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各种批判的答复

我们将逐一研究人们曾经向我们提出的批判，并且，为了不致削弱这些批判的力量起见，我们把它们的原文转载在这里①。

请看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是用什么样的话来解释我们的制度的。② “让我们直接研究这本书的内容而不去研究它的形式，也不加以评定。

该书阐述的制度是公众所关心的。这就是在某些人头脑中所孕育的一些观念，除略育出入外，有些作家是不约而同地支持这些观念的，人们目前正在设法使这种观念在工人阶级之间得到信任，并且已在工人阶级中找到一部分拥护者。根据路易·勃朗先生作为解释者之一的该学派的观点，劳动组织就是由国家拨款开办社会工场，首先在国家的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内创办，然后相继在其他各部门内创办。国家制订社会工场的章程：交由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后，就发生法律的效力。

“一切在道德上有保证的工人，都可以被召募到社会工场中去工作。 “第一年，由政府来安排各级人员，但在这一年以后的期间，工人既然

有了充分时间可以互相鉴定，各级人员就可以根据选举原则产生。 “纯利可以分为三部分。一部分由社团成员平均分配：第二部分专门用

来扶养老、病和残废者，并用来减轻其他工业所遭受的危机；第三部分则用来扩大工场，给那些愿意参加工场的人提供劳动工具。

“在那些可以进行大规模经营的工业的每个社团中，可以招收属于某种职业的人——这些职业由于它的性质而不得不分散开来和局限在一处。这样，就可以使每个社会工场都由各种不同的职业所组成，这些围绕着一个大工业而组织起来的各种职业成为同一整体的各个不同部分，它们都须服从同样的法律，并分享同样的利益。

“工场成员之间的工资是不平等的；但这种不平等是暂时的。按照路易·勃朗和他的朋友们所了解的平等和博爱的意义来说，在经过了一段时间，教育把人们的思想都准备好了之后，所有的工资都将变成相等的。

“社会工场的每个成员都有随意支配自己工资的权利；但是，不久就会从生产的社团中产生出自愿参加的关于需要和享乐的消费社团。

“资本家也可以被邀请参加社团，并且可以支取他们投资的利息，这种利息是在预算案中得到保证的；但是他们只有以工人的身分才能分享利润。 “不久，私人企业、小业主和工人，将成批地要求加入社会工场，并且

由于这些社会工场的竞胜能力是相当强烈的，所有的人都把能参加社团看成是一种照顾。从此，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后，零散的工业就将消失，今天蹂躏着世界的竞争也将从世界上消逝：黄金时代将闪烁着光芒，阿斯特里① 就将统治世界。

“这就是这一制度的忠实的摘要。在摘录路易·勃朗先生的论述时，我

① 直到目前为止，曾讨论我们计划的报刊，计有：《世纪报》、《宪政报》、《喧哗报》、《法郎吉报》、

《阿韦龙省和罗得省评论报》、《环球报》、《十九世纪评论报》、《商业报》、《人民日报》、《两种世界评论》、《车间报》、《辩论日报》等。

② 见 1844 年 8 月 21 日的《辩论日报》。

① 正义的女神。——译者注

们尽可能地采用了他的原文。 “这一制度以值得赞扬的情感出发，就是要消灭无限制的竞争所带来的

令人烦恼的后果。五十年来，几乎无限制的竞争已成为工业上的法则；在这种竞争的后果中，有些灾难性的后果压在所有的工业阶层上面，压在工人身上也压在工厂主的身上：有些后果是人们所悲叹的，是为公共道德所谴责而要加以消灭的。不稳定、不景气、诈欺、暴力，经常是这一种制度的特征，我们也曾加以揭露，并且要求提出对它们的补救办法。但是，我们和一些有智慧、有理智的政论家一起把这些缺点看作是世界上最近实施的但实施得不彻底的一个新原则所产生的良好后果中的一些烦恼的后果，这一个原则就是自由的原则，它是一个卓有成效的和不朽的原则。如果要增产果实，我们想，只须修去树上的废枝，以小心和熟练的手法把杂乱蔓生的枝叶除去。

