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情感的理性思考

从（心理）科学的角度来说，究竟“情感”是什么？迄今我们鲜有所知。因此，汉斯立克悲观的结论也不为无因：“肉体的印象怎样会成为心灵的情况，感觉怎样成为情感——这些问题都是在神秘的桥梁的彼岸，还没有一个科学家能跨过这座桥梁。肉体和心灵的关系，这个原始谜语有着千种形态、万种变化。提出这个谜语的斯芬克司永远也不会纵身跳下她的岩石。”他又进一步说：“这些问题——就我们所知和我们的判断看来——生理学都不能解决。它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它连痛苦怎样产生眼泪，欢乐怎样产生笑声也不知道，——它连痛苦和欢乐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呢！因此大家不要向一种科学要求它所不能给的解答”。汉斯立克说了这些话之后，一百多年过去了，但目前情况是否有所好转呢？恐怕仍不容乐观。当然，20 世纪的心理学

（生理学）有很大的进步，但对“情感”的问题我们依然所知甚少。举例说， 1975 年苏联出版的一本心理学的教科书，其中对“情感”问题的论述，比之

他们 20 年前的著作也无甚进展，也没有什么太多新的内容。虽然其中论及“审美情感”（美感）时把它归入于“高级情感”一类，而他所谓的“高级情感”， 也只是：“这些情感渗透着理智的因素。这种情感还具有许多特点，它们可能以其开展的形式达到很大程度的概括性”。但究竟这种“高级情感”同我们的理性思维（理智）的关系的具体情况又如何呢？仅仅用“渗透”这样多少有些文学化的字眼是说明不了太多问题的。

但是，说抽象的“理智”能“渗透”于情感，却毫无疑义地表明了如下一点：即“理性”（理智）和“情感”原是两件不相干的“东西”，“理性” 是从外部“渗”入于“情感”之中。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面对某些具体事物而引动感情，也决不能说和我们理解这些事物的性质无关，也就是说日常情感之中也同样“渗透”了一定的“理智”的因素。如果把日常情感称之为一种“低级的情感”，那末，似乎“理智”也应该分出一些等级：有渗透于“低级”的日常情感之中的“理智”，又有制约着“高级”的“情感（审美）” 的较高级的“理智”（理性）。一个孩童的情感有别于成人的情感，幼稚的孩童稍有不满即放声大哭，但智力成熟的成人却能加以适度的控制。两者的区别，恐怕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理智”的性质有所不同；而作为一种“高级情感”的“审美情感”，其中所“渗透”的理智，也似是一种更高级的“理智”（理性）了。

“理性”（理智）是怎样从“外部”渗入到“审美情感”之中，这样一个心理问题恐怕很难完全弄清楚，因为我们根本不能钻到别人的头脑中去一窥究竟，我们最多只能对文艺创作中表征出来的一些心理现象加以观察和分析描述。逻辑思维（理智）的制约、渗透于文艺创作（情感），一般说来， 可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较清醒的、较自觉地把某种理性观念去指引、规范、渗透艺术创作中的情感活动；但还有一种情况，有些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不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的创作活动往往呈现为一种“无意识”

（Unconsciousness）的活动，他的创作似乎被一种不可见的、盲目的力量所左右，甚至有时同他的有意识的理性观念相左，最明显的一个事例，如法捷耶夫创作他的小说《毁灭》时的一些经历：据他自己说，他原来有意识的计划构思被一种潜在的、盲目的、无意识的力量所改变。过去，许多苏联理论家都把这个现象解释为客观生活的逻辑直接干涉、左右了他的创作，但他们忽略了极其重要的事实——当“客观生活”进入到一个人的头脑中时，也总是要成为一些观念性的东西，“客观生活”自身不可能直接钻进人的头脑中去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显然这些对客观生活逻辑的理性认识（一定的逻辑概念），在法捷耶夫的头脑中出现时并不呈示出一种有意识（显意识）的状态而是采取了“无意识”（潜意识）的姿貌。这就是一个所谓“非自觉性” 的创作活动的典型事例。

在我们的时代，作家艺术家如果勤勉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 获得了对世界、对生活的一定的正确认识，持有了一些较深刻的理性概念， 以这样的逻辑概念去看待世界和人生，同时又有效地制约、规范他的审美情感和艺术创作，当是大有稗益的。固然，有些艺术家，可能在他创作时十分有意识、十分自觉地应用一定的理性观念（世界观）去观察世界、分析世界并进行创作活动；但我们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种情况，即他的头脑中的某些理性思想并不处于一种“显意识”的状态而是成为一定的“潜意识”（无意识），从而去“指导”他的创作活动（如上述法捷耶夫的事例）。这样，这两种情况又究竟孰是孰非呢？依我看来，不必对这两种情况判别其是非优劣，主要的问题是看创作的效果。创作过程中的“自觉”或“非自觉”地应用一定的理性观点去制约情感和创作，应该是不分轩轾的，不必去扬彼抑此，更不必尊此贬彼。“潜意识”（无意识）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心理现象，不是我们褒贬的对象。它是一种科学研究的对象，如果用“史家笔法”对待之，这纯粹是庸人自忧，无事生非。

由此看来，柯克认为艺术家的创作活动扎根于他的灵魂深处的那个“下意识”（潜意识、无意识）的世界，它是深层的、稳固的、持久的一个心灵世界，不会受到他平时日常生活中由各种生活琐事所引发的一些喜怒哀乐的情绪波动所左右，这是完全正确的见解（见前引文）。因此，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只有当一定的理性观点深深埋藏进他的“下意识”之中，这种正确的理智才会成为他的“天性”，才能“本能”地制约他的艺术情感；他的艺术创作才能有独立的、不受任何日常生活干扰的自主性；他凭他的“良知”和“良心”进行创作，也不会受到日常生活中各种物质利诱或暴力胁迫而背叛甚至出卖他自己的灵魂，更不会把自己的笔不分青红皂白地听从别人的随意指使和摆弄（鲁迅堪称为一个典型）。这恐怕就是艺术心理学中的所谓“自我”（Ego）的真正涵义。

