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苦干办法①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今天我要讲的是：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

目前我们在财政经济方面是存在着困难的。当然，我们有克服困难、争取好转的有利条件，但是，应该说，目前的处境是困难的。

对于存在着困难这一点，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我认为这种不一致是正常的，难免的。不要掩盖这种不一致。这几年处在大变动中，大家对形势自然会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取得认识的一致，需要时间，需要事实的证明。我相信，大家的认识，在实践的过程中，可以逐步地一致起来。把各种不同的看法说出来，进行讨论，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有利于使我们的认识趋于统一。高级干部的看法统一，非常重要。经过讨论，如果还有不一致的意见，可以保留，可以再看一看。保留不同意见是容许的。

关于目前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我讲五点：

一、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一九六一年的产量同一九五七年相比，粮食大约减少八百多亿斤，棉花等经济作物和畜牧产品也减产很多。粮食不够吃，去年进口一百多亿斤，今年还要进口八十亿斤。肚子里缺少油水，身上缺少衣着，这都是农业减产直接带来的后果。

农业上的困难是大还是小？有不同的估计。近来听到一些同志说，有的乡村，农民吃得好，鸡鸭成群，等等。有这样的乡村，但这是极少数。全国大多数地区并不是如此，大多数农民粮食不够吃。

农业恢复的速度是快还是慢？也有不同的估计。去年上半年，我设想过今后几年每年可能增加二百亿斤粮食。为了弄清楚增产的可能性，现在已经由国务院农林办公室[48]等几个单位组织一个小组，研究农业生产的一些基本条件，如土地、耕畜、肥料、农具、种子、水利、机械，以及今后几年中工业支援农业的可能性等等，看看这些条件现在和过去有什么不同，哪些比过去好，哪些比过去差。对于这些，我今天还不能具体回答。但是，可以做这样的估计，好的条件同不好的条件相抵，恐怕很难说目前的情况比第一个五年计划[28]时期的情况好。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每年平均增产多少粮食？根据农业部计划局一九五九年出版的《农业经济资料手册》上的材料，同上一年相比，一九五三年增产五十亿斤，一九五四年增产七十一亿斤，一九五五年增产二百八十七亿斤，一九五六年增产一百五十四亿斤，一九五七年增产五十亿斤，五年合计共增产六百一十二亿斤，平均每年增产一百二十二亿斤。如果公布的一九五七年的粮食产量有“水分”，那末，每年平均增产的数字还没有这样多。

现在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相比，水利和机械这两个条件要好一些，灌溉面积扩大了，防洪能力加强了，排灌机械多了，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械也多了。同时，工业基础大了，可能支援农业的力量也比过去增加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土地、耕畜、肥料、农具、种子这几个条件，现在都比过去差。拿土地来说，最近四年，水利、工业、交通的基本建设占用的耕地大

① 这是陈云同志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贝会议上的讲话。

约有二亿亩，菜地扩大了五千万亩，而新开荒地只有一亿五千万亩，增减相抵，粮食和其他作物的用地减少了一亿亩。全国的耕地一共十六亿多亩，减少了一亿亩，是一件大事。而且，这几年减少的耕地，大多是产量高的好地；增加的耕地，大多是在黑龙江、新疆、内蒙古等边远地区，一般的产量比较低。耕畜和猪现在比过去少了，有一部分种子退化了，有些地方的茬口[112] 搞乱了。按通常情况说，恢复时期的速度可能会快一点，但是，也要看条件怎样。总的看，好坏两种条件相抵，现在的条件可能不如过去。这是稳当的说法。至于农业恢复的速度能够多快，目前还不能肯定，需要再看一两年。那时候，实践将会证明能不能快一点。

我们工作的基点应该是：争取快，准备慢。凡是有利于争取农业增产的，我们都要尽力去做。但是，也要考虑到，工作都做了，还可能不够快，所以要作慢的准备。毛主席说过，“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113]。我们今后安排农业计划，也必须照着这个意见办。

对于农业生产，首先是对于粮食生产恢复快慢的估计不同，我们财政经济工作所采取的步骤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每年能够征购多少粮食？要不要进口粮食？经济作物和猪的恢复速度有多快？今后几年每年能够投资多少，基本建设的规模多大？城市人口要不要减，减多少？这些问题，都要根据农业首先是粮食增产的速度来决定。拿基本建设来说，增加投资，除了增加生产资料以外，还必须相应地增加粮食和其他各种生活消费品。农业生产恢复的快慢，也直接关系到工业生产恢复的快慢。中央所有部委的负责同志，都来研究一下农业问题，是很必要的。农业问题是全国的大事，对各部委的工作都有关系。不仅农、林、水各部要研究，工、交各部要研究，财、贸各部要研究，而且文教、政法、外事各部也要研究。我们都是干革命的，搞社会主义的，对于这样关系全国六亿多人民的大事，关系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是不能不关心的。

