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847 年 7 月

如果人类需要减轻的仅是一些例外的和个别的痛苦，那么举办慈善事业也许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但是，人们的痛苦有着既普遍而又深刻的原因；在我们中间，就有成千上万的人为衣、食、住而感到苦恼。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在这种被人夸耀的文明的怀抱中，人类的半数会陷入这种悲惨的境地和长期的痛苦中呢？

问题是深刻的，它是严重的。它曾引起一些叛乱使遍地流血而没有使世界得到解放。它曾绞尽了世世代代的思想家的脑汁。它曾耗尽了神圣而伟大的牺牲救世精神。两千年来，多少尺族跪在十字架面前，把甘心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当作人类的救世主来崇拜。然而，还是有这样多的奴隶！怎么在精神世界中还有这样多的麻疯病患者！怎么在可以看到的和感觉得到的世界中还有这样多的不幸者！怎么还有这样盛行的不义行为！怎么还有这样多的胡作非为的暴徒，逍遥法外而没有受到应得的惩罚！救世主已经来临，可是人们什么时候才能得救呢？

不过，不要灰心，因为进步的规律是显明的。如果时间是属于邪恶的话，那么它更多地是属于那打击和摧毁邪恶的、人类良心上的反抗行为，这种反抗行为的形式虽有变化，其原则却永远不变，它是广大无边的、普遍的、不屈不挠的、战无不胜的。

因此，不应该让问题的严重性把我们吓倒，而是要以战战兢兢和小心谨慎的态度来对待它。一个人去解决这个问题是办不到的；

只有大家把力量结合起来，才能加以解决。对作出贡献的人——

加以评定，在整个进步事业中，究竟谁是最优秀的工作者呢？然而，事业在向前边进，人类的事业以一种不可抗拒的方式在完成着，而每一个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即使做错了，也都是为了完成真理的事业而工作。

所以，使自己的智慧注意那些激动人心的事物，把科学给予博爱成为火炬，既运用思考又运用感觉，把精神上的警惕和灵魂的力量结合在同一的、仁爱的努力中，使自己对于各民族的前途和上帝的正义具有足够坚强的信念，以便和邪恶的持久性和它那种永存性的幌子进行斗争⋯⋯难道还有比这样使用时间和精力更有价值的吗？

劳动组织：这几个字我们已经有四五年没有听到了；然而今天却又响遍了全法国。勒德律—洛兰先生①在报导真实情况而又敢于说话的《改革日报》上曾经说过：“让我们对于劳动者的命运作一次调查吧！”只此一句，就足以使我们病态的社会大为震动。这就是我们找到的研究的主题。今后将不会有和这个问题同样广泛的主题，而以前也从来不曾育过这样必要的主题。

与进步为敌的人们或那些怀着怯懦心情而爱好进步的人们，是拿什么来反对我们的呢？他们说，要是在人尺还没有掌握主权以前去和人民大谈他们的贫困，也许是冒失而危险的事，他们说，如果给人们以一种唯物的和庸俗

① 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勒德律-洛兰（1807—1874），法国小资产阶级政治家。1848 年二月革命后参加临时政府。随着无产阶级积极性的发展，他靠近了资产阶级的反动势力，积极地参加了镇压巴黎无产阶级的1848 年六月起义。——译者注

