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洛亚的工业统计

制袜帽工：四百名雇主，这些雇主有营业执照并雇用约三百名工人，其中半数每日可以得到工资一法郎至一法郎二十五生丁：四分之一每日可以得到工资一法郎十五生丁至一法郎五十生丁；其他四分之一每日可以得到工资一法郎。

木工：二十五名雇主，拥有二百五十名工人。工人每日工资为一法郎七十五生丁、二法郎和二法郎二十五生丁。

制鞋工：二百名雇主，有三百至四百名工人，工人每日工资为一法郎二十五生丁至一法郎七十五生丁。其中有一些是制长靴工，每日工资为二法郎至二法郎五十生丁。

泥瓦工：雇主二十名，拥有将近一百五十名工人。工人每日工资从一法郎七十五生丁至二法郎五十生丁，盖房工的工资相同。

细木工：雇主一百五十名，拥有将近七百名工人。工人平均每日工资为二法郎。

制天花板工人和房屋油漆工：雇主一百名，工人三百名。工人每日工资

① 法国香巴尼省的省会，在塞纳河旁。——译者注

从一法郎五十生丁至二法郎不等。

锁工：雇主八十名，工人约二百五十名。工人每日工资为一法郎七十五生丁至二法郎二十五生丁。

裁缝工：雇主一百二十名，工人二百至二百五十名。工人每日工资从一法郎二十五生丁至二法郎五十生丁。较熟练的和地位较好的可以得到三法郎五十生丁。但这种人的人数是极少的。

硝皮工和制革工：二十五个工场共有五十至六十名工人，工人每日得二至三法郎。他们每天只工作十一小时。

织布工：他们一共有五百至六百人。他们每人每日得工资七十五生丁至一法郎五十生丁。有一部分人可以得到二法郎，但每天要工作十三甚至十四小时。

仅拥有极少数工人的行业并没有列入这个表中。

人们是不是要求一种性质更普遍、所表现的情况更惨的数字呢？

1837 年阿德里安·加斯帕蓝①先生公布了一份正式报告，从这份报告中可以看出在一千三百二十九处王国的救济院和收容所中被救济的贫民人数，在 1833 年达到四十二万五千零四十九人。此外，描写工人阶级贫困情况的重要著作的作者步雷先生在上述的控告性数字外，又加上一个数字，说明那些住在自己家中而受救济的贫民的人数：步雷先生证明，根据最近的行政调查的可靠结果，在法国有一百多万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并且是仅靠富人餐桌上落下的面包屑来维持生活的。另外，我们在这里所提到的仅是“官方的” 贫民：如果我们能够对那些不是这种“官方的”贫民加以精确计算的话，那又将如何呢？根据步雷先生认可的假设，一个“官方的”贫民至少代表着三个贫民，这是丝毫没有什么夸大的地方，人们由此就可以承认受苦的人民群众在全体人口中的比例差不多是一比九。有九分之一的人口都陷于贫困之中！难道这还不足以使我们宣告你们的制度是残酷的，而这些制度的原则永远是邪恶的吗？

我们刚才用数字指出了，应用卑劣而野蛮的竞争原则竟把人民推到多么极端的贫困中，但这还没有把一切都说完。贫困产生可怕的结果：让我们深入到这个惨痛问题的中心去吧！

古人说，饥寒起盗心，这真是可怕而意味深长的话！根据警察厅的一位科长弗雷吉埃先生的统计①，在巴黎工作萧条的季节，男女老幼工人共有二十三万五千名，而在工作繁忙的时期，则有二十六万五千名。在这个数字中按照上述的计算，有三万三千人由于贫困和无知堕落在罪恶的泥沼中，他们在极度失望中挣扎着、堕落着。至于那些只靠罪恶勾当谋生的人，如盗窃犯、诈欺犯、拐骗犯、窝藏犯、娼妓和她们的姘夫等等，他们就构成一个惊人的数字：总数达三万零七十二人，再加上刚才提到的三万三千人，就使巴黎所容纳并给养的一支罪恶大军，包括男女老少在内总数共达六万三千人。

我们来谈一谈警察局认为没有充分理由加以逮捕的那些作坏事的居民所聚居的巢穴吧。在文明世界首都的中心，在那些藏污纳垢的区域里，在充满着血腥的神秘事件的小巷中，有许多地方，人们以两个苏的代价出卖铺位。

《居民中的危险分子》的作者说（第一卷第 52 页），在 1836 年，最下等的

① 阿德里安·加斯帕蓝（1783—1862），法国农学家，生于奥兰奇，1838 年任内政部长。——译者注

① 《居民中的危险分子》，第一卷第 27 页以下。

居住场所总数达二百四十三处；所收容的住户共六千人，其中三分之一是妇女，靠卖淫或偷窃为生。

的确，在这里，混杂聚居着我们道德世界上的渣滓，还有一些浸没在丑恶人群中的贫穷人，他们的极端贫困孕育了罪恶！在那里，发生着使人战栗的景象。在那里，人们所见到的只是面目狰狞可怕和野蛮兽性的人们。在那里，所用的语言都是用来掩盖他们的思想的下流俚语。在那里，人们极端地放荡闹酒，在那里，每天都可以遇到那些常客，一边争吵流血一边喝着劣等的绿葡萄酒，这种酒使他们的粗暴性情得到兴奋并且也使他们衰竭。从那里，有时产生这样一些人，他们由于对社会做了骇人听闻和可怕的事情而走向监狱或断头台。

