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序言

路易·勃朗（1811—1882）是法国历史学家和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者。他生于马德里，当时他的父亲奉拿破仑的命令，正以财政督察官身分出使西班牙。勃朗的家庭可以说是世代相传的保皇党人的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是保皇党分子，是革命的死敌。1793 年，雅各宾专政时期，他的祖父被革命法庭处死，父亲逃亡。勃朗的童年是在他母亲的家乡科西嘉度过的。随着拿破仑政权的倒台、西班牙革命运动的高涨和父亲官运的告终，勃朗的一家曾一度过着穷困的生活。只是在复辟以后，因为得到路易十八发给的抚恤金，勃朗才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他先就学于罗得斯大学，后来继续在巴黎求学。为了解决一部分学习和生活费用，他利用课余时间从事抄写、私人教师和家庭教师等工作。

1838 年，勃朗创办了自己的报纸《政治、社会和文学进步评论》。在这以前，他已经给巴黎的民主刊物如《良知》杂志等撰稿。1839 年，勃朗在自己的刊物上陆续发表了他的重要著作《劳动组织》，次年出版了单行本，后来屡次再版，并译成其他各国文字。这本书在工人群众中销行甚广，给勃朗带来很大的声望，但同时却引起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从 1843 年起，勃朗成了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刊物——《改革报》编辑部的成员，并先后写了《一八三○—一八四○年十年革命史》和《法国革命史》等著作。在这期间，勃朗在工人阶级中所以闻名，是由于他与其他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主张政治斗争和争取民主国家制度的斗争，提出国家帮助工人并分配工人以生产手段的要求。勃朗阐明自己的立场时写道：“倘若需要从事社会改革，也就少不了要推动政治改革。因为，假如社会改革是目的，那么政治改革就是手段。”

①二月革命发生时，已经获得政治资本的勃朗，一方面以工人代表的社会主义

者身分自居，另一方面却向资产阶级谄媚，他的这种表里不一的行径，使他成为最合乎资产阶级要求的、以工人代表身分出现的、参加临时政府的候选人。参加临时政府后，勃朗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完全寄托于临时政府，对资产阶级采取无原则的妥协，竭力阻止无产阶级的公开发动，把政治斗争任务置诸脑后。这是勃朗的政治生涯中的一个转变。列宁写道：“法国的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在 1848 年革命中是臭名远扬的，因为他从阶级斗争的立场转到了小资产阶级空想的立场，用‘社会主义’词句装饰起来，而实际上只是帮助资产阶级加强对无产阶级的影响。”②

为了欺骗工人祥众，临时政府组织了研究“工人问题”的委员会；设在卢森堡宫，由路易·勃朗和阿里贝尔两人担任主席。马克思对于这件事曾有评论，他写道：“这样，工人阶级的代表就被逐出了临时政府所在的场所，而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部分就把实际的国家政权和行政枢纽完全保持在自己手中了。在财政部、商业部和公共工程部近旁，在银行和交易所近旁，修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礼拜堂，这个札拜堂的两个祭司长路易·勃朗和阿里贝尔所负的任务就是耍发现乐土，宣告新福音，并使巴黎无产阶级有事可做。与任何尘世的国家政权机关不同，他们既没有任何经费预算，也没有任何执行

① 本书第 13 页。

② 列宁：《路易·勃朗主义》，《列宁全集》，第 24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4 页。

权力。他们必须用自己的额骨去撞碎资产阶级社会的石柱。”①在卢森堡委员会里，勃朗实际上在以劳资纠纷仲裁人的身分孜孜不倦地呼吁工人稳健扣忍耐，跟资产阶级进行合作。尽管勃朗对资产阶级妥协让步，但他并没有取得它们对他的信任。资产阶级在巩固了自己的政权之后，就把形式上参加临时政府的勃朗一脚踢开了。同年 5 月，重新组成的资产阶级政府——执行委员会，不仅没有让他参加，而且还指控他参加六月起义（实际上他并未参加），向他追究起义责任。勃朗不得不离开法国，迁居英国。在英国，他写了一系列的历史著作，其中包括《一八四八年革命史》。在该书中，他不仅没有从迫害中吸取经验教驯，相反，仍然为他的妥协策略辩护，继续并发展其过去的错误。1870 年他回到法国，翌年，他被选为国民议会议员。3 月 18 日，巴黎公社诞生时，他不仅没有参加这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权的工作，而且和凡尔赛分子沆瀣一气，诬蔑公社为暴动。他和共和派分子兰克、乌利斯·巴兰及“社会主义者”托伦在一起，进行了狂妄的活动，力图以“调和”作幌子解除公社的武装，搞垮公社。当“调和”活动失败时，他逃往凡尔赛。这样，他便由隐蔽而转向公开反对公社，因而他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一扫而光。他死于 1882 年，法国资产阶级政府曾予以国葬。