的动机来代替那些所谓人类尊严、名誉、光荣、勇于为善的自豪、祖国等伟大的动机，那就会把人民局限在自私自利的追求中。

这样，让人们知道穷人遭受痛苦和遭受多少痛苦，知道不仅穷人自己受苦，而且他那些注定要去从事一种过早的和致人于死的劳动的孩子也在受苦，他那生育过多而得不到安慰的妻子也在受苦，他那年老的躺在慈善机关的破床上气息奄奄的父亲也在受苦，这时，是否就会使穷人不倾向于追求自私自利的目的呢？同样，饥饿而愤怒的里昂工人的口号是：不是在劳动中生存，就是在斗争中死亡，难道在他们这种令人赞叹而悲痛的口号中带有唯物主义的标志吗！不，不。生存和劳动这两个最高尚的词，联系着人类的整个命运。因此，如果人们要求通过劳动使生存权利得到规定和保证，那么人们这样作，要比和在暴力和危险的压迫下的千百万不幸的人进行争吵更好些：这样，人们能最全面地和最深刻地理解人生的目的；人们在他的工作中感谢造物主。无论在哪里，如果依靠劳动而获得的生活保障不能从社会制度的本质中获得，那么，那里就存在着不正义。但是，如果有人挺身而出，同“不正义”斗争，即使全世界受着“不正义”迫害的只有他一个人，他所作的也不会是自私自利的行为：因为在这个时候，他就体现着一切痛苦、一切原则，而且在他的身上就代表着人类。

为了消灭贫困，劳动组织虽然并不指青唯物主义者的偏见，却以体会得最深刻的唯心论为依据。谁都知道，贫困把教育局限到可耻的地步，因而使人们的智慧埋没在黑暗里。贫困经常使人们牺牲个人的尊严，而且几乎总是由贫困来决定这种牺牲。贫困使具有独立人格的人降到从属的地位，因此，贫困就在人类的道德中隐藏着一种新的痛苦，并且把人们内心所具有的慷慨心情变为怨恨。如果说贫困产生痛苦，那么贫困同时也产生罪行。如果说贫困使人进入收容所，那么贫困同时也把人带到监狱里去。它造成了许多奴隶；它也造成了大多数的窃贼、杀人犯和卖淫妇。

因此，我们希望把劳动组织起来，好实现消灭贫困的目的。消灭贫困，不仅是为了减轻人民物质上的痛苦，而且尤其是为了使每一个人得到自己应得的尊重，为了不再使过分的痛苦堵塞人们思想上的崇高的志趣和享有正当的自豪感，为了使一切人在教育方面和智慧的泉源里各得其所，为了不再有人受生活转轮的威胁，遭受奴役，为了不再使儿童成为他的家庭的工资补助收入，为了不再有作母亲的由于无法生活而堕胎，为了不再有年轻的姑娘为获得面包而被迫“出卖爱情的美名”！我们渴望把劳动组织起来，为了使人民的灵魂——你明白了吗？我说的是人民的灵魂——不致因事态的残酷而受到抑压和糟蹋。

为什么把上帝愿意在人身上成为绝对不可分离的东西强行分开呢？因为，人生虽然在它的表象上是双重性的，但是，本质上毕竟还是一个。对于我们生命中的两种表象之一加以损害时，就不可能不伤害另外一种。我们的肉体受到打击的时候，我们的灵魂不是也在呻吟吗？当一个乞丐向我伸手求乞时，我就看出他那原有道德的被迫堕落，而当一个奴隶跪在我的脚边发抖时，我也从他的动作中发现他内心的屈辱。

那么，人的生命为什么不在它每一种方式上都受到尊敬呢？难道人类不是由灵魂和肉体的神秘桔合才形成的吗？

固然，基督教义曾经诅咒我们的肉休，但这种诅咒仅仅是一种对于异教徒那种粗野的风俗的心要的反应。在异教中，暴力胜过智慧，感官胜过精神，

这种胜利曾经是长期而野蛮的。基督教义并没有恢复暴力和智慧之间、感宫和精神之间的平衡，它使那种斗争继续下去而使智慧战胜暴力，精神战胜感官。这样，它在和原罪、天使的犯罪、天堂和地狱等教义一起，采取了“善” 与“恶”的两个原理相互斗争的古代学说之后，把恶的根源放在“物质”之中。但是，是不是应该把基督教义所合有的相对性的、过渡性的东西和它所有的神圣性的和永恒性的东西混为一谈呢？是不是应该大声疾呼说：痛苦是永远神圣的呢？

