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勃朗

以下是《商业报》在 1841 年 8 月 3 日有关本书所发表的评论： “变为工业企业主的政府怎样执行职务呢？我们如果以公共工程部的例

子来判断，那就可以推测，政府的措施，不论在节约方面、积极行动方面、企业的发展和改进方面，都不是出色的。我们还可以设想一下，当政府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时候，它是为了公用事业或者为了靠税收征集产品而领导劳动生产的。但是，当国家成为唯一的制造商并独自负担供应私人消费需要时，它将用什么方法来硝售产品、寻找国内外的销售市场呢？”

如果这些非难一点也没有指错的话，那么，无疑地这些非难是十分严重的。当然，如果国家成为工业企业主并且负责供应私人消费需要，那么肯定它就要在这一巨大任务的重担下失败。再进一步说：假如国家能这样做，那么，这样一个制度的结果所能造成的就会是暴政，就会是在公益的假面具下对于个人所施行的强暴，就会是丧失一切自由，最后，就会是普遍的窒息。但是，难道我们提出了类似这样的东西吗？这种非难如果对圣西门①主义提出，还能成立。但是我们的学说与圣西门学说之间有什么共同之点呢？我们曾经说过，国家应当是工业的调节者：难道这就是说国家应该对工业施行垄断吗？我们曾经说过，国家应当创办社会工场，供给劳动者以劳动工具，规定那具有法律形式和效力的工业章程，难道这就是说，国家应该变成投机者、工业企业主吗？这里，谁不感觉到，他们是用不是我们的立场来攻击我们的呢？请再阅读一下我们的计划：大家会看到在社会工场所得利润的分配中， 我们并没有分给政府任何一份：所以，在我们的制度中，政府既不是垄断者， 也不是投机者。的确，我们让政府在社会工场成立的第一年间来参与工厂的行政管理。但是，为什么要把一个制度的基础和推行这个制度的方法混为一谈呢？我们说了些什么呢？“社会工场成立后的第一年，由政府安排各项职

① 昂利.克劳德·圣西门（1760—1825），法国卓越的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的最著名代表人物之一。—— 译者注

务的等极。一年以后就不再如此了。工人们既然有时固可以互相鑑定，并且， 他们既然都关心社团的成功，那么，各级人员就可以从选举中产生出来。” 意思就是说：机器一经安装起来，自己就可以开动。国家只须像它监督所有法令的执行那样来监督章程的遵守。可是，这些章程既然是实施一种关于联合和博爱的学说，那么，工业立刻就会走上新的道路，以致国家除了排除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的企图为对抗这个运动而制造的种种障碍以外，没有别的事情可做。请很好注意这一点：我们不像圣西门学派那样，要求国家亲自去做一切事情，我们只要求国家发动一次以社团原则代替竞争原则为目的的工业革命。我们并不要求国家成为工业企业主和把所有的垄断权都集中在它的手中，我们要求政府出面干预，以便给予某些工人团体以劳动工具，并给这些工人团体制定法律，使它们不可能不在王国的整个地面上不知不觉地扩展起来。

“有一个国家，大约从三百年前起就在大规模的范围内施行着一种和路易·勃朗先生所提议的相似的制度，这个国家就是巴拉圭。在南美殖民地叛变之前，这个国家处在完全实现了公有财产和社会博爱的鸟托邦的神权政治的统治之下。表面上，这个政府是符合公尺的愿望的，因为，那些从宗主国的权威之下解放出来的公民，除了以联邦制的形式代替单一制外，愿意没有其他变动而保留这个政府。新组织的领导者佛兰西亚博士①改善了旧的组织， 并且除了根据人戾一致拥护的意见外，并未通过其他任何形式就维持了他过去所处的地位，雷纳耳②根据一致公认的证据叙述了巴拉圭的制度之后，发现了一种他不能解释的现象。他说：在那种政体之下人口似乎应该极快地增长起来：因为在那里，没有一个闲人，没有一个工作过忙的人：在那里，食物是有营养的、丰富的、对于所有的公尺都是平等的：所有的公尺穿得也很舒适：在那里，老人、寡妇和孤儿依靠土地的剩余产品而得到大量的赡养：在那里，人人都可以不计较利害关系而自由选择对象；并且，在那里，儿女成群是一种慰借而不会是负担：在那里，从不发生那种同腐蚀穷人和富人的那种游手好闲分不开来的、加速人类生命死亡或衰颓的荒淫，在那里，丝毫没有什么可以激起不自然的情欲、破坏正常食欲的东西：在那里，人们可以享受贸易的利盆而丝毫不受到奢侈恶习的影响：在那里，粮食满仓，在同一宗教的博爱下，各民族联合起来，彼此进行无偿的援助，这是一种可靠的方法， 它可以防止季节的变化无常或风雨不调所引起的歉收；在那里，社会惩罚永远没有必要对任何一个罪犯判处死刑、受辱和徒刑：在那里，人们不知道什么叫征税和诉讼——这是到处使人类受苦的两个灾害：看起来这样一个国家应该是世界上人口最密的国家。然而事实并不如此。事实是，在和法国一样广阔的土地上，巴拉圭可能只有五十万居民。这一定是一种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组织所含有的深刻弊病，抵消了这么多的利益。”①

我们不难指出在巴拉圭建立起来的制度和我们所提倡的制度之间的根本不同点。如果我们承认那种比拟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刚才读到的引文对我们的结论是一篇多么有利和卓越的辩护词 啊！怎么！德行和幸福就是一个

① 何塞·加斯帕尔·罗德里盖斯·佛兰西亚（1766—1840），1814—1840 年巴拉圭的独裁者。他没收了修道院的财产扣地主的一部分土地。他对反动势力扣外国干预巴拉圭事务的阴谋进行了斗争。——译者注

② 季育姆·雷纳耳（1713—1796），法国的历史家和哲学家。——译者注

① 参阅 1841 年 8 月 3 日的《商业报》。

社会在应用了你们所攻击的学说时所得到的东西！你们除了给我们描绘一幅关于这些学说所提供的利益的引人入胜的图画以外，找不到任何东西来攻击这些学说！“巴拉圭本该是世界上人口最密的国家：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如果住在巴拉圭的那些人既善良而又幸福，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根据雷纳耳的说法，“在他们那里丝毫没有加速人类生命的死亡或衰颓的东西”， 那么，人口不多又有什么关系呢？人口的增加是否总是繁荣的象征呢？我们可以看到，巴黎人口的出生率，在富裕地区占人口的三十二分之一，而在最贫困地区就提高到二十六分之一。但愿上帝的意旨是使那眼光短浅的经济学家们所互相祝贺的我国人口的增长并不那么显著、那么迅速！啊！你绝对相信人口增长是件好事吗？那么请你看一下你的周围：饥饿的人繁殖得最快。我们的祖国很快就要容纳不下我们了；这一点你还看不到吗？现在我们不是已经在互相窥伺，等待互相吞噬的机会吗！让那些征服者去要求母亲们多多生育吧：这些人需要人丁兴旺，因为他们需要一些人来做炮灰。

“如果竞争是贫困和破产的必然原因，那么，怎样去解释美利坚合众国这样一个竞争制度的国家的繁荣呢？”①

没有再比作出这种解释更容易的了。美国人并不像我们那样拥挤在一个不能任意开拓疆土的国家里。至少到现在为止，他们之所以能够部分地避免竞争的灾害：简单说来，正是由于还存在着空地。但是，怎么啦！那个强暴地驱使英国人走出他们的岛屿并使他们把地球看成是一个必须征服的市场的压力，那个不可抗拒的压力，现在不是已经统治着美国了吗？销路问题在美国不是已经像在英国过去和现在那样日渐显得严重了吗？我们不是已经听到美国总统杰克逊将军②面对着他的国家由于信贷的极端发展、私人投机的狂热、无限的竞争在人们心灵中所燃起的炽烈的欲望而即将发生的危险，在大声呻吟吗？我们且不谈竞争使美国个人的才能带有的那种毫无节制的冲动所自然而然地产生的恶习：贪欲、自私、恶意、粗野的思想和风俗。

竞争早晚要成为一种压迫，美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美国人所采取的社会制度的罪恶，现在已经严重地威胁着那个作为他们政治机构基础的平等原则。只要银行制度在美国受到支持，那么民主制度就要失败。杰克逊大声地声明了这一点，而且他在这一点上的意见也就是所有那些美国民主主义的忠实拥护者的意见。这个结果是值得大家来彻底加以研究的！

“对路易·勃朗先生的计划的主要指责，是说他的计划固然以通过社团消灭竞争为目的，然而这个计划本身只是一种竞争制度而决不是社团的制度。这个计划的本身含有不纯的因素，这种不纯的因素却是计划的拟草者的那种敏锐的思想所不应当觉察不到的。

“的确，路易·勃朗先生许可资本家加入社团，条件是资本家可以支取他们授资的利息，但是，他们必须取得工人的身份才能分亨利润。

“这样，资本家不管社会工场获得利润或遭到损失都有权得到固定的年金。这样，他们不但不和工人协作，反而只关心得到他们资本的最高利息， 而工人的利益恰巧与此相反。因此，在参加生产的两方面——资本家和工人之间造成一种明显的对立，并且由此产生谎言、舞弊、仇恨，换句话说，就

① 参阅上边所引据的同一期的《商业报》。

② 安德留·杰克逊（1767—1845），美国政治家，曾于 1828 年和 1832 年两度当选为美国总统。——译者注

是竞争本身和它的全部结果。但是，对一个经济学家来说，资本并不单单是货币。如果资本单单是货币，那就可以把敌对利益缩减到一个相当狭窄的范围之内。在资本这个字义里包含着全部劳动工具、产品的一切来源、生产的全部面貌。因此，地主、厂主、牧场主、动产与不动产的所有人将完全和劳动者分裂开来。本来应该在这一计划中被克服的竞争却得到了庄严的承认。”