还有说起来骇人听闻的事情，那就是许多为非作歹的人在巴黎却有着一种公开的地位。警察局知道他们，有他们的姓名住址，掌握着他们不法行为的档案；为了要在犯罪的现场逮捕他们，警察一步一步地跟踪着他们。而在他们那一方面，只要他们的不法行为没有法律证据的时候，他们就昂首阔步，而且放心大胆地窥伺着时机。因此，惩罚和犯罪二者在我们社会内部构成两种敌对势力，这两种敌对势力都随时巩固自己的实力，不断地彼此监视着，以一种互不相容的态度互相打量着，用狡猾的手段斗争着，并注定我们要永远而且无休止地看到它们这种永恒的斗争的演变。

这还是小事。长期以来，人们只是由于孤独的、个人的、粗暴的动机而去犯罪。但是在今天，杀人犯和盗窃犯却结成帮了；他们服从纪律的规定，他们给自己制订一种法典、一种道义；他们成群结帮地活动并按照周密的计划进行。最近期间，刑事法院接建进行公开审理的，有曾经向中产阶极宣战的“沙尔班梯埃帮”，有经常地在圣日曼区行劫的“古尔夫阿西埃帮”，育曾向工人储蓄所抢劫的“高杰·白莱士帮”。另外还有“硝镪水帮”、“催眠药帮”、“勒杀帮”等等。不被劳动所吸收的力量跑到罪恶的阵营里去了。面临犯罪分子对集体进行杀害，忠实的人们认为不能再在一起进行集体生产了。当我们等待人们决定去组织工人社团的时候，我们却看到杀人犯已组织起来了。

这种混乱是不可容忍的，必须予以结束。但是，如果得到的结果使我们灰心，那么最低限度我们要尽力去追溯这种混乱的原因。简单说来，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贫困。

因为，诚恐侮辱上帝，我们不敢主张人类生来就必然是邪恶的。我们更愿意相信上帝的作品是善良的、是神圣的。我们不要为了推卸我们曾经破坏这个作品的责任而成为不虔敬的人。如果人类的自由确实存在的话，那么一些伟大的哲学家都曾对此表示怀疑：至少人类的自由在贫民身上是遭受到异常的限制和压制的。我知道一种比蒂培尔①和尼罗②的暴政更残忍、更难于逃避或难于摆脱的暴政，这就是事态的暴政。它是从一种腐朽的社会秩序中产生出来的；它是由无知、贫穷、放荡、坏榜样、得不到安慰的心灵上的痛苦、找不到减轻方法的肉体上的痛苦等等所构成的；它的牺牲品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生活在一个灾产富饶、商店里装满着珍贵物品、大厦中空旷无人的国家里，自己的衣、食、住却毫无着落。

① 蒂塔尔，纪元 14—37 年的罗马皇帝，多疑而残暴。——译者注

② 尼罗，纪元 54—68 年的罗马皇帝，性情残暴。——译者注

请看一个出生在我们城市的污泥中的不幸者吧。他从未受过任何道德观念的训导。他在受罪恶薰陶的环境中长大。他的智慧始终停留在黑暗里。饥饿燃起了他最起码的欲望。从来没有一个朋友来帮助过他。也没有温和的声音在他辛酸的心灵中唤起温情和爱情的共鸣。现在，如果他成了犯罪的人，那么，你就向你们的法庭呼吁，对他加以制裁：我们的安全需要这样作啊！但是你不要忘纪，你们的社会秩序从来也没有适当地帮助这个不幸的人解除痛苦。你不要忘记，他的自由意志是从他在摇篮时起就已遭到恶化：他的愿望受着沉重的和不公正的命运的压制：你不要忘记，他挨饿：他受冻：他从不知道、也不懂得什么是仁慈⋯⋯虽然他是你的弟兄，虽然你所信奉的上帝也是那些贫穷的人、懦弱的人、无知的人、一切受苦的和永生不灭的人类的上帝。

今天，当人们把一个人交给刽子手行刑时，如果你问为什么，就有人回答：“因为这个人犯了罪。”如果你继续问这个人为什么犯了罪，那么人们就什么也回答不出来了！

有一天，这是 1844 年 11 月 4 日，我阅读了《法院通报》，其中有一篇叙述最近发生的一宗谋杀案件，详情很有令人痛心的意义：

“本年 7 月 12 日，”总检察长阿贝尔先生的起诉书上写道，“雪弗鲁依来到工艺博物馆街警察分局自首，说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并且立即供认了他犯罪的详细情节。他说，他的被害人名叫葛丽娜-安奈特·布隆，原是他的姘妇，已经和他同居了一个多月：贫困带来的不幸和对生活的厌倦使他们难以忍受，于是他们共同商定一起死去。为了能够实行这个可怕的计划，他们喝了烈酒，把他们房间的窗户关好，把窗缝堵塞，还准备了可以使他们窒息而死的木炭。葛丽娜-安奈特·布隆上床就寝，雪弗鲁依对她说，“我们就快死了！她回答说：‘是，是，’同时，并结结巴巴地说着这几个字：‘还没有呢，等一等！”她说完这些话，神经就有些不正常。据被告说，他曾经给她一杯糖水喝，使她的神经镇静一下。布隆精神稍稍恢复，接着说：‘你快要死了，我的好茹连，你已经点燃了木炭，我们一起睡下吧！’她果然睡着了。然而被告却没有把木炭点着；据被告说，他怕布隆在精神错乱的时候倒在炉火上。他说，就在这一刹那间，他起意要窒息这个不幸的女人，于是他重新喝了烈酒壮胆，把松脂熔解后，涂在一张布上，把布贴到她的脸上，这样她的嘴和鼻孔就完全盖严密了。不多时候，葛丽娜-安奈特·布隆就死了；雪弗鲁依说自己已经再没有勇气去点起炭火，也没有勇气想别的方法来自杀，他便立即走到警察分局自首。”

