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鸡不成蚀把米

抗战胜利后激烈的军事对抗，首先在太行山地区爆发。

当蒋介石挑起内战，向解放区进攻的时候，阎锡山充当了急先锋。

被称为“山西土皇帝”的阎锡山，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他也在山西举起义旗，响应革命。山西光复后，他被推选为“都督”。有了权势，阎锡山变成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革命，成了过去的事，他现在关心的只是如何保住和扩大自己的权势。

辛亥革命后，阎锡山投靠了袁世凯，他在山西的“统治”也逐渐稳固。

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军阀群雄并起。阎锡山身处夹缝，感到事情难办，但他十分精明狡猾，力求生存与发展。

他使出浑身解数，纵横捭阖，乱中渔利。他时而联奉倒直，时而联直反冯。他今天联蒋讨奉，明天则联冯倒蒋。他千方百计加强对山西的控制，拒其他各派政治、军事势力于省界之外。

他也受过挫折。中原大战的失败，阎锡山一度被迫亡命大连。然而，没有多久，他又卷土重来，重新登上“山西土皇帝”的宝座。总之，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阎锡山称得上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三朝元老”、“不倒翁”、“山西王”、“阎老西”等等，人们常常这样称呼他。

不过，这个运气一直很好的山西王，抗日战争中却倒了大霉。

抗战不到一年，就被日本人端了他的老巢太原，并占领了山西各铁路线的大部分重要城镇。

当时他的日子虽然不好过，却还不算太惨。

他同挺进山西敌后抗日的中共及其领导的八路军还保持着较好的合作关系，还有较大的回旋余地。

然而，未隔多久，这个反复无常的山西土皇帝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大搞反共“磨擦”，结果遭到了八路军的痛击。

除了日军占领的点和线，山西大部分乡村都成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留给阎锡山的，只剩晋西一隅。“土皇帝”的宝座自然也就不复存在。

阎老西偷鸡不成，反蚀了一把米。八路军在教训过他以后，也并未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仍同他和平共处，联合抗日。但阎锡山却不知痛改前非，反而进一步追随蒋介石，勾结敌伪，窥测时机，进行各种反共活动。

日本投降以后，阎锡山回到了太原，并从日军手中接收了山西的许多重要城镇。于是，他又变得神气起来，更加忘乎所以，妄图重温山西土皇帝的美梦。

可是，时过境迁，与抗战前相比，山西早已面目全非。大部分地区成了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对此，阎锡山感到懊丧，却又不肯善罢甘休。

恰好，蒋介石要他“收复失地”，进攻解放区，并表示给他撑腰。

这正中他的下怀。于是，过去畏敌如虎的阎锡山毫不迟疑地调兵遣将，进攻的予头指向解放区。

阎锡山选中的第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以长治为中心的上党地区。他命令他的大将之一、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4个步兵师和1个挺进纵队，气势汹汹地向上党地区扑来。

从8月中旬开始进攻，到8月下旬，史泽波的部队便乘八路军主力一时未能顾及之机，先后占领了襄垣、潞城、长子、壶关、屯留等城，控制了上党地区。

上党地区，古称上党郡，地处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之间，四面高，中间低，很象一个大脚盆。抗日战争时期，它成了八路军第一一九师创建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当时，除长治等少数县城为日占据，广大的乡村和小城镇均为八路军所控制。整个地区没有国民党的一兵一卒。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阎锡山之所以迫不及待地起来夺取这个“脚盆”，目的是以此为基地，进一步侵占整个晋东南解放区。

确实，史泽波的悍然入侵，就象在解放区的心腹插进了一把尖刀，造成了很大威胁。

从8月底开始，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便多次电示晋冀鲁豫军区领导人，必须集中主力，拔掉史泽波这个钉子，收复上党地区以消除晋东南解放区的心腹之患。

9月初，刚从延安归来不久的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决定遵照延安的指示，立即发起上党战役，给蒋介石、阎锡山一个迎头痛击。

作战骁勇、指挥机智的刘伯承，在当时已是威震世界的名将了。

现在，由他亲自指挥即将揭幕的上党战役，可以预料，史泽波也好，史的顶头上司阎锡山也好，恐怕都不是刘伯承的对手。

对打好这一仗，刘伯承当然有充分的信心。不过，进行具体部署时，他仍然十分谨慎。在邓小平政委的协助下，他决定抓住史泽波孤军深入、守备分散的弱点，集中晋冀鲁豫军区的3个主力纵队和一部地方部队，以3万正规军和5万民兵相配合的优势兵力对付只1.7万多人的国民党第十九军。

刘伯承的作战计划是：轮流以主力一部由北向南各个击破分散守备的敌军，逐次夺取长治外围各城；同时以大部主力配置于机动位置，准备在野战中歼灭由长治出援的敌军主力，尔后攻取长治城；在进攻长治城时相机歼灭来自太原、平遥的援军。整个计划的核心是“围城打援”。

