Ⅲ按照我们的看法，什么是补救祸害的方法

在一切有关著作和作家的法令中，应当得到以下几点结果：

第一：尽可能减弱发行家之间所进行的激烈竞争以免给著作带来灾害性的影响；

第二：向一切穷困的和无名的优秀作家们提供出版他们的著作和使人知道他们的才能的方法；

第三：在通过交换而取得报酬的制度以外，同时再建立一种奖励方式， 这一方式要使奖赏和服务相称、使报酬和价值相称，并且鼓励作家写出严肃的作品，同时把作家从依附于读者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这些读者喜欢可供消遣的作品，并且只是为了使自己腐化和受骗才肯花钱；

第四：要做到使最好的书成为价钱最便宜的书；

第五：建立一种机构，这种机构在本质上可以限制作品掮客的利润，并且对那些把自己变成投机者或投机事业的供应人的作家的那种可耻的倾向进行斗争。

为了至少部分地达到上述那些不同的结果起见，我们提出下列建议： 根据本书《劳动组织》一章中所指出的那些基础和方法创办一个社会书

店。

这个社会书店从属于国家，但不受国家控制。书店自己管理自己，并且像上述那一章所说的那样，由它自己把共同劳动所得的利润在它的成员之间进行分配。但是，它的组织最初是由国家以法令的形式所制订出来的规章来加以规定的，并且，上述规章的严格执行须由国家来加以监督。①

根据这些规章，社会书店无需支付任何版税。书店出售的书的价格事先

① 在这个问题上，我要引起人们注意的是，除了路易·雷博先生之外，所有愿意注意这本题为《劳动组织》的小书的批评家，都责备我们给国家增加了巨大的、因此是不可能的工作负担。倘若他们更注意地阅读了我们的书，他们就会看到我们并不使国家成为社会工场的场长，而使它成为社会工场的立法者，这是大有区别的。

应由国家决定，并且尽可能定得很低。

一切印刷费用都由社会书店担负。由书店挑选和给与报酬的一些能干的人组成委员会选收作品。

由社会书店出版其作品的作家们，用他们所放弃的著作权作为交换条件，享有参加获得专为他们而设的国家奖金的竞赛权。

国家预算中专设一笔基金，以国家奖金的形式来奖励上述那些作家，这些作家在思想的各个领域都应该是对祖国最有贡献的作家。

每一个作家的第一部作品被认定值得给与一笔国家奖金时，就要给社会书店一笔奖金；这笔奖金的目的就是鼓励书店去支持那些青年天才和补偿书店所受的损失，这是因为书店的这种保护行为有时可能使书店受到损失的缘故。

人民代表每年任命一个公民负责管理每一种脑力劳动，这个公民由社会书店给以报酬，他的任务就是在自己的范围内来审查那些社会出版社刊印出来的著作。他可以用全年的工夫去深入了解对于这些作品所提出的全部批评，研究社会由这些著作所得的印象，最后征求公众的意见，这些意见是由水平相当高的组织反映出来的，而不是由买书的盲目群众反映出来的。到了年底，他要作出一伤精确而详细的附有说明理由的报告，把他研究的结果提交给人民代表。在这份相当严肃地提出的报告发表之后一个月，人民代表就在大家认为对祖国有贡献的那些作家之间分配国家奖金。在分配时、当然应该注意到工作的性质和完成这些工作所用的时间。

我知道，有些人认为这一制度很幼稚，另一些人则认为很奇特，并且已经引起了许许多多的反对意见。我们不妨再来看看。

谁都知道，今天要进入写作职业队伍的大门，存在着许多障碍。你年轻吗？你穷困吗？你生辰不好，因而只赋有伟大的智慧和高尚的心灵吗？⋯⋯ 那么，你就倒楣了！尤其是你，如果认真地对待你的职业，因而你怀着对人类的热爱并在上帝面前只想着为未来而工作的话，那么你就更倒楣了！在你的脚下困难重重，你的智慧可能要长久缺少用武之地。如果你去投奔那些享有盛名的出版家，如果他们了解你的话，他们就会告诉你说，你还是一个无名之辈，而且你的作品也过于严肃；成功只属于已经成名的作家和能够哄人的作品：在这一世纪的事务中，到处都是混乱，以致一个谨慎的出版家不敢冒着危险去刊印一本无名作家的书，即或他们不使你遭到拒绝的难堪，也会使你负担一些最苛刻的条件，并且拿出版作品作为一种施舍，来向你进行掠夺。

