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按照我们的意见，人们可以用什么方法来组织劳动

政府应当被认为是生产的最高调节者，并且为了完成它的任务，被授予一种巨大的权力。

这项任务就在于利用竞争的武器去消灭竞争。

政府可以发行一笔公债，用这笔公债的收入在国家工业的最重要部门中创办一些社会工场。

这种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黄金，因而初建的工场数字要受到严格的限制；但是，正如我们下面会看到的那样，这些工场根据它们本身的组织就具有庞大的扩张力量。

既然把政府看作是社会工场的唯一创办人，那么，当然要由它来制定规

① 亨利·约翰·帕默斯通（1784—1865），英国反动的国务活动家。曾任外交大臣、首相等职。——译者注

② 圣-詹姆士系指英王所居住的王宫而说的，这里的意义就是说“英国的内阁”。——译者注

③ 穆罕默德—阿里（1769—1849），埃及的摄政王。——译者注

章。而这种制订的规章经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和表决后，就具有法律的形式和效力。

在最初为了购置劳动工具而征集的资金的范围内，所有道德上有保证的工人，都可以被征召到“社会工场”去劳动。

虽然现在这一代人所受到的错误的和反社会的教育，使人们在增加收益的办法以外，很难找到起竞赛和鼓励作用的因素，但是工资将是平等的，一种完全新型的教育定会使思想和风俗习惯发生改变。

社会工场成立后的第一年，由政府指定各级人员。一年以后就不再如此了。工人们既然有时间可以互相鉴定，并且，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他们既然都关心社团的成功，那么，各级人员就可根据选举原则产生。

每年都要结算纯利润，把它分为三份：第一份按照社团成员的人数平均分配：第二份专门用于：1）老、病、残废者的扶养；2）减轻其他工业所遭受的危机，因为所有工业部应互相帮助，互相支援；最后，第三份则用来为志愿参加社团的人购置劳动工具，这样，社团就可以无限地扩展。

在那些可以进行大规模经营的工业的每个社团中，可以招收一些属于某种职业的工人，这些职业由于本身的性质，不得不分散而且又局限在一地。这样，就使每个社会工场都由各种不同的职业所组成。这些围绕着一个大工业而组织起来的各种职业成为同一整体的各个不同部分，它们都须服从同样的法律，并分享同样的利益。

社会工场的每个成员都有随意处理自己工资的权利，但是由于共同生活的显而易见的节约和不容置辩的优越性，不久就会从劳动的社团中产生出那种自愿参加的关于需要和享乐的消费社团。

资本家也可以被邀请参加到社团中来，并且可以支取他们投资的利息，这种利息是在预算案中得到保证的：但是他们只能以工人的身分分得利润。一旦社会工场按照这样的原则建立起来，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它所能产生

的结果。

在主要工业，例如机器工业、丝绸工业、棉纺工业或印刷工业中，都会有一个社会工场和私人工业进行竞争。这一斗争是否能长久继续下去呢？不能。因为社会工场比起一切私人工厂来，有它的有利之处，这种有利之处是共同经济生活的结果，并且是一种组织方式的结果，在这种组织方式中，所有工人都毫无例外地关心着生产得好和生产得快。这一斗争是不是破坏性的呢？不是的，因为政府总是采取办法来阻止这些工场的产品价格降低到最低水平，以减弱斗争的效果。而今天，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和不十分富有的人决斗时，这种不平等的斗争只能是带有灾难性的，因为个人永远只是追求他的个人利益；假如他比他的劲敌以便宜两倍的价格出售他的产品，就能使他的敌手破产，并独霸市场，那他一定会这样做的。但是，当政权本身处于个人的地位时，那么情况就不同了。

我们所要建立的这种政权，是否会对于打乱工业、动摇一切生计感到兴趣呢？由于它的本质和地位，政权原来就是保护者，而在为改变社会的目的而同某些人进行神圣的竞争时，它还是这些人的保护者，这难道不是真的吗？因此，在一个大资本家今天向一个小资本家宣战和在我们制度中的政权向个人宣战之间，是不能相比的。第一种战争必然会使用诡计、暴力以及非正义本身所带来的一切不幸：而第二种战争的作战方式则是不粗暴、不破坏，并且只是用这种方法来达到它的目的，就是用社会工场来逐步而和平地兼并那