痛苦在使徒身上是神圣的。因为他为了传布新的教义，心甘情愿去忍受极难忍受的穷困和无可名言的劳累；痛苦在殉教者身上是神圣的，因为他是基督的热情的、不可征服的士兵；而痛苦在遁世者身上就不是神圣的，因为他忘纪为人类服务而去自动充军发配，来抒发他那满足自私自利的呻吟：痛苦在教会的修士身上也不是神圣的，因为他只是热衷于用一种无用的慢性目杀来摧残自己的身体——上帝的不可侵犯的作品！

谁不知道滥用基督教的思想产生了多少祸害呢！不论是在天主教的唯灵主义中，或是在异教徒的唯物主义中，同样存在着一种根深抵固的压迫根源。利用精神的名义施行残暴，正像为了肉体的利益而施行残暴一样：古代那些暴力神道的祭台上所流的鲜血并不比以后在宗教法庭的刽子手手下流的鲜血更多。异教徒神化了骄奢淫逸而以过度的欢乐来使肉体退化，天主教则极力推崇修行——用过度的痛苦来摧残肉体。异教徒摧残人们的灵魂，以至使人成为奴隶，天主教轻视人类的物质方面，甚至容忍穷人的存在。

但是，如果有人把构成人的两个因素取消一个，这是和事物本质背道而驰的，也是决不可能的。因此，在这方面从来就未曾有过一种绝对的理论。在古代神话中，维纳斯并没有排斥米涅瓦①。天主教会谆谆嘱咐人们要克制自己的肉体，同时，它又施展它在世俗的权力，利用冠冕堂皇的仪式，利用塑有降生在马槽里的神的威严形象的巍峨壮丽的大教堂，最后，还利用圣殿上的音乐和馨香来通过感官向人说教。

的确，人们如果为了精神生活而完全牺牲肉体生活，就必然会损害人美的天性。按照进步的理论来讲，如果承认人类永远应当是“灵魂与肉休”之间的某种奇异和可怕的斗争的牺牲品，这是和理性相违背的。这一斗争之所以一直保持到现在，是因为社会还没有找到适合它们的道路。可是，一切虚伪的文明所产生的不幸后果是：它在分配劳动和享乐方面所采用的方法极不公允，因而既妨碍着压迫者也妨碍着被压迫者和谐地运用不论是精神上的或肉体上的机能：在压迫者方面，由于给与他们滥用这些机能的便利，而在被压迫者方面，则由于损害他们这些机能的使用。目前应该弄清楚，我们是否可以相信像这样的不调和的情况终有一天会告结束。为什么在人们身上，协调不能代替对立呢？既然协调是万物的法则，它为什么不能成为个人生活的法则呢？如果我们希望解决这个问题，那就不要把它割裂开来。进步的公式具有双重性：通过一切人的自由协作和他们之间兄弟般的团结，使一切人在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进行改善！这是包括在我们祖先五十年前在革命旗帜上所写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豪迈的标语中的。

这是何等奇怪而可悲的协调局面！在我们的时代里，特权阶级沉溺在肉欲的享乐里；在奢侈豪华方面，他们达到了空前的高峰，他们除了享乐没有

① 维纳斯为美和爱的女神，米瓦为智慧、学问、战争等的女神。——译者注

别的宗教：他们把感官的范围扩大到想入非非的境界：他们认为，怎样使用生命并无意义，而人生的享乐才是一切⋯⋯当我们为穷人要求确保得到工作、每天的食粮、住所、衣服、爱的权利和希望时，他们却从这幸福的世界内部，从他们玩味着他们自己的哲学的金碧辉煌的寝室深处，要求我们不要为追求实利的唯物主义而呼吁。

有人口头上承认有必要解决社会问题，实际上却认为应该推迟着手研究，认为等到政治革命成功时总来得及处理这些问题，对于这种人，我们是不能理解的。怎么！我们先夺取政权，然后再去了解如何利用这个政权！怎么！还没有确定所要达到的目标，就应该行动！