“如果我们没有弄错，并且我们要求读者对此加以判断，路易·勃朗先生所属的那一急迸学派却要人们把那棵树齐根砍掉。根据这种打算，不仅得到的果实少，甚至会一无所得：任何人都一无所得。穷人也会像富人那样饿死。的确，路易·勃朗先生和他的朋友们的信念则正与此相反；他们自负地认为他们可以使另一棵壮丽的树生长出来，人类可以在这棵树荫下找到美满无比的游息之处，而它的丰富的树汁可以供给人们一种鲜美的生活资料。让我们来研究一下，他们是不是弄错了。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有意栽植在地里的那棵树能否从地底下吸取到一些营养的液汁，它是否有生活力，人类本性的规律是否不会使它立刻枯萎和死亡。

“谁拟订一种改组社会的制度，谁就必然会受到正确的或不正确的哲学思想的启发，也受到对于人类心灵的或好或坏的论证的启发。当他目光浅短、思想贫乏时，他是不加考虑地接受影响的：而当他具有一个能够思考的头脑时，他是有意识地和深思熟虑地接受启发的。我们把路易·勃朗先生列在第二类之中，我们要向他请问他的出发点是什么。

“路易·勃朗先生的主导思想，就是那些时时刻刻在他的著作中透露出来的思想，不外以下两点：

“第一：人类社会如果不是绝对地、也至少是主要地可以用责任感来治理自己。个人利益只是次要的动力：社会的和个人的进步，公众的和私人的幸福的发展，并不一定要靠个人利益来发生作用。没有必要直接去刺激个人利益。一个间接的诱饵就足够了：个人利益并不值得人们更多地加以重视。谁谈起个人的、直接的、切身的利益，谁谈的就是贪欲。因而，路易·勃朗先生得出结论说，虽然社会工场的成员在很好地完成他们的任务时只得到集体的而不是个人的、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利益，他的那些社会工场还是会繁荣的；

“第二：社会的最后目的就是绝对平等。我们已经接近了这一目的；再加一把劲我们就会达到了。因此，在最近的将来，所有的人都可只得到平等的报酬。在社会工场成员之间，也就是说，在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工资的不平等，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意外事件，是全世界最高法则的暂时的例外：不久以后，由工资不平等所产生的差别就要被取消。以下就是他自己所说的：‘现在这一代人所受到的错误的和反社会的教育，使人们在增加收益的办法以外，很难找到起竞赛和鼓励作用的因素，但是工资的差别将根据职务的大小而定，一种完全新型的教育一定会使思想和风俗习惯发生改变。

“但是，这两种主导思想根本上是错误的。建立在这些思想上的一切社

会体系是一种幻想。人类的心灵是和路易·勃朗的观念相反的。他将对我说，人类的心灵是多么无聊。——可能是这样，但与其说人类的心灵是多么无聊，还不如说您的计划是多么无聊！人是怎样您就应该怎样来对待，而不要把他当成您所希望的那样来对待。在绝大部分人的心中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在日常生活的行动中，个人权利的感觉超过了责任感，利害关系的思想超过了牺牲的思想。个人权益的密切而直接的感觉是不断地活动着的动力；在实业界中，在工业的交换中，在劳动领域内，这一感觉指引着并将永远指引着人们。如果你加以抑制，工业就要萧条，并且就会停顿。此外，在艺术上也再没有进步，工人中也再没有热情，车间里也再没有生气了。法律和宗教向人们宣扬责任感，并把牺牲光荣化：对此，我们衷心表示感谢。一旦责任感消失，那么社会也就要灭亡。一旦牺牲与克已不受人类的尊重，那么社会就会腐败。但是权利感是会自行发挥作用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每个人都是权利感的说教者，并且可以发现自身是一个驯从的志愿入道者。与众不同的，是那些优秀的人物，也只有他们才不是这样。您可以替新西纳图斯①建立铜像，您可以对殉道者奉献花圈，但是您不能希望人类在实际生活的习惯行为中，在饭碗问题上，把以上两种人的克己精神当做模范。而且，我以为，就是上述两种人在日常的交易中，他们自己也是按照一般的办法行动的，并且他们也许都有强烈的利害观念。——作为地主的斩西纳图斯，在出卖他的谷物时，他大概也跟旁人一样，竭力要从买主手里得到最高的价钱。老伽图②在政治上虽然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但在他的私生活方面却是非常精明的：圣保罗，伟大的圣保罗③；当然是一位虔诚无比的人，可是当他制作帐篷时，如果他感觉到他每日的面包只有依靠他个人的劳动，也许他就不会有这样大的灵感了。