从案件审理的情况看来，这个被她的情夫用松脂面具窒息而死的可怜女子并不是一个庸俗的人物。“有一天，她对她的情夫说，我要和你谈谈我的幻想。在我还非常年轻的时候，我在圣莫尔①作工；在夜间，天气很好的时候，我时常单身跑到圣莫尔坟地附近田野里的一处非常幽静的地方，在那里，四围是绿草和花朵。我曾经好几次为我自己构造的幻想而哭泣。我在戏院看过一出名叫《凯特利》的戏，这出戏使我感到烦恼。在这出戏中，有一个女子，她很懂得爱；而我呢，在我的孤独中，也像这个女子一样，我爱一个超人，他是我所既不认识又没有见过的。可是我和他谈过话，我想像他就在我的周围，他就睡在我的身旁。以后，我就去寻找花朵，把花朵散布在他的周围，

① 法国安德尔省的一个市镇。——译者注

并且我低低地说：他就在那里，他对我很忠实！啊！是的，我很爱他。我也就哭了。由于我有了这些幻想，我感到幸福，因此那时我每天都要到那里去。”多么深厚的情感！何等高尚的理想！热情和幻想交融在一起，这该是多

么动人！多么温柔的优伤的性情呀！但是葛丽娜-安奈特·布隆却陷入了贫困：她的心灵在贫困中很快就衰弱和枯竭起来。她在沉醉中去找寻致命的梦境；最后，发觉生活的压迫过于沉重，她对她的情夫说：

“你快要死了吗，我的好茹连？让我们一起睡着吧！”

这样，贫困仿佛是为了使惨痛的教训多样化似的，就以各种极不相同的姿态出现：在某些人身上，贫困是悲惨的，而在另外一些人身上，贫困刚是凶恶丑陋的，它有时给自杀带路，有时又促使人去进行谋杀。那么，是不是还需要更多的理由使政府最后下决心去研究可能的救济方法呢？

几年前，国王的检祭官布克利先生在他复职演说中承认，现今的社会秩序呈现出许多无名的创伤：家庭外面，潜伏着不调和的情况，时刻有对它进犯的可能：人们在那里公开提倡贪婪或吝啬：

人们来往行走在窝藏犯的黑店和黑夜中盗窃犯的匕首之间：就在巴黎，近代文明的策源地、我们的科学和艺术的中心，罪恶选择了它最喜欢的住所：那些地下社会的可憎恶的人物，如拉斯奈尔和布勒曼之流的有组织的罪犯，就是从巴黎的神秘和下流的地区中逃出去的。在这个富有的、文雅的、有礼貌的、尽情欢乐的表面掩盖

下，展现出使人毛发悚然的悲剧；在离我们仅有几步远的地方就有不少的违法行为、不可思议的荒唐行径、难以相信的淫乱秽行以及许多被自己的母亲慢慢地弄死的婴儿！是的，这就是那些当权的最重要的人物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然而，他们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赶紧增加法院和扩大法院的生杀之权！而他们对于杜绝如此多的罪大恶极和骇人听闻的事件的根源的必要性，却一字不提！可是，预防似乎终究是比惩罚好些。根据里昂·福歇先生①所得的资料，被塞纳初级法院所逮捕和审问的人数如

下：

1832 年⋯⋯⋯⋯⋯⋯⋯⋯⋯⋯⋯⋯⋯⋯⋯⋯⋯⋯9，047 人

1842 年⋯⋯⋯⋯⋯⋯⋯⋯⋯⋯⋯⋯⋯⋯⋯⋯⋯⋯⋯11，574 人

这就表示：从 1832 年至 1842 年——用我们这个时代的绝妙表达方法来说——罪恶增加了 28％。要知道，巴黎城是有人员众多的国家保安队、一万五千名卫戍部队、三千名市警察、八百三十名消防队、无数的警官、督察员、警察、密探保护着的；并且人们还在不断地增强着这些工作人员的力量。但是，尽管镇压的力量扩大，犯罪的活动也增加得更快。是不是我们等着罪恶成为不可收拾的力量，等待它来包围我们，等它把我们都掐死呢？

因此，如果对于穷人来说，这里存在着一个救济的问题，那么，对于富人来说，那就是一个安全问题了。贫穷的根源——竞争，对于穷人来说，是无休止的暴政，而对于富人说来，却是一种永久的威胁。谁都知道，大部分的罪犯都是从大的工业中心产生出来的，工业省区所提供给刑事法院的被告人数，要比农业省区所提供的多出一倍。单单这一个比较就足以说明，人们对于现令的劳动组织、对于劳动组织所应规定的条件以及对管理这个组织的法律应当作何感想。

① 里昂·福歇（1804—1854），法国的新闻记者、经济学家兼政治家，1848 年作过内政部长。——译者注

对于这一切，哦，慈善家们，请你们想像一下感化院的美好制度吧！当你们费心劳神地给了罪犯以教育，当他走出你们的监狱时，正在等着他的贫困又把他无情地送回到那里去了。你们这些远见的医生们，请你们相信我的话，把这个染有疫病的人留在病院里吧，你们恢复他的自由就是把他交还给疫病。

