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论著作权

Ⅰ祸害的本质是什么？

著作家很多，只有一部分是富裕的，很多则死于饥饿。自由已经破产， 出版业已经亏本，读者的趣味降低了。在这么多华美、丰富的书籍中间，知识领域从来没有现在这样贫乏⋯⋯。这就是祸害，这个祸害是庞大无边的。人们提出了哪些补救的办法呢？就是这一条把作者的著作权从他死后二十年延长到三十年的法令吗！噢！吉斯特费尔德①勋爵在送他的儿子去访问欧洲的那些重要的宫廷时，对他的儿子说：“去吧，我的孩子，你去看看世界是被多么贫乏的智慧统治着的！”他这样说是有道理的。

等一会我就要说到规定著作权是多么的不合理。这种人要想尊崇的所谓著作权，它的行使期间的延长对于社会来说是多么不幸！但在还没有谈到问题所引起的无数困难之前，我要问：在这里立法者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他们的目的显然是要尊崇作家的职业，把它看成是行业，一种挣钱的方法。但是使文学成为一种工业生产方法，这是否合理和符合公共利益呢？社会上有很多人为了发时或甚至为了生活而写作，这是好现象吗？我认为这不是好现象。

理由很简单。一个作家要正确地完成白己的使命，他必须不为人们的偏见所左右，应该有勇气不怕得罪别人而做出于他们有益的事，总而言之，应该从精神上来影响他们。这个使命是伦理学家的使命，也是作曲家的使命； 是哲学家的使命，也是诗人的使命；是使我们流泪的那种人的使命，也是使我们发笑的那种人的使命。一个作家的精神产品所具的形式并不重要。在博马舍和尼科尔①的作品中，在莫里哀②和帕斯卡耳③的作品中，这种无上的权力都同样是真实的。

是的，文学对于社会有指挥权。但是，如果著作家堕落到把文学当做一种行业来做，如果他只是为了“积累资金”而写作的话，那么这一指挥权会变成怎样呢？迎合公众的趣味，顺从公众的偏见，培养公众的无知，附和公众的错误，支持公众的恶劣情欲，最后写出的作品对公众是有害的然而却是他们所欣赏的⋯⋯这是任何生财有道的人的必要条件。怎么！你得到了我给你的金子，却来羞辱我的愚昧，责备我的自私，在我享受掠夺得来的果实时打搅我：你使我对于未来感到恐惧！先生：你的智慧的价钱太贵了，去你的吧。这样，著作家的思想就失去它的教育性质和它在精神上的权威了。如果作家仰仗公众的恩赐，他就会丧失指导社会的能力，甚至会丧失指导社会的欲望，这就像一个国王放弃王位似的。

毫无疑问，所有的精神产品不见得都会有同样的重要性。然而，一切著作，甚至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最没有价值的著作，对于社会都会起着或好或坏的作用。著作没有权利只去做群众的消遣品，因为要使人们获得安慰，它

① 菲利浦·吉斯特费尔德（1694—1773），英国政治家、作家。——译者注

① 比埃尔·尼科尔（1625—1695），法国的伦理学家和神学家，著有闻名的《试论道德》一书。——译者注

② 让—巴底斯特·卜格兰·莫里哀（1622—1673），法国名剧作家。——译者注

③ 勃莱士·帕斯卡耳，（1623—1662），法国的科学家和哲学家。——译者注

就必须能够打动他们的智慧和心灵。顺便说来，这就证明，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是一种糊涂的想法。

不管文学作品具有什么样的形式，它总起着一种影响，而使这种影响达到最高的程度是非常重要的事，如果它掌握在那些见钱眼开的人的手中，那是极端危险的。我同意人们订立一条废除著作家以著作为行业的法律：但是， 如果制订一条法律使这一行业收人更多并鼓励著作家成为文学的制造商，在我看来这是毫无意义的。