二、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这几年建设规模是合适的，就是因为有灾荒才发生了问题。也有人说，是农业扯了腿，不然就正好。在他们看来，好像是工业吃了农业的亏，工业本身没有问题。我看不是这样，而是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农业负担不了，工业也负担不了。

我们现在这样大的建设规模，不仅在农业遇到灾荒的时候负担不了，即使在正常年景，也维持不了。假定一九六一年度[39]的粮食产量不减少那么多，而是正常年景的三千七百亿斤，维持这样大的建设规模行不行呢？我看也不行。

从开国以来，粮食紧张已经有过四次，其中三次是因为城市人口增加得过快。第一次是一九五三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第一年，增加职工很多，结果不得不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第二次是一九五五年春天，由于一九五四年购了过头粮，就出现紧张情况，弄得“家家谈粮食，户户谈统购”。粮食工作上的这个错误，中央和毛主席批评过。第三次是一九五六到一九五七年度，当时表面上粮食不那么紧张，但是，当年粮食的征购量已经不能适应需要，不得不挖库存六十几亿斤，可见，当时的农业维持那么大的工业建设规模，已经有困难。第四次是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产量下降，而征

得多，销得更多。

最近几年工业建设的大发展，是建立在一九五八年生产七千亿斤粮食、七千万担棉花的错误估计上的。当时以为粮食过了关，可以大办工业，所以大量招收职工。这几年增加了那么多职工，绝大部分是一九五八年下半年招收的。从过去的经验看，今后几年即使恢复到年产三千七百亿斤粮食，同现有的建设规模还是不相适应的。

已经摆开的建设规模，不仅农业负担不了，而且也超过了工业的基础。现在工业的情况是，工人增加得太多了，产量却增加得不多。工业产品，不论从数量、质量、品种、规格来看，都不能满足各个方面的需要。因此，基本建设项目就不得不一批一批下马，工厂半成品就不能不大量积压。

这几年的建设规模是怎样铺开的呢？除了一九五八年误认为粮食过了关以外，又是根据钢产量很快可以达到五六千万吨的设想来布置的。大家没有经验，摊子铺得大了，工人招得多了。这样就造成了建设规模同实际的工业基础不相适应的情况。

三、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现在的通货膨胀，虽然根本不同于国民党垮台前那种恶性通货膨胀，但是，毫无疑义，也是一种通货膨胀。究竟是否如此？是否说得太严重？也可能有不同的看法。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的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并且多发了六七十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表现。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支出钞票多；另一方面，农业、轻工业减产，国家掌握的商品少，这两方面不能平衡。

通货膨胀的趋势如何？照现在的情况看，在采取有力措施以前，恐怕还不能停止。我们必须坚决扭转通货膨胀的趋势。否则，将不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不利于市场的稳定，不利于经济建设的开展。

四、城市的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一部分农民手里的钞票很多，投机倒把在发展。对这一点，在我们高级干部中也有不同的看法。目前的情况是，农民自己经营的副业产品，集体和个人生产的三类物资[33]，都大幅度地涨价。在过去一年多中间，农民在自由市场上出卖相当于正常价格十亿元左右的物资，换去了三十亿元左右的钞票。现在不少农民手里的钞票相当多，城市钞票向农村转移的趋势还没有停止，还会继续一段时间。原因是国家没有充分的商品来满足城市的需要。我们要公社和农民发展农副业生产，不让卖不行，过多地派购也不行，而城市人民又要吃，价钱虽高，你不买，有人买。过去每年供应给城市的猪肉三十多亿斤，现在还不到十亿斤。能不能很快恢复到三十多亿斤？不可能。只有当国家手里掌握很多物资，能够保证城市供应的时候，城市钞票大量向农村转移的趋势，才能停止。

在物资少、钞票多的情况下，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要把两种人区别开来：一种是农民，他们把自己生产的猪肉、鸡蛋等在自由市场上高价出卖，多得了一些钱；另一种是投机分子，他们一手买进，一手卖出，一转手就捞很多钱。从人数说，前一种人占多数，但后一种投机分子确实也不少。刚才先念[114]同志说，一辆自行车要六百五十元钱，还有人抢着买。对于投机分子，必须采取有效办法来对付。