“对所有的人给以完全相同的分配来实现平等思想，这就是不懂得人和历史。我们祖先在 1789 年所宣布的并在 1830 年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那种真正平等，未来也属于它的那种真正平等，是在于消灭由于出身不同而产生的政治上的不平等。这一平等的意义就是在法国再没有世代相传的特权贵族和在贵族下面的第三等级。法国人是平等了，这也就是说法国是一个全国一致的国家，也就是说，国家的特殊荣誉应该属于育才干的和服务得好的人，而不看他的出身如何。其意义也就是：国家应当对各个方面给予同样的支持和同样的关怀；国家应该保护这个人的土地，保护那个人的年金，也要保护既无年金又无土地的第三种人的劳动。这也就是说，国家应该通过教育来使所有的人培养成为对社会和对自己都是有用的人：教育的目的还应该是在村庄里像在城市里那样，在茅屋和陋舍之下像在大厦和富宅之下那样，到处细心地去发现社会所需要的超人，使社会的事务得到很好的镇导。但是，使所有的人，无论是高级官员或者是最低贱的临时工，都毫无例外地度着同样物质生活的这种思想是只有天真的中学生才会有的幻想之一，正如这种中学生，当他刚出饭厅并不饥饿的时候，他对斯巴达人所食用的那种又黑又粗的粥糊抱有过高的想像那样。这不是平等，这是最可恶的暴政的粗暴的不平等。请您

① 新西纳图斯，纪元前 460 年罗马的执政宫。他的生活简单朴素，并且亲自种地。古代罗马人把新西纳图斯看作是忠勇和生活简朴的典型。——译者注

② 老伽图（纪元前 234—149 年），纪元前 195 年为罗马执政宫，纪元前 184 年为罗马监察官。——译者注

③ 基督的使徒。——译者注

设想一下，所有的劳动者，也就是所有的公民，在一个军营里都过着路易·勃朗先生向他们建议的共同生活：王公或总理、部长们、最高法院的法官们、社会事务的领袖们、那些用思考来安排并管理着人民工作的人，使用公用的木碗吃着一般的饭食：在公共的大厅里，以一般人所用的同样的娱乐来松散他们的沉重思虑：在那种和最普通的公民所居住的相同的编号房间中思考租国的命运、社会的一般利益；在与最普通的公民同样的环境中，在家庭用具和孩子们的吵闹声中，他们得到启发。这是不严肃的。只有在掌握权力的人兼并了所有的利益并且霸占了所有的财富时，才会使强烈的想像力狂热地产生出类似的空想，或让自己受到这些空想的诱惑。倘若我是在土耳其，作为一个被土耳其总督在前一天夺走了最后一只羊、砍去了最后一棵棕榈树的不幸的基督徒，我或许会产生这种梦想。但是，在法国，在我们这个时代，公共职位的待遇是这样的微薄，以致对于一个有一点能力的人来说，接受这种职位就等于作了物质上的牺牲，并且公共职位也并不提供任何精神上的补偿；在我们这个时代，像革命的意识和革命的教育所造成的那种领导人的地位是值得怜悯而不值得羡慕的：在我们的国家中，既然首要的政治要求是使政府具有威信，而首要的社会要求就是要有各级领导人员，那么，这些使领导人的生活缩减到这种地步的计划，是无法自圆其说和无法加以谅解的。

“所以，路易·勃朗先生的制度所依据的两个基础是既不坚固又不一致的。仅仅靠责任感是不可能建设一个社会的；革新者不考虑个人的利益就会忽略人类一般行为的最强有力的动力，至少忽略那种能使人奋发的力量的一半。在社会建筑上，起凝结作用的是责任感；但是，使各种材料彼此聚合的却是个人的情感。绝对平等不只是妄想，而且是极端非正义的；这是对世界上最高贵、最纯洁的东西的蔑视，是一种可恥的黑白不分。正是因为这一点，这一制度就会全部垮台。为了从另一个观点来评价这个制度，让我们在这种淋漓尽致地诋毁竞争的说法中，找出一些正当的和恰当的东西。让我们来研究一下，竞争本身是否就是一种灾害，人们是否把竞争说成是另一种东西，或者相反地，它虽暂时给予人们以痛苦（其苦味我也可以承认），却是路易·勃朗先生用他们的名义今天对竞争痛加攻击的那些人的前途得到改善的条件。