假如有人认为革命是一时的冲动，那就大错特错了。只有预先定好了确切目标的革命，才不致中途流产。

请看 1789 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吧！当革命爆发时，人人都应该能够订出它的纲领。这一次活生生地从百科全书、即从十八世纪思想的伟大实验室里产生出来的革命，在 1889①年，只须在实际上去占领精神方面早已征服了的阵地。这是非常真实的，所以当时的第三等级②竟然觉得可以不用立法者也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人们到处喊着：“给予确定的委任！”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每个人的思想中，革命的目的已经完全确定了。人们知道应该作什么；知道是为了什么目的以及用什么方法去作。让我们翻开这一时代著名的文献吧：整个的革命都记载在这里边了；1791 年的宪法，只不过是这些文献的一个忠实的摘要。同时 1789 年的革命是何等坚强地建立起来的，它在社会中扎的根又何等地深入！国民议会③的风暴徒然掠过这次革命：帝国④徒然以占领到的很多城市和在战场上获得的很多次胜利来使这个革命失色；复辟利用对人们起最重大作用的一切政治迷信和宗教迷信来与这次革命竞胜也是枉费心机；这次革命在国民议会、帝国和复辟的混合废墟上又重新出现了。1830 年的革命是属于这条锁链的，而 1789 年则是这条锁链的头一个环节。资产阶

级的统治是在 1789 年开始的； 1830 年则是它的继续。

相反地，请您看一看 1793 年的革命吧！它持续了多久呢？它留下来的又是什么呢？可是负责使它取得胜利的那些人曾使用多么大的力量、多么大的胆量和天才啊！从革命高潮到恐怖时期，该有多么巨大的努力、多么令人可惊的活动、多少精力投到这次行动中去啊！为了服务于新的学说，曾使用了多少旧的工具，从将军的宝剑到行刑员的铡刀！但是，这次革命的纲领是国戾议会的成员以问答方式所制定的，这次革命的目的并不是事先早已确定了的。罗伯斯庇尔①和圣- 茹斯特②的任何一种大胆提出来的学说事先在国内都没有充分地酝酿过。让一雅克·卢梭③虽曾发表了他的《社会契约论》；但是，

① 这里原书上的年代可能有错误，不是 1889 年，而是 1789 年。——译者注

② 这是指 1789 年 5 月 5 日开幕的法国三级会议中的那些平民阶级的代表而说的。——译者注

③ 是 1792 年 9 月成立的法国革命的最高政权机构。——译者注

④ 法国于 1804 年 3 月 18 日实行的第十二年宪法宣布法国是帝国，推举拿破仑为法国皇帝。——译者注

① 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1758—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动家，雅各宾派专政（1793 年 6 月—1794 年 7 月）的革命政府首脑，后被到处死刑。——译者注

② 路易·安都昂·圣-茹斯特（1767—1794），十八世纪末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导人之一，罗伯斯庇尔的朋友和拥护者。——译者注

③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法国哲学家和作家，《社会契约论》的作者，他的思想对于法国的大革

这个伟人的呼声大半消失在被资产阶级政论家们所充塞的十八世纪的喧噪嚣声之中。所似就必须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必须在几天内就创造出来！必须在空前高涨的反抗和愤怒的情况下创造出来。必须仓猝应付并向热情去求得信念还不能提供的支持。必须使以往的工作所未能说服的那些人惊奇、振奋、陶醉和驯服。由此就产生了无数的困难，造成了可怕的和血腥的错误，而兄弟般的联系则突然被刽子手所破坏；由此就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斗争，这些斗争使人头相继地落在同一个不幸的断头台盘里，丹敦④的头继韦尼奥⑤的头而落入，罗伯斯庇尔的头落在丹敦的头上。

让我们记住这个充满着教训的时代吧！我们永远不可忽视“方法”和“目的”；我们不但不该避免对各种社会学说的讨论，而且要尽可能引起我们所有的争论，以便我们一旦有了力量，不至于张皇失措，而知道如何来领导这个力量。