我们的制度指出了补救这一巨大不幸的办法。这个制度以一种公开交易的社团代替暗中进行交易的孤立的个人，因此就杜绝了暧昧的私人关系所引起的和保护的舞弊和专横。这个制度使好书的出版不再决定于往往只有商业知识的授机者，而取决于有才干的人，他们关怀一切有益的和值得赞扬的著作的成功。总之，这个制度会给无人知晓的天才打开一条出路，并使所有那些隐藏在社会内部的一切萌芽成长起来。

今天，拜金主义的势力日益扩大；在这种形势下，很明显，写作就会走上卑鄙、腐朽、堕落和卖身的道路。作家既然除了金钱没有别的目的，除了做买卖之外没有别的挣钱的办法，因此他们的思想作品只不过是掮客手中的商品。并且，既然在这种交易中质量并不重要，所以人们就在数量上进行投机，坏书充斥了市场，而珍贵的书本却永远埋没在垃圾堆里。再也见不到耐

心写成的优秀作品了！贪得无厌能容许等待吗？再也见不到从事研究的天才了！为了生活的享受还能等到老年吗？况且，又有什么好处呢？国家名存而实亡，社会则只是一个乌合之众的混乱集团，所从毕生呕尽心血所写成的著作到哪里去找到买主呢？在这里，荣誉也安慰不了有勇气的穷人。因为，如果用金钱来奖赏作家，那就会不管后世人的评价如何而以买书人的多少来衡量；而时髦就成为荣誉了。

在我们所建议的制度中，很多流弊就将消失。当作家对于研究工作有受到奖赏的希望，这一奖赏能够证明他的贡献，补偿他的不斤厅于私利的精神， 并且庄严地宣布他是国家的债权人的时候，他就会提高到他的使命的高度了。

但是，如果作家是个穷人，在他没有得到奖赏以前，他将怎样和生活的需要作斗争呢？他就必须模仿卢梭，在他的写作的工作以外，他必须从事一种有收入的职业。作家的尊严、他的独立地位和他的酬报只有在这种代价之下才能得到。感谢上天！人由上帝那里得来各种不同的禀赋。人的本质既然是多种多样的，为什么他的职务就只会是一种呢？智慧不能永久停滞不前， 它像土地那样，总要加以经营，人们播下各种不同的种子就可以加倍增高它的生产力。

有人也许会问，在我们的制度之下，那些不重视荣誉而只重视金钱、只承认他们书籍的买主是裁判人的作家，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这些作家有办法可以自己出版作品，或者完全像今天所做的这样，可以交给别人出版。的确，这种情况将不是很有利的，因为社会书店会和这些私人的出版者进行激烈的竞争。但是，我们在这里谈的是哪些作家呢？我们谈的是这样一些作家， 他们凭借他们书籍的浅薄、腐化、诲淫诲盗的诱惑力，可以说用强暴来劫夺很多读者的钱袋，从而获得巨额的利润。但是，当减少没有价值的或危险的书籍的利润而有利于优秀作品时，坏处在哪里呢？一些人由于欺骗社会而无限地发财致富，另一些人由于为社会服务而处于贫困的境地，难道社会可以容忍这种情形吗？这是公允的吗？在国内发生这种可耻的现象，难道这个国家不是走向深渊了吗？是的，我们所建议制度的必然结果，就是会减少把思想作品作为一种行业和货物的那些人的人数和他们的利润。但是这个结果不但不能用来攻击这个制度，反而是一种有利于这个制度的论据。