①

给我们提出这种反对意见的人，是否已经考虑到今天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产生明显的对立的原因呢？而这种对立是提出上述意见人甚至在我们的制度的实施中也感到害怕的。在生产的事业中，一些人的使命是提供劳动工具， 另一些人的使命是提供劳动力，这样，资本家和工人就互相进行斗争，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来调整他们之间的关系，因为专横在这里支配一切。工人感到需要得到工具时，资本家就在这种需要上进行投机，同时工人也利用资本家试图使他的资本获得利润的需要而设法从中得到利益。我们的制度把社会工场的成员和资本家安放在与上述完全不同的地位上。大家不要忘记，社会工场有国家给它提供的资本，这种资本是集体的：它应该不断增长，并且它是属于社团自己所有的。因而，在这里工人是可以自给自足的。利率一旦确定（丝毫没有理由去禁止人们在一定的时期内用立法手续来确定利率），可以许可愿意为社会工场服务的资本家在事先规定的条件下参加投资；相反，那些资本家如果不满意这些条件，可以保留他们的金钱，而工场可以不用他们的钱。我们的制度给社会工场创造了这样一种形势，就是使资本家的协助对它永远是有益的，而不是使这种协助成为非此不可的，所以， 就没有发生争论的可能。

更好的是：随着我们制度的发展，集体资本就增长起来；大部分劳动者愈来愈独立；个人投资的机会日益减少；资本的暴政被击中了要害。

“当你按照职务的等极来规定工资时，你无疑地承认了，一切劳动具有不同的性质，因而也就无权得到相同的报酬。那么，为什么在利润方面你却又建立起你在工资中认为是不合理的那种平等关系呢？”①

我们曾经预料到这种非难，并且事先用这样的词句做了答复：“现在这一代人所受到的错误的和反社会的教育，使人们在增加收益的办法以外，很难找到起竞争和鼓励作用的因素，但是工资的差别将按职务的等极而加以规定，一种新型的教育定会使思想和风俗习惯发生改变。”至于现在，我们在工资方面不采取平均主义的报酬办法，并不是认为那种办法是不合理的，而是认为它会给习惯以猛然的打击：根据我们的看法，只有教育可以有力量来改变这些习惯。在利润的分配中，我们所认可的平均分配办法是在“现在怎样”和“应当怎样”两者之间安排得够好的一种过渡办法；因为我们已经讲过，我们再说一遍，总有一天人们会承认，谁从上帝那里得到较多的力量或较多的智慧，谁就对人类要担负较多的责任。因此，天才不是通过他从社会取得的巨额报酬，而是通过他对社会所尽的义务的光辉成就来获得社会的公认，他应该这样做，也只有这样他才不愧为天才。秉赋的不平等应该得出的结论是责任上的不平等，而不是权利上的不平等。

“根据那个计划，第一年各级职务将由政府来安排；但从第二年起，各级人员就要根据选举原则产生。

① 见 1841 年 3 月 1 日的《阿韦龙省和罗得省评论报》。

“读者如果曾经注意或参与过省、市或国会的选举，他就会知道有多少阴谋、谎言、诬蔑和虚伪的诺言、不道德的威胁施展在这些斗争中，读者就不会不知道，这是家庭不和睦和国家风俗败坏的一个机会；并且，只有某些旧式自由主义的落后公民才幻想着国家生活本身就是斗争。此外，每个有理智的公民都会沉痛地看到，这些周期性的动乱的来临就使一切丑恶的情欲又一次在社会上泛滥起来。然而，所涉及的问题只是一些遥远的和人们不很了解的利害关系，至多只涉及到通过选举的选择来保障某些地方的或个人的利益。倘若把个人的命运、家庭的现状和前途都交付给选举来决定，倘若公民们不光是指定候选人，而是由他们自己来决定他们自己的社会地位，作为他们有权可以获得尊敬和财富的衡量标准，这就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况了呢？我且不说最末一等的人，就是第二等和第三等人又有谁愿意去充当呢？什么是调节个人贪欲的天平呢？”①

是的，在省、市或国会的选举中，有关的只是一些遥远的和人们不很了解的利害关系：正因为如此，这些选举才是这么多的动乱和阴谋的根源。此外，你怎么会没有看到，选举的无政府状态本身只不过是在目前社会中由于阶级区分、利害关系的多种多样性、奋斗目标的不一致而产生的混乱和对抗矛盾的结果呢？

社团的每一个成员都向着共同的目标前进，并且都同样关心着共同事业的繁荣，如果把选举的原则介招到这样的社团中来，不就会面目一新吗？如果选举人不是不凭了解而以本能或往往以盲目的热情去进行投票，而是在完全了解事情的情况下，在他们全部生活所接触到的范围内，总之，在完全了解他们的利害关系的情况下去进行选择的话，那么，这又将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为了选举得好，那就需要具备两个条件：利害关系和能力。是啊！社会工场的成员显然都是具有这两个条件的。他们关心着很好地进行选择，因为社团的成就是由他们的选择来决定的，而社团的利润则又是由他们来分享的；他们有能力很好地进行选择，因为他们每天随时随地都彼此见面，他们在一起劳动，他们具有很好地进行鉴别所必需的一切条件。一个工人能否对他的工长作出鉴定呢？如果一个工人应该从他的工长的才能中得到他自己的一部分利益，他是否愿意找一个无能的工长呢？问题就在这里。“路易·勃朗先生承认，创办社会工场的国家在第一年中将管理各种职务和利润。假如国家一旦这样做了而且做得很好，为什么要让它失去这种特权呢？”①

这是因为担心国家在这种制度已经发展到了它的最高阶段时，会滥用这种制度所给予它的巨大权力，也是因为担心当国家管理的不再是某一个工场，而是所有的工业部门时，它的任务会变得太沉重。

我们要避免圣西门主义所碰到的暗礁。这个学说的奠基人早就很好地看到，只有国家机关才有足够的力量把社会从危险途径中挽救出来，但是，由于他们过于强调政府首创精神的优越性，因而超越了那个目的。他们不是把指导和调整工业生产的责任委托给国家，而把管理工业的琐碎事务都放在国家的肩上；因而使国家的行动极不方便，而暴政反而成为可能。

当然，我们并不是咒骂权力原则的人。我们曾多次反击了那些既危险又

① 见 1841 年 5 月 1 日的《阿韦龙省和罗得省评论报》。

① 见 1841 年 3 月 8 日的《阿韦龙省和罗得省评论报》。

愚蠢的攻击来保护这个原则。我们知道，在一个社会里，当有组织的力量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到处都是专制。在这本书里，没有一行不是以我们的名义来沉痛地抗议，抗议人们把穷人可耻地遣弃不顾，还有人竟敢把这种遗弃叫作是自由！但是，即使我们希望有一种强有力的和有效的政权，我们另一方面也感到，如果认为政权是不会有错误的，那就是发疯；我们并不掩饰， 不管产生政府的政治组织怎样完美，一个政府总是由能犯错误和能为情欲所迷的人所组成的，而社会的生存是不应当由这些错误和情欲来决定的。所以对我们来说，要解决的问题是：给政权造成一种强大的富有首创能力的力量， 然而要避免政权的活动侵入社会的一切活动。

“国家提供了原始基金。然而，看来似乎既不许可国家分享利润，也不许可它征收任何利息。国家与其他资本家之间的这种差别是不公平的。”①

但是，为什么要说这是不公平的呢？难道你把国家看成是一个投机者吗？难道国家同它所代表的和反映的社会有着不同的利益吗？

一部分利润指定用来减轻其他工业所遭受的危机，因为所有那些工业都应该互相帮助和互相支援。如果其他工业也把它们的利润交给社会工场的话，那就太好了；但是，根据它们自己的组织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所以这也不合理。”②

按照我们的计划，这种互相救助只能在集体组织起来的各种工业之间进行。

“另一部分利润专门用来为那些志愿参加社团的人购置劳动工具。—— 应当加一句，这笔款项将从工资中扣除下来：这是一笔垫款，而不是馈赠， 不然就会是不合理的；因为资本既然是由国家供给的，那么，无偿地把劳动工具送给某些工人，那就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剥夺大多数人。”①

如果我们所提倡的制度的发展不包括全体工人，那么你就说对了。但是， 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才从社会工场的资本中提出一部分来，而这一部分资本只能用来扩大社会工场，因此，它事先就毫无例外地是属于全部工人的。从工人的工资中扣除工人为了生活和为了服务于他所属的社会而必需的工具的价款，这岂不是一种不合理和苛刻的行为吗？庇特本人就曾说过，国家应该供给人民劳动或面包。

“劳动组织将从工业开始，其实，它应该从联合起来的工业与农业方面开始进行。”②

为什么要凭空使困难复杂化呢？革命由工业改革开始又有什么关系呢？ 重要的是通过这一革命来引起与之相结合的农业改革。要知道，我们并没有忘记这一个必要的联盟（见本书第 87 页）。

“路易·勃朗先生的思想基本上是圣西门的思想。事实上，圣西门不断主张政权取得工业领导权，同时创办服从政府所制订的规章的工场，在这些工场中，政权应该分配每人的职务、每人在工业等级中的地位以及每人在生产或利润中应得的部分。”③

① 见 1841 年 3 月 10 日的《阿韦龙省和罗得省评论报》。

② 同上。

① 见 1841 年 3 月 10 日的《阿韦龙省和罗得省评论报》。

② 同上。

③ 见 1840 年 9 月 23 日的《法郎吉报》。

我们已经答复了这一指摘，使我们吃惊的是：向我们提出这个指摘的是一种宣传傅立叶社会主义的报纸，换句话说，就是一种专门研究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报纸。

圣西门的学说和我们在这本书中所提出的学说之间，区别是明显的、带有根本性的；同时这又是理论上的和实践上的区别。在圣西门学说中，政权就是一切，政权行使一切。在某种程度上，政权从自身取得那种可以对社会实施强制的权利，以后就随意支配社会，把才能分成等级。政权分配职务， 领导一切人的劳动，进行财富的分配。在圣西门的学说里，国家就是工业的教皇。相反，在我们的计划中，国家只给劳动制定法律，根据这个法律，工业活动就可以并且也应该完全自由地进行。国家只是把社会放在一个斜坡上面，社会一旦被安置在那里之后，它就由于事物的力量和既定的机械作用的自然结果而滑落下去。

在圣西门的学说中，等级制度基本上是通过“从上”而来的选择而建立起来的。在我们的计划中则相反，等级制度基本上是通过“以下”而来的选举而建立起来的。

在圣西门的学说中，国家对于工业的干预是有永久性的；而在我们的计划中，国家只不过在最初时期进行一定程度的干涉。

在圣西门的学说中，社会的功能完全消失在政权的职能之下。在我们的计划中，社会从政权那里得到推动力量，而在取得这种推动力量之后，它就仅仅受政权的监督了。

在圣西门的学说中，利润分配问题是通过一个著名的公式而得到解决的：“按才分配，接才派工”。在我们的计划中，秉赋的不平等，只在过渡时期作为报酬上的差别的基础，并且还带有重大的限制。因此，形成圣西门的道德原则的东西，在我们的计划中，只不过是一种对于那些我们认为是错误的思想的必要的让步，并且我们愿意依靠教育使一种崇高的道德观念战胜这些错误的思想。