“自认为自由主义者的路易·勃朗先生，通过他的社会工场的选举制度造成了大多数人的暴政，并且通过绝对平等组织了对于高尚人物的奴役制度。同样，由于取消了竞争，路易·勃朗就消灭了物质进步的动力：并使那种应该有一天能够完全消灭贫困，从而有可能使人类社会完全从贫困下面解放出来的力量陷于瘫痪。

“竞争造成了物价低廉：这一真理传遍了街头巷尾，同时也使身居高楼大厦的人感到不安。但是，人们在街头墙角、在雕粱画栋——如果这些雕梁画栋还存在的话——之下到处找得到的真理，就心然是一些好的真理。物价低廉，如果不是那些不富裕的阶级的物质方面的解放，该是什么呢？如果一切物品的价格减低到相当的程度，使得一个人——他除了仗着双手的劳动为生，别无其他生活的来源，并且他的智慧虽是平庸，然而他本人却是勤勉的、循规蹈矩的和诚实的，——可以用他自己的工资，随时为他自己和他的小家庭的美满生活而购置一些必需品，得到丰富而有益于健康的食品、一所在冬季可以把门窗关起来的和生着火的房子，穿着洁净的服装，并且在星期天可以使他的伴侣穿上一套相当漂亮的服装，那时，就将完成一次对贫困的巨大征服了。我同意路易·勃朗先生的说法，我们距离这个目的还很远，但是他

也会同意我的意见，就是五十年以来，我们在显著的程度上接近了这一目的。但是，我们要怎样并且通过哪条道路达到这一目的呢？

“1789 年，我们的祖先曾想给法国找到这些辛福以及在文化上和道德上的其他许多幸福。他们摸索、探讨，参考以前各世纪的经验，请教旧社会有才智的人们的意见，而且，他们即使把基督教义踩在脚下，却也从它那里得到启发。最后，在作了长时间的内心的检查，对他们的周围作了长时期的观察之后，为了希望人类能够达到幸福的前途（神明的启示告诉他们这种前途是可能的、肯定的，然而他们对于使他们的后代得到这个幸福的前途比他们自己达到这个前途希望得更加热烈），为了达到像他们所理解的那种平等（这种平等在他们的思想中包括上边一切优点），他们就选择了自由的道路。

“但是，在工业上，自由就意味着竞争。 ”所以，绝对地、系统地谴责竞争，这就是不赞成 1789 年的原则，这就

是否认那采用了这些原则的文明：这就是要我们的租国椎胸自悔，请人类饶恕它把人类引向错误，并且这就是要我们的祖国满脸羞愧，内心绝望地向后倒退。

“竞争是自由在工业上的化身，因此，竞争就像自由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具有它的流弊那样也产生了流弊。竞争场上标志着一些失败、一些灾难，并且撒播着破产，它往往是浸润在泪水中的。有多少次，家庭的前途在这里被毁灭！多少正当的希望在这里变成泡影！多少不容易累积起来的储蓄在这里被吞没！多少勤劳忠实的人们在这里丧失了一切，甚至丧失了名誉！我并不隐瞒这点，我对这点比任何人更加感到惋惜。但是，自由的竞赛场上布满着断垣残壁，无恥的行为玷污了它那神圣的土地，它也曾浴于鲜血之中。有一个时期，曾开始运用了可怕的断头台，我还可似说，神化了断头台，因为人们还说它是‘神圣的断头台’！无神论在这里统治了几天，值得人类诅咒的魔鬼在这里制订了法令。难道说，这样就应该咒骂自由吗？