大批钞票流向农村，国家没有足够的工业品来回笼这些钞票。集体生产者向国家出售了一定数量的农副产品，也得不到等价的工业品。据商业部的同志说，现在农民卖出一百元的农副产品，我们能够供给他们的商品只有六

十多元，加上理发、看电影等等，也只有七八十元，还差二三十元。没有相当的工业品供应农村，没有等价交换，单靠政治动员，是难以持久的。在相当范围内的自由市场，对促进生产是有利的。但是，农民高价出售农副产品所得到的钞票，如果不想办法换回来，农民手里的钞票越来越多，就有农民不愿意继续向国家出卖农副产品的危险。

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很多。这一点，大概没有不同的意见了。

以上讲了五点困难，其中一、二两点是基本的，其他三点都是从前两点派生出来的。

我们是不是有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呢？当然有。我想着重指出以下几点：

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115]在实践中已经逐步地丰富起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已经制定了实现总路线的一些具体政策。改进农村工作的“十二条”[88]、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89]贯彻执行后，农民的积极性显著提高，农村人民公社已经进一步巩固。中央关于调整工业的指示[116]、工业企业“七十条”[117]，也已经开始实行并收到效果。经过最近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111]，全党县级以上主要干部的思想认识大为提高，各项工作将会有显著的进步。

二、粮食、家禽、猪的产量在回升，这是肯定无疑的。回升的速度多快？还要观察一下。至于经济作物的产量是否能很快恢复以至有所发展，现在还难于肯定，因为粮食不够吃，农民还不愿意多种经济作物。

三、几年来扩大了的工业、交通的生产能力，其中许多部分，将会在经济恢复中起作用。这就是说，我们克服困难的力量，比以前大了。

四、人民在克服困难、恢复经济中，是会同我们党合作的。只要我们把存在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讲清楚，没有疑问，人民会同我们合作。当然，不是说一点小乱子都不会出。但是，总的说来，人民是会同我们党一起去战胜困难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应该有信心。我们党英勇奋斗几十年的历史，建国后十几年建设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绩，人民是看得清楚的。在某些问题上，人民可能对我们有意见，但是，同旧社会比，他们还是觉得我们好。我们所做的好事，包括革命的胜利，建设的成就，同我们犯的错误所造成的损失比较起来，当然是好事多。对于这一点，人民会作出公正的评价。我们目前的困难，一般说是好人好心做了错事所造成的。人是好人，心是好心，就是做错了事。讲清楚了，改正了错误，把工作做好了，人民是会原谅我们的。

五、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一点也很重要。干部取得了经验，有利于克服困难，恢复经济，对今后工作很有好处。

以上五点是我想到的有利条件。可能还有别的，我说得不完全，请大家研究。

总起来说，我们有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但是，目前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在中央部一级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干部中，应该指出这一点。至于认识不一致，那是难免的，也是允许的。彼此交换意见，对统一认识、克服困难有好处。中央财经各部委可否在部长一级和司局长一级的干部中，提出这些问题，让大家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我认为应该这样做。因为各部委之间，各部委的内部，对这些问题事实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彼此进行交换，

听听不同的意见，这对暴露缺点、改进工作，很有好处。“逢人只说三分话”，说话有顾虑的情况还是存在的。见面打“官腔”，不互相交心，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革命是会失败的。我们干革命的人，应该讲真话，有问题就提出，有意见就发表，认真地进行讨论。

现在讲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

针对上述情况，在财政经济工作中，应该采取哪些办法来克服困难呢？我提六点意见。

第一点，把十年经济规划[118]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

现在无论农业或者工业，都需要有一个恢复时期。农业的恢复大约要三年到五年。工业在这三五年内，也只能放慢速度，只能是调整和恢复。恢复阶段要几年？我个人看来，从一九六○年算起，大体上要五年。是否就是五年，请大家考虑，最后由中央来决定。

当然，在恢复阶段某些方面也可能有若干发展。大家知道，在建国后的三年恢复时期[66]，钢的年产量不但恢复到九十多万吨，而且发展到一百三十多万吨。但是，就全体来说，十年规划的第一个阶段主要是恢复。这一阶段的任务，是克服困难，恢复农业，恢复工业，争取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恢复是为了发展。有了前一阶段的恢复，才有后一阶段的发展。

把十年规划明确地分为两个阶段，并且确定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对我们妥善部署财经各部门的工作很有好处。如果不是这样，笼统地要大家执行十年规划，又想发展，又要下马，又想扩大规模，又要“精兵简政”，就会彼此矛盾，举棋不定。而分成两个阶段，基本建设和若干重工业生产的指标先下后上，任务就比较明确。