因此，圣西门的学说和我们的学说之间在最终的目标上、在方法上和在道德上，丝毫没有共同之处。

“至于那些资本家，路易·勃朗先生很愿意他们资本的利息在预算中得到保障，然而他却完全不准他们分享工场所得的利润。对于这种奇怪的排斥， 我们只提出下列两点意见：第一，不让资本家对于工人阶级命运的改善直接感到兴趣，这是太不了解工人阶级的利益。其实，如果我们所谈到的那些企业应该改善这些阶级的地位，那么就要增多这些企业；并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它们成为对资本家有利的投资场所，所以资本应该享受利润的分配。第二，资本作为有助于生产的一种手段，它是否具有和其他生产手段相同的合法性呢？问题就在这里。假如资本是不合法的，那么，它在生产中要求得到的一份也是不合法的，那就应该排除它，它也就不该得到利息；反之，如果资本是合法的，那么，它既然有助于利润的增加，就不能合法地被拒绝分享利润。”①

前几段中，问题是以一种毫无系统的方式提出来的。毫无疑问，作者的意图是向我们询问，根据我们的意见，在生产的利润中，允许资本家分享一份和工人相等的利润是否合理。

① 见 1840 年 9 月 23 日的《法郎吉报》。

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在正常的社会中，这是极端荒谬和极端不合理的。怎么！一个人在继承父亲的遗产时得到了一百万法郎，这笔钱原是他的高祖父积攒起来的，来路的好坏不得而知。这样，他就像博马舍①书中的那个贵族那样，只因出生关系而成为富有，他愿意拿这一百万法郎投资到工业中来，使它产生利润。除此而外，他却以打猎来消磨岁月，看戏游荡，通宵赌博，他的全部生活都用在享乐上面，或者用在满足他的以个人主义为目的的忙忙碌碌的事务上面。因为他不是愚蠢地把这一百万法郎埋藏在地下—— 这一百万法郎，没有他也可存在，并且在他之前已经存在，他不懂得怎样使这一百万法郎增多的艺术，而最后他只知道领取和浪费这笔款项的利息—

—，你却要在这些生产的果实中分给他一份与聪明和勤劳的人相等的利润。这种财富是通过聪明而勤劳的人增多起来的，而他们为所有的人服务，他们的一生完全贡献于社会。天啊！这是什么合理的分配啊！那些立志改革世界的人，却不理会到利润的这种分配原则是对所有正义法别的一种粗暴侵犯和对人类理性的侮辱。试问你对这些人又当作何感想呢！

你是不是说，在生产事业中，资本和劳动是同样不可缺少的因素呢？我们倒要弄清楚。由于资本和劳动同样是创造财富的两个必要的因素，难道我们因此就可以得出结论说，在公正的观点上，资本家和工人是同样有功绩的人吗？这样一种结论是不合乎情理的。

你是不是说所有的资本家并不都是游手好闲的吗？我同意你这种说法。但是，为什么要使那些游手好闲的资本家得到那么大的利润呢？而在那些不是游手好闲的人们中，为什么要使富人比勤勉的人得到较多或相等的报酬呢？

你是不是说，这样作即使不太公允，至少也是有益的。不过，首先，一种把有益的和正义的东西分割开来的哲学是贫乏的和过时的哲学。其次，你敢于主张的是什么呢？如果社会把资本家所提供的非亲自参加的服务和工人所作的亲自参加的服务等量齐观，对于这个社会有什么好处呢？劳动是和劳动者一起死亡的；但资本是否和资本家一起死亡呢？在靠着集体资本而生存的社团的生活中，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并且历史也给我们提供了关于这类社团的很多的例子。因此，人们可以设想一个没有资本家的社会，但是能够设想一个没有劳动者的社会吗？所以，虽然资本和劳动同样是必要的，但资本家和工人并不同样是必要的。社会的存在并不绝对取决于资本家，而它却绝对取决于工人。因此，如果工人得到的待遇不如资本家的话，那么，这就是把所有正义和真理的观念都颠倒过来了。这是由于文明误入歧途而造成的，这不是明显的事吗？

你能否认这一点吗？请注意，倘若你要这样做的话，你就没有资格来谈论公正、道德和进步；你就没有资格来谈论上帝。上帝就会消失而让位于最盲目、最粗俗的宿命论。

让我们再来谈谈那个两端论的说法吧。我们把原文归纳如下：“倘若资本是不合法的，那么它要求在产品中分得一份就是不合法的，所以就应当把它排除出去，而不应让它得到利息。”这只不过是一种诡辩。傅立叶的门徒们和我们一样清楚地知道，既存事实的力量是多么强大。不管社会组织是好是坏，它是由错误的观念、庸俗的偏见、普遍的无知以及存在了几世纪之久

① 比埃尔·奥古斯丁·卡龙·博马舍（1732—1799），法国作家，卓越的喜剧作家。——译者注

的传统邪恶所造成的。倘若我们想要得到一个实际的解决办法，那么就要很好地看清这一切。我们所以要求社会工场给资本家的资金支付利息，一种优厚的利息：第一，因为有必要使我们所提倡的社会工场不排斥任何可以促进它们发展的方法：第二，因为我们计划的目的既以整个社会的革新为终点， 因此，需要邀请资本家们尽可能踊跃参加社团，以便迅速地把所有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

“要达到这种目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使资本家分享利润。”

我们并不否认，在这种情形之下，对于资本家的吸引力不是很大的。但是，问题是要了解，为了吸引资本家，如果对他们的资金付给和国家今天付给公债持有者相等或更高的利息，这是不是够。因为，如果这样就够了的话， 那么超过这个程度，那就将是疯狂的行为，因为这会是无益地牺牲原则的严肃性。然而我们说，社会工场一旦建立起来，资本家就会乐于参加到社会工场中来，因为由于这些社会工场的发展，个人投资的机会就将一天一天地愈来愈减少。

或许你要问我们，既然在我们的计划中个人资本的兼并迟早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有什么理由使我们对资本家照顾得这样多，并且要去把他们不可能不走的下坡路缓和到这种程度呢？其实，使我们采取这些照顾办法的理由， 并不只是希望同无数的矛盾和根深柢固的成见妥协，而且还有比这更多更好的理由。这就是改革社会而不把它推翻；给各种利益指出各种不同的和可靠的方向；不用野蛮急躁的方式来动摇即使是那些建立在流弊之上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人们所要摧毁的，总之，要给将来作好准备，而不是粗暴地和过去一刀两断⋯⋯难道这仅仅是一种策略吗？不是，这是一种责任。

“路易·勃朗先生的言论缺少一种基本的东西，缺少了这一点，他的言论就失掉了依据，我们所要说的就是确定那些和竞争有关的事实，因为这种被路易·勃朗先生根据它所产生的惨痛的后果而正确谴责的无政府状态的竞争，是结果而不是原因。要知道，如果我们要得出精确的结论，不是完全有心要来确定那些与竞争有关的前因后果吗？可是，这就是路易·勃朗先生完全忘记去做的。

“我们的确在他的文章中读到这样一句话：‘我曾说过，竞争是从个人主义中产生出来的。’但是，我们要想在路易·勃朗先生的全篇文章中找到一段关于他所主张的由个人主义产生竞争的理论，那是找不到的。我们现在还在寻找。——而且，在这里他把个人主义理解为什么呢？也许人们并不把个人主义理解为各种工业的分散，或理解为家庭分离以组成各种工业团体， 不相联结并被迫彼此进行斗争，这就是说，不得不以一种无政府状态的方式进行竞争。对于这种工业的分散和家庭的分离，路易·勃朗先生只字不提。可是这就是他听悲叹的竞争的最大原因，是他提醒政论家和当局注意的所有工业上的和道德上的贫困的重要根源。这样的健忘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吗？ 怎么！你向我们推荐一种医治某些社会创伤的药品，你认为这种药品是合乎逻辑的和合理的；你要我们拿理性来判断这种药品，却忘记告诉我们产生这些创伤的原因！”①

《阿韦龙省和罗得省评论报》的编辑事前已经替我们答复了《法郎吉报》编者的这项非难。我们在此再来重复一下这一答复，这一答复是有力的，它

① 见 1840 年 9 月 23 日的《法郎吉报》。

说：

“有人曾向路易·勃朗先生提出（《法郎吉报》，1840 年 9 月 23 日）： ‘为了医治竞争的祸害，也许应该追溯这个竞争的原因，那就是工业的分散， 家庭的分离，并从根本上去打击祸害，而路易·勃朗先生却并没有这样做。’ 在我看来，这一指责是不公正的。

“竞争的真正意义（就是一起跑步）是不同的个人同时要求得到同样的产品，这种要求就带来了斗争。这种要求是一种从人类的天性中产生出来的原始事实；而不是家庭的分离和工业的分散的产物。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就像劳动工具之间的分散那样。这是两个同时并存的、有连带关系的和互为因果的事实。社团在代替了分离的家庭以后，确实可以增加生产，但是如果没有其他许多条件的协助，无论竞争或斗争是决不会因此而被消除的。这是千真万确的，因此，在工业中，像在农业、商业中那样，劳动决不是由分离的小家庭和家族来进行的，实际上它经常是由很多属于不同家庭的、在一定条件下聚集在一起的人群来进行的。我们甚至有理由认为，分离的家庭（分散方式）的生产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存在的，并且也是难以想像的。既然资本、劳动和才干是生产的三个要素，就必须假定有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家庭，它永不仰仗别人的帮助，也不仰仗别人的工具、消费品和资金，简言之，一个和人类完全断绝一切关系的家庭，这至多只是某些野蛮人的情况。在我们一切社会中，家庭早已脱离了这种孤立状况，而在生产事业中结合起来，固然它们结合的方式是不完善的和不完整的，它们通过相互交换，通过借用或租用工具、才干和劳动力而不断地结合起来。和这种绝对孤立相适应的绝对分散也是脱离现实的。因此，这两者都不能成为产生竞争的原因。我再重说一遍， 竞争和分散是两种并行的规律的两个原始事实，并且是互相支持的。攻击竞争，同时也就是攻击分散；破坏了分散，也就摧毁了竞争。家庭的孤立同时是由劳动工具的分散和工具所有者的竞争所造成的，因此，家庭的孤立必然是与这两者的命运相始终的。