但是，人们会说出很多的错误思想，会宣扬很多的幻想！这有什么可以说的呢？难道人们可以一下子就得到真理吗？当他们沉浸在黑暗中时，为了到达光明之境，他们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前进，难道因而就应该禁止他们去寻求光明吗？你们准知道人类在你们所说的那些幻想中不会得到任何益处吗？你们准知道今天的幻想十年后不会成为真理吗？你们准知道为了十年后实现那个真理，今天就不必来尝试这种幻想吗？无论哪种学说，政治学说也好，宗教学说或社会学说也好，在它初产生的时候，总是反对者多于拥护者的，正如，只有在牺牲了很多人以后才能征募到几个勇士那样。所有那些有力地支配过人们的思想，在没有被认为是明智的从前，不是都被认为是狂妄的吗？

一个新的世界是谁发现的？一个到处受人嘲笑的疯子。

在浸湿了他的鲜血的十字架上，一个死去的疯子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位真神。

我们不要盲目地接受那些轻浮的思想家的意见，把它们当作那么多的预言来对待；我们要慢慢地、谨慎地、甚至抱着不信任的态度去寻求真理，没有比这样做更好的了。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把大胆的思想家摒弃在大门之外呢？一支在陌生地区进军的军队，需要有侦察的先头部队，尽管他们中间有些人会迷失道路，但仍然是需要他们的。啊，大胆的思想在今天并不很多，人们大可不必把生动的智慧冻结起来，使勇气遭受挫拆。

那么你们担心些什么呢？担心人们把关于无产阶级的地位以及关于改善这种地位的方法的一些错误观念灌输给别人吗？如果这些观念是错误的，那么经过讨论，错误就会消失，像风吹走搀杂在谷粒中的草屑一样。

你们还担心些什么呢？担心某些大胆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会扰乱人心，妨害政治改革的成功吗？但首先要问，难道普选问题和人民的真正主权问题，在法国不使任何人害怕吗？不以有力的论证指出这种恐惧心理的幼稚和

命起了很大的作用。——译者注

④ 乔治-雅克·丹敦（1759—1794），十八世纪末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也是雅各宾党党魁之一，他和一部分丹敦分子于 1794 年 4 月 5 日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译者注

⑤ 比埃尔-维克多里恩·韦尼奥（1753—1793），法国政治家。他和吉伦特党人一起被捕，死于断头台上。

——译者注

毫无根据，还想在那里做些什么事呢？啊！在各党派中最使人害怕的并不是人们所诅的东西，而是人们所不说和不肯说出的东西。未知的事物？这就是使人，尤其是使懦弱的人感到害怕的。假使民主党采取科学方法把迷失方向的工业从可怕的混乱中拯救出来，难道会有人控告他们推行工业暴动吗？当民主党证明资本的不断集中有可能使资产阶级受到工人阶级所忍受的同样的压迫时，是否有人会以资产阶级的那种盲目的反感来反对民主党呢？

让我们再补充说明，为了使政治改革运动在人民中间获得许多拥护者，那就必须向人民指出改善他们的精神生活或物质生活条件和变更政权之间的关系。在各个时代里，这就是人民的真正的朋友或是那些替人民复仇的人所曾做过的事情。这就是从前在罗马的那些人所曾做过的事情，这些人看到被残酷地迫害的可怜的债务人而动了侧隐之心，他们就把大多数人带到阿温庭山上去。①不朽的蒂伯里尤斯·格拉古斯②就是这样做的，当时，他是对罗马贵族的掠夺的有力揭发者，他对着那些面色苍白的世界的征服者喊道：“人们称你们是全世界的主人，可是你们却没有一块可以用来枕头的石块。”渔夫马萨尼埃洛③在 1647 年也这样做了，他在因西班牙总督的穷奢极欲而陷于饥饿的那坡利城中喊道：“拒绝交纳盐税！”最后，在五十年前，一些狂热的哲学家——勇敢的思想战士——也这样做过，他们只是因为出生过早而在执行任务中牺牲了。谁想来领导人民，人民就有权询问他要把他们引导到何处去。过去已经发生得太多的是，人民只为几句话而骚动，在黑暗中进行战斗，在受人嘲笑的忠诚中耗尽了自己的力量，并轻率地流出热血为野心家铺平道路，这些野心家头一天晚上还是民主主义的宣传家，第二天就变成压迫者了！