“所以，为什么要使竞争对于用它的名义已经造成并且正在造成的谎言、恶行和强暴负责呢？竞争的原则如果不是永远地、也至少在长时期内将成为工业上的法则。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所应当做的，就是在它的实施中防止它走向极端。千万不要让自己受罗辑的指引，对一个独特的原则作出极端的推断。应该在那些互不相容的原则的相互之间维持平衡。因此，为了避免竞争的流弊我们不应该忽视任何一点。倘若现在我们不能完全治愈竞争所发生的灾害，那么我们就应该设法减轻这些灾害。为了得到这一效果，我们要为竞争、即为工业自由做出我们曾为政治自由有成效地作过的事情，这一成就不久就会更加显著。自从 1830 年革命的那些日子后的第二天起，我们就把政治自由和秩序联合起来，并把公共秩序与自由并列，这曾经是一次有益而伟大的进步。有了这种新方向的法国政治不是就曾避免了不少的不幸吗？同样地，在工业方面，我们不要再把竞争的概念与联合和团结一致的概念分离开来。这样立刻会产生成千上万的稳健而富有生命力的措施。但是取消竞争，那是绝对不行的！

“可供人类使用的原则并不太多。文明不能像人们换衬衫那样改变原则。所以，让我们尊重那些原则，这些是我们祖先费了那么多的心血建立起来的，并且它们毕竟是像世界那样古老、像正义那样永恒的。在我们祖先用血凝成的基础上，我们应当尽力不作任何与他们高尚情感相抵触的事情，这种情感鼓舞了他们，给他们启发了那么大的力量，而且也是他们所遗留给我

们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试图推翻这个基础。如果这样做，这是一种亵渎神圣的企图；也是一种对我们自己的侵害，而且我们将会失败的。自由的原则同荷马所说的那些巨大的岩石一样，荷马说，齐集在特洛伊城前的希腊的英雄们曾用他们有力的双臂把这些岩石举起来，并把它们抛得很远：但是，后世的最强壮的人企图在地上把它们推动也都没有办到。

“米歇尔·舍伐利埃。”

对于读者刚才所阅读的这篇《辩论日报》上的文章，我们用下列函件作为答复，这一函件登在 1845 年 2 月 17 日的《辩论日报》上。

编辑先生：

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在评论我在四年前所发表的题为《劳动组织》一书时，把一些不属于我的思想加在我身上，并且根据这些思想来反对我所主张的制度，对这一制度，我在受到他的批判之后，仍然坚持是好的。先生，能否允许我请贵报读者在我和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之间担任评判员，因为所引起的问题也许有着十分普遍的重要性和十分重大的意义，足以证明这样的一次破例举动是必要的。

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一开始就责备我，说我把我的制度奠基于下列思想上：“人类社会如果不是绝对地、也至少是主要地可以用责任感来治理自己，而个人利益只是次要的动力。”

是的，我相信，我很荣幸地相信通过教育而适当地得到发展的责任感的力量。在这方面对我的责备使我很高兴，我接受这种责备，并且引以为荣。但是，像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以及所有的人那样，我认为，人类的活动可以在个人利益中得到一个非常有力的和无可怀疑的动力。可是，他们也许将同意我的看法，就是个人利益必须与责任感相结合，以免以不光彩的手段对付社会；他们也许将同意我的看法，就是当社会秩序不是使上述那种结合成为永久的和自然的，而相反地使它成为不可能时，这种社会秩序基本上是坏的。现在，问题就在于此。

竞争制度，从它的性质来说，给予个人利益以一种反社会的倾向，给予它一些和责任感相违反的鼓励；为此就必须攻击这个制度。所以，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并不在于幼稚地去否认个人利益的力量，而是要使它高贵化、纯洁化，使它富有活力。

我们看到在社会中竞争起了什么作用？竞争给个人利益安上了兀鹰的翅膀和贪得无厌的心。在生财之道上，成千上万的竞争者蜂涌前进，他们疯狂地彼此挤压，互相碰撞，互相践踏。而人们竟敢冠以“自由”的漂亮名字的工业上的无政府状态，在每个劳动领域中，吸引了不受数目限制的并且不断增加的生产者，因此，新来的人为了得到自己的地位，就不得不对竞争道路上所碰到的人进行一场殊死的战斗、一场激烈的战斗。在这种战斗中，使用的武器是什么呢？那就是伪造赝品、有计划地降低物价、造谣、诬蔑以及各种各样的狡猾手段。为了增加自己的顾客，商人就必须把邻人的顾客拉去。科学在发明了新的方法时，也只不过把一根棍棒交给某些人来粉碎他们的对手。在竞争制度下，一个人的发财致富岂有不是在某种程度上用别人的破产造成的呢？谁能说一个暴发户的幸福不是由许多零星的灾害组成的呢？你们是上升了，但是你们是用受害的人来做你们的台阶的。这就是在目前的制度中正在起着作用的个人利益。试问，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责任感还有它自己的地位吗？