我们预料到另外一种反对意见。有人会反对我们，说我们这种学说有使国家成为思想产物的最高判断者的危险。但是只要对这个问题稍加思索，人们就可以完全放心了。我再说一遍，国家将是社会书店的立法者而不是经理。规章一经订立，国家就将像它监督禁止攀登房屋或禁止杀害行人的法令的施行那样，来监督这个规章的执行。国家的干预就以此为限。这种干预有什么包办和横暴可言呢？至于国家奖金，并不是由执政者而是由优秀分子作为代表的社会本身来颁发的，社会把这些入选了出来，就是为了使他们成为社会的化身，并且作为社会的缩影。是不是你们要说，谁能担保那些候选人的指定者是大公无私和正直的呢？为了回答你们这个问题，我可以向你们说出这句话：那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害关系。我姑且假设，在科学著作的鉴定中， 会议可能选出一个无知的人来加以领导，但这个假设未免太过分了。难道这个无知的人会接受这样的任务吗？他会高兴让大家来讥笑他吗？假若你用一个堕落的人来代替一个无知的人，那么，他需要多么大的胆量和无耻来向从未压在一个人身上的最沉重的道德责任挑战呢？但愿人们注意到这一点：这

里谈的并不是一个由一些人所组成的禁止旁听的科学院的讨论会议，在这些人中间，责任是不分明的而且是暂时的。在这里，责任是由个人担负的，是指定谁担负的；必须全部拒绝或全部接受这个责任。还有，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一切都是众目昭彰的。

人们要在自己国家面前，在全世界面前，在所有的舞台中最崇高的舞台上来表示自己的态度。评判人有整年的工夫来作出他的判断。当他表示这一判断时，也许批秤家早已谈过了，所有明智人士的意见都已经被人知道的了。这些是多大的保证啊！更不心说通过会议讨论而选出人选这一保证了。因为不管人们对这些从事讨论的会议有怎样的不信任，人们至少在一点上会和我们的意见一致，这就是在有些问题面前朋党思想是无能为力的。

其次，说这个制度会发生错误，这种反对意见是完全没有价值的。不是对任何机构都能这样说吗？一个社会是否因为立法者难免有些错误就不要法令呢？难道因为法院关于一个公民的财产、自由和生命作出了一次错误的判决，你们就要推翻你们的那些法庭吗？只要有一些人受智力的错误的支配和内心的各种情欲的蒙蔽，那么一切制度就都会是不完善的。有些人认为，实现他们的理想是一种效果迅速的万灵药，这些人就是一些必须加以提防的江湖派，不然就是一些必须加以怜悯的幻想者。如果一种制度是善意的产物， 就应当善意地审查它，也就是说，不要去研究这一制度是否完美无缺，而是要研究它带来的优点的总和是否超过它所带来的缺点的总和。

我们的制度并不包括戏剧文学，因为戏剧是政府直接掌握的手段，所从对于戏剧文学应该规定一些特殊的规章。这是以后研究工作的主题。

我们丝毫没有隐瞒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爽直如果得罪了一些人，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是作为公民，我们有责任去反对那些导致著作变质和使作家堕落的学说。

德·拉马尔丁先生在他的报告里说道：“我们对那些人士的文化遗产， 长期以来任人浪费，应该对他们感到多么歉仄呢？整个民族在历史上也只有五六个永垂不朽的名字。在我们的记忆里，诗人、哲学家、演说家、历史学家、艺术家，仍然是几个世纪和整个民族的光辉缩影。

“蒙台以怀疑的态度来处理那些思想，并且用现代的文体使这些思想重新流行起来。帕斯卡耳探索了思想，不仅探索到怀疑为止，而且一直探索到上帝。博胥埃①吐露出人类磅礴的言语，自从上帝在西奈伊②颁布十诫以来， 人类尚未听过这样的言语。拉辛、莫里哀、高乃依、伏尔泰，他们找到了并且纪录了人类心灵的所有呼声。孟德斯鸠③仔细研究了帝国的组织，首创对社会分析批判，并阐述了政治体制：卢棱热爱政治，费讷龙使政治神圣化，米腊博④使政治具体化并在讲坛上加以宣扬。从那天起，发现了合理的政权，公众的理智有了它自己的合法机构，而自由则沿着思想的步伐在讨论的指示下向前迈进。法国的风俗、文明、财富、势力和政治都应当归功于这些人；而