恢复阶段的经济情况，应该说是很困难的。照少奇[81]同志的说法：类似非常时期。我们要有应付非常时期的办法。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要有更多的集中统一；另一条是一切步骤要稳扎稳打。这里所说的集中统一，就是在给地方和企业以必需的机动的财力、物力以后，把力量集中统一起来。这种集中统一的程度，可能要超过建国初期，因为现在的情况更复杂。

第二点，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

这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性的措施。无论从临时之计看，还是从长久之计看，都必须如此。

要精减的职工，不单是来自农村的人，还有一部分城市的人。减下来后都要作适当的安排。如纺织工人，大多是城里人，现在很多纺织厂不能开工，也只能多做思想工作，把道理向工人说清楚。减人这件事是很困难的，要他们来容易，要他们走就很困难。但是，如果现在不减，财政继续亏空，市场发生动乱，就会使我们更加被动。现在减有困难，将来减更困难，两个困难比较起来，我看还是早减为好。

家在农村的人，动员他们回乡有困难。但是，总比从农村征购粮食拿到城市里来供给他们要容易得多。去年压缩城市人口一千多万人，如果这些人继续留在城市，一年要吃四十多亿斤粮食。现在向农民多征购四十多亿斤粮食是不可能的，就是多征购十来亿斤、甚至几亿斤，也是困难的。让家在农村的职工回家吃饭，在家里匀着吃，比较好办。对于减人，大家一定要下定决心，否则没有出路。

第三点，要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

我想到的，大体有四种办法：

一是严格管理现金，节约现金支出。银行要把钞票管理好，能不用的钱一定不用。要恢复银行严格管理现金的制度，严格的程度要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二是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要从重工业方面转移一部分原料、材料给轻工业，再进口一部分原材料，增产日用品，回笼货币。人民有了钱，总要使他们能够买到东西，才能心情舒畅。没有这一条，只搞高价商品，老百姓是要骂娘的。

三是增加几种高价商品。高价商品品种要少，回笼货币要多。不要星星点点地搞，这也高价，那也高价，所得不多，弄得名誉不好。应该是不搞则已，一搞就要确能收回一大批钞票。我们增加几种高价商品，首先是为了把在自由市场上高价出售商品的人的钞票收回来，同时也利用它来平衡商品供应量同购买力之间的差额。去年搞高价商品，重点是在城市；这次搞高价商品，重点是在农村。哪里钞票多，就在那里投放高价商品。这个办法要先试点，看一看，听一听反映，步子稳一点，看准了以后再推广。卖高价商品，实际上是货币贬值，群众会有些不满意。但是，只要基本生活资料不涨价，就不会出大问题。如果不采取这个办法，多余的货币不能回笼，到处冲击市场，更不好办。

四是坚决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这种斗争应该有三方面的对策。首先是经济斗争。你按牌价卖给我鸡蛋，我也按牌价卖给你糖果；如果你卖高价鸡蛋，我就卖高价糖果，你多赚了钱，我就想办法拿回来。这就是说，不仅要有低价对低价，而且要有高价对高价，否则办法不完全。其次是业务经营。在农村建立供销社，在城市建立消费社，互相配合，经营三类物资和一部分工业品。供销社、消费社经营这些东西，价格可能会高一点。但是，如果不要它们经营，搞投机倒把的人会经营，人民的损失更多。让供销社、消费社得利，比让投机倒把的人得利好得多。再次是行政管理。要通过市场管理、税收、运价等办法把自由市场管起来。这些工作，都要反复考虑，进行试点，取得经验，然后铺开。

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三年，必须千方百计做到财政、信贷收支平衡，制止通货膨胀。不能今年不动手，等到明年再去制止。

第四点，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目前我们能够逐步采取的办法有三项：

一是分几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夏天和蔬菜多的地区可以少一点。一亿城市人口，实行这个办法，每年需要三十亿斤大豆。我国每年大豆的产量，在一九五八年以前是一百九十亿斤左右，这两年是一百二十亿斤，拿出三十亿斤来供应城市，是可能的。我们应该力求在两年内逐步做到这一点。第一步可以先在大中城市的六千多万人口中实行。这个办法，不仅可以保证城市人民的健康，而且可以提高一点职工的实际工资。有了豆子吃，或者换豆腐吃，就可以不买或少买自由市场上的高价副食品。据计算，每人每天最低需要七十克的蛋白质，一斤粮食含蛋白质四十五克左右，一斤蔬菜含五克，一两大豆含二十克。在缺少肉类和蛋品的情况下，用大豆来补充营养，是一个比较可靠的办法。