但是，倘若需要从事社会改革，也就少不了要推动政治改革。

因为，假如社会改革是目的，那么政治改革就是手段。单纯发现通过运用社团的原则以及按照理智、正义和人道主义的法则来组织劳动的科学方法，那是不够的：还应该准备怎样实现所采用的原则，并通过研究使方法丰富多彩。要知道，政权就是组织起来的力量。政权依靠议院、法院、军队；也就是说，依靠法律、裁判和刺刀的三重权力。不夺取政权作为工具，那就会遭受它的阻碍。

况且，解放无产阶级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工作，它牵涉很多问题：它打破许多习惯：它不在实际上而在表面上反对很多利益，因此，如果认为它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局部努力和孤立的尝试获得成功，那是妄想。它心须运用国家的全部力量。无产阶级为了解放自己，所缺少的就是劳动工具。政府的任务就是给他们提供劳动工具。如果要按照我们的想法来给国家下个定义，我们的回答是：国家是穷人的银行。

现在，难道我们的思想真像德·拉马尔丁①先生在最近的宣言中敢于肯定的那样，“就是以国家的名义取得工业和劳动的所有权和主权；就是取缔公

① 古罗马所在的七大丘陵之一。古罗马平民与贵族坚持斗争时，曾退守该地。——译者注

② 蒂伯里尤斯·格拉古斯（纪元前 163—133），古罗马的政治家，奴隶制时代民主政治的代表人物。—— 译者注

③ 马萨尼埃洛（1623—1647）.意大利渔夫，1647 年那坡利人民起义的领袖，主要反对西班牙统治。他被超义者拥为那坡利的执政者，组织了人民军。后来被西班牙总督所派遣的凶手刺死。——译者注

① 阿尔芳斯·德·拉马尔丁（1790—1869），法国诗人、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译者注

尺之间的一切占有、出售、购买、消费的自由活动；就是去武断地制造或分配产品；就是规定最高限价；就是规定工资；就是在一切方面把工业和财产所有者的国家来代替被剥夺了财产的公民”吗？

我们从来也没有提倡过这类事情！如果德·拉马尔丁先生是针对我们而驳斥的，那么他可能没有赏光阅读过我们所写的东西。如同下面大家会看到的那样，我们向国家——当国家是以民主方式组织起来的时候——要求建立社会工场，这些工场将逐渐地而不是突然地代替私人工场；我们要求社会工堤由实现社团原则并具有法律形式和强制力的章程来加以管理。但是，社会工场一旦建立起来并开始活动时，它本身就足以给自己解决问题，并只从属于它自己的原则了。社团的工人，在第一年后，可以自由地选举自己的管理人员和领导：他们彼此商量如何分配盈利：他们专心致力于扩大已经开办的企业⋯⋯试问人们从什么地方看得出这种制度会给独裁和暴政大开方便之门呢？国家创办社会工场，给它制定条例，监督条例的执行，凡此种种都是以大家的名义为大家的利益服务的；但是国家的任务也就以此为限。难道这样的任务能够算是暴政吗？今天，当政府因盗贼侵入一所房屋而加以逮捕时，能因此就谴责政府是实行暴政吗？难道能谴责政府侵犯了个人生活的范围，干涉了家庭内部的事情吗？好吧！在我们所主张的制度中，国家对社会工场所做的不过就是它今天对全社会所做的事情。它维护社会工场的规章不受侵犯，正如它今天维护法律不受侵犯一样。国家是社团原则的最高保护者，它不能随意并吞加入社团的工人的股份，正像它今天是私有制原别的最高保护者，并不没收财产所有人的股份一样。