而且，对于能恢复健全生活的弱者来说，同无法改造的坏人发生接触是致命的。恶行好像美德那样，也有它的感染作用和它的道理的。

这就是使我们那些政治家痛苦地认识的事情，这就是产生像 1844 年 5 月众议院所通过的那样的监狱法案的原因。这个法案的目的是在于避免混杂的危险，这种混杂使监狱中那些新犯人和那些长期以来已经腐化堕落的犯人混杂在一起。这个法案不仅把只是采用夜间隔离的欧贝恩①制度，而且还把采用夜间和白昼都隔离的费城②制度介绍到法国。结果是，监狱为了使释放到社会上去的犯人不致更加堕落，更有作恶的经验，更加令人可怕，以免使社会受到这种犯人疯狂行为的危害，就不得不采用单独监锢制度，这只是用时间来埋葬罪犯：这是一种可怕的刑罚，结果使犯人变成呆木愚蠢、自杀或发疯！在罗马时代，当一个贞女陷入情网的时候，人们就把她活埋了，并且在她的身旁放上一罐水和一块面包：但是，正如著名的拉梅耐①对我们说过的，在罗马，人们还讲人道，不去更换埋葬在地下的贞女的面包，也不去更换她的那一罐水。在把这种制度输入给我们的那个国家里，罗得岛州从 1843 年 1 月 1 日起就取消了单独监锢制，因为在三十七个人中就有六个人发疯。西尔维奥·彼利科②说过：“孤独是一种这样残醋的折磨，以致我始终不得不想把我心头的几句话说出来和要求我的邻居答复我。如果他不回答，我就会向窗上的铁栅、向对面那个小丘和在天空中飞翔的鸟说话。”

单独禁锢的残酷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和它相比的。犯人一旦被关进叫作单间禁闭室的这种坟墓里去，他除了绝望以外，和人类没有别的关系了。他的殉难既无人见，他的呻吟也没有共鸣。他的孤独由四面冰冷的墙壁包围起来，不使外泄。同时他什么都没有：他看不到人的面孔，观察不到广大天空的景色，听不见大地的声音和大自然的谐音。永恒的沉寂压在他的身上。他完全被人遗忘。他在死亡中呼吸和挣扎。

如果最近所通过的法案能够减轻这一类惩罚的逻辑理论所具有的野蛮成分，那么我们将感到非常高兴，我们也要衷心地为那些使得罪犯有时还有希望能够看到人面在他面前经过的立法而祝福。不过，即便含有这样内容的法律，仍旧是多么的残酷啊！

但是，我们的立法者，却竟相信了单独禁锢的教育意义，真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在他们的眼里这种教育意义掩盖了单独禁锢的恐怖性。他们根据少有的盲从性，以为一个人如果和自己的同类尽量隔离就可以提高他对他同类的责任感；他们相信罪犯的，社交本能是可能加以改造和教导的，办法

① 美国的一个城市，有著名的监狱。——译者注

② 北美合众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大城市，团实施罪犯隔离监禁而著名。——译者注

① 菲利西特·德·拉梅耐（1782—1854），法国反动政论家和政治家。天主教修道院院长。他发展了企图使工人运动服从教会领导的所谓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想。——译者注

② 西尔维奥·彼利科（1789—1854）.意大利作家，曾参加烧炭党人的民族解放运动。他的作品“狱中记”

（1832 年）反映出他转向基督教的温和立场，这种转变表明他已放弃了政治斗争。——译者注

是使用强力去压制这些本能，使他们因没有机会进行社交和意志消沉而萎靡下去。简单说来，他们认为为了挽救堕落的人，只有使罪犯面壁反省自己的罪行。

关于这个问题，已经谈得很多了：这个问题本来要求作深入的研究，但我们所以谈这个问题只是为了指出，在基础极坏的社会秩序中，一切感化制度都会产生巨大的和不可避免的弊害。其中最优良的制度，对罪犯在实际上进行感化而不是进行拆磨，它本身也会成为一种显然的危害和丑事。因为人们根据什么权利可以让贫苦的儿童在寓监狱不远的地方、在苦难中去吸取罪恶的毒素，而在监狱中却有人竭力去向那白发苍苍的罪犯说教呢？让那些被遗弃的、无知的、愚昧的、挨饿的、极度绝望的人，通过犯罪去得到社会保护的权利，并使用匕首去为目己开辟一条受教育的道路，这不是荒谬到了极点吗？

从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有效而合理的感化制度只有一个，那就是一种健全的劳动组织。我们周围，经常敞开着一所使人堕落的、规模巨大的学校，应当立即加以关闭：那就是贫困。

只要人们不从根本上去打击邪恶制度，那么人们在反对必然后果上的一切努力将是白费的。没有被摧毁而只是掩盖起来的邪恶是会萌芽起来的，它将在善良的外表下成长起来，在每种进步上使人发生错觉，并在每一件好事下面埋伏一个陷井。

我们都知道，储蓄银行的建立没有得到广泛的歌颂者和拥护者。

很多诚实的政论家曾经认为，对人民来说，储蓄银行是一种通过事先安排而逐渐增加财富借以解放自己的办法：在一个非常吝啬的、不仅限制人民的乐趣而且还限制人民的生活的社会中，这是一种天大的幻想，工人的工资既永远不能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怎会有足够的储蓄呢？即或艰苦较小的人偶尔有些小额积蓄，然而疾病、失业都在等待着吞食这笔微薄的储金，这种储金又怎能构成将来解放无产者的资本呢？