不仅宣布一个作家是他的作品的所有者这种做法是荒谬的事情，而且， 作为奖赏而给予他物质上的报酬，这同样是荒谬的事情。卢梭为了生活而抄写乐谱，为了教育人们而从事写作。一个配称为文学家的人就应该过这样的生活。一个文学家如果他有钱，就应该聚精会神去从事思考，这是他做得到的。如果他是一个穷人，他就应该懂得，怎样使他所从事的谋取生活之需的职业和他的写作工作配合起来。

在现代的作家中，有一位耐心地和通宵不眠地从事研究的作家，他为了人民终于把那条到处断裂的传统锁链重新连接起来。可以肯定说，没有一个人会比蒙泰先生为了一部历史著作而工作得更热情更有耐心的了；没有一个人像蒙泰先生那样把一生的大部时间都用在写作上的。倘若蒙泰先生在献身于自己的著作的三四十年中，只等着从他所写的著作中得到维持他生计的手段，那么结果会怎样呢？结果会怎么样呢？我不敢说，你可以猜得到。但是， 感谢上帝！蒙泰先生具有一个勇敢的和高尚的灵魂。为了对付极端的贫困， 他就求助于一种可尊敬的办法：他出卖了他自己在研究工作中所使用的材料，出卖了他去各处考察旅行时在这里或那里收集得来的珍贵手稿。这跟卢梭抄乐谱是同一作风。由于这种勇敢的行为，蒙泰先生过着贫困的生活，却避免了世态炎凉的摆布。他仍然是他自己的主人，也是他自己作品的主人。

假使他不是为使真理得胜，只为了“赚钱”而著书立说，假使他不依靠出卖罕见的手稿来维持生活的办法，而在他的著作上进行投机；那么他就会急于求成，写得更快、写得不那么好。他也就不会去写那关于农业、商业、手工业的内容丰富的和有用的历史了⋯⋯他也就宁可去写那种供人消遣的关于战争和宫廷中的明争暗斗的历史了。这样，社会就会失掉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和一部优秀的作品。

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最著名的诗人中，人们敢于把多少诗人放在贝朗瑞① 之上呢？贝朗瑞的所作所为和蒙泰、卢梭一样。当他为他的那些不朽的诗篇而工作时，他就为了生活上的需要而找到了一个低微的职位。

1789 年革命以前，严格地说来，写作职业是不存在的。在文学史中，我们看到，在路易十三时代，拉·赛勒②为自己作品的畅销而自豪，拉·卡尔普勒内德③尽管很高尚，却用了书店老板库尔贝的钱来买大衣。然而，靠作品收入为生的人却是不多的。在作家中有一些人，如布蓝托姆①、比西一腊比坦②