但是，从首倡精神来说，我们岂不是让国家干预了社会的经济改革吗？我们的公开目的不就是为了消除竞争，把工业从放任主义和不干涉主义下解放出来吗？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不但不避讳，我们还高声宣布这个观点。为什么？因为我们渴望自由。

是的，自由！这就是我们应该争取的东西：但必须是真正的自由，所有的人都能享受的自由，这种自由在没有它不朽的姐妹——平等和博爱的地方，是怎么也找不到的。

如果我们问，为什么野蛮情况下的自由被认为是假的和遭到破坏了的自由，那么，任何一个孩子都会以应有的回答来答复我们。野蛮情况下的自由事实上只是一种无情的压迫，因为它是同力量的不平等混在一起的，因为它使弱者成为强者的牺牲品，使虚弱的人成为敏捷的人的战利品。但是，在目前的社会制度中，我们所看到的是发展的手段方面的不平等，而不是体力上的不平等：是资本与资本的斗争而不是肉搏：是特有的优势的滥用，而不是体力上的优势的滥用；是无知的人而不是软弱的人，是穷人而不是虚弱的人。所以，哪里还有自由呢？

对于那些拥有享受自由和扩大自由的手段的人来说，对于那些拥有土地、金钱、信贷和因为受过智力的训练而足智多谋的人来说，自由肯定是存在的，甚至是容易滥用自由的：但是，对于那个既没有土地、金钱、信贷又没有文化的人数众多而又令人注意的阶级，也就是说，对于那些毫无办法可以自给、毫无办法可以发展个人特长的人来说，难道也是这样的吗？当社会是这样分成两部分，一方面拥有巨大的力量，另一方面是极端无能为力的时候，人们就在社会中间展开了竞争，这就是富人与穷人、狡猾的授机者与天真的劳动者、手头宽裕的银行家的主顾与受着高利贷者的压迫的奴隶、从头

到脚全副武装的大力士与手无寸铁的战士、行动灵活的人与四肢瘫痪的人进行交锋的竞争！这种强者和弱者的乱糟糟的持久的冲突，这种从事压迪的无政府状态，这种无形的事实上的暴政，在残酷程度上是那些明显的、可以捉摸的、以表面上仁慈的面目出现的暴政所永远赶不上的。⋯⋯这就是人们竟敢把它叫做自由的东西！

一个穷人家的孩子，由于饥饿逼人，不得不走出学校把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出卖给附近的纺织厂，以便使父亲的收入多加几文钱：试问这样的孩子在知识方面还有受到培育的自由吗？

如果讨论劳动条件的辩论继续下去，工人就得饿死，试问他还有讨论劳动条件的自由吗？

处在竞争的这种混乱状态中，工人不得不眼看到支配着他的不是他自己的远见和智慧，而是竞争所自然而然地孕育出来的每一种混乱局面：未来的破产、订货的取消、发明的机器、工厂的倒闭、工业恐慌和失业。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他还有什么机会可以避开厄运吗？

失业的按日计工的工人既然没有住所，他还有不睡在街头的自由吗？刚刚失掉工作的穷人家的女儿，只有在卖淫和挨饿之间选择自己的出

路，试问她还有保持贞操和纯洁的自由吗？

有人说过，在我们今天，再没有比成功更大的成就了。这是真实的，并且这就足以去谴责这句名言所说明的社会秩序了。因为一切关于正义和人道的概念都是颠倒了的，在这里，越不需要财富的人越容易发时，越贫困时人就越难避免穷困。你是由于出生的偶然性而注定毫无所有的吗？那你就得劳动、受苦、死去。穷人是借不到债的，而且放任主义的学说使穷人注定是要被人遗弃的。你是生在富豪之家的吗？那你就可以过好日子，可以过寻欢作乐的生活，可以睡大觉：你的钱在替你挣钱。再没有比成功更大的成就了！但是穷人不是有权利改善他的地位吗？如果他没有权力，那又该怎么样