勃朗写作《劳动组织》，正是在法国工业高涨的年代。根据统计，从 1830

至 1848 年，法国工商业中的投资增加百分之五十，蒸汽发动机的数目增加七倍，煤的开采量增加两倍。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竞争进一步尖锐化，资本集中过程加速，中小资产阶级大批破产，广大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生活更加恶化。工人们每天上作十三至十五小时，然而所得的工资却不能维持他们本人和家庭的最低生活，因此，许多工人不得不忍痛把自己的孩子也送进工厂做工。法国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这一切悲惨的后果给了勃朗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本书中，勃朗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严厉地谴责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的贫困。他写道：“谁都知道，贫困把教育局限到可耻的地步，因而使人民的智慧埋没在黑暗里。贫困经常使人们牺牲个人的曾严，而且几乎总是由贫困来决定这种牺牲。贫困使具有独立人格的人降到从属的地位，因此，贫困就在人类的道德中隐藏着一种新的痛菩，并且把人们内心所具有的慷慨心情变为怨恨。”他认为，贫困还使人们失去真正的自由和权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谓自由，也仅仅是对于那些拥有享受自由和扩大自由手段的人，即对于拥有土地和金钱的人说的。对于这些人来说，“自由”确实存在。但是，对于那些既没有土地、金钱，又没有文化的而人数众多的劳动群众来说，则毫无自由可言。这些人只有出卖自己劳动力、妻子和孩子的自由，只有忍饥挨饿、失业和贫困的自由。所谓权利，只不过是用来欺骗劳动人民、掩饰野蛮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冠冕堂皇的词藻。

勃朗在本书中用了很大的篇幅论证了竞争的危害性。他在批评竞争时写道：“对于人民来说，竞争是一种毁灭性的制度。”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无产者失去一切生产资料，他们只能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所只对于他们说来，竞争首先就是拍卖劳动力的竞争。勃朗指出，在这种竞争中，即

① 马克思：《一八四八至一八五○年的法兰西阶极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中文版，第 123—124 页。

① 本书第 24 页。

使那个得胜的工人（即获得工作的工人），他的胜利也仅是暂时的。这种竞争还会进一步加强，其结果必然引起工资的普遍下降，工人生活的进一步贫困化。因此，勃朗得出结论说，竞争是劳动群众贫困的根源。

但是，勃朗认为，竞争不仅对于劳动者有害，而且对资产阶级也是有害的。关于这一点，他写道：“对于资产阶级来说，竞争是不断起着使人贫困和破产作用的原因。”②在尔虞我诈、弱内强食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为了排挤和压倒自己的对手，不惜一切地采用“廉价出售”产品的手段，进行竞争。而“廉价出售”对于那些无钱购买新式的昂贵机器的中小制造商来说， “就是宣告他们死刑的裁决”③。所以，勃朗认为，这种竞争手段只“是为了几个工业寡头的利益而毁灭资产阶级的方法”④；“廉价出售”只形成暂时的和虚假的好处。勃朗指出：“当斗争还在进行时，‘廉价出售’是被维持着的；而当最富有的人战胜他所有的敌手时，价格就立即重新上升。竞争导致垄断⋯⋯‘廉价出售’导致价格的暴涨。这样，在生产者中间曾是战争武器的东西，迟早会成为消费者们贫困的一个原因。”⑤

在本书中，勃朗还精辟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犯罪的原因，这是他的这部著作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他认为竞争所造成的贫困是引起犯罪的根源。据他看来，犯罪人数的增加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是成正比的。他用统针材料论证了这一点。说明法国四十年代的犯罪人数比三十年代的犯罪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八。从地区来说，城市的犯罪人数比农村的犯罪人数多，工业区的犯罪人数比农业区的犯罪人数多。