① 比埃尔·让·德·贝朗瑞（1780—1857），法国卓越的诗人、歌曲家。他对拿破仑制度的讽刺诗《伊维托国王》获得了文学上的盛誉。——译者注

② 让·德·拉·赛勒（1600—1665），法国悲剧作家。——译者注

③ 高梯埃·德·拉·卡尔普勒内德（1614—1663），法国的小说家。——译者注

① 比埃尔·布蓝托姆（1540—1614），法国作家。著有《回忆录》《法国名人和大将领传》、《荡妇传》。

——译者注

这两位高傲的绅士，他们只在不用宝剑时才拿起笔来写作：另外一些人，像代马莱③那样，是一个公务员；还有一些人则是处于国王庇护之下的，如莫里哀和拉辛④。大部分的文学家则像梅雷⑤那样，被一个大贵族所雇用。梅雷曾写信给德·蒙莫朗西⑥公爵道：“既然我像现在这样荣幸地受您的垂爱，而我的献身于您并没有使我失去行动自由，我不知道，除您之外，在法国还有谁可以使我更恰当地把我所研究的最初成果献给他的。”人们看到这种地位所意味着的卑躬屈节；然而这种地位只能同造成它的那种制度一起消灭。卢棱为了不甘心处在这种地位，在他的独立生活中，受到那些有嫉妒心的同行的无情诬蔑；他没有狄德罗⑦那样幸运，因为狄德罗是喀德林二世⑧的宠臣：他也没有像伏尔泰⑨那么幸运，因为伏尔泰是腓特烈大王⑩的朋友：他又没有像格林那么幸运，因为格林是十八世纪所有爱好哲学的国王的中间人。为了改变这种状态，至少必须有一次革命，而在这次革命的前夕，《年轻的阿纳卡西游记》①的作者不是生活在舒瓦瑟耳②公爵宠爱的庇护之下，愉快地隐居在尚特路③吗？1789 年——这永垂不朽的年份——来到了！这时作家不再属于某一个人了，他们不得不对于他们的著作进行授机，他们是属于所有的人了。我不知道他们在这方面是否得到了利益，但可以肯定地说，社会是受到了损失。作家过去所过的依附权贵的生活的义务实际上缩小多少呢？我不知道愚人的虚荣究竟向智慧索取了什么样的无聊的谄媚的贡献。这是一种不幸；但是作家的尊严所受到的损失比社会利益所受到的损失要大得多。高乃依④赞美马扎蓝的德行的那种奴颜婢膝的序言，并没有阻止《西娜》⑤的伟大作者通过埃米里的嘴喊出：“为了要做一个超过国王的人，你居然自命不凡！”

今天，当一个作家自己发挥他的思想时，他的主人不再是供养他的权贵， 而是读者了。作家不再是出卖自己尊严的人，而成为放弃自己职务的人。

革命往往具有这样的特点：那就是把上帝掺杂在一起的嘉禾和莠草全部拔走。1789 年的革命也是这样。这次革命在废除行会头子和工场主的同时，

② 比西-腊比坦（1618—1693），法国作家。——译者注

③ 让·代马莱（1596—1676），法国诗人。——译者注

④ 让·拉辛（1639—1699），法国有名的诗人。——译者注

⑤ 让·梅雷（1604—1686），法国诗人。——译者注

⑥ 蒙莫朗西，法国的一个有名贵族，其家族出了好几个名人，此处大的是指蒙莫朗西·亨利二世（1595— 1632）说的。——译者注

⑦ 德尼·狄德罗（1713—1784），杰出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作家。——译者注

⑧ 喀德林二世（1729—1796），俄国女皇，1762—1796 年在位。——译者注

⑨ 法朗苏瓦-玛利·伏尔泰（1694—1778），法国著名的作家和哲学家，启蒙学者。——译者注

⑩ 腓特烈大王（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 年即王位。文学的爱好者。——译者注

① 阿纳卡西（纪元前六世纪），西得亚民族的哲学家，纪元前 589 年左右在雅典出现，成为梭伦之友。这里所指的是修道院院长让·雅克·巴尔戴莱米所著的那本游记说的。——译者注