“所以，路易·勃朗先生从直接针对竞争的角度来处理劳动组织问题， 就把这个问题提到相当的高度。”①

《宪政报》专门为了说明我们的计划而登载了一篇对我们充满善意的论文。不幸的是我们的思想在这篇论文中虽然得到了说明，却没有受到讨论。作者仅用笼统的词句责备我们的前提过于夸大和我们的结论过于绝对。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听依据的事实，大部分引自官方报告的数字。就我们由此得出的结论而言，读者可以判断我们如何努力使逻辑服从于准备过渡的需要。那篇论文的作者写道：

“那些利害关系的环境，也许像我们的生活环境那样，需要一些可以使它纯洁的暴风雨，并且可以肯定说，不管暴风雨是怎样的强烈，时间久了平衡是会逐渐地恢复起来的。”②

但是，我们所叙述的祸害，难道是一种偶然的祸害吗？成千上万的工人， 从出生到进入坟墓都在受着贫困的拆磨，他们不是经常不断地在忍受着痛苦吗？这种可怕的斗争不是每天每时每到都存在着，并从这种斗争中产生了受到最残酷的灾难的磨练的最丑恶的祸害吗？如果你用“暴风雨”这个名词来

① 1841 年 2 月 15 日的《阿韦龙省和罗得省评论报》。

② 见 1840 年 12 月 19 日的《宪政报》。

指工业危机，那么工业危机就是祸害的暂时的加重吗？还是全部祸害呢？你根据什么来断定工业危机可以澄清那些利害关系的环境呢？

在工业的风雨飘摇中，我们看到工厂倒闭，资本匿迹或被消灭，破产相继发生，财产相继倾复，广大失业的无产者面色苍白，在叛乱和布施之间去寻找他们的面包；难道社会在这种崩溃的翌日就能找到最好的出路吗？时间久了，平衡会恢复吗？啊呀！你不知道你是把应该放在血迹斑斑的政治年鉴中的“华沙恢复了秩序”①这句名言搬用到工业史中来了！

在这自称是光明的世纪中，为了不让我们看见那些腐蚀我们的创伤，人们竟用黑暗把我们包围起来，这实在是一件怪事！难道否认创伤就能治愈伤势吗？我们多么像古代的那位哲学家啊！他在受到最大痛苦时叫喊着说： “噢，痛苦！你永远不能迫使我承认你是一种祸害！”这是多么幼稚的骄傲呀！我们要努力驱逐病魔，为了向病魔挑战，我们不需要自己对自己说谎。但是，竟有一些向上帝说出这样侮辱的话的人敢于肯定祸害是永恒的。

下面就是《环球报》对我们的学说所提出的反对意见：“谁否认目前社会秩序的创伤呢？当然不是我们。我们看到了被称为奴隶的非洲人以及被称为公民的欧洲人，我们从无产阶级生活的各个方面对这两种人进行过观察。当然， 我们知道哪方面是最贫困。但是，大家经常谈到的这些物质上的不幸，被激进党刊物用来作为经常写作的资料，它们是否就揭示出人们想要谈到的极不正常的情况呢？是否就揭示出必须用一切代价排除的那种情况呢？还是相反，它们是一切人类社会所固有的只需稍加修改的（比较完善的立法所应该做的好事）不幸呢？我不想提出其他论点来证明这一真理，我只用你自己所提出的那个论点。你说：富人在共同受苦的拆磨下，慢慢地屈服于一种神秘的创伤，并在表面幸福的气势中逐渐弯下腰来。

“你在写这几行时，是否想到从这几行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哲学推论？你只从中得出下面一个推论：使富人痛苦的就是穷人的贫困。这是背离唯物主义哲学的奇怪谬论，它和真理相抵触，并使真理变成谬误。事实并不是那样！造成富人的痛苦的并不是穷人的贫困，而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穷人的贫困倒正是上帝对富人受痛苦的一种解释。你所说的那些神秘的创伤， 使富人在其影响下逐渐屈服，难道这不是向你说明了，任何人类组织都不能实现物质上的幸福，都不能用纯人类的方法来实现这一幸福吗？”①

你真这样想么？你要用这种学说直接去否定一切进步吗？你有什么权利来肯定人类有责任去摧毁的祸害只是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呢？在前进的道路上，许可达到的和不许可超过的界限固定在哪里呢？

你相信还是不相信进步呢？如果你相信进步，那么我抗议你规定它的界限。如果你不相信进步，我就不必再跟你讨论了。

人们把所有的祸害几乎都归罪于人性的堕落，实则应归罪于社会制度的邪恶。请看一下你的周围吧！有多少有能力的人安置得不恰当，因而就败坏了这些能力！多少活动因为找不到它们的合法的和自然的目标而变成了骚乱。人们强迫我们的热情受邪恶的感染，结果都变了质，这又有什么可以奇

① 1830 年法国革命之后，在波兰华沙发生了一次革命的大暴动，这次暴动被残酷地镇压下去。“华沙恢复了秩序”这句话，是法国当时的外交部长赛巴斯底阿尼在国会中答复议员责问时所说的一句话。因为它是为了掩盖华沙流血惨重的镇压情况而说出来的，所以已成为政治历史上的名言了。——译者注

① 见 1841 年 3 月 15 日的《环球报》。

怪的？这是把一个健康的人放人传染瘟疫的气氛中，在那里呼吸看死亡的气息。

“基佐先生①曾经说过：人类天性本身就带着一种人美的努力所不能控制的祸害。在我们身上就有着紊乱。分配得不平均的痛苦是我们命运的天意法则所规定的。”②

这就是他们的哲学！这就是一种使人绝望的哲学——如果能称做哲学的话——但是，对于那种使群众受苦成为神圣化的制度，这种哲学是很合适的。

好吧！以下就是在这种制度下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怎样来说服这些被认为注定要受苦的广大群众得不到安慰而去受苦，毫无希望而去受苦，并且按照天意的法则而去受苦，又怎样去说服这些群众，使他们相信自己应该听从自己命运的摆布呢？怎样去防止群众的失望呢？怎样去遏制群众心中所引起的那些不能满足的热烈欲望呢？

在古代社会中，忍受痛苦而没有希望的人就是奴隶。摧毁了奴隶制以后， 天主教做了些什么呢？天主教为了迫使它所不愿意解放的人民满足于他们自己的命运，就用“受苦将来可以受赏”这一著名的教条代替了古代的宿命论。它对这些不幸的人叫喊着：你们忍受痛苦吧，不要怨天尤人，因为痛苦是神圣的；你们要愉快地忍受着痛苦，因为上帝为了你们的痛苦保留着天堂的和难以用言语形容的补偿。

但是，这个教条对人们来说已经失去了它的力量。人们懂得这不过是一种阻止被压迫者起来反对压迫者的合法反抗的纯粹诡辩，这种不道德的诡辩已和作为它们的基础的暴政一起垮台了。

现行制度的哲学家、逻辑学者们，你们怎样来解决这一“听天由命”的严重的问题呢？被你们的哲学判定永远受苦的人，试问你们用什么道德上的控制来使他们停留在他们的贫困中呢？你们没有看到我们所经历的革命使人民觉悟起来，使他们了解到自己的力量吗？你们是否知道这具有魔力的要求平等的呼声，已经从社会的这一端响彻到另一端，深入到所有的灵魂深处， 唤醒了那些至今还没有被人意识到的愿望呢？这就是你们应当重视的一件事实。不论这一事实是凶是吉，是受人赞成的还是受人咒骂的，它是存在着的； 它控制着你们，并带动着你们。

当基佐在议会中大声疾呼说“劳动就是一个控制的工具！”的时候，他感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我明白了：对于古代社会的奴隶就有宿命论，对于中世纪的农奴就有听天由命的教条，而对于现代社会的穷人就是忍受饥饿；让我们强迫人民为生活而夜以继日地去劳动吧；让他们的生活完全消磨在沉重的劳动中，不让他们有时间去想到自己是一个人，这样，世界上那些享福的人的安全就再不会被扰乱了。

这一切全都是梦想和疯狂！这个方法不只是野蛮的，而且在目前的社会中还是荒谬的。

如果要使“劳动成为一个控制的工具”，至少它所应当控制的那些人都不应当缺少工作。但我们已经证明，无限制的竞争的结果必然会使很多的工人失业和挨饿。

① 法朗苏瓦·基佐（1787—1874），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反动政客。——译者注

② 甩 1958 年的《法兰西评论》。

有一次，在王国的第二大城里昂，有成千的工人走出他们的工厂，目光炯炯，手中拿着枪；在广场上飘扬着一面大旗，旗上写着：“不是在劳动中生，就是在战斗中死。”这一次，里昂的工人大约是缺少基佐先生的那个道德控制工具了吧！

在那种以道德控制工具为绝对必要的学说中去寻找这种道德控制工具， 这是在目前制度下所办不到的事情之一，这是应该绝对解决的问题之一，并且，这是我们为了穷人的利益也是为了富人的利益、为了弱者的利益也是为了强者的利益、为了受苦的人的利益也是为了享福人的利益而提出的问题。因为，我们有必要在反复地说过多少遍之后再重复说明，为不幸的人们的事业辩护就是为整个社会的事业辩护。

“有一个暗礁是路易·勃朗先生没有充分注意而加以预防的：这就是对工人所受的祸害给以有力的同情就会引起对我们劳动组织的原则本身宣布一种严厉的裁判；这样就把那些与最近进行而尚未完成的事业分不开的现象说成是制度本身的内在缺点造成的。”①

按照《世纪报》编辑的意见，他的结论就是竞争是一种新的体系，而这种体系还只是刚刚出现，需要加以改进。但是，人们只要稍稍注意阅读我们对这一体系所给予的批评，就会相信我们所攻击的正是它的那个原则本身。我们曾竭力证明我们所揭发出来的灾害在逻辑上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在竞争所产生的后果中，我们所强调指出的不是一些偶然的和临时的弊端，而是一些根本性的弊端，这是《世纪报》编辑自己也承认的，他在下面的几行中写道：