些私营工场。政府不会像今天的一切资力雄厚的资本家那样，充当市场的主宰和暴君，而是将成为市场的调节者。政府使用竞争的武器，不是为了用暴力来推翻私营工业，——这正是政府所极力要避免的事——，而是为了不知不觉地把私人工业带到组合中去。的确，如果一个社会工场在任何工业中建立起来，那么人们就会看到，无论是工人或资本家都将为了这种工场给社员所提供的利益而奔向它那里去。在一定的时间以后，人们将会看到有利于社团原则的没有强夺、没有不公正行为、没有不可挽救的灾害的现象，而在今天所产生的现象则是非常可悲的，并且由于暴政，它服务于个人主义。今天，一个非常富有的工业家可以狠狠地打击他的对手，而把他们当场打死，这样他就能垄断一个整个工业部门。在我们的制度下，国家逐渐成为工业主人，而我们成功的结果将不是垄断，而是竞争的消灭：那就是社团。

让我们假设在一个工业的特殊部门中已经达到了目的；让我们假设那些机器制造商有意为国家服务，这就是说，有意服从共同管理的原则。既然同一种工业并不总在同一地点生产，而且既然它有不同的中心，那么，就有可能在所有属于同一种工业的各个工场之间建立一种在每个个别工场中已经建立起来的社团制度。因为在消灭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竞争以后，再让竞争存在于团体与团体之间，那是荒谬的。所以，在政府已经能够控制的每一种劳动领域内都要有一个中心工场，而其他一切工场则都作为附属工场而隶属于它。正如罗特希尔德先生①不仅在法国、而且在世界各国都拥有企业，这些企业和总事务所所在地互通消息，同样地，每种工业部有一个总办事处和它的分办事处。从这时起，再不会有竞争了。在属于同一工业的各个不同生产中心之间，利益是共同的，而力量的集中将代替一切破坏性的力量的敌对。

我不再强调这一结构的简单性，这种简单性是明显的。事实上，你们可以注意到在第一年之后，每个工场都可以自给自足，而政府的任务只限于监督如何去维持一切同类生产中心之间的关系，并制止对于共同规章原则的破坏行为。今天，没有一个公共机关不是比以上所说的更复杂百倍的。

试想一下，假如每人原来可以随意负责带送信件，而政府突然宣称：“让我来，让我单独来办理邮政事业！”该有多少人反对啊！政府怎么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正确地把三千四百万人每天每分钟可似写的信送到三千四百万人手中呢？然而，除了某些不是由于机构的本质而是由于我们的政权至今所存在的结构不健全而产生的缺点外，大家都知道，邮政工作是以多么惊人的准确性来完成的。我不谈我们的管理制度以及这个制度所要求的一切机构的错综复杂性。然而你们看这个庞大的机器的活动该有多么大的规律性呢？的确，正如大家所说的那样，是分工和再分工的方法使表面上看起来是最复杂的机械装置自行开动起来的。怎么！怎能认为在一个国家里不可能使劳动者行动一致呢？而人们看到，约二十年前，在那里一个人能用他的意志来鼓动一百万人，使这些人按照他的生活来生活，并按照他的步伐前进的。的确，这是为了进行破坏。但是，既然共同进行破坏是非常容易的，难道在事物的本质中、在上帝的意志中、在社会的注定命运中，就不可能共同进行生产吗？此外，我再重复一遍，从实行困难的角度所提出的非难在这里并不是严重的。我们要求国家用它所拥有的富饶的财富和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做我们今天由一些个别的普通人所做的事情。

① 见第 24 页注①。

我们从一个工场的全体工人的团结一致形成同一种工业的各个工场的团结一致。为了使那个制度完整起见，就应该形成各个不同工业之间的团结一致。为了这一点，我们就从每个工业已经实现的利润分配额中抽出一笔款项，国家用这笔款项就可以援助那些受到突如其来的或特殊的情况的袭击的工业。此外，在我们所建议的制度中，危机一定要少得多。今天大部分的危机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是从一切利害冲突的残酷战斗中产生的，这种战斗既然造成一些战胜者，就不能不造成一些战败者，并且像所有的战斗一样，它把奴隶套在战胜者的战车上。消灭竞争，就可扑灭它所孕育的灾祸。不再有胜利；就不再有失败。从此，危机就只能以外而来。所以也就只需防止这些外来的危机就够了。和平和同盟的条约对此无疑地是不够的；然而，倘若人们以一个建立在工业需要和世界各地劳动者的相互便利的基础上的同盟体系，来代替这一可恥的外交——这种虚伪、欺骗和卑鄙的斗争，它是以几个幸运的强盗瓜分各民族为目的的——，那么，该能避免造成多少灾难呢！但是，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只要那种吞食着我们工业的无政府状态继续存在，这种新的外交政策就不可能实行。从几年来进行的许多调查来看，就显得非常清楚。怎样的凄惨景象我们没有见到呢？这些调查不是已经给我们指出，殖民者武装起来反对制糖商、机器工人反对铁厂主、港口反对内地的制造厂、波尔多反对巴黎、南方反对北方、所有生产者反对一切产品的消费者吗？在这些异常混乱的情况下，政府又能做些什么呢？一些人所迫切要求的东西，就是另一些人所愤怒地拒绝的东西：使这些人得以生活的东西，就是使另一些人死亡的东西。