① 雅克·伯尼涅·博胥埃（1627—1704），法国教会演讲家。——译者注

② 西奈伊，亚洲西部的半岛，位于红海两海湾之间。地势大部分是高原。据圣经记载，上帝曾在雷轰电闪和密云中在西奈伊山颁发十诫（见《旧约》《出埃及记》第十九章）。——译者注

③ 孟德斯鸠（1689—1755），法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及法律学者，著有《论法的精神》。——译者注

④ 翁诺尔·加布里耶·里克蒂·米腊博（1749—l791），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有名的活动家。大资产阶级和自由贵族的领导人物之一。——译者注

我们的孩子们也许应该把一切都归功于这些人的后继者。法国永恒的和取之不尽的财产就是它的智慧：既然法国把它的智慧慷慨地给了人类，给自己保留了智慧的光荣，这就使它在所有民族中具有光荣的特征，现在岂不是时刻已经到来，应该把这个有用的部分、即造成著作的尊严、作家的独立地位、家庭的财产和国家的报酬这一部分变为私人财产吗？”

啊！先生呀，当你用你的笔写出这些字句来的时候，你的心灵中是否有一种声音在低声地警告你，说你已经误入迷途了呢？当你估计天才的重要性时，你却使他们成为半神化的人；当你规定他们的命运时，你却使他们成为新奇杂货的贩卖者了！你的赞扬把他们高捧上天，但你的学说却把他们抛入深渊。你的才能辜负了你，先生，你不用自我辩解，你的雄辩本身就谴责了你的结论，除了用你的宏论之外，我不必用别的证明来反驳你。是的，当一个诗人借这么多的光荣和伟大的人物来支持这样可怜的利益时，他对他自己不可能是完全真诚的。是的，这是不可能的！先生，我相信我已经猜到了； 如果你是富有而没有孩子的人，那你就不免会认为你是替那些作家和他们的继承人要求发财致富的权利，并不是为自己的利益提出要求。如果你是贫穷的，那么你决不会要求以小钱来作为作家的报酬。如果你是一家之主，你也许以为你的继承人只要继承你的名望就已经够了。你自己欺骗了自己；你在对其命运作出安排的这个问题上，你已经扮演了一个第三者的欺骗角色。被拉马尔丁这样伟大的诗人、这样思想高超的人所提倡的对于工业主义的信仰，决不是今天正在腐蚀着社会的那个祸害的较轻的可悲症状之一，工业主义就是这样逐渐地在贬低人们的地位和心灵，它无孔不入，它使人成为奴隶； 它像那个试探耶稣的魔鬼那样敢于对诗人本人说，“你是否向我跪拜”，而这位诗人就跪下了！好吧！只要我们还活着有一口气，即使我们的声音会在一切骚动的贫欲所发出的嘈杂声中消失，我们还是要攻击这些堕落的倾向。我们要求大公无私的精神仍被保留在重要品德之中；我们要求名誉、光荣和尽责的那种满足感始终成为人类活动的目的和奖赏；我们要求不要使人们贫乏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他们除了爱好金钱之外不再有别的动机。而对于那些不知道作家应有高尚灵魂的人，我们要重提一下卢梭所说的高尚言论①：

“不，不，我可以既真实而又骄傲地这样说；在我一生的任何时刻里， 使我高兴或使我伤心的既不是名利也不是贫穷。在这一不规则的和由于生活波动而值得回忆的生活过程中，我经常没有住处也没有面包，但我总是以同样的心情来对待富裕和贫困。在需要时，我可以像别人一样去行乞或盗窃， 但是，即使我落到那种地步，我也不会感到烦恼。我从未因为贫穷或惧怕陷于贫穷而唉声叹气或者流泪。在命运的考验中，我的灵魂倘不通过命运的磨折是不会懂得真正的善和真正的恶的；而只有在我毫不缺乏生活所需的时候，我才觉得我是人类中最不幸的人。”

① 见《忏悔录》，第一卷，第 134 页—13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