此外，储蓄银行仅仅有一部分的来源是靠诚实的劳动得来的。作为大批不法利益的盲目的和合法的收赃者，储蓄银行在不知不觉地鼓励了这些不法利益之后，对于一切前来储蓄的人，从偷窃了他主人财货的仆人起，一直到出卖色相的妓女，一概欢迎。

人们向无产者建议要为了将来而积蓄：这等于对他们说，要忍饥挨饿，要压制不可抑止的欲望的根苗，要用他自己的意志来加重他处境的贫困。那么为的是什么呢？只是为了在经过十年的节衣缩食、艰难困苦之后，当衰老的心脏不再为追求幸福而兴奋，当人们的青春已逝，好得到一笔微薄的资本，作为竞争的候补战利但是，问题还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在虚伪和不公正的文明社会中，如果使人民完全依靠他们的统计者，这并不是没有危险的。当人民由于狭隘而虚构的利益和他身受的压迫制度联系起来时，为了恐怕看到他们自己辛辛苦苦攒积起来的几文钱在社会变革的危机中化为乌有，是否不能不感到自己是与压迫者的命运相联系的呢？而成为暴政的政权，当它能支配人民群众的储金时，当它可以拿银行倒闭来威胁他们时，当它可以任意摆布他们，使他们顺从它的危险行为和参与它的使他们成为牺牲品的残暴行为时，这种政权还有什么不敢对人民群众做的呢？

就储蓄本身来说，这是一件再好没有的事情：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只是幼稚的和狂妄的矫揉造作。但是——人们应该很好注意——如果储蓄跟个

人主义联系起来，那么，储蓄就会产生自私自利，会和布施绝缘，会不知不觉地在最善良的天性中杜绝乐善好施的泉源，会以贪婪的满足来代替施恩于人的那种神圣诗情。反之，如果储蓄跟社团配合起来，那么它就将获得一种高尚的本质、一种神圣的重要性。如果只是为了自己而储蓄，这就是宣布对于自己同类和对于前途的不信任，但是，如果既为自己又为他人而储蓄的话，这就是做一件最聪明的事情，这就是给予智慧以应有的热诚对待。

某些道德学家曾经夸奖现今的储蓄银行制度，说它是迫使贫苦阶级不再贪杯的一种有力的手段。但据我们看来，挽救的办法还不在这里。工人之所以这样甘心去寻求一种导向梦境之乡的出路。就是因为现实生活对于工人来说是太残酷了。人们为了工人的利益要把工人手中的酒杯砸碎，而工人之所以爱好这个酒杯，是因为一醉可以解千愁。为了能忍受生活，该有多少人需要借酒杯来忘掉部分的情感呢！如果不是社会的过错，那又是谁的过错呢？因为它在社会成员之间，把劳动与享受作了那样的不公正的分配！闲荡的人是由于厌闷而醉酒，劳动的贫民则是由于痛苦而醉酒。原来，对于一切人来说，智慧产生于操作和休息、辛苦和快乐之间的适当的交替。所以我们又不得不回到基本的问题上：通过消灭贫困的根本原因而消除贫困。

我们已经谈过，个人主义产生了竞争；由于竞争才育工资的变动和工资的不足⋯⋯谈到这里，我们所碰到的就是家庭的瓦解问题。一切婚姻都是负担的增加。为什么要穷上加穷呢？因此男女固的姘居就代替了家庭。贫民生养了孩子：怎样去养活他们呢？因此，在墙角里，在某些荒僻的教堂的石阶上，甚至在立法机关的迥廊下都发现有这样多的穷人婴儿的尸体。为了使我们对杀婴的原因不再有丝毫怀疑，统计在这方面使我们知道，我们十四个工业较发达的省份所提供的杀婴数字与法国全国所提供的杀婴数字的比例是四十一与一百二十一之比①。绝大多数的罪恶总是产生在工业发达的地方！国家完全应该对一切贫苦的母亲说：“我负责养育你们的孩子，我开设教养院。” 这样做还是不够的。还应该更进一步，还应该消灭各种能够妨碍人们冲击无能为力的制度的障碍。弃婴收容箱②已经设立了！放弃自己权利的母亲得到了保守秘密的利益。但是现在享乐的诱惑既然不必顾虑男女姘居所强加的责任，那么，谁又能制止男女姘居情况的发展呢？这就是道学家们立刻大声疾呼的事情。接着，冷酷无情的统计家出来说话了，而且他们的责备更加激烈。“取消弃婴收容箱吧，取消弃婴收容箱吧，不然，你们就要看到，收容的弃婴数字将大大增加，就是我们全部的预算也不够养育他们了。”的确，自从设立弃婴收容箱以来，法国的弃婴数字有显著的增加。在 1784 年 1 月 1 日，弃婴的数字是四万：1820 年是十万二千一百零三：1831 年是十二万二千九百八十一；今天差不多是十三万①。弃婴的数目和人口之间的比例数，在四十年间差不多增加到三倍。对于贫困的这种大规模进袭，应该给以怎样的限制呢？而且怎样才能避免总是在增长着的百分之几的附加税的重担呢？我分明知道，在现代的救济所中死亡的机会是很多的；我分明知道，在准备收容到慈