② 舒瓦瑟耳（1719—1785），公爵，曾任法国路易十五世的外交大臣。——译者注

③ 尚特路，法国安德尔-户瓦尔省的一个村子。于尔辛女亲王曾在此建造了豪华的别墅；其后舒瓦瑟耳隐居于此。——译者注

④ 比埃尔·高乃依（1606—1684），法国杰出的悲剧作家。——译者注

⑤ 《西娜》，是皮尔·高乃依所著的一部悲剧（1640 年上演，1643 年出版），女主角名埃米里。——译者注

也给了垄断和社团以致命的打击；它在推翻一切旧政权的同时，同样也毫无区别地消灭了政权所践踏的和保护的东西。像在工业方面那样，个人主义的理论在著作方面也占了优势。革命方面竭力反对那个原则的代表人物，而那个原则在这反对声中却遭到了毁灭。为了更好地粉碎形式，人们就对思想进攻。在一切社团和保护制度的深刻动荡中，作家们仅仅依靠他们自己，自然而然地就把他们自己的思想去作买卖，拜金主义就侵入到写作中去了。另一种不幸是：写作已经不再是一种有利可图的职业，因为那些看到其他职业已经人浮于事的人就成群结队地去参加创作。当个人主义以自由为名而把普遍竞争推向顶点时，在人类活动的各方面怎么会没有拥挤的现象呢？另一方面，一些富有魅力的话吸引了人们，人们把“平等”一词写在我们的法典中了。尽管如此，农民、手工业者、工人仍受轻视，孩子们被灌输的仍然是那种认为有些行业和艺术是“自由”职业而其他则不是如此的思想。因此，人们在心灵中对于一举地成名产生了强烈的渴望；因此，在所有那些青年人的思想中播下了从事写作或从事艺术的野心的种子。教育更加普及，但并未得到很好的领导，这样，就造成大量的青年人侵入到社会中来，这些青年对他们自己的欲望或幻想抱有信心，都同样地希望一举成名，同样地趋向现成的道路。

结果怎样呢？表现在工业方面的现象在写作方面同样也表现出来了。到处都有挤满的人群，到处都有纠纷和没有休止的斗争；有各种各样的混乱和灾难。著作界中的竞争也产生了和工业竞争中所产生的类似的结果。工厂主为了廉价出售以打垮对方而假造产品，同样地，也会有那种伪造自己的思想、削足适履地改变自己的风格的作家，用硬凑的情节、夸大的情感、不伦不类的语调以及不道德的经验谈等等不光彩的诱惑力来争取群众。一个工业家以巨额的资本压倒他的竞争者，同样，一个富有的作家在声誉方面可以很快就胜过一个穷作家，他以后就利用已经得到的响亮的名声来把无人知晓的真正有才能的作家埋没起来。在不断增加着的书籍的泛滥中，群众失去了方向； 他们既不可能也没有时间去选择，就不再购买那些认真作家的作品，而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江湖派。因此产生了滥用广告的可怕现象、互相吹捧的来往、卖淫式的批评、同行的倾轧、一切可耻的行为、一切谎言、一切丑行。

倘若大多数的作家以损害文学的尊严、动摇公共的道德、腐化智慧的源泉为代价而能发财致富，那还算不错。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做法既是丑恶的又是招致毁灭的；他们以声名狼籍始，以贫困终。

接着，在这些废墟上滋生了一些投机者，他们自告奋勇地向作家提供帮助。在这些思想混乱中，他们所加入的资本并不是钱，而是某种剥削的新花样，一种手段：作家不得不接受他们的帮助。这种帮助很快就变成控制手段， 买卖人去接近有才干的人，只是为了要吞噬他。人们看到一些作家、甚至一些最优秀的作家把自己出卖给文章的掮客，他们不是零星地出售，而是整个地出售，就像梅雷给蒙莫朗西公爵的信上所写的：“我献给您的就是我自己。”在这一幅不幸地描绘得过于忠实的图画上，还能再加上些什么呢？一些勉强能拿起笔来的手，今天竟能号令着文学，这是不是真实的呢？一些贫困的作家每天在某一个全能的投机者门口，像要求施舍那样，寒伧地要求发表他们的文章，这难道不是真实的吗？如果这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已经堕落到什么样的黑暗程度了呢！

昂利·德·拉土舍先生有力地描写了写作方面的这种堕落情况，他写道：

“写作的风气转向金钱，这是我们时代的定型思想，这是带着传染病的癞狗咬了这个庸俗的时代。你们是否相信已经组成了反对思想传播的集团呢？我们的作家们像莱茵河彼岸的小诸侯那样结成联盟，他们不是为了有利于传播思想，而是为了有利于利润的集中而联合起来的。他们保证了他们自己领土的完整、边疆的不可侵犯，因为这些边疆都是靠得很近的。如果有人抄袭了他们的半篇文章，他们就认为被剥削了，这是著作界的神圣联盟⋯⋯

人们会觉得奇怪：这些先生怎么会让一些人无偿地在我们的林荫道上散步，而不向看他们一眼的过路人去征收税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