我所谈的这一斗争不仅是激烈的，而且还是极端不平等的；这一斗争使穷人和富人、使弱者和强者、使具有一切冒险机会的投机者和只有劳动机会的诚实人进行交锋。胜利属谁还会有疑问吗？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很懂得，像在其他的战役中，胜利是属于拥有巨大兵团的一方那样，在工业战争中，胜利是属于拥有雄厚资本的人的。在这样的社会场合，个人利益只是通过一系列激烈的斗争、通过一连串不公平的失败、通过各种无情的贪欲之间的不断冲突、通过普遍的和空前的贪得无厌而表现出来的，而人们却夸张个人利益的力量！可是人们责备我们，说我们否认了个人利益的力量，因为我们反对这种力量的这些丑恶的表现。

但是，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就是要改变那种在本质上使个人利益和青任感不能互相结合的社会制度；并且，要拿出善良的心肠来奠定这样的一个社会制度的基础，在这个社会制度中，任何人只有通过公共利益的胜利才能找到个人利益的满足。组织劳动社团就解决了这一问题。例如，在我们所建议成立的社会工场里，个人利益毫无疑问是得到照顾的，因为每个劳动者都能分享利润。只是，不提高大家的利润，也就不能提高某几个人的利润。这样一来，竞赛并没有被消灭，而是纯洁化了：个人利益不再挑起仇恨，而成为一种彼此亲善的方法，一种对于博爱的鼓励：对个人的鼓励并不丧失它的力量，并且成为道德上的力量了。

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预先非难说，在一切社团制度中，个人利益总是间接的，因为它带育一种集体的性质。我认为他的这种结论是不合罗辑的。一个工人既然可以分享利润的一部分，那么，利润的增长对他是有利的：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个利益更为直接的了。但是，什么！难道在集体利益中没有一种强有力的刺激作用吗？难道在军队里，对国旗的忠诚不就是属于集体荣誉的利益吗？难道人们没有见到成百万人在光荣的集体利益的影响下热情地奔向死亡吗？难道不是由于一种集体感才产生了天主教的无限权能，奠定了所有伟大的机构，鼓舞了所有伟大的事业，产生了所有的行为，通过这些行为，在历史上出现了人类意愿的最高权能吗？这种使我们对我们民族的尊严如此关心的利盆，这种叫做“祖国”的集体利益，难道没有力量吗？人们既然能够把上述的那种利益完全用来为战争和破坏服务，那么怎能叫我们信服，认为永远不可能把它用来为生产和人类的博爱而服务呢？

请明白下列各点：我们并不主张人们为了人民的解放而牺牲人类的人格、个人的权利，但是，我们要求通过社团原则的既谨慎而又广泛的应用，个人能够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希望和欲望同社会其他成员的福利结合起来。我是否认真地尊重个人的利益呢？是的，这是当然的事：正是为了个人

利盆，我们才攻击这个产生无产者的制度的。个人利益的那些需求既然如此值得人们加以尊重，那么，对于那么多不幸的工业奴隶和传动带的仆人，你们为什么又不尊重了呢？什么！个人利益是非常神圣的，可是在你们给它辩护的那个社会里，我看到有很多人过一天是一天：他们弯着腰干着沉重的劳动，挣的钱只能使他们免于饿死，他们耗尽体力去创造一些他们永远不能分享的享受。啊！那些了解人类心灵、并且不把理论建立在幻想上的人们，那些真正实际的人，只有他们懂得：个人利益如果在一些人身上受到尊重的话，那么，在其他人身上也应该受到尊重。在今天的社会里，摆在我们眼前的是什么景象呢？在上面，是吃人的和没有节制的竞争；在下面，则永远是带有威胁性和悲惨性的单调的劳累和痛苦。这是一种正常状态吗？回答是很简单