① 参阅 1840 年 7 月 15 日《宪政公报》所公布的统计表。

② 一种装置在婴孩收容所墙壁中的、可以转动的圆形箱柜，箱柜的一半露出在墙外，当有人要把自己的婴孩送交收容所时，可以把婴孩放在露出在墙外的那半个箱柜中，把箱柜转动，就可以把婴孩送进去。这样，放弃婴孩的人就可以不必面对面地暴露自己的面貌而把婴孩交付给收容所。——译者注

① 请参阅于尔纳·德·博满斯、都夏台尔、伯诺亚斯顿·德·夏都诺夫等先生的著作。

善机关去的婴儿中，有许多在离开出生的陋室时，或在塞风凛冽的大道上，或在育婴堂的恶浊空气里，就丧失了生命；我知道，还有其他许多婴儿，由于营养不足而慢慢死去，因为，在巴黎的九千七百二十七所弃婴养育所中，只有六千二百六十四所养有一头乳牛或一只奶羊，最后，我还知道，收养在同一保姆家里的婴儿中，有的是因吃奶而死亡的，因为他们的同伴们是由放荡的父母生出来的，因此把保姆的奶汁都弄得有毒了②。可惜！像这样的死亡率还不能构成一项足够的节约。

至于说到百分之几的附加税和预算数字，那么从 1815 年至 1831 年的开支均有所增加：在夏朗德③，从四万五千二百三十二法郎增加到九万二千四百五十四法郎：——在朗德①，从三万八千八百八十一法郎增加到七万四千五百五十三法郎，——在罗得一和一加隆②，从六万六千五百七十九法郎增加到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六法郎！——在罗阿尔③，从五万零七十九法郎增加到八万三千四百九十二法郎。——法国的其他省份也是这样。在 1825 年，各省议会共通过了五百九十一万五千七百四十四法郎的补助费，到年底证明尚亏空二十三万零四百十八法郎。但是祸不单行：救济院的保健制度逐日改善！然而卫生的进步却成了一种灾害！天啊！这成了什么样的社会呢！那么还该怎么办呢？有人认为，凡是把自己婴孩送进救济院的母亲就得被迫接受一种使她受屈辱的义务：就是要她向一位警察局局长坦白她的错误。这实在是个了不起的发明：如果使妇女们变得不知廉耻而习以为常，社会又能得到些什么呢！当青年们的一切荒唐行为得到官方的许可，当一切淫荡举动得到社会默认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如果对于必须作这种痛苦的坦白所作的规定很快被习以为常所打破；如果妇女们从而受到不知廉耻的教育，而国家当局又在鼓励不顾贞节的行为，那么政府只有把一切违反廉耻的法律一笔勾销。如果说最好还是把弃婴收容箱全部取消；这不免是太大胆的要求。这真是渎神的愿望！啊！你们发现百分之几的附加税的数字在增大，这是可能的：但是，我们却不愿意使杀婴的数字增加。压在你们预算上的负担，使你们感到惊惶！但是，我们说，既然人民的女儿们在她们的工资中找不到维持生活的办法，那么，你们在这一方面虽然有所收获，你们在另一方面却不可避免地应当有所损失，这当然是合理的。但是，家庭就这样完了吗？唉！这是毫无疑问的。你应当考虑一下，如何把劳动重新组织起来。因为：有了竞争，就有极端的贫困；有了极端的贫困，那就会瓦解家庭。事情是这样突出！现制度的拥护者对革新的阴影战栗，而他们并没有觉察到，如果维持这种制度，那就会通过一条自然的和不可抗拒的道路把它推向最大胆的现代革新，也就是推向圣西门主义！

我们所攻击的工业制度的最丑恶的结果之一就是把孩子们推进工厂里去。我们读到牟罗兹①的许多慈善家向议会两院呈递的请愿书：“在法国，有

② 见埃德赖斯当·都梅里尔：《预算案的哲学》。（埃德赖斯当·都梅里尔［1801—1871］，法国语言学家和古文学家。——译者注）

③ 法国西部的省份。行政中心为翁各雷谟。——译者注

① 法国西南部的省份。行政中心为蒙特马尔山。——译者注

② 法国西南部的省份。——译者注

③ 法国西部的省份。——译者注

① 牟罗兹，法国上莱茵省的首府。——译者注

入招收各种年龄的孩子在棉纺工厂或其他工厂中作工；我们在那里看见有五岁和六岁的孩子。不论年龄，每天劳动的时间都是一样的：纺织厂里，除非在商业危机的情形下，每天的劳动是从未少于十三个半小时的。

“当你在清晨五点钟穿过一座工业城市时，你就能看到有那样多的人拥挤在纺织厂的门口！你将看到一些不幸的孩子，面孔苍白，身体瘦弱，发育不完全，眼色阴暗无光，脸色发青，呼吸困难，走起路来伛偻着身躯，好像老人一样。你听听这些孩子之间的谈话吧：他们的声音是沙哑的、微弱的，好像被他们在纺织厂中所吸进去的污浊空气所遮盖起来似的。”