“对于自由竞争的谴责以它使劳动者受到最残酷的痛苦为基础，这是彻底改变劳动组织的必要的前提。路易·勃期先生很清楚地建立了这个出发点。在阅读了这些充满着自信的、这样生动的篇幅之后，人们就了解到：作者确信应该以最大胆的尝试为代价，来阻止社会堕落，使它不致陷入可怕的大灾难中去。”①

作者又补充道： “尽管对自由竞争作了这样多的指责，但还应该说，竞争带来的是利多

弊少。对于人民痛苦的正当同情不应该使我们成为忘恩负义的罪人。在历史上的任何时代，群众的痛苦并不比今天少。今天，工人住的、吃的、穿的都比过去好。人民命运的逐渐好转成为一个不容争论的事实。这一好转尚未达到应该达到的程度，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贫困至少是比以前小得多了。”

我们本来可以简单而干脆地否认这一事实；因为我们能到哪本书里去找这一事实的根据呢？老年人的记忆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关于人民在旧制度下的物质条件的概念。但是，应该注意到，人们以一种表面上的确实性所引证的事实只不过和这一制度的衰微有关，和这一制度的腐败有关，它的腐败如此彻底，以致它就带来了这个制度的崩溃。其次，哪位历史学家写出了人民贫困的历史呢？只有一个人尝试着写这种历史，那就是蒙泰伊先生①。蒙泰伊先生所写的十六、十七、十八世纪的人民，在我们看来，并不比我们目前的

① 见 1840 年 8 月 22 日的《世纪报》。

① 见 1840 年 8 月 22 日的《世纪报》。

① 蒙泰伊·阿尔诺—阿莱克西斯（1769—1850），法国历史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是《各阶层的法兰西人的历史》。

人民更遭殃。

此外，问题并不在于要知道今天人民比他们祖先所受的痛苦是多是少， 而是要知道他们受苦受到什么程度，他们为什么受苦。但是，我们证明了什么呢？我们证明了他们的贫困是深刻的；而这种贫困是由竞争的原则而来的；只要听任这一原则随意发展下去，贫困就会有增无已。

我们刚刚浏览了那些通过报刊而向我们提出的批评。另外，还有一些别的批评是通过信件或口头提出的，我们就把它们来加以研究。

有人问过我们，是不是消灭了国内竞争就不可能解决关税的问题。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吧。

有些人说，禁止进口的关税制度是有用的，甚至是必要的；因为如果不阻止某些外国产品的侵入，就会给国内的同样产品一种致命的竞争；而那些被这种竞争所威胁着的本地工业就会变成怎样呢？假如你不同情工厂主，至少也要可怜那些工人呀！你是否知道，当整个工业范围遭受波动时，这个注定要受罪的、只能以劳动为生的工人阶级要遭受多少痛苦，流多少眼泪呢？ 国家本来就是全国一切利益的保护者，它运用它的干预的权利来保护富人的发财致富的企图和穷人的工作，试问还有什么比这种干预权的行使更高贵的呢？

另一些人回答说，禁止进口的关税制度是不样的，因为它对于广大的消费者是有害的；因为它强迫穷人和富人往往要出高价来买得他们平常可以廉价买到的东西。以禁止进口原料为例，那么这种制度是不祥的，因为它会使全国生产的源泉趋于枯竭，同时会剥夺就业的因素。倘若禁止进口的是制成品，这一制度也是不祥的，因为它使某些不能真正持久的工业受到一种后果不好和欺骗性的鼓励。还有，在这种保护之下，国民的天才会趋向颓废，试问这种保护有什么意义呢？不以鞭策来推进工业，而用背带把它背在背上， 难道这种政权可以称得起是很明智的吗？一切关税会引起报复。我们在自己的港口拒绝任何外国产品，同样，外国也会在它的港口禁止输入我们的产品。所以，禁止进口的关税制度只有在使一些人破产的条件下才使另一些人得到好处。铁的关税过高就会直接妨害产酒国家的繁荣。如果铁厂的主人眉飞色舞，葡萄园的主人就要发出苦痛的呻吟。使一切利益彼此发生冲突的保护该是一种多么令人惊叹的保护啊！使无政府状态严重十倍的干预该是多么令人感动的干预啊！

双方各执一词，喋喋不休！相对地说来，还是前面的那些人有理。相对地说来，他们是错误的。怎么办呢？很难作出决定，因此就产生一种拆衷的理论，这种理论在今天似乎占着优势。人们相当普遍地认为，既然存在着不能一天就摆脱的客观情况的要求，那么，就应该保持寓禁关税或保护关税可以保持的项目；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可取消的就应该取消。这第三种意见看起来很有理由，实际上是相当幼稚的，按照提出这一问题的说法来看， 问题是完全不能解决的。

事实如下：应当作为问题而提出的不是禁止进口的制度问题，而是自由竞争的原则问题。只要自由竞争继续存在，那么禁止进口的制度或保护关税制度就永远是必要的。请不要作空洞的争论，因为我要问，为什么人们竟把关税制度当作有益的和使人受惠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是不可避免的东西呢？答复起来很容易。为的是要保护本地的某些工业来抵制与之相竞争的外国工业的自然优势。但是，不建立这些本地工业，岂不是更好吗？毫无疑问，

因为这些工业是在不利的条件下建立出来的；因为他们只能依靠全国消费者的供养才能维持下去；因为它们只有，可以这样说，吮吸所有其他工业的血液才能生存下去。那么，这些工业为什么要建立呢？你可以向工业自由的原则去请教。

显然，在这普遍对立——我们社会制度的苦果——的情况下，一切事情， 不管是好是坏，都必须由我们去尝试一下；一切领域，不管是否能容纳所有奔向那里去的人，都必须由我们去占领。竞争是冒险的制度，它自然而然地推动人们走向盲目的生产；它促使人们目光浅短；它预先饶恕了一切冒险行为；它是个人主义的产物，冒险思想的生母。在它的笼罩之下，如果产生那么多疯狂的思想，如果在它使每个人的行动发生混乱时，有那么多本来不该尝试而又偏去尝试的工业，这又有什么可惊奇的呢？这就是祸害所在，这就是使关税制度成为真正必要的理由。建筑物一旦建立起来，即使是疯狂地建立起来的，也应该加以支撑，防它倒塌下来压死人！

如果国家的干涉是以一个合理地而又强有力地组织起来的工业制度为前提，那么国家是否还有必要通过海关、禁止进口、关税等办法来进行干涉呢？ 很明显，那是不必要的。

假如人们能够正确地实行我们所提倡的学说，关税问题立刻就会得到一个既简单又圆满的解决办法。的确，把社团的原则介绍到劳动中来，在所有本国工业中建立一种广泛的互助体系，难道这不就可以杜绝那些由于妄想或个人主义而产生的、后来又必须依赖合理企业来保护的不合理的企业吗？我们提醒读者注意下列一点，这一点在我们看来是新颖的：要消灭外国人在我们市场上所进行的竞争，唯一最好的办法就是消灭我们彼此之间在市场上所进行的竞争，换句话说，要想获得商业自由而不发生可怕的混乱和致命的骚扰，唯一最好的办法就是以社团和互助的制度来代替人们以工业自由的美名加以伪装的东西。

有人曾经对我们说：“你们的制度不是把纪律性的规则介绍到工业中来吗？这些规则会把个人自由的一切动力与创造力都剥夺掉的。实行你们制度的必然结果，不就是在扼杀竞争的同时，削弱了那种被竞争刺激得这样强烈的人类活动吗？换句话说，在你们的制度中，自由——一切生趣的源泉—— 和竞赛——一切进步的源泉——将变成什么样了呢？”

什么！我们的制度会打击自由！恰恰相反，我们的制度会解放那些如今处境比奴隶地位还坏的、干一天活一天的无数群众。圣西 门主义说，“国家是财产的主人！”这就意味着取消了个人。但是我们说：“社会是财产的主人。”区别很大，在这个区别上，我们是不能不竭力坚持的。

我们的制度会威胁自由吗？为什么威胁自由呢？怎样威胁自由呢？社会工场的成员不都是自由的吗？他们不是通过管理工场的规章而得到保护，因而不受任何专横行为的危害吗？这些规章既“具有法律的形式和效力”，又规定了工人的地位、工人在生产中所应得的一份、以及利溜的分配，这些原则是任何人也不得违犯的，因为有公共的力量来使它们受到尊重。就是在社会工场中建立起来的等极制度也无非是对自由的尊重；因为这个等极制度是以选举为基础的，并且给工人群众选派一些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盒认为可以做他们上司的人来做他们的上司。建立起这样一种组织，保证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工作，并且都可以得到这个工作的合法报酬，这难道不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尊重自由吗？

你俩谈自由吗？我们是以自由的名义、以真正自由的名义、以社会应该给与每个成员的尊重的名义来向目前的社会制度以及竞争所产生的无数暴政提出抗议的。

因为，奴隶是什么呢？

让我们研究一下事物的实质，我们不要咬文嚼字，像诡辩家和修词学家所做的那样。

奴隶，就是那些衣、食、住都发生困难的人：也就是那些睡在室旷无人的豪华大厦外边台阶上的人。

奴隶，就是那些因为伸手向富人求乞而被处罚的穷人：奴隶，就是那些没有住所、因睡在行人道上而被逮捕的人。

奴隶，就是那些不幸的人，饥饿迫使他们去偷窃，同时他们等待着社会判决他们坐牢。

奴隶，就是身为父亲而把他自己的年轻儿子送到有碍健康的纺织厂里去呼吸恶浊空气的人：奴隶，就是身为儿子而把他自己年老的父亲送往市立收容所去死在那里的人。

奴隶，就是六岁就进入工厂的穷人家的孩子；奴隶，就是从十六岁就卖淫的穷人家的女儿。

奴隶，就是那些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不是在劳动中生，就是在战斗中死”的人，他们写了这个以后进行战斗，并且牺牲了。

你们，现行社会制度的勇敢的维护者，你们在谈自由吗？但是，当你们敢于提出殖民地奴隶制度的问题时，那些殖民者会拿什么来回答你们呢？“我们的黑人比你们的按日计工的工人要幸福得多！”他们给你们证明了这一点。

按你们的说法，竞争对人类的活动不是有很大的刺激作用吗？是的，我承认这一点。但是，这是什么样的刺激呢？刺激的目的又是什么？竞争推动每个人全力以赴地去使别人破产。这里所谈的活动是在战场上展开的活动。竞争的本质是：只有使一些人遭到不幸才能使另一些人得到幸福。竞争鼓励一个制造商去发明机器，但是，由于发明的专利权，这个机器在发明者手中立刻就成为一个压倒他所有敌人的武器。