的，并且也非常可怕的。今天，没有一个人在入睡时能够很有把握不会在暴风雨中醒来：我们明智的政治家们仅能了解到，革命随时准备着敲打社会的大门。

再来谈谈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的另一种错误。他责备我，说我指出绝对平等是社会的最后目的。这里，重要的是正确了解我们。人们即没有相同的机能，也没有相同的需要，而且只能仗着使用基本上不同的秉赋来生活在社会中，显然，宣传绝对平等，这是毫无意义的。所以他用来批评我的那些辞句，我是不能接受的。但是，我曾经肯定过的并且我愿意再重复一遍的就是：如果根据能力规定的等极制度是必要的和富有生命力的话，那么，按照能力而分配的制度却就不然。领导人类社会这项使命并不是一件小事，因此不能把它也当作可以进行买卖的东西：谁当领导人，谁就应该作出牺牲。毫无疑问，报酬必须足够得使人们能够从容地去执行职务；但是，为了不使政权变质，不过分贬低政权的地位，不误解政权的本质和它的伟大，人们就不能根据收入的多寡来权衡职务的重要性。

此外，使大公无私的精神成为行使权力的条件，这就把秩序和纪律的原则应用到行政等级中去；因为这样可使政权更多地受到尊重和更少地受到嫉妒；这样可似杜绝贪婪的和扰攘不宁的庸人以及丑陋的野心家成为候补人；这样才可以把政权委托那些认为必需发展自己精神上的最高才能和应用有益思想的人去执行；这样就可以使对权力的服从成为一种感恩的行为。

我在别处已经讲过：那些由于自己较为聪明而能够获得世界上一大部分时产的人，无权去咒骂那些在野蛮时代由于体力优越而奴役弱者的强者。倘若人们回答说，才干需要由报酬来刺激，社会的利益需要这样做，那么请问，是否这种报酬必须是物质的呢？是否这种报酬必须用财富来估价呢？那些真正高尚的人所寻求和获得的主要报酬就在于运用他们的才能。如果社会要想给予牛顿报酬，它是报酬不完的，对于牛顿来说，只有一种公平的报酬：即当他的天才发现了支配世界事物的规律时他所感到的那种快乐。如果物质需要意味着上帝给予社会而应该再由社会给予个人的东西，那么，才能不就是上帝给予个人而应该再由他来给予社会的东西吗？所以，按照标志在每个人的身体结构中的那条神的法律，一个人智慧多，就应当多做些有用的工作，而不应要求更高的待遇；秉赋的不平等只能罗辑地、合理地得出责任的不平等的结论。

在这一问题上，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提到在我国卓越的职位所得到的报酬不多。所以他不就承认了我们的理论并未越出当前社会的作法，不就承认了我们并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吗？此外，当我们的制度即使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已经得到最幸运和最有意义实施时，他的这种主张也是不正确的。

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把竞争当作兴奋剂而加以吹嘘。但这种兴奋剂的性质是什么呢？它是用什么方法影响人类的活动的呢？饥饿就是一种有力的兴奋剂：它有时可以使大道上的窃盗胆壮。复仇是一种有力的兴奋剂：它有时激起那些被欺侮的人去杀人。贪欲也是一种强有力的兴奋剂：他能产生投机和投机的丑事。我们要为贪欲、报仇以及饥饿去立庙奉祀吗？

所谓由于竞争而产生的物价低廉，它代表着什么呢？它所代表的是在劳动力上所作的节约或使用新机器而得来的节约。所以，物价低廉只是把从贫穷生产者手中夺来的东西给予富有的消费者。竞争使物价低廉成为一种斗争的方法，在这种斗争中，物价低廉总是或者和工资的普遍降低相呼应，或者

和实行残忍的垄断相呼应的。因此，对某些人是进步的东西，对另外的一些人则是增加贫困。唉！那些幸运儿的幸福只是在他们不知不觉中由穷人的不断增加着的痛苦所造成的！

固然，竞争并不总是转向不利于工人的一面。当产品在工人稀少的地方受到追切需要时，他们的地位就颠倒过来了。受到条件支配的将是厂主；工人提出条件，他们昨天还是被压迫者，第二天可能就变成压迫者了。