二是每年供应几千万双尼龙袜子。这也可以说是一件大事。孩子多的人家，都感到补袜子是一件伤脑筋的事。如果每年用四百万美元进口一千吨尼

龙，就可以织四千万双袜子；如果织尼龙底的袜子，产量可以加倍。一双尼龙袜子可以卖几块钱，买的人欢喜，国家一年也可以回笼几亿元的货币，这是公私两利的事情。

三是把全国各地价值约四千万到五千万元的山珍海味等高级副食品，用于高价馆子，价钱卖贵一点。招待所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也要卖高价。这样，既可以改善一部分人的生活，也可以回笼不少货币。

在保证城市人民生活需要方面，现在想到的比较可行的办法只有这三条，其他的“支票”还开不出来。就是这些办法，做起来还是不容易的。

第五点，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

这一条是根本大计。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要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事情：

一是除增产粮食外，要重新考虑保证经济作物增产的办法。保哪几种？保多大范围？多少年搞起来？都要研究。现在对经济作物的奖励办法是“二百二”红药水，有点用处，但是不能解决多大问题。经济作物不恢复，国家就没有商品来保证城市和乡村的供应，国家同农民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等价交换，工农联盟就不能巩固。国家用一块钱收购棉花，纺成纱，织成布，就可以卖四块钱。如果用来生产针织品，回笼的钞票就更多。但是，要鼓励农民种棉花，就必须保证棉农有足够的口粮。现在，棉农向国家交售一百斤皮棉，只奖三十五斤粮食。这个办法，棉农吃不饱，他们只好把棉田改种粮食。这样下去，棉花不但不能很快增产，而且还可能继续减少。如果棉农交售一斤皮棉，供应二斤粮食，那末，农民就会积极种棉花。按照这个办法，我们每年收购二千五百万担棉花，就要用五十亿斤粮食。其他经济作物的情况也是这样，要增产就要供应足够的口粮。现在，国家必须进口粮食来补充口粮，如果要保经济作物，还要多进口一些粮食。也曾经考虑过，是进口棉花合算，还是进口粮食合算？研究的结果，进口棉花不仅货源不够，而且不如进口粮食合算。进口一吨棉花要用七百美元，进口一吨粮食只要用七十美元。这就是说，进口一吨棉花所用外汇可以进口十吨粮食，而用十吨粮食就可以鼓励农民多产五吨棉花。

二是对不同的产粮区，研究出不同的增产办法。我国商品粮的主要产区，有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关中平原，长江三角洲，江汉平原，洞庭湖周围，成都盆地，珠江三角洲，等等。这些地区，都各有不同的特点。我们应该找出适应这些地区特点的有效的增产办法。对商品粮的主要产区，应该多供应化肥。据计算，进口化肥比进口粮食合算。只要外汇有可能，就应该多进口一点化肥。

三是拨出一部分钢铁、木材，制造中小农具。目前工业支援农业的重点，不是拖拉机，而是中小农具。要切实计算化肥和农业机械可能供应的程度，要确实能够办到，不要做不切实际的计划。

第六点，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

我认为，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年产七百五十万吨钢，二亿五千万吨煤，也是重要的，但这是第二位的问题。在不妨碍增加农业生产和制止通货膨胀的前提下，能搞到这么多钢和煤，当然很好；如果有所妨碍，搞不到这么多也可以。

要增加农业生产和制止通货膨胀，只靠国务院的农林办公室和财贸办公室[24]是不行的，主要要靠计委、经委等综合机关，在国家计划中把这些事情摆到头等重要的位置。毛主席早就提出，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必须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计划[119]。现在，必须研究我们的计划工作和经济工作，怎样才能切实地体现这个精神。

以上六点，是克服当前困难的主要办法。我讲得可能不完全，请同志们讨论和补充。

目前财政经济的状况怎样，克服困难的办法是什么，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时刻关心的大事，我们应该慎重地考虑这些问题，兢兢业业地做几年工作。我们的工作部署，要反复考虑，看得很准，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稳扎稳打。慎重一点，看得准一点，解决得好一点，比轻举妄动、早动乱动好得多。困难时期只是着急，或者病急乱投医，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当然，凡是看准了的确实有效的办法，就要集中统一，全力以赴。今后几年克服困难应该力争快一点，同时要准备不快的可能。毫无疑问，只要我们努力去做，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早日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