但愿上帝认为这种描写是夸大的！但是，这篇叙述中所指出的事实，是以官方文件和严肃人物蒐集起来的文件中所记载的观察结果为根据的。另外，那些证据也都是信而有征的：夏尔勒·杜班先生①在上议院说：在每一万个应召前去忍受战争疲劳的青年中，法国的工厂最多的十个省份提供了八千九百八十名残废或畸形的人，而在农业省份中，则仅有四千零二十九名。1837 年，为了挑选一百名壮丁，在卢昂就要剔选掉一百七十名，在尼姆，一百五十七名，在埃尔柏夫，一百六十几名，在牟罗兹，一百名②。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竞争的必然后果。竞争使工人过分贫困，于是工人不得不把小孩领到工厂去作工，以补充工资的收入。同样，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竞争统治着，在工厂中使用童工就成为必然的事。例如，在英国，许多工厂的大部份工人由儿童所组成：据德奥赛先生引证的《每月评论》报导，在邓底③的工厂中，有一千零七十八名劳工都还没有达到十八岁，大部分在十四岁以下，一部分在十二岁以下：有一些在九岁以下：最后，其中还有刚满六岁或七岁的。然而，根据埃德赖斯当·都梅里尔先生所引证的《奥斯兰德报》，人们可以看出对于儿童剥削的后果：在曼彻斯特随便选择的七百名男女儿童中，人们发现：在三百五十名未经工厂雇用过的儿童中，害病的有二十一名，健康不良的有八十八名，身体十分强健的有二百四十一名。

在三百五十名被工厂雇用的儿童中，害病的有七十五名，健康不良的有一百五十四名，健康良好的仅有一百四十三人。

因此，那种迫使父亲去剥削他们亲生子女的制度就是一种杀人的制度。并且，从道德的观点而论，谁能设想还有比在工厂中发生性关系的情形更不幸的事情呢？这就是向孩子们灌输恶习。克敏斯医师曾在一所梅毒病医院医治一些十一岁的梅毒病患者，读了他关于这事的谈话，怎能不令人惊骇？而在英国的一些贫民收容所中，平均年龄为十八岁，根据这样的事实，又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路易·勒·格朗学院的教授洛蓝先生，对王国所有的初等学校的状况写出了一篇令人悲痛的不寻常的报告。他在冗长地阐述了工业对教育的那些可恶的胜利和这种胜利对于儿童品行的影响之后，接着写道：法国已经开始感染了那些已在英国生根的同样习惯，在英国，根据《教育日报》统计，证明四天中就有一千四百十四名儿童去过十四家卖烧酒的小店。由此可见，如果没有一次劳动的改组，又怎能制止人民的这种迅速毁灭呢？是否用法律来限制工厂雇用重工呢？这是人们已经尝试过的事情。是的，在法国，立法者的

① 夏尔勒·杜班（1784—1873），法国经济学家兼工程师。1836 年为法国科字院院长。——译者注

② 请参阅前述的那个统计表。

③ 英国北部的一个城市。——译者注

慈爱心肠既是这样，因而终于有一天上议院规定八岁的儿童可以去看一台机器。按照这条仁爱和慈善的法律，八岁的儿童将只受到每天劳动十二小时的限制。这种法律不过是抄袭了英国的“工厂法”。怎样的抄袭呀！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必须实施这条法律。这种法律是否能实行呢？当不幸的家长向立法者说：“我有八岁、九岁的孩子。如果您限制他们的劳动，您就减少了他们的工青。我还有六岁、七岁的孩子。我没有养活他们的面包。如果您禁止我使他们受到雇用，那么您要我让他们饿死吗？”试问这时立法者应该怎样答复呢？有人大声疾呼说：父亲们并不愿意。是否可以强迫他们愿意呢？这种对于贫穷所实施的强暴作法，是根据什么法律、根据什么公平的原则呢？在当前这种制度下，人们要在孩子身上尊重人道主义就不得不在父亲身上大胆地破坏人道主义。

所以，如果没有一次社会改革，在这里就没有挽救的方法。因此，在这种竞争笼罩一切的情况下，劳动将给将来制备衰老的、畸形的、病态的、腐化的后代。啊！富人们！谁将为你们在边疆效命呢？可是你们总得需要士兵呀！

但是，这不仅摧毁贫困的儿女们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功能，而且也摧毁他们智力上的功能。根据法律的强制规定，的确，在每一个地区都要有一位初级小学的教师，但是到处都是以一种可耻的吝啬态度来投票通过维持该教师的经费。还不仅如此，不久以前，我们曾走遍法国文化最高的两个省份，每当我们问到一个工人为什么不把他的孩子送到学校去时，他总是向我们回答说：他已经把孩子送到工厂中去了。因此，我们能够通过亲身的经验来证实从所有各种证据所得出的结论以及我们在大学教授洛蓝先生的正式报告中所读到的东西，下面就是洛蓝先生的话：“只要有一个轻工业工厂，一个纺织工厂、一个重工业工厂刚刚开办，那么，你就可以停办学校。”眼看着工业在向教育进行犯罪式的进袭，试问这是什么样的社会秩序呢？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学校还能有什么重要性呢？请你参观一些村镇吧！这里充当教师的是一些被释放的罪犯、流氓、冒险家；那里有一些挨饿的教员离开了讲坛去耕地，他们只是在没有别的较好的事情可做的时候才去教书：孩子们差不多到处都是群集在潮湿的、不卫生的屋子里，而且甚至是在马厩里，在那里，冬天他们就利用牲畜的体温来取暖。有些村镇的学校，教室同时就是老师的厨房、饭厅和卧室。穷人的子女所受到的正是这样的教育。可是对这些穷孩子来说，这还是最幸运的呢。我再说一遍，这些情节都是从政府报告中得到的。那些政论家主张需要教育人民，他们认为要是没有教育就谈不到改善人民的状况，他们认为一切要从教育开端，试问这些政论家都想些什么呢？答案是非常简单的：当号召穷人在学校和工厂之间作出抉择时，他的抉择是毫不犹疑的。工厂在被优先选择方面具有一种决定性的因素：在学校里，对孩子进行教育，但是在工厂里，却有人给钱。所以，在竞争的制度下，人们在离开摇篮几步远的地方就夺走穷孩子，压制他们的智慧的发展，伤害他们的心灵，同时也摧残他们的身体。这是三重的邪恶！三重的杀人罪！

