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起生命之火

80 年代以来，人的价值成为热门话题。一方面，理论的探讨步步深入，另一方面，对现实生活的价值反思也进行得轰轰烈烈。许多人，尤其青少年，常把“自我价值”、“自我奋斗”、“自我实现”挂在嘴边，可谓言必称价值。

什么是人的价值？邹韬奋先生说：“一个人光溜溜的到这个世界来，最后光溜溜的离开这个世界而去，彻底想起来，名利都是身外物，只有尽一人的心力，使社会上的人多得他工作的裨益，是人生最愉快的事情。”（《韬奋文集》第 1 卷，第 13—14 页）歌德说：“要是游戏人生，他就一事无成；

谁不能主宰自己，永远是一个奴隶。”’（引自《人生就是奋斗》，第 5 页）

韬奋先生的意思是，人的价值在于他为社会为他人贡献了些什么。歌德诗人的意思是，人应当“自强不息”、‘自健其行”、“自主以恒”、“独立不惧”。他们俩人从不同方面揭示了人的价值。价值是反映主客体关系的范畴。在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中，客体是否按照主体的尺度满足主体需要，是否对主体的发展具有肯定作用，这种关系的表现就是价值。主体指人，客体指人认识改造的对象。人的价值就是现实的人同满足其需要的客体间积极肯定的关系。但是，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道德品质，人和人相互间的关系，人们结成的社会共同体（阶层、阶级、社会），一句话，人本身也是认识和改造的对象，因此，人既是主体，也是客体。作为主体，人的价值是其需要得到社会、他人的满足；作为客体，人的价值是使社会、他人的需要得到满足。贡献社会和自主命运，是人的价值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

对待人的价值，有种种不同的乃至截然对立的观点。

我国战国时代的杨朱认为，十年也是死，百年也是死；圣贤也是死，凶愚也是死，死后都是一堆腐烂的骨头，无所谓好坏贤愚。因而他主张人生应纵欲享受，“墙屋台榭园囿池沼，饮食车服，声乐嫔御”，“究其所欲，以俟于死”，除此之外，人生别无欢乐。这是享乐主义价值观。享乐主义价值观把人生价值归结为吃喝玩乐，否则就是白活一世，其信条是“及时行乐”。为了“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即使毁坏名誉，也在所不惜。在封建剥削阶级看来，“官之位高矣，官之位贵矣，官之权大矣，官之威重矣”，只要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就可以高高在上，享不尽荣华富贵。一人当权，鸡犬升天，人生的目的就是不择手段，不惜一切，追求权力。这是权力意志主义价值观。权力意志主义价值观具有强烈的攻击性，其特点“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它严重破坏人们之间平等和谐的关系，毒化社会环境，危害社会机体健康。资产阶级和一切没落阶级奉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观点，认为“人人都是自私的”，“人对人是狼”。追求个人利益是人生的出发点和归宿，一个人愈能够寻求自己的利益愈是有德性，忽略自己的利益便是软弱无能。拔一毛而利天下之事，因为损害个人利益，决不为之；反之，别人无论遭受多大痛苦与不幸，只要我得到好处，就可以不顾一切去做。这是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在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极为流行，是一切剥削阶级共同遵循的价值原则。享乐不是别人享乐，是我自己享乐；权力不是别人的权力，是我个人的权力；享乐主义价值观和权力意志主义价值观都可以在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那里找到渊源，是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不同表现形式。产生上述错误观点的原因很多，从理论上讲，主要是割裂了人的价值的两个方面，片面地强调了一个方面，忽视了另一个方面。即只看到人是主体，应该得到满足，没看到也根本不想看到人同时是客体，应当满足他人；并且把作为主体的人仅仅归结为个人。这样，原本内容极为丰富的人生价值，被肢解的血肉模糊，残不忍睹，仅剩下“我”’——一个扭曲的、畸型的、丑恶的“我”！

无产阶级在继承人类一切优秀品质的基础上，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形成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它的最高原则是解放自己，解放每一个人，尊重他的权利，满足他的需要，促进他的身心全面发展，而为了解放自己，首先要解放全人类。因此，可以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话看作无产阶级价值观的体现：“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致于因为虚度年华而痛悔，也不致于因为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

‘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无产阶级价值观把满足自身同贡献社会紧密结合起来，是唯一正确的价值观。

不同的人生价值观，导致不同的结果。有个故事，说一个人见到别人有许多黄金，就直接去抢，被当场抓住，向他为什么这样明目张胆抢别人东西，他说：“光看见黄金了，没看见人。”说明满脑子拜金意识，会导致罪恶行径。与之相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居里夫人，把英国皇家学会颁发的奖章给女儿当玩具玩，别人大惑不解，居里夫人却说：“我是想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荣誉就像玩具，只能玩玩而已，否则就将一事无成。”说明将功名置之度外，只醉心于造福人类的事业，可以使人升华到一种高尚的境界。

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要有高尚远大的目标。中国古代杰出政治家诸葛亮，曾热情倡导人们要“立大志”、“修人品”，强调“志当存高远”，告诫人们要力诫“碌碌滞于俗，默默束去性，永窜伏子凡庸”。明清之际的贤哲黄宗羲说，要成为豪杰，首先要立志，并把志向贯彻于言行之中，有了远大的志向，才有高尚的品行。贺龙同志是北伐战争中功勋卓著的英雄。当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急剧恶化时，他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武汉国民政府委任他的二十军军长——高官厚禄：一是跟共产党走——出生入死。贺龙同志毅然选择后一条道路，参加了南昌起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说：“我要的不是个人前程，我要的是国家民族和劳苦大众的前程。”革命先烈夏明翰，出生在有钱有势的封建绅士家庭，他的祖父希望他继承家业，光宗耀祖。但是，他却选择了充满艰辛的革命道路。被捕时，敌人从他身上只搜到一支手电筒、一块怀表和一副眼镜，牺牲时年仅 28 岁。他的就义诗：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而献身的崇高精神。