一种可以减轻人的劳力的工业方法被发明了，这就是所要得到的结果吗？新方法的幸运占有者知道得很清楚，在什么条件下他可以战胜他的敌手；他并不减轻他的工人们的劳动，而是将他们大批地解雇。这些被解雇的工人由于这种”进步”就有饿死的危险。这就是竞争使进步所付出的代价。只有当竞争使贪得无厌的人增大欲望时，它才能刺激精心经营企业和改善企业的精神。

尽管这个动力在本质上是恶劣的，但是如果它在社会的每个成员身上都能起作用的话，还是说得过去的。但是，为了战斗就需要武器；为了竞争就需要资本。因此，那些按日计工的工人就被抛在竞争所造成的运动之外。这样，在某些人身上竞争被推进到狂热的地步，而在另一些人身上，则完全没有刺激，甚至连一点希望也没有。这就是人们敢于以进步和自由的名义来支持的事物的真相。

如果你走进一个现代的工厂，你就会看到在那里有一些人，他们的活动受着赚钱欲望的刺激；并且也会看到，在这些人之下，还有数以百计的人干一天活一天，他们看不到任何利润，即使可以从微薄的工资中省一点钱下来， 第一次的失业或第一次的疾病就会使他们立刻把这一点点储蓄花光。对于这

些不幸的人来说，竞争又是什么呢？他们并没有进行战斗，只充当了战斗的武器。

富人是利用穷人来彼此进行战争的。

世界上人们最滥用的词，毫无疑问就是“竞争”和“自由”，尤其是自由。现在不是已经到了确定“自由”这一字义的时刻了吗？自由就是让人们按照自己的天性的法则去自我发展的权利。好吧！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中，对大多数公民来说，这样理解的自由是否存在呢？我们早已证明，竞争为社会创造了一种强暴的环境，这种环境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是把过度的和不断的劳动强加在工人身上。过度的和不断的手工操作使智慧的动力毫无用处，并且使感觉趋于低能。在一天连续十二、十三、有时十四小时的笨重劳动中，精神生活和道德感情还能不熄灭吗？而且这是什么样的劳动啊！在组织良好的社会中，细致的劳动分工对所有的人都有无可怀疑的好处，但是也使人变成了机器。

所从，如果对社会上一部分人来说竞争是一种刺激，那么对大部分人来说就是一种真正窒息的制度。

那些不要杜会改革而糊涂地叫喊着“应该教育人民”的人们希望的是什么呢？很明显，这就需要给人民写书，刊印报纸，可是，即使人民有钱来买， 却没有时间来阅读啊！这就需要强迫穷人把子女送进学校，可是，他们的孩子正需要从事劳动，使父亲不致被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

假如那个按日计工的工人能在手工劳动中抽出相当的时间，以便不完全忽略他在道德上和文化上的进修，那么人们就会同意我们的意见，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个工人所能受到的教育无论如何都只是一种很粗浅的教育。当教育只是在人的理解力上灌输某些已经形成的观念，在他的记忆力中灌输某些事实时，教育是不会有利于人的；只有当教育能够发人深恩并在人的身上发生作用时，它才有利于人，因为人们在受这样的教育时才会发展。而很不完备的教育，不但无用反而是危险的。

厄德耳斯坦·杜梅里先生在题为《预算案的哲学》一书中说过：“1821 年，英格兰在校人数占全人口的十七分之一，但所处罚的罪犯的比例数却大于威尔士，该地受教育的人数只占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在普鲁士，在某些省里，罪犯的数字仿佛是和学生的数字成正比的。在 1816 年有人统计，在各省的每一万居民中：

这些数字是值得注意的。虽然育人多多少少地轻视统计，但当数字与逻辑完全符合时，就应该对数字加以重视。使人民对他自己的处境不满，在他的心灵中唤起嫉妒，启发他的野心而他在不能得到满足时就变成狂暴，并且给他的思想开辟一个途径，他循径前进时却又不能不误入歧途，这就是一切不成熟的教育或遵循现行社会制度听依据的原则而进行的教育所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

所以再谈到我们所提倡的这个制度，首先就可以发现这个制度有一种优

点，那就是它不但不摧毁竞赛心，而且还使大家都有这种竞赛心并使这种竞赛心纯洁化。既然社会工场的成员通过社团的成就都可以平等地得到利益， 那么在这些成员之间就不会缺乏刺激。个人的利益就这样成为人类活动的动力而和公共利益不可分割，所以个人利益将失去它今天所有的一切可恶的和反社会的成分，而并不丧失它的动力。

另一方面，在这个制度中，对任何工人的文化上的和道德上的发展都不会再有什么阻碍了，因为一切科学发明，在社会工场中如果不使利润增加， 就使休息时间增多，并且也使工人得到闲暇以便受到文化方面的培养。不用说，在一个保证了并一天一天在改善着工人（一家之主）生计的制度下，不会再发生把一些需要空气、活动和自由的七、八岁的可怜孩子活埋在一个工厂里的现象。那时，工厂再也不会像今天这样使学校关门！

这就引导我们去研究另一个反对意见，这个反对意见是： “你一方面要想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又要想扩大他们享受的

范围。这两个结果似乎是互相矛盾的：如果减少人民的劳动，一般的利润就不会增加。”

这是一种错误。即便让工人每天只劳动七小时，应分配的利润总额仍然会有显著的增加：

第一，因为当工人为了自己劳动时，他就会热情地、专心一致地和快速地去完成他今天缓慢地和厌恶地所做的事情；

第二，因为社会中不会再有这一群依赖着今天普遍的混乱而生活的寄生虫；

第三，因为生产运动不再会盲目地和混乱地进行，而盲目的和混乱的生产则带来了市场的商品积压，并使博学的经济学者们认为，在现代的国家中， 贫困就是从生产过剩产生出来的；

第四，因为竞争即已消失，我们就再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悲叹不可计算的资本损失，这种损失在今天来说造成了工厂倒闭、相继发生的破产、商品滞销和工人失业，以及过度的和不断的劳动在劳动阶级中所产生的疾病，总之， 一切直接从竞争所产生的灾害。

“但是，在你们的制度中，国家如果不是工业企业者和投机者，至少也是一个市场的调节者。价格是否能像竞争时那样调整得同样合适呢？”

对于这一点，我们的回答是：从真正字义上来理解，竞争是绝对不起任何调整作用的。竞争使整个市场成为一个陷阱。由于它的变化无常的影响， 有时生产者被迫亏本抛出产品，有时消费者受人无情地勒索。有人曾经主张， 竞争的好处就在于它能在生产要求和消费需要之间建立起一种正确的关系。没有比这个主张更加虚假的了。我们假定有几个运输公司相互竞争地经营着我们的交通路线，这种竞争就给车票决定某一价格。但是，如果在三个运输公司中有两个由于竞争的结果宣告失败，那么旅客立刻就要付出三倍的票价。换句话说，需要仍然是原来的需要，而对需要的要求却改变了。

还能想像有比这个更横暴、更荒谬的事情吗？

其次，如果要判断竞争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中所产生的规律性，那么只要观察一下下面的事实就够了：在竞争的影响下，几乎所有的产品都走上了伪造的途径，甚至关系到人的健康和生命的产品也是这样。因此， 商业竟成为一种可怕的说谎科学⋯⋯简单地说，竟成为一连串没有止境的不受法律制裁的偷窃行为了。所以，归纳起来要知道的是，在确定事物的价值

时，“调查研究”是否要比“意存侥幸”好，“规律”是否要比“武断”好， “法律”是否要比“无政府状态”好。

“你们的制度在社会成员之间所建立起来的共同一致，是否会产生取消财产继承而威胁家庭的结果呢？”

家庭的存在如果和继承原则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话，我们就可以接受这一反对意见，因为在促使社会仰仗集体资本来维持生存时，我们就造成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取消继承权即使不是必需的也至少是可能的。

但是，大家是否了解，直到现在为止，人们为什么把继承权的问题和家庭的问题看作是绝对相关的呢？在目前社会制度下，继承权和家庭是分不开来的，关于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恰恰存在于我们所攻击的社会制度的缺点中。因为一个年轻人走出家庭进入社会时，如果他既没有财产又没有人推荐，而只凭自己的能力，那么有多少危险在等待着他， 他每走一步都会碰到障碍，他的生活要消磨在一种无止境的、可怕的斗争中。在这一斗争中，他可能胜利，但也冒着极大的失败危险。这一点，凡是有父爱的人都应该充分注意到。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如果一家之主不设法为自己的孩子们积累资金，那他显然就是拿他们的前途进行赌博。所以，在这样的社会中，家庭把遗产看成是必要的条件。但是，让我们来改变一下我们所处的生活环境，让我们使每个为了为社会服务而进入到社会中来的人能在社会上确实找到自由发挥他的才能的机会，并找到分享集体资本的办法。如果创造了这种条件，那么父亲的筹划将被社会的筹划所代替。事情应该这样。婴孩由家庭来保护，成年人则由社会来保护。

有人对圣西门主义者说过：“没有继承权就没有家庭。”他们回答：“好吧！让我们把家庭和继承权都摧毁吧。”从反面来看，圣西门主义者和他们的对方同样都错了。事实上，家庭是一种“自然的事实”，任何假设都不能把它摧毁的；继承权则是一种“社会的习惯”，社会的进步可以使它消灭的。

怎么！ 难道说，儿子以迫不及待的心情计算着生父的余年，这就是“事物的本质”吗？这就是合乎自然法则的吗？“某人富起来了，因为他的父亲刚刚去世！”产生这种联系说法的条件是家庭本质所固有的吗？不，不是的！ 你们谴责自然，要它对你们社会制度所必然产生的弊端负责，这是你们诬蔑自然。使家庭的存在绝对从属于一个起腐蚀作用的并且已经腐化了的文明法则，这是你们侮辱家庭的神圣性。

今天，没有一点东西留给他自己孩子的穷人，有家庭吗？请回答吧。在我们所处的恶浊环境中，如果他有一个家庭，那么这个家庭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可以没有继承权而存在吗？如果他没有家庭，那就请你们证实你们的制度是公正的，并请赶快来证实这点⋯⋯家庭不应该是一种特权啊！