这个计划形成后，立即向延安的中央军委、向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报告。

密切地注视着全国时局发展的毛泽东深知，蒋介石之所以不肯认真谈判，倚仗的就是他的军事优势。因此，只有在军事上击退国民党军的进攻，打掉蒋介石的嚣张气焰，才能使他真正坐下来谈判。会场与战场虽然远隔千里，却紧密相连，打得好，才能谈得好。

因此，毛泽东迅即复电，同意刘伯承拟定的上党战役作战方案。

批准的电报发到太行山。刘伯承立即果断地将作战计划付诸实行，命令各参战部队迅速集中，向上党地区开进。9月10日，战幕正式拉开，经过10天的激烈战斗，刘伯承指挥部队先后攻克了屯留、潞城、长子、壶关诸城，全歼了长治外围各城的国民党守军七千多人，截断了长治城与太原、平遥的联系，孤立了长治守军。期间，狡猾的史泽波曾命令长治守军两度出援，但一和中共打援部队接触，即因害怕被歼灭而迅速缩回。

9月20日，刘伯承命令部队围攻长治城，开始执行第二步计划。

长治危在旦夕。史泽波急电阎司令长官派兵救援。

战役开始后阎锡山一直坐镇太原，密切注视着战局发展。

起初，他心里笃定，认为八路军装备低劣，攻不下坚固设防的长治城。

接到史泽波的求救电报后，才知道大事不妙。第十九军原是他嫡系，现已陷于重围，他不能不救。

兵贵神速。阎锡山一面电令史泽波固守待援，一面派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领第二十三、第八二三军和由伪军改编的省防军2个师，立即出发，火速沿白晋线南下赴援，急解长治之围。

部署完毕，阎锡山很得意，心想：我这么多部队压下去，看你刘伯承有什么办法？他没有料到，此着正中刘伯承的“围城打援”之计。

9月24日，刘伯承获悉敌援军南下，十分高兴。他立即调整部署，以冀南纵队和一部分地方武装继续围困长治，吸引援敌，调主力太行纵队、太岳纵队北上，求歼敌于运动之中。

强将手下无弱兵。

刘伯承指挥作战，向来英勇果断，他的部下也不含糊，个个能攻善守。

将军一声令下，各路人马立即以排山倒海之势，冒雨向援敌扑去。

10月2日，便将国民党的援军全部包围在老爷岭附近地区。

合围以后，刘伯承才发现，由于情报出了差错，被围的国民党援军并不是原来估计的3个师七千人，而是8个师二万余人。

好家伙，这么多！刘伯承不由得暗暗高兴，又暗暗吃惊。

高兴的是，圈住了这么多的敌人，真是意外的收获；吃惊的是，原先布下的网太小了，弄得不好，鱼未死，网先破了，这可有点危险性。

情况有变，必须立即调整部署，不让一个敌人跑掉，不让一条大鱼漏网。

刘伯承当机立断，急调围困长治的主力冀南纵队北上参战，仅留部分地方武装在长治城外监视敌人，待全歼援军后，再来对付长治守敌。

部署就绪后，刘伯承命令各纵队向被围敌军发起总攻击。激战不到两昼夜，到10月6日止，阎锡山的南下援军二万多人，除两千人突围逃脱外，悉遭歼灭。指挥官彭毓斌被击毙，数十名高级军官就擒。

援军被歼，震动了长治守军。史泽波眼看待援无望，遂决定弃城向西突围，妄图死里逃生。

刘伯承获悉长治之敌突围逃跑，除命令围城部队跟踪追击外，又急令太岳纵队日夜兼程火速向西南方向进行阻止。

10月12日，该部终于抓住逃敌，将其全歼，并生俘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结束了抗战胜利之后国共两党的第一次正式交手。

在这次战役中，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以伤亡四千人的代价，获得了歼敌11个师及1个挺进纵队三万余人，缴获山炮24门、机枪2000余挺、长短把枪1.6万支的大胜利。

噩耗传到太原，阎锡山气急败坏，如丧考妣；报告送达重庆，蒋介石如同挨了一记闷棍，心中虽然十分恼火，却因理亏而不能发作。

为了对付舆论的谴责，蒋介石等人把责任一古脑儿推到阎锡山身上，狡辩说，这是阎锡山自己作主干的事，“中央”并不知道。

尽管蒋介石拼命推卸责任，声称重庆与阎锡山的鲁莽行动无关，但上党战役的结果却直接地影响了重庆的谈判。

就在刘伯承久围长治不克、阎锡山派出大批援军南下的时候，蒋介石对战局的发展尚存极大幻想。

中共方面虽一再催促，蒋介石却迟迟不肯在已经拟就、并经过商讨已基本达成协议的《会谈纪要》上签字。

他盼望着阎锡山能把刘伯承打败，以便挟战胜之余威压迫中共作出更大的让步。

可是，10月6日之后，当他得悉彭毓斌的两万军队全军覆没时，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赶紧派人到红岩村找周恩来联络，表示要尽快在协定上签字。

显然，战场上的失败逼得蒋介石不得不稍微收敛一下嚣张气焰，重新坐到谈判桌上来。事情果如刘伯承在上党战役动员会上所说：

“我们这里的仗打得越好，胜利越大，毛主席在谈判桌上的话说得越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