时27年编成《本草纲目》一书，是我国古代药物学的总结性巨著，在国内外均有很高的评价。

赵佗（约公元前240年～公元前137年），秦朝恒山郡真定县人，就是现在的河北省正定县。秦代著名将领，南越国创建者。赵佗是南越国第一代王和皇帝，公元前203年至公元前137年在位，号称“南越武王”或“南越武帝”。

范蠡（536年～448年），字少伯。春秋时期楚国宛地三户邑人，就是现在的南淅川县。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谋士和实业家。后人尊称“商圣”。曾经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自号陶朱公。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卜式　洛阳人。西汉大臣。以牧羊致富。曾以家财之半捐公助边，又以20万钱救济家乡贫民。朝廷闻其慷慨爱施，赏以重金，召拜为中郎，布告天下。汉武帝封其为缑氏令，以试其治羊之法，结果很有成就，赐爵关内侯。

杨屾（1687年～1785年），字双山。陕西兴平人。清代鼎盛时期的农学家，一生重视农业和农业技术教育，长期从事农业职业技术教育，办学规范，成绩卓然，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农业教育家。著有《豳风广义》等书。

祁隽藻（1793年～1866年），字叔颖，一字淳甫，避讳改实甫，号春圃、息翁，山西寿阳人。清代大臣，三代帝师。累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太保。谥号“文端”。他不忘潜心农事，著就一本《马首农言》，用以指导农耕。

汉景帝（公元前188年～公元前141年），刘启，汉文帝刘恒的长子。西汉第六位皇帝，谥“孝景皇帝”。他继承和发展了其父汉文帝的事业，勤俭治国，发展生产，与父亲一起开创了“文景之治”；又为儿子刘彻的“汉武盛世”奠定了基础，完成了从文帝到汉武帝的过渡。

陇右　“陇右”一词则由陕甘界山的陇山，即六盘山而来。古人以西为右，故称陇山以西为陇右。古时也称陇西。陇右地区位处黄土高原西部，界于青藏、内蒙古、黄土三大高原结合部。其地渊源久远，成分复杂，内涵丰富，特色鲜明，是一个相对完整的自然、人文地域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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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盆地西北部的北川古羌族，是一个以养羊为主的畜牧民族，由于羊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北川羌族逐渐形成了对羊的崇拜。

以羊祭山是古羌人的重大典礼，所供奉的神全是“羊身人面”，视羊为祖先。在日常生活中，羌人喜欢养羊、穿羊皮褂、用羊毛织线，羌族少年成年礼时，羌族巫师用白羊毛线拴在少年颈项上，以求羊神保佑。

羊图腾崇拜是羌族先民较普遍的一种崇拜形式，是羌族原始宗教信仰的一个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