显然，这种在利益之间的缺乏团结一致就使国家不可能有任何预见性，并使国家在它和列强的一切关系中受到束缚。对外用军队，对内用宪兵，今天的国家没有别的行动办法，而它的整个效用必然只限于摧毁一方以防止摧毁另一方。如果国家坚决地着手领导工业；如果它能把所有的力量集中起来：如果它围绕着同一原则把今天一切敌对的利益重新联合起来：那么，它的对外行动怎能不是更加明确、更有收获和更加庆幸地具有决定性呢？重新组织劳动，不仅会预防在我们当中爆发危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会预防那鼓起我们船帆的风所给我们带来的危机。

我是否需要继续列举新制度所产生的优点呢？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工业世界里，一切科学上的发明都是灾害，首先因为机器排挤了那些为了生活而需要劳动的工人，其次，因为有多少机器就是有多少杀人的武器，给予有权利、育能力使用机器的工业家去反对没育这种权利或能力的人们。在竞争的制度下，谁一谈到新式机器，谁就谈到垄断；这点我们已经证明过了。但是，在社团和团结一致的制度下，不再有发明的专利权，不再有专利的专用权了。发明者由国家给与奖励，他的发明很快被大家使用。因此，今天的毁灭性的工具将成为普遍进步的工具：今天使工人陷于饥饿、绝望并促使他起来反抗的东西，将只成为用来减轻他的工作负担并给予他以足够的空闲时间去锻炼他的智慧的东西；总之，以前助长暴政的东西都将有助于博爱的胜利。

我们今天置身在不可理解的混乱中，在这种情形下，商业并不从属于也不能从属于生产。既然一切生产都归根结底为了寻找消费者，而所有生产者都致力于争夺消费者，那么，怎么能免除经纪人、掮客、买卖人和小贩呢？商业就这样变成了生产的蛀虫。介于劳动者和产品消费者之间，商业统治着

这两者，并利用一方来统治另一方。傅立叶①有力地攻击了目前的社会制度，以后，他和他的门徒维克多·孔西代朗以一种不可抗拒的逻辑赤裸裸地揭露了人们称之为商业的这一社会的大祸害。商人应该是生产的一个代理人，分享生产的利润，并与生产的有利与否休戚相关。那就是理智所要指出的，也就是全体利益所迫切要求的。在我们所建议的那个制度中，没有比这点更易于实现的了。由于在一个特定的工业中消除了各个生产中心之间的对立情况，这个工业就像今天的那些重要贸易公司那样，到处都有根据消费需要而设立的商店和仓库。

信贷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给劳动者提供劳动工具的一种方法。而今天呢，正如我们在别处所指出的那样，信贷完全是另一回事②。银行只把款子借给富人。即使银行也愿意把钱借给穷人，它也不能这样做，否则它就会堕入深渊。所从，无论如何，以个人观点建立起来的银行永远只能是一种设想周到的使富者更富、强者更强的方法。垄断总以自由的外表出现，暴政则总以进步的面貌出现！我们所建议的组织直截了当地消除了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特别地和不可变更地专门用于招募工人以扩大社会工场的这一部分利润，就是信贷。这时候，你们还需要银行做什么呢？取消它吧！

当他的收入有了保证时，任何劳动者必然会有遵守秩序的观念和预见的习惯，那时还怕会有人口过剩吗？为什么今天穷人比富有的人繁殖得更快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说过了。

在一种制度下，每种劳动门类都把一定数目的人聚集在一起，他们被同样的思想所鼓舞，按照同样的动机去行动，有着共同的希望和共同的利益；试问，在这种制度下，伪造产品、投机取巧、漫天说谎、贪污舞弊等等的行为还有什么存在的余地呢？而今天，每个生产者和每个商人，既然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要抢走邻人手里的顾客和他的财产，就不得不去做上述的那些行为。所以，在这里，工业的改革实际上是一种深刻的道德革命，并且，它在一天之内所能完成的转变，要比讲道者的说教和道学家的一切劝诫在一个世纪内所做到的还要多。