呢？有要求被冶好的权利，对于一个无法治愈的病人来说，有什么用呢？抽象地设想的权利是 1789 年以来对受欺人民的一种幻景。权利成为抽象

的和不发生作用的保障，这种保障代替了应该给予人民的那种发生作用的保障。在宪章中冠冕堂皇地和空泛地在法令里宣布了的权利，只是用来掩饰采用个人主义制度所造成的一切非正义的东西以及把穷人抛弃不顾这一事实所具有的一切野蛮性。就是因为人们用权利这个词来界说自由，所以就把饥饿的奴隶、寒冷的奴隶、愚昧无知的奴隶和生活无保障的奴隶叫做自由人。所以让我们斩钉截铁地说：自由不仅是所赋予的权利，而且包含在赋与人们在正义的统辖和法律的保护之下去运用并发展个人才能的权力中。

人们应该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一种无意义的区别。这个区别的意义是深远的，它的后果是巨大的。因为，只要承认，为了使人真正自由，必须给他运用和发展个人才能的权力，其结果是社会自然就应当使它的每一个成员都受到教育，因为没有教育，人类的智慧就不能发展；同时社会也应该使它的每一个成员都得到劳动工具，因为没有工具，人类的活动就不能充分发挥。但是，如果社会不通过国家来给它的每一个成员以适当的教育和必要的劳动工具，那么要通过谁的手来给呢？所以我们是以自由的名义并为了自由的好处才要求恢复法权的原则的。我们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因为我们还无聊地生活在不平等的制度下，在这种制度下还有一些弱者需要社会的力量来保护他们。我们愿意有一个干预工业的政府，因为除了把赁款借给富人以外，

应该有一个借钱给穷人的社会银行家。一句话，我们所以求助于权力的观念，那是因为有前途的自由应该成为一个事实。

此外，大家千万不要弄错：政府干预的必要性是相对的；这种必要性完全是从过去的暴政使人民所处的那种软弱、贫困、无知的状态而来的。倘若有一天我们内心的最美好的希望没有落空，那么不再需要强有力的和积极的政府的那一天就会到来，因为那时社会上再没有低级的和弱小的阶级了。在那个时候以前，建立一种监护的权力机关还是必要的。只有通过政治的培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壮大起来。

啊，富人们！如果有人煽动你们起来反对那些为了平静地、和平地解决社会问题而彻夜焦恩的人们，那是人家在欺骗你们。是的，穷人们的这个神圣事业就是你们的事业。一种以天意为根源的休戚与共的关系通过恐惧把你们和他们的贫穷连结起来，并且通过你们本身的利益，把你们和穷人们未来的解放联系在一起。只有他们的解放才能给你们打开你们至今还不知道的安享欢乐的宝库；而博爱的精神力量又如此巨大，以至他们痛苦的减少就必然会增加你们的快乐。有人对你们说：“当心啊，当心无产者起来进行反对有产者的战争！”啊！倘若这种邪恶的战争确实是可怕的，天呀！那么对于孕育这种战争的社会秩序又应当怎样设想呢？可怜的诡辩家们！他们并没有发现，他们所结结巴巴地辩护的制度，既然有它值得他们担心的缺点，将是一去而不复返的！否则该是怎样呢！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将蒙受那样过分的痛苦，心里蕴藏着这么大的仇恨，而且，在社会的深处，存在着一种这样强烈的反抗情绪，以致一说出博爱——基督所说的——这个词，就会被认为是一种严重的冒失行为而成为某种新暴动的信号！不：放心吧。

只有在不准许言论自由的地方才需要害怕暴力。没有比通过讨论更能保障秩序了。感谢上天，今天人民了解到，郎使愤怒有时可以惩罚罪恶，它却不会产生好事的；人民也了解到，盲目而粗暴的急躁只能导致破坏的废墟，而正义和博爱的思想种子则将被掩没在这些废墟之下。问题不在于使财富更换主人，而是在于使它丰富，成为普遍所有。问题是要毫无例外地为了全人类的幸福来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