如果我们单从给与那些尚不能自给自足的人的教育的观点来看，那么， 在家庭生活中一切都是可以赞叹的和动人的。并且，在这种关系上，家庭是社会的必要基础。但是，如果你越过这点，把家庭和继承权联系起来，你就立刻会在社会利益和家庭利益之间划上一条鸿沟。

继承原则给予某甲的一件东西，不就是从某乙手中夺走的东西吗？这不就是让这一个人有权去发展惰性吗？这不就是事先把那一个人的智慧和他的活动所不可缺少的工具夺走吗？当富人向贵族叫喊说：“你们做了些什么？ 你们只不过是在使自己生下来的时候作了一番努力！”这时，贵族不是也可以向那些因得到遗产而成为富人的人反问：“那么你们呢？”

关于这一点，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吧。家庭和继承权只是相对地和在某种社会制度下才是分不开来的。家庭是从上帝那里来的，继承权则是由人造成的。家庭像上帝那样，是神圣的和永恒的，继承权则注定要走社会的变革和人的死亡的同一道路的。但是，在目前的社会被改变以前，对于家庭中继承原则的热烈支持不会被认为是太过分的。继承权如果在全部社会制度改革之前取消的话，那就会产生很大的混乱，并且会造成很大的不幸。那些原因我们已经解释过，我们不再多说。

谁敢起来攻击他那个时代的偏见，谁就要受到庸俗的指责。我们现在还需要驳斥的，就是这种庸俗的指责。人们少不了会对我们说：“你们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啊！这是真的吗？

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关于事实的科学，这是无可争议的。但是，真正的幻想家、真正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那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仅仅注意到那些现存的但却显然不能长久继续下去的事实的人呢？还是那主要地关心着那些还没有存在但一定要出现而且马上就要出现的事实的人呢？整个问题就在这里。这里有一幢房子，墙壁上到处都裂了缝，你却冒着压死的危险坚持要住在里面，试问你自信是个实事求是的人吗？

这里的问题是，构成近代史的是哪些事实呢？ 在精神方面，是各种思想的斗争或者怀疑主义；

在社会方面，是各种利害关系的斗争或者无限制的竞争； 在政治方面，是各种权力的斗争或者无政府状态。

一个可以这样描述的社会能够持久吗？这不就是那所百孔千疮的房子吗？

此外，在我们所攻击的那个党派内部，没有一个明智人不开始了解有必要来一次社会大改革的。我还能说什么呢？来一次以这本书中所阐述的原则为基础的社会改革。从那篇发表在《两种世界评论》上的出自德·卡尔内① 先生的手笔的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话：②

“那个以不断的努力来主张劳动组织的学派所依据的看法，是值得我们十分认真地加以注意的，因为那些善良的思想家定必感到他们几年来在发挥他们的思想时无疑地遇到的障碍。⋯⋯而在实践中，的确，发生了什么事呢？ 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而且每个人都在对那些逐年加深而找不到补救方法的创伤呻吟悲叹⋯⋯如果在这么多的痛苦面前，一些勇敢的思想家企图整饬他们认为是混乱的局面，那又有什么可惊奇的呢？在厂主和工人之间，国家出面干预；为了社会的最高利益，对于劳动自由像对于政治自由本身那样进行限制：政府关怀生产是否适应需要和有无销路，以便通过明智的干预来防止受骗和灾难；最后，由国际法像已经限制军事力量的竞争那样来规定并限制工业力量的竞争，所有这些思想其本身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但是，看到共和派的政论家却把这些思想当作他们的原则的最终结果而在欧洲进行宣传， 这就未免有些突兀了。”

我们可以答复德·卡尔内先生，他所认为突兀的只不过是很简单的事情； 真正的民主学派从来就不宣传自由主义的那些狭隘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学说； 放任主义只不过是今天掌握政权的人所利用的工具，并且这些人用了十五年

① 路易·德·卡尔内（1804—1876），法国政治家兼历史学家。——译者注

② 见 1841 年 9 月 1 日的《两种世界评论》。

的时间去宣传那种破坏性的学说才得到了政权。但是这和我们所说的无关。我们引用德·卡尔内先生的文章，只是为了对付那些有意把我们叫做“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人。让我们继续下去：

“激进党中略有声价的人写出的文章，没有一篇没有这类思想，没有一篇不让你看出其中有一种明显的努力，以求通过工业因素来改变政治因素。今天在民主党的行列中，向竞争宣战和 1789 年革命运动时向特权宣战的口号一样，已成为一种使人信服的口号了；廉价出售这一想法一向是同那个学派格格不入的，而那个学派，由于十年前没有料到种种失望和新的事实作为一个致命的打击已经肯定使它得到什么结果，现在却不得不利用廉价出售来恢复它的威信。”

十年前，民主学派还刚刚形成，德·卡尔内先生所说的民主学派的十年前的学说实际上只是自由学派的学说，而今天自由学派正在盛行，并且可以肯定，人们还不能说它从种种失望和新的事实中有所领悟：因为这一学派到现在还停留在它那些由来已久的谬误中，它以一些不可置信的贫乏理论来宣扬它可以统治世界的主张。我们应当十分注意的是：德·卡尔内先生也承认我们的思想有力量来给那些支持这些思想的人获得很大的威望！德·卡尔内先生在引证了我们曾经给廉价出售所下的定义（参阅本书第 61 页）之后，又补充说：

“这一段相当完整地总结了这一经济学说，这种经济理论的发展是那些深思熟虑的思想家所不能不以好奇的心情加以注意的。萨伊的学生们无疑地会非难路易·勃朗先生，说不能这样过早地批判竞争和贸易自由的制度，而且也不可能在尚不充分实施和大多数欧洲政府还在抗拒它的时候就对它进行彻底的谴责。”

萨伊的学生们如果用德·卡尔内先生鼓动他们去说的那些话来非难我们，那么我们就会提醒他们，正是由于竞争得到泛滥，它的祸害才加重和增加；这是一种不可争辫的事实，因而大家就不应该强调人们对竞争原则尚未完全付诸实施而得出有利于竞争的结论。此外，我们也请他们注意，他们把竞争和自由贸易很不恰当地混为一谈，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竞争的理论根据和自由贸易的理论根据是丝毫没有联系的：而且相反地，在竞争存在时， 就不可能有贸易自由。但是由于我们在笔战上花了很多时间，因而忘记了为什么要引证《两种世界评论》的那篇论文。卡尔内先生在论文里扼要地叙述了我们的学说，以及我们的学说在阿道夫·布瓦埃先生的杰出著作①中所得到的发展，和在步雷先生的重要著作《论注国和英国劳动阶级的贪困》中所得到的阐明。接着，他回忆了法国的民主宣传是在多种方式下进行的这一事实， 并把他刚才所引证的那三本书归人那一种宣传的范畴，然后他锐：

“一个有远见而精明的政府会防止人俩滥用那些能在群众中发生力量的思想，以免误人歧途。它会采取一些只有它本身可以谨慎地、毫无危险地执行的措施。去年，当几千工人带着威胁的神气安静地走过首都的街道时，当他俩在和平和商业繁荣的日子里停止他们的劳动，在党派的激烈煽动下讨论最复杂的问题时，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用力量来消弥这种越是无知就越加危险的暴动。可是，在完成了这个任务之后，它应孩去继续完成另一个任务。政府也必须提出由那些党派所提出的问题。政府应该自问，对于那些没有规

① 《论工人的状况和通过劳动组织改善这种状况》。

则也波有监督的、完全受事变和命运摆布的事情，以国家活动的唯一方式， 它可以干预到什么样的程度。是否可以在厂主和工人之间进行一种关于劳动条件的有益的调停呢？政府是否有权根据需要和销路的真正尺度来限制竞争呢？是否应该防止政府通过监督我们产品的输出，来保护法国在国外市场上的荣誉和信用呢？最后，当新社会的结构建立在集中统一和行政作用上时， 这一双重原则是否能对人数最多的和最易骚动的人们的利益漠然无视而存在呢？严肃认真的人对各民主学说的研究所应得出的主要结论，肯定就是以坚定的意志对这些问题加以研究，以便采用与那一经济学派所用的完全消极的原则迥然不同的原则来处理这些问题，这一经济学派的前途是会受到严厉的教训的。”

这种语言够清楚吗？我们对于一些庸碌之辈报复得够了吗？这些人以他们的见解来衡量真理，对于他们所不了解的一切都宣告是行不通的，并且把由于他们的过于无知而不能讨论的问题，看成是不值得攻击的空想社会主义。这些家伙总有他们的一大套词汇，他们采用这些词汇并傲慢地把它们当作是一些概念。他们是一些污蔑新思想的、毫无用处的思想家。

先生，你不是对你们一派以外的思想都加以愚蠢的嘲笑吗？你怎能这样极端不公平，用“乱党”的字眼去侮辱那些做研究工作的人，而据你自己承认，这些人所做的正是政府应做的事呢？这么说来，我们是一些乱党，然而， 你却建议政府应当把握我们的思想以便加以实施！我们是一些乱党，然而你也承认，不仅我们所揭发出来的祸害是真实的、不可胜数的，而且我们还指出了它们的真正原因，并且，至少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提出了可靠的补救办法！你天真地劝告政府来把握我们的思想！这是一种值得赞许的劝告。但是， 我们敢说现政权决不会采用我们的思想；首先，因为目前的政治家是过于庸碌无能了，他们不敢去尝试作一些伟大的和豪迈的事情：其次，因为他们所效劳的有关方面过于盲目，以致他们不会对压迫的愚蠢性进行了解。

真的，他们并不是没有得到警告。我开始写这本书时，头几行就是在骑兵队几乎猛冲到我的门口时写出的。这是在马孔港正在流血和格雷蒙①正在冒烟的内战废墟中恢复了秩序的消息传来时继续写下去的。难道我们注定要看看这些悲惨的场面不断重演吗？

难道这些诉诸仇恨的强烈呼吁永远是唯一可以使人听到的呼吁吗？为了预防，就出动警察；为了镇压，就采用枪炮。啊！这太过分了！这太过分了！ 但这还不够，还用机枪把反抗者活活射死，死了以后还要加以侮辱⋯⋯请你相信我的话，这还不够，只要科学不反对叛乱的思想，骚乱就会像一个必须用鲜血来装满的达那伊得的无底桶①。促进社会各阶层的彼此接近，使它们了解它们的利益是连带关系，使它们团结在一种高尚的、和谐的和博爱的感情中，这就是一切真诚地热爱他的国家的人的责任。但是，在以绝对的手段去破坏上述那些劝告的效果的制度中，这些劝告又有什么价值呢？所以我们应当在这个制度的罪恶上着眼。还有哪种研究的主题比这个主题更丰富更高尚

