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选择战争

8月的南京是最最炎热的时候，尽管城边有长江，有秀丽的山峰，仍然挡不住酷热。达官贵族这时节都离开南京，去庐山或峨嵋等地方避暑了。留在南京的有身份的人也呆在有空调的屋子里喝着冷饮，过着惬意的日子。

马歇尔尽管以他的资历、地位和年龄，完全可以找个好的去处避暑，但他没有这份福份。作为军人，任务没完成，他就不能退出他的岗位。他希望在实现真正的调停后，到庐山好好地住上一些日子。

令马歇尔沮丧的是，8月的第一天，马歇尔就接到中国共产党的抗议信，说7月29日上午，驻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以及国民党军各数十名，乘着汽车来到河北省香河县安平镇附近，侵入冀东解放区，并向当地守军开火，造成多人伤亡。延安方面要求美国海军陆战队道歉并赔偿，处分直接负责的军官，公开保证不再向任何解放区侵犯。还重申美国驻华军队必须立即撤出中国。

周恩来在当天就此事会见了马歇尔，告诉他，这已经是北宁线美国海军陆战队侵入解放区的第八起事件了，而且这起事件还涉及国民党军队，这是不能容忍的。

马歇尔保证说，一定派人调查此事。

此事还没调查清楚，第二天马歇尔又收到周恩来为抗议政府军飞机轰炸延安而写给蒋介石的信的复印件。信中说：

“8月2日正午，延安上空，突来国民党飞机7架，计P4式驱逐机6架，B24式轰炸机1架，自正南方向窜入，到后即扫射城郊达20分钟之久，发射机枪弹万余发，旋即飞至王家坪——中共军队延安总部所在地上空，投弹11枚，最近处只距总部房屋约400公尺，事后检查炸弹片及子弹壳均系美造，炸弹为延性弹。

本人兹奉命向国民政府提出最严重之抗议，政府如不承认此举为全面内战开始之信号，则请立即实行下列两项办法，以制止类暴行之扩大：

一、下令调查此次暴行之经过，并严惩此次暴行之负责者。

二、将全国空军置于北平军调部管理监督之下，以保证中国空军不再参加中国内战。

“唉，又是抗议，又是调查。”马歇尔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谁都说自己有理，谁都要求调查事情的“真相”，可是调查结果出来了，一方认为对他有利，承认这是真相；一方认为对他不利，要求再调查。“难呀，真难。”这位从不认输的将军真的犯难了。他的老朋友杜鲁门前天还来电话说：“将军，如果您觉得为难，可立即返回美国，我将任命你为国务卿。”马歇尔当时回答说：“我可以接受新的任务，但现在不行，我要把我的工作做完。”

他找来了司徒雷登。

“大使先生，中共方面的两份抗议书你都看过了吧？今天早上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送来了陆战队与共军冲突的调查报告，说责任完全在共军方面。我没有将调查结果告诉周恩来，因为中共肯定对此结果不满意。今天政府军的飞机又轰炸了延安，看来国共关系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马歇尔忧虑重重地将8月份头两天的情况向司徒雷登作了简单的介绍。

“我去找蒋先生谈谈，看看他的意见。”司徒雷登想不出什么好主意，答应着说。

“蒋先生还是我去找吧！他去庐山就是想避开见任何人，做出一副目前之事与己无关的样子。”马歇尔有几分不满地说。

8月8日，年高的马歇尔又在一片暮色中匆匆地上了庐山。

第二天，在仙人洞前，马歇尔与蒋介石作了一次长谈。在场的除了担任翻译的宋美龄，再没有其他人。

“将军，您不辞劳苦，又来庐山，真叫我感动。”蒋介石客气了几句。

“这没什么，”马歇尔苦笑着，“只要能使国共两党携手建国，我就心满意足了。”

“有将军这片真诚的心，我想是能够做到的。”蒋介石说。

“可是目前形势并不乐观，”马歇尔话锋一转，“华北的冲突不久就会完全无法控制，一旦它蔓延到热河省，就会波及满洲，然后会扩展到全国各地。”

“中共是内战的根源，只要他们存在，内战的爆发便是不可避免的。”蒋介石坚持自己的见解，“现在，国军在全国各地逐渐占据优势，只有在军事上压倒中共，他们才会不闹事，国家才有可能安宁。”