读者，还要请您耐心一点！我就将结束这一悲惨的论证。人口的增加，在贫民阶级中要比在富人阶极中迅速得多，这是一个铁的事实。根据《欧洲文明的统计》，巴黎的出生人口，在最为富裕的住宅区，是当地人口的三十二分之一：而在其他住宅区，就增高到二十六分之一。这种不相称的情况，

是一种普遍的事实，德·西斯蒙第先生①在他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中，对于这一点曾作了很好的解释，认为所以发生这种不相称的情况，那是因为按日计工的劳动者是处在不可能有所希望和预见的地步。只有那种对明天有把握的人，才能够按照他的收入定额来估计自己孩子的人数：而任何过一天算一天的人，只好屈服在一种神秘的命运的桎梏之下，把他的子孙都寄托于这种神秘的命运，因为他已经把自己寄托于这个命运了。况且，有的是救济院，它们使真正的乞丐洪流威胁社会。有什么方法能避免这种灾祸呢？

如果瘟疫发生得比较频繁些或者和平存续的期间比较短些，那就好了！因为，在现行社会制度中毁灭，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无需再想其他挽救的办法了！但是，战争已经变得越来越少：霍乱却成为可望而不可得的疾病，这将怎么办呢？而在一定时间以后，我们对我们的那些穷人又将怎么办呢？显而易见，在一切社会中，如果生活必需品的增加不如人口增加得那样快，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面临着深渊的社会。这就是法国的情况。律比雄先生在他的那本标题为《社会结构》一书中，已经明显地证明了这一可怕的真理。

的确，贫困可以杀人。按照维罗梅大夫的统计，在同一时期出生的两万个人，一万个生在富庶的省份，另外一万个生在贫困的省份，就死亡率来说，在四十岁以前死亡的，在富庶的省份里一百人中有五十四人，在贫困的省份里一百人中有六十二人。到九十岁还活着的人，在富庶省份里一万人中有八十二人，在贫困省份里一万人中则仅有五十三人。

这个用死亡来挽救贫困的办法是个最无效的办法！在保持着各种比例的条件下，贫困所产生的不幸的人，比它所能消灭的要多得多。再说一遍，有什么法子可想，斯巴达人杀死他们的奴隶，加雷尔①令人把乞丐全都淹死。在法国，十六世纪中颁布的许多法令，把乞丐处以绞刑②。人们可以在这些不同种类的惩罚形式之间随意选择。

我们为什么不采用马尔萨斯①的学说呢？不，马尔萨斯缺乏逻辑：他并没有把他的体系贯彻到底。

莫非我们要采用 1839 年 2 月在英国出版的《谋杀篇》的学说或采取马尔居斯的著作吗？在这本著作中，他提议工人阶级生下了第三个孩子以后，如果再生孩子就要把他们全都闷死，但是要奖励作出这种爱国行动的母亲们。你笑吗？但是，这本书确是由一位政论家兼哲学家严肃地写出来的，而且被一些最认真的英国作家们评述和讨论过；最后它是在公愤之下被当作一种残酷的但一点也不是可笑的东西而抛弃了。事实上，英国没有权利去笑这些嗜杀成性的疯狂，因为那时候英国被竞争的原则所迫，已不得不征收一种济贫税——另一种异常荒谬的极端措施。

下面摘录伊·布尔维所著的《英国与英国人》一书中的数字，供我们的读者们深思：

① 来昂纳尔·德·西斯蒙第（1773—1842），瑞士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是所谓经济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译者注

① 加雷尔，罗马皇帝，305—311 年在位。——译者注

② 见埃德莱斯当·都梅里尔：《预算案的哲学》第一卷第 11 页所引证的作者。

① 托马斯·洛勃特·马尔萨斯（1766—1834）英国资产阶极庸俗经济学家。其主要著作《人口原理》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译者注

独立的按日计工的劳动者，用他的工资每星期只能购买一百二十二盎斯② 的食物，其中十三盎斯是肉类。

由教区担负其生活的壮健贫民，每星期得到一百五十一盎斯食物，其中二十一盎斯是肉类。

罪犯每星期得到二百三十九盎斯食物，其中三十八盎斯是肉类。

这就是说，在英国，罪犯的物质条件比受教区供养的贫民的物质条件较为优裕，受教区供养的贫民的物质条件又比从事劳动的忠厚老实人的物质条件较为优裕。这种情况岂不令人惊骇？可是这种情况却是有心要的。英国有一些工人，但是工人少于居民。既然在养活贫民或杀死贫民二者之间没有拆衷的办法，英国的那些立法者就在这两种办法之中采取了前者。他们没有加雷尔皇帝那样大的勇气，事情就是这样。还需要知道的是法国的那些立法者是否能以冷静的头脑去考虑从英国抄袭得来的工业制度所产生的可恶的后果！

竞争产生贫困：这是被数字所证明了的事实。

贫困的繁殖力非常惊人：这是被数字所证明了的事实。

穷人的生殖力把许多需要劳动而找不到劳动的不幸者投入到社会中去：这又是被数字所证明了的事实。

到了这种地步，社会只能作出这样的选择：杀死全部穷人或免费养活他们：不是残暴就是发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