① 马孔是巴黎东南的三百公里的一座城市，位于索恩河西岸；格雷蒙是巴黎以北约五十公里的一个城市。

——译者注

① 达那伊得是达那斯的五十个女儿的名称。她们奉父亲的命令，在她们新婚之夜，各把自己的丈夫杀死。只有一个女儿，名叫伊伯内斯特尔，没有杀死她的丈夫，他名叫林塞，以后他杀了达那斯和他的女儿。达那伊得被判在地狱里用水装满一个无底桶（见神话）。——译者注

的呢？但是事实并不如此。人们如果面临着这么多的痛苦而有动于衷，如果希望结束这些痛苦、研究它们的根源和影响、揭露它们的本质、寻找补救的方法，就会被那些“实践家”说成是一个幻想家、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一个危险人物。遗憾得很，这些“实践家”的智慧并不那么高超，因而他们就不能不时时受到残酷的否定。这些否定来自谁呢？就是内战。

关于这一主题，让我们再来谈几句。在路易十五统治下的最后几天，有一个人说出了下面这些话，人们会怎样来谈论这个人呢？这个人说：

“你们看看教会的权力吧！一个人刚出生在世界上，就在摇篮旁边有了教会。在他的童年时代，教会就按照它的意愿来培养他；等到成年，教会容许他成亲并允许他做父亲；当他临死时，教会接受他最后的一口气；死了以后，教会把他埋葬起来；当他被放入坟墓后，教会仍在另一个世界的神秘中追踪着他，并且用他的灵魂来给活着的人当作一个希望和恐怖的教材。教会像统治着乞丐的良心那样统治着国王的良心。教会的权威也被那些没有屈服于它的训诫的人所承认；一切尘封的壁龛里都有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苦像，一切卧室都有祈祷的跪凳。建筑、雕刻、绘画、天才的著作、优秀的艺术，这一切都用来标志教会在社会上的活动和它的最高权力。

这种影响扎在人们心灵的深处，它是由许多世纪屈服在同一信仰之下所造成的，怎能摧毁这种影响呢？所以教会的精神上的权力的确是很大的，但并不比它的政治权力更大。路易十三时代，法国被黎塞留神父①统治着；路易十四幼年时代，由马扎蓝神父②统治着；路易十四老年时代，由勒特利埃③神父统治着；摄政王时代，由红衣主教社布瓦④统治着；今天，路易十五时代， 法国被又一个教士红衣主教弗勒里⑤统治着。至于教会的财富，它们是庞大无比的，神职界在岡布利西①的一千七百把犁耙中占有一千四百把；在弗朗什·贡

戴②大部分时产是属于享有固定收入的修士的；九千个别墅，二十五万九千处出租地或农场，十六万三千法国公亩葡萄园。以上这些就是教会在法国的物质力量的基础，每年的收入相当于十二亿两千万法郎。③

“好吧！再过几年，这个庞大的力量就要消失了。信仰自由的原则将代替教会在精神上的权力，没有人再会相信教会的话；它的传统将受到公开的藐视，教会的广大财产将成为国家的财产，而它的成员将得到工资作为交换条件。

“你们看看国王的权力有多么大！国王的那些疯狂行为足以证明他的势力可以达到什么地步。路易十四使法国浴血，却竟能逍遥法外；摄政王把法国劫掠一空，而没有受到处罚；还有路易十五使法国失去了荣誉，而没有受

① 阿尔曼—让·杜·普勒斯·黎塞留（1585—1642），公爵，红衣主教，路易十三的宰相，1624 年起，成为法国的实际执政者。——译者注

② 季里奥·马扎蓝（1602—1661），红衣主教，1643—1661 年路易十四在位初期的执政者。——译者注

③ 米歇尔·勒特利埃（1603—1685），路易十四的宰相。——译者注

④ 季优姆·杜布瓦（1656—1723），奥尔良公爵摄政时代的宰相，性格恶劣而奸诈。——译者注

⑤ 昂德莱·埃尔居尔·德·弗勒里（1653—1743），主教，路易十五的老师，1726 年任宰相。——译者注

① 法国的古地名，在现在的诺尔省。——译者注

② 见 1731 年 5 月 17 日法国国王敕令的引言。

③ 见弗勒里主教给路易十五的参政会的信。

到处罚。国王的宫廷费用高达二千五百万法郎④：国王赌博所输的钱可以养活几千穷人：国王个人的投机事业⑤可以产生使人民陷于绝望的人为饥馑；国王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庞大的垄断；国王为了使他的侍臣和情妇发财，能随意使谷子的价格涨落⑥；国王拥有各种各样的产业可以赏给蓬帕杜尔夫人①，例如克莱锡②的田产，奥尔奈③、贝尔维④、摩纳尔的行宫，圣勒米⑤的庄园，埃夫勒⑥大厦，埃丽舍-波旁⑦宫和埃尔米达日⑧别墅；国王有的是金钱，可以把二百五十万法郎⑨赏给从一个警卫剑客那里霸占的宫女杜巴里夫人⑩，作为对她宠爱的表示；国王嘲笑我们妻子的贞操，又使我们那些女儿的童贞作出骯髒的贡献：人们对这些非法的勒索、这些耻辱和这些丑事只敢低声咒骂；

这一切不都表现出国王由于人民的无知、廷臣的卑躬屈膝、王权的威风、刺刀的暴力和传统的影响，在法国所能作出的凶狠而横暴的事情吗？

“好吧！再过几年，你们就会看到王室被屈辱、被辱骂、受到限制和受到审讯的局面。资产阶级的议会将对他的所作所为进行清算；司法人员将傲不为礼地坐在那里接待他；人们将把他的司礼官当作仆役；他的那些大臣将成为人民的公仆。一天（可怕的一天）到来时，人们将把他送上断头台，就连罪大恶极的犯人在行刑前被允许作的事也不准他作⋯⋯，因为国王的话本来是最有权威的，但他一旦落在刽子手的手里，他的话就被刑场的鼓声所掩没了。“请你们再看一看贵族的权力有多么大吧！它一方面依靠着国王，另一方面又依靠着教士。公共职位是专门保留给贵族的；他们拥有宫廷的各种官职，享受一切恩俸，充任军队里的军官；王宫中的最大官员也是从他们的内部选拔出来的，这些大官享有出卖下属官职并把卖得的钱中饱的特权。为了发财致富，可以享有关卡金、地租、徭役、永远营业权以及各种各样的人身奴役权。他们可以打猎；可是农民也去打猎的话，就会被判处徒刑①。他们拥有上、中、下三等法院的审判权，他们备有刑具、枷架和铁锁。死罪的判决由最高法院复审，这还不过是最近的事。在农村中，他们有这样大的权力，

④ 见 1774 年向路易十六的报告书《报告汇编》第 114 页。

⑤ 见苏拉维：《君主政体的衰幑》，第 3 卷，第 313 页。

⑥ 拉克勒泰尔：《十八世纪》，第 4 卷，第 298 页。

① 蓬帕杜尔夫人（1721—1764），侯爵夫人，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颇得路易十五之宠。——译者注

② 克莱锡，法国的一个小市镇名，从此命名者有三：一在塞纳马恩省，一在松姆省，一在安纳省。此处所说的克莱锡是指其中一个。——译者注

③ 奥尔奈，法国的一个小市镇名，在下夏郎德省。——译者注

④ 贝尔维，法国的一个市镇名，在塞纳瓦兹省，距凡尔赛七公里。此处有专为蓬帕杜尔夫人所建之行宫， 壮丽绝伦，建于 1748 年，今已无存。——译者注

⑤ 圣勒米，法国的一个市镇名，在罗纳河口。——译者注

⑥ 埃夫勒，法国厄尔省的首府。此外还有过一个名叫埃夫勒的公爵。估计上述地名，即由埃夫勒公爵之名而起。——译者注

⑦ 埃丽舍，在巴黎。建于 1718 年，原为埃夫勒公爵而建，以后蓬帕杜尔夫人和波旁女公爵都曾居于此宫。即现今法国总统所居之地。——译者注

⑧ 埃尔米达日，蒙毛兰西山谷（在塞纳瓦兹省）的一所别墅。——译者注

⑨ 见苏拉维：《君主政体的衰亡》，第 3 卷，第 155 页。

⑩ 杜巴里（1743—1793），法王路易十五的宫女，颇得路易十五之宠。——译者注。

① 参阅 1789 年 8 月 4 日的通令。

以致他们能使人像耕地的牲畜一样去拉车；为了不叫青蛙扰醒贵族夫人的清梦，就叫一群不幸的人通宵拍打着池塘②。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长期以来，就允许一个贵族可以用五个苏的代价来杀死一个贫民。

“好吧！再有几年全部贵族都将被消灭掉。一夜的时间就足以使封建制度全部崩溃。是的，在这一夜，农奴这个名称将从语言的词汇中取消，永远营业权将被摧毁，贵族法庭将被废除，贿收特权将被消灭，卖官鬻爵将被禁止，什一税可以赎买，公民都可以充任一切职位。而最令人痛快的事，就是这些反对贵族的改革是由贵族自身来达成的：贵族对自己宣告了判决，并将不可挽回地铸成自己的崩溃。①

“这还没有完。今天的工业是隶属在行会头子和工场主的制度之下的。“好吧！通过所有革命中最突然的和最深刻的革命，人们将宣告无限制

竞争的原则。

“因此，在不久的将来，今天社会的一切都将丝毫不留，绝对丝毫不留。” 我再问一次，如果在 1789 年前几年，一个人说出这样奇怪的话，大家会

怎样看待他呢？人们是否会把他叫作空谈的理论家、慷慨的幻想者、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和疯子等等呢？可是，他说的是真理，那些把他说成是疯子的人却因此证明他们自己是没有远见的和盲目的。

新社会制度的拥护者，今天恰好就处于这个人的地位。并且，可以肯定地说，在目前制度和实施我们的理想之间的距离，要比 1789 年前夕的社会和后来存在的社会之间所存在的距离小得多。</ZSBJ13601650_0159_0/ZSBJ>*

② 见勒干·德·盖朗日尔 1789 年 8 月 4 日晚的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