在中国古典美学中，艺术（诗）表述“情感”的见解是出现得非常早的。第一个明确提出的“诗缘情”的说法的人是晋、陆机（所谓“诗缘情而绮靡”

《文赋》）。但更早一点，也还出现过“诗言志”的说法，最早大概是《尚书》中所说：“诗言志，歌永（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尚书·舜典》）。此外，《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诗以言志”；《庄子·天下》： “诗以道志”，等等甚夥。但是，“情”和“志”的关系又如何呢？我们可以在《诗·大序》中隐隐约约窥到两者应有的一点联系：

诗者，志之所在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

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但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说得更为具体了一些： 必以情志为神明。（《附会》）

然“情”、“志”二词连缀，却并非始于刘勰，它早已出现了许多古典诗文如《古诗十九首》：“荡涤放情志”、范晔《后汉书》：“情志既动”、沈约《谢灵运传论》：“情志愈广”、陆机《文赋》：“颐情志于典坟”等， 惟均语焉不详，很难看清他们的真正用意。而刘勰《文心雕龙》的《明诗》篇一开首便征引了《尚书·舜典》及《诗·大序》，又进一步加以阐义：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感物者，情也；感物而吟者，志也。这里，“情”、“志”二词并用， 虽各有侧重，但相互间的关联已十分明显。而更重要的是，刘勰还喜欢在同一个词义层次上应用“理”或“义”来代替“志”。例如：

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熔裁》） 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体性》） 明情者总义以色体。（《章句》）

上引种种虽仍难免“语焉不详”之病，但至少我们可以断定一点：在刘勰心目中，“情”和“志”及“理”、“义”等都不无联系；而“志”和“理”、“义”等虽尚难断定即为同义词，但关系密切或近似这一点却是毫无疑义之事。再有，中国古典美学典籍中应用的“志”的概念，是否含有近代西方哲学中的“意志”（Will）的相同涵义，笔者更不敢妄断；但如果说两者完全风马牛，恐怕也不是事实。

依我看来，“情”中渗透的“理”的具体内容，应是“志”；“志”不过是一种独特的“理”。这一点，笔者同意裴斐先生的见解：“⋯⋯缘情论也包含言志的观念。‘志’（理性观念）必须表现为‘情’；反过来说，‘情’ 的抒发也必然具有某种‘志’的含义，⋯⋯‘志’与‘情’在诗里原是一个东西”。对于我国的古典美学遗产的估价，笔者以前曾感叹过：“也许东方精神确实有它自己特异的秉性。我们古人的思维头脑和感觉器官往往像一支细长而锋利的针锥，一下子能很深地刺中事物的本质要害；但同时又正好是它的弱点——所涉及的方面往往是比较狭窄的。⋯⋯”对艺术活动中的“情志”问题，恐怕也正是如此，我们的古典美学很早就触及到西方美学中直到近代才涉及到的一些要害问题（如“情”、“志”等）；但反过来说，我们的古人当年却很难完满地阐明这些问题，如果同西方近、现代美学相比较， 其简率粗陋之病亦不容讳言。

西方近代美学史上，系统地阐述艺术活动中的“情感”问题的，不能不首推康德。他的著名的三大“批判”，区分了人类心智活动的三大领域—— “知”（理性）、“意”（道德）和“情”（审美），同时又阐明了三者的联系，囊括了人类全部心智活动。叶秀山先生对康德美学的解义亦极为精辟： “应该指出，康德这里所谓的‘判断力’，既非知识判断，也非实践判断， 而是情感判断。⋯⋯在康德看来，和人的认识能力和意志能力一样，人的情感也有高级的、为理性制约的和低级的、为身体制约的之分”。“（康德认为）在鉴赏判断和艺术创造中，所谓‘情感观念’（Aesthetic idea）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情感的、感性的，因而离不开直观的形象、直接的体验；另方面又是理性的，是一种观念或理念。⋯⋯它又不是单纯的感觉印

象，而同样是理性的判断，因而不可能不涉及任何概念”。叶秀山又指出： “‘情感观念’（‘感性观念’）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即实践理性概念虽然找不到一个知识性、理论性的直观与其相适应，但却有美的直观（或为自然的，或为艺术家创造的）与其相适应；而美的直观，虽无确定的理论的、知识的概念与其相适应，却有实践的、道德的概念与其相适应。⋯⋯美的直观，已非单纯感觉，而是理智的感觉；美的观念，已非单纯的概念，而是充满情感（感性）的概念，只是这种结合，在康德看来，不可能是知识性的， 也不可能是实践性的，而是艺术性的、鉴赏性的。”“于是，我们在这里接触到康德提出的一个重要的饶有兴味的命题：‘美是道德的象征’。”正是这样，康德用“情感”作为知识和意志之间的桥梁，把“知”、“意（志）”、“情”三者沟通起来；正是康德，第一次在审美领域（情感）中为“意志”

（道德）安置了一个合适的座位；也正是康德，从哲学的角度对理性（知识） 和情感（艺术）的关系作了恰如其分的论证。现在，再回过头来看我们的“国粹”中出现的“情志”的概念，它的轮廓也许就更为清楚一些了，康德说的“道德的象征”，是否可以看作是“情志”的一个较为适当的诠释呢？乞高明有以诲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