实现人的价值，要靠艰苦努力。人的价值作为主客体间的一种关系，是在实践中产生的，也要在实践中实现。实践过程不是舒舒服服的过程，有许多困难矛盾，有许多急流险滩，成功与汗水相交织，胜利与代价相辉映。只有在崎岖的人生旅途上不畏艰险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世界著名音乐大师贝多芬，小时候喜爱音乐。但因家庭经济拮据，中学毕业就失学了。正当他力克艰难靠自学在音乐艺术上初露才华的时候，失聪的恶魔又向他袭来。一个音乐家失去听觉，就像一个画家失去眼睛，一个歌唱家失去喉咙，该是多么痛苦！无情的生活折磨，使贝多芬经历了一场险恶的生命危机。他曾决定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一生，然而在生死选择的紧要关头，对生活的热爱使他成功地战胜了自我。他从绝望中奋起，以顽强的毅力，非凡的才能，写出了一篇篇激情满怀，气势磅礴的杰出乐章，成为世界古典音乐大师。大医药学家李时珍，从事医药搜集研究工作 30 多年，走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吃尽了千辛万苦，才写成了医药学巨著《本草纲目》。大史学家司马迁，被汉武帝处以官刑，毁身败誉，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但他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以超常的努力，在狱中完成了被称为我国第一部“通古今之变”的史学巨著

《史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不可能每个人都有贝多芬、司马迁那样坎坷的遭遇，然而任何一个人，要实现自己的价值，都要付出艰苦努力，这一点是共同的。因而，贝多芬、李时珍、司马迁等人的精神也是必须学习的。在这个意义上，贪图享乐的人、害怕吃苦的人、不愿付出劳动代价的人，不可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实现人的价值，不能贪图物质享受。这是因为，一方面，从内容上看，人的价值既包括物质性内容，也包括精神性内容，片面强调物质享受，容易忽视精神生活及其需要的满足，而一个人如果精神生活不健全，物质生活再好也不是健全的人。另一方面，玩物丧志，沉湎于物质享受，容易失去理想，滋生骄气，养成惰性，在纵情声乐之中成为贪图享乐、害怕艰苦，不愿付出劳动代价的人，即一个不能实现自己价值的人。需要指出，不贪图物质享受，不是不要物质享受；讲求精神满足，不是提倡禁欲主义。我们的工作，就是要使大家生活得更美好，不仅精神生活更美好，而且物质生活更美好。所以，只要条件允许，人们有理由满足自己更高的物质欲求。但是不要“纵”，不要“贪”，不要“过”，不要把物质享受当作“唯一实惠”的东西。因为，物极必反，那样一来，就会为了物质享受钻进钱眼儿里，就会扭曲自己的人格，甚至为了几个钱，会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人生价值的民族，是一个具有优良传统的民族。《论语》中记载了一段孔子和他的学生谈论志向的对话。孔子说：“你们为何不谈谈自己的志向呢？”子路说：“我的志向是愿把我的车马衣裘与朋友们共同享用，即使用坏了也没有什么遗憾和不满。”颜渊说：“我的志向是不夸耀自己的好处，不彰显自己的功劳。”子路随即问孔子道：“希望听听您老先生的志向。”孔子说：“我要使老年人享受安乐，让朋友们信任我，让年轻人怀念我。”由此可见，孔子是把处理好自己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作为自己的价值目标的。孔子的另一位学生子贡问他：“假如有这样一个人，广泛地给人民以好处，又能帮助大家生活过得好，可以说是行仁道了吧？”孔子回答：“何止是仁道，简直是圣德了！”子路问：“怎样才算是一个君子？”孔子告诉他：“修养自己并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子路说： “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使一些人得到安乐。”子路又说： “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使老百姓都得到安乐。”这就清楚地表明，在孔子那里，一个人应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 孔子是提倡兼善天下和重视群体的价值思想的。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价值观。强调乐民之所乐，忧民之所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还说，舍己以从人，“达则兼善天下。”在要求把个体置于群体之中的同时，孟子也十分重视个体价值，提出了大丈夫的理想人格：“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

先秦墨家认为，理想的人格是“爱人”、“利人”的“兼士”。要做到爱人、利人，就必须从言论到行动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宗旨，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庄子·天下篇》对此描述得很详细：“墨子称述， ‘从前大禹堵塞洪水，疏导江河，从而沟通四夷九州，大川三百，支流三千，小溪无数。大禹亲自拿着盛土器和锄头汇合天下的河川，以致劳累得腿肚子上没有肉，磨损得小腿上无有毛，骤雨淋身，强风梳发，设置了万国。禹是大圣人，而为了天下，却这般的含辛茹苦。’所以使后代的墨者，身穿粗布衣服，脚踏木履草鞋，日夜不息，以自苦为乐，并说不这样，就不是行禹之道，也不配称为墨者。”

这些思想体现了中国人民吃苦耐劳、躬行实践的高贵品质，和以江山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理想和正义事业勇于献身

的精神。几千年来，这种精神鼓舞无数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为祖国的繁荣富强，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今天，每一个人都应继承这种精神。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燃起生命之火，在献身社会、实现群体价值的同时，让自己的一生划出一条闪光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