此外，他还批判了使用童工、女工的制度；批判了贫困所引起的婴儿死亡率高的现象，等等。

为了消灭贫困，消灭竞争，建立没有剥削的理想社会，勃朗提出了改革社会的方案。在工业方面，他认为“有效而合理的感化制度只有一个，那就是一种健全的劳动组织”①，即社团性质的社会工场。根据这个方案，资产阶级政府可以发行公债，用公债的收入先在国家工业的最重要部门中创办这类工场。起初，由于资金的限制，建场数字要受到严格的控制，并且只能在征集的资金范围内，招募道德上有保证的工人。鉴于政府是社会工场的创办人，所以工场的规章制度应该由政府制订，并经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和表决而具有法律效力。在社会工场成立后的第一年，由政府指定工场的各级管理人员，一年以后，由于工场成员彼此有所了解，而且“他们都关心社团的成功”，所以工场管理人员将白工场的成员选举产生，商量如何分配盈利和扩大自己企业的生产。为了让人们相信，这种制度不会为独裁和暴政大开方便之门，勃朗声明说，这不等于政府干预工场的经济权力，政府的权力仅以上面所说的为限。以后政府的任务只限于监督各工场执行规章制度和所有同类生产中心之间的关系。

工场的利润分做三份：第一份接工场的人数平均分配；第二份用于对老、病、残废者的抚恤以及对于其他蒙受损失的工场的支援；第三份用于为扩大生产而购置新的生产资料。

② 本书第 24 页。

③ 本书第 61 页。

④ 本书第 62 页。

① 本书第 47 页。

随着工场生产的发展，资金的积累，原有的工场将加以扩建，同时并建立新的社会工场，并招收新的工人。在那些大规模经营的社团中，可以招收各种不同职业的工人，生产各种不同的产品，并在围绕一个大的工业而组织起来的各工业部门同形成一个整体的联合企业。在工场内部，每个成员的工资完全平等，各人有权随意处理自己的工资。但是，由于共同生活的需要，从劳动社团中将会产生一些自愿参加的消费社团。

社会工场可以邀请资本家参加，并从预算中支付给他们投资的利息！但是他们只能以工人的身分，即必须参加劳动才能获得工资。

当社会工场在各主要工业部门普遍建立，资金相当雄厚时，勃朗认为，社会工场应该通过竞争和私人工业作斗争，利用自己生产的廉价物品和社会工场这种大型企业所具备的优越条伴，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和平地而不是暴力地兼并私人工业，而最后消灭它们，使社团成为主要的生产形式，从而消灭竞争和贫困。

在建立和扩大社会工场的过程中，国家是社团原则的最高保护者，它将象保护私人资本一样，保护着社团原则不受侵犯。为了不引起资本家的不安，勃朗安慰他们说，社会工场对私人工业的竞争，对资本家将不会是致命的，因为国家将竭力减轻竞争的后果，使社会工场的产品价格不降到最低的水平。

在农业方面，勃朗提出取消旁系继承权的改革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将继承权的财产宣布为公社财产，以便使公社拥有一片不得转让的庄地。因为这种庄地不断得到扩大，所以就能在既不造成痛苦也不发生强夺的情况下导致规模庞大的农业革命。公社将大规模地经营土地，并且按照管理工业的法令进行。

勃朗认为，这样，在实行上述改革的基础上，就可以建立一个没有贫困，没有竞争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既不存在剥削和压迫，也不存在其他一切非正义的行为。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将是一致的，因为每个成员只有通过公共利益才能获得个人利益的满足。由于每个成员的利益与公共利益休戚相关，所以大家将关心公共物质财富的增加，使生产得到迅速的发展。新的机器的发明和采用将不再成为排挤工人的工具，不再成为富人之间竞争的武器，而成为减轻工人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增加社会物质财富的手段。同时，由于人们摆脱了物质生活的贫困，就可以学习文化，充分地发展自己的智力。

综合上述，勃朗的两个重要论点可以大致归结如下：1）勃朗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竞争和犯罪等现象进行了批判，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就批判得非常具体，非常尖锐，包含了一部分真理。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期，这种批判对于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丑恶，提高无产阶级的思想觉悟，是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的。2）与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勃朗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时，侧重于批判资本主义竞争以及竞争所带来的危害。这一点对于勃朗说来最为突出，也是他的贡献所在。他指出的竞争导致垄断、竞争使社会两极分化、竞争是资本主义社会崩溃的因素等思想，确是可贵的预见。这些预见为后来七十年代的社会发展所证明。

但是，同时应该看到，在勃朗的空想理论中，尤其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性问题，存在着极其严重的错误思想和观点。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他对于资本主义批判的不彻底性。由于勃朗本身所