在这里，我们也许应当说：类似这样的情况只能看作是例外；富人有着穷人所缺少的金钱可以规避这种暂时的压迫，而法律对厂主之间的同盟的处罚要比对工人之间的同盟的处罚轻得多。然而，我们并不这样说，如果人们充分提出反对的意见，我们是欢迎不暇的，而且我们也急于要利用这些反对的意见。不管暴政是从上而来或是从下而来，在我们看来差别不大：在这两种情况中，我们认为暴政都是可恶的。我们是人民的保卫者而不是人民的侍臣，因此，我们不愿意使人们可以例外地从中得到利益的混乱比那些使人们惯常遭到痛苦的混乱发生得更多：并且我们应该声明，在任何制度下，如果被压迫的无产阶级除去采取报复的手段之外，根本得不到其他任何补偿的办法，同时，除去工业上的罗马农神节①外，无产阶服根本没有其他任何节日，那么这种制度是十分不幸的。

至于因为稍稍触动一下现行制度的基础就怕所有的人都会饿死，对于这一点，难道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所表示的担心是很严肃的吗？怎么！一个工人为自己劳动，因而热情地、专心致志地和快速地去做那些在今天说来他是慢腾腾地、满怀反感地、口出怨言地、甚至往往内心带着反抗情绪做着的事情，在这个时候，难道所有的人反而会饿死吗！当社会中不再有像今天那样混水摸鱼的寄生虫时，当生产不再在盲目和混乱之中进行，不再导致商品的滞销，以致博学的经济学家们说现代国家的贫困是由生产过剩产生时，难道所有的人还会饿死吗？今天，不可计数的资本损失形成商店歇业、工厂倒闭、破产频仍、商品滞销、工人失业、工人阶级由于经常劳动过度和时间过长而发生疾病，总之，混乱的、规模庞大的和普遍的竞争产生了一切灾害：在竞争消灭以后，当我们不再为这些现象悲叹时，难道所有的人还会饿死吗？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可以绝对放心⋯⋯至少关于实行我们的理想这一

点，可以绝对放心；因为目前社会制度的任其发展的情况，只能使人感到触目惊心。当然，我很容易证明：既然这种制度对人民的美满生活没有任何保障，那它就使社会陷于一种侥幸的生存状态；人们所吹嘘的这种工业自由只是为了劳动工具占有者而存在；这种工业自由让穷人被意外的事情所支配；这种自由是由压迫和无政府状态所组成；这种自由只给强者增加力量，给富者增加财富，给那些最不需要贷款的人增加贷款。上天知道，我决不是在这里煽动无产阶级，给他们灌轮不幸的急躁心情！资产阶级本身也受着相当大的威胁，人们应当向资产阶极发出呼吁并要他们认真地来考虑这种情况。唉！如何能否认这点呢？竞争是为了大资本家的利益而进行的。所以，在压倒了小资产阶极之后，这个竞争就将压倒中产阶极：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并且它已经以触目惊心的朕兆表现出来了！不妨看看乡村的情况，那里受着高利贷的无恥的封建制度的压榨。请研究一下大城市的工业生活，那里到处揭示着金融寡头的形成，而逃避这种金融寡头的桎梏变得愈来愈难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手艺人成了一个不能独立自主的按日计工的劳动者，小商店倒闭了，它们被豪华的大商店挤垮；在竞争的斗争中，奢侈成为一种可靠的和杀人的

武器，大资本家的联合包围了中小资产阶极，并且把他们闷死。怎样来避免这些祸害呢？

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说，我们只要把竞争纠正一下就可以满足了。但是用哪些办法呢？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并没有把它们指出来，而我们却很想了解一下这些办法。什么，原则已经肯定了，他们却不希望它产生自然的结果！什么！战争已经发生，他们却还抱着这种不会有牺牲者的奇怪幻想！但是善与恶同样有它的罗辑：当他们指责结论时，我不明白为什么还要坚持保留它的前提。现在我再重复一遍，这里的结论就是建立一种比军事专制更沉重百倍、更卑鄙百倍的专制。难道不就是把运输的垄断也就是说把工业的活动、它的灵魂、它的生存和它的呼吸都出让给一小部分的富翁去垄断吗？这样，你们就可以采取放任主义，可以使你们自己满意于你们响亮的词句，可以使自己颂扬那些在自由的名义下使无政府状态成为合法化的立法者的智慧。在这等待期间，站在忍受痛苦的人尺头上的资产阶级日趋瓦解，而资产阶极的侍臣们并不设法把资产阶极营救出来，只知道用甜言蜜语去哄骗资产阶极沉沉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