刚才所谈到的有关工业的改革将使我们充分预见到，我们所要见到的农业改革将按照什么原则并在什么基础上进行。滥用旁系亲属的继承权，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这种继承权将要被取消，继承财产所包含的价值将要被宣布为公社财产。这样，每个公社就可以形成一片不得转让的庄地，并且，由于这种庄地只能扩大，就能在既不造成痛苦也不发生强夺的情况下导致一次庞大的农业革命：公社庄地的经营应该以较大的规模并按照和管理工业的法令相符合的法令来进行。我们以后再谈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还需要加以阐述。

在目前的制度下，我们已经知道人民的子女为什么不能受到教育。而在我们的制度下，受教育的可能性很大，所以我们必须使教育成为义务的同时是免费的。既然劳动者的生活有了保障，他的工资也够开支，他有什么权利拒绝让自己的子女人学呢？很多严肃的思想家认为，今天在人民的队伍中来推广教育是危险的，他们的这种看法是对的。但是，他们怎能不看到这种教育的危险正是我们社会制度不合理的有力证据呢？在这个社会里，一切都是虚假的：劳动不受尊重；最有用的职业被人蔑视；一个劳动者至多只不过是

① 夏尔勒·傅立叶（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译者注

② 参阅论文《银行问题》，载 1839 年 12 月 1 日的《进步杂志》。

受人怜悯的对象；然而，一个舞女却会博得无数的花冠。这就是为什么人民的教育是危险的理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公立中学和一般学校给社会栽培出来的人只是一些野心家、一些不知足的人和一些草包。但是，应该教育人民去阅读好的书籍：教育人民使他们懂得最有利于全人类的东西才是最可尊敬的东西；使他们懂得在社会中只有艺术而没有手艺：使他们懂得没有比那些本质上就是为了腐蚀灵魂、向灵魂灌输骄傲的毒素、使灵魂远离博爱的实践并传播自私自利思想的东西更加值得轻蔑的了。然后，应该给人民的子女指出，社会是受他们学到的原则所支配的。难道这样的教育是危险的吗？人们把教育看作是能满足一切愚昧虚荣和空洞自负的垫脚石，因而人们就咒骂教育！有人参照坏的实例写出坏的书籍，因而有人认为有充分的权力来禁止别人阅读坏书！多么可怜啊！

让我们综述一下。应该进行一次社会革命的尝试：

因为目前的社会秩序充满着太多的不公平、贫困、卑鄙，因而不能长久存在下去；
因为不论一个人的地位、等级、财产如何，他不会不关心一个新社会制度的建立的；
最后，因为这是一次十分必要的革命，所以有可能甚至不难以和平的方式去使它实现。

在革命使我们进入的那个新世界中，为了使博爱原则完全实现，可能还应该做一些事情。但是，这一切都是教育的事业，至少就实现博爱原则这一点来说就是如此。人类业已远离他的目的，以致我们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就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至今还受其束缚的腐朽的文明打乱了各方面的关系，同时也搅乱了所有的思想，并且毒化了人类智慧的源泉。不公平变成正义；谎言成为真理：人们在愚昧无知中相互毁灭。

很多错误思想应当加以摧毁：它们将被消灭，我们对此不应当有所怀疑。举例来说，总有一天人们会承认，谁从上帝那里得到较多的力量或较多的智慧，谁就对自己的同类要担负较多的责任。于是天才不再是通过他对社会所征取的巨额报酬、而是通过他对社会所尽的伟大义务来确定他的合法地位，这是他的木份。因为，秉赋的悬殊不应归结为权利上的不平等，而是义务上的不平等。

这一制度，其基础还刚奠定，而自公布以来，就引起了很多的责难。这是必然的。今天在所有人们的头脑里，对新事物有着小心翼翼的自然倾向。然而，把我们的学说作为对象的那些批评，一般地具有一种恰如其分和

不偏不倚的突出特点：这些批评甚至对于我们的努力的性质和目的表示了强烈的同情①。

我们所谈的这些问题具有一种特别的重要性；要解决它们，当然有巨大的困难。所以我们也只把这本书作为耐心和认真研究的结果来贡献给大众。如果我们犯有错误，就请给我们指出；我们的信心是坚定的，但我们也并非这样自负，认为这些信心是根本不可动摇的。

① 关于这一问题，我们不应忘记的是，这木书被禁止以后，曾经攻击本书学说的《世纪报》就以最大的毅力起来反对那次诉追。毫无疑问，要使法院正确而迅速地纠正检察机关的错误，固然无需这样大的力量！但是我们仍然不应该不向《世纪报》的总编辑尚博勒（Chambolle）先生表示感谢，因为他在这种情况中曾给予我们以高贵的和友爱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