处的阶级地位以及缺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决定了他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只能限于表面的现象，而不能找到问题的本质。他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时，没有能够找出产生贫困的真正原因，而只把贫困归咎于资本主义竞争。勃朗对于竞争深恶痛绝，认为竞争是万恶之源；在他看来，只要消灭竞争就可以消灭包括贫困在内的一切社会灾难。勃朗没有进一步探讨竞争的根源，而只是简单地把竞争看成是一部分资本家为压倒另一部分资本家所采取的手段。勃朗批判资本主义的这种不彻底性，是和他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密切联系着的。当时法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自由竞争剧烈，广大小资产阶级纷纷破产，沦为无产者或半无产者。勃朗对于小资产阶级的这种境遇甚为愤慨。因此他不惜采用最辛辣的词藻批判竞争、谴责竞争，力图挽救小资产阶级的厄运。

在勃朗的空想理论中，表现得颇为突出的是阶级调和和妥协的思想。他在说明劳动群众由于贫困而充满着痛苦的同时，又说什么富人因为生活过分奢侈也充满着苦恼；他在论证竞争是造成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贫困的根源的同时，又说什么竞争也是使资产阶级贫穷和破产的原因；他在谈到压迫对被压迫者不利的同时，又说什么压迫对压迫者也不利，等等。因此，勃朗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时，不是揭露这个社会的资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从而启发和提高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而是竭力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和全体社会成员的矛盾，抹煞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勃朗从这种调和的立场出发，要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反对竞争，消灭贫困，建立对社会全体成员有利的、以博爱原则为基础的社会。这样，勃朗实际上否认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的存在，否认了阶级斗争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而公开主张和宣扬阶级调和。关于这一点，列宁曾经指出：“小资产阶级的路易·勃朗之流的任务是：抹杀阶级利益的差别，劝说资产阶级中的某些阶层（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和议员）同工人成立‘协议’，劝说工人同资本家、农民同地主成立‘协议’。”①

由于勃朗故意抹杀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因而他也就不可能对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实质作出正确的判断。虽然他明了国家是依靠议院、法院和军队执行权力的，但是他却不承认国家带有阶级性，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他认为“国家是穷人的银行”②，政府的任务是给无产者提供劳动工具和购买劳动工具所必须的资金。而国家的领导者应该是由选举产生而主持公道的好心肠人。

勃朗的这些错误思想在他的社会工场方案里得到充分反映。根据这个方案，第一，勃朗象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不是把实现社会改革的希望寄托于无产阶级，组织他们，发动他们，使他们成为革命的动力，而是把主要希望寄托于资产阶级政府，乞求它发慈悲心，实现他的社会工场方案；第二，勃朗的所谓革命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上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剥夺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使它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财富，从而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并进而逐步消灭资产阶级的思想及

① 《伊·格·策烈铁里和阶级斗争》，《列宁全集》第 24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96 页。

② 本书第 14 页。

其影响，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他所主张的实际上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改良，即在不触犯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条件下，实行一些有利于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改革。勃朗写道：“⋯⋯改革社会而不把它推翻；给各种利益指出各种不同的和可靠的方向！⋯⋯总之，耍给将来作好准备，而不是粗暴地和过去一刀两断⋯⋯”！第三，勃朗想建立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他所谓的社会工场。这种工场实际上就是小资产阶级梦想的经过改良的资本主义社会。他幻想在这样的社会里，既可以让资本和资本家继续存在，又可以使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生活得到改善；既可以让资本家通过预算得到他应得的利润，又可以使工人不受到剥削，仿佛可以达到狼既吃饱，羊也保全，两全其美的境地。

勃朗的这些错误，就在于他根本不懂得，要消灭剥削和压迫，要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摆脱贫困和愚昧的处境，得到真正的解放，唯一正确可行的道路就是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针对这一点，列宁写道：“小资产者只是讲讲这种好心的、善意的、空洞的大话，实际上却束手无策地跟着资产阶级跑，口头上对无产阶级表示某些‘同情’，实际上仍然依靠资产阶级，不能够或者不愿了解，只有粉碎资本主义的枷锁，才能使人类摆脱帝国主义。”①因此，勃朗的社团方案和傅立叶的法郎吉、欧文的平行四边形一样，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但永远不能实现，而且反而会使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产生幻想，模糊阶级意识，削弱斗争意志，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危害。1848 年二月革命的事实证明，即使在工人群众的压力下，临时政府被迫组织起来的国立工场，也没有给工人群众带来任何好处。临时政府却反而利用这种工场分裂了工人阶级的队伍，制造了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仇视，致使无产阶级在六月起义时，陷于孤立无援，起义遭到失败。

勃朗的这本书是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作之一。今天我们应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来读它：对其中空想的部分要给予严格批判；对其揭露、批判资本主义的部分，则应视为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特定历史阶段的可贵思想材料。

陈森 1962 年 11 月

① 《路易·勃朋主义》，《列宁全集》第 24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