“恕我直言，目前的做法可能导致共产党控制全中国，正在发展中的混乱状况不仅将削弱国民党，而且将为共产党提供一个破坏国民政府的绝好良机。”

“将军未免太悲观了，此时如果再坐视共产党的发展壮大，那才真会祸及政府。”

“但是政府的某些做法，不仅在国内不得人心，而且在国外，譬如说在美国，引起了许多议论，即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正遭禁止，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国外大学受过教育的那些知识分子受到蓄意的迫害，并且肯定处于镇压措施之下，想要威胁他们并防止他们发表不利于国民政府的观点。”

“那些禁止出版的东西都是因为未履行正当的出版登记手续。”

“可是在美国没有一个人会接受这样的解释。美国知识界有一种感觉，即中国对自由主义见解的压制与德国所实行的做法相同，它已使世界震惊和愤怒。”

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他站立起来，怒气冲冲地说：“怎么可以把中国与德国并提呢？难道我是希特勒？美国的人民完全是轻信了某些同情共党分子的话。我请马歇尔将军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场合向美国人民真实地介绍中国的情况。”

“委员长，你是说我马歇尔没有真实地将这里的情况报告给美国人民吗？我不能接受这种指责。我是完全站在中立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马歇尔也生气了。

“好啦！我看以后再谈吧。”宋美龄在一旁插话说，“委员长近来身体不太好，经常失眠，容易动感情。请将军不要在意。”

马歇尔不再说什么。第三次上庐山就这样悻悻而返。

回到南京，马歇尔面对纷乱的局势，不知如何是好，只得与司徒雷登联名写信给杜鲁门总统，要求他给蒋介石施加压力。

杜鲁门知道马歇尔不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求他帮助的，当即便给蒋介石去了一封信，信中说：

“我深信，马歇尔将军在与您会谈中，曾正确地反映美国政府的整个态度和政策。

在美国，目前存在着一派日益有力的思想，它们鉴于内战日益扩大，特别是压制知识分子发表其思想的自由和钳制新闻的自由的趋势日益增涨，主张我们整个对华政策必须重新加以考虑。

除非在和平解决中国内部问题上，确保在短期内有着真正的进展，则不能期望美国舆论对贵国仍持慷慨大度的态度。”

蒋介石接到南京转来的杜鲁门的信件，对宋美龄说：“肯定是马歇尔对我有看法，叫杜鲁门总统来给我施加压力。我不睬他。”

“这不好，达令！”宋美龄温柔地说，“马歇尔将军是美国总统的特使，他的话对总统的对华政策是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的。你应该主动找他谈谈，消除彼此之间的误解。”

“好，我听夫人的。”蒋介石说，“侍卫官，传我的命令，用我的专机去接马歇尔将军来庐山。”

8月15日，马歇尔第四次赴庐山，这次是应蒋介石邀请而去的，而且还是乘的总统专机，马歇尔心中充满了希望。他猜想可能是杜鲁门总统给蒋介石施加了压力。

但当两人一交谈时，马歇尔又失望了，尽管这次蒋介石的态度比以往热情得多，还特意来他的住处询问他的住宿和饮食是否习惯，然而一回到对国共关系处理上，蒋介石仍然坚持他的观点，认为发展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共产党问题，这是一件一劳永逸的美事。

马歇尔不愿再与这位固执己见的委员长辩论，他又一次心灰意懒地下了山。

蒋介石怕马歇尔又在杜鲁门总统面前说一些于他不利的话，便在当天晚上给杜鲁门回了一封信。信中说：“内战的责任完全应该由共产党来负。共产党政策的目标是在以武力来攫取政权，推翻国民政府，建立统一集权政体。”

杜鲁门对蒋介石的回信极不满意，又致电蒋介石。电报说：

“对美国计划援助中国的工业经济和复兴中国的农村改革等事，我希望能予以实现。我相信，由于迅速消除遍及各地的中国内战的威胁，援助中国是能够实行的。”

善于窥测行情的蒋介石这次干脆不理会杜鲁门的电报了。他已经看出来，不管国民党政府怎么做，美国政府都不可能抛弃他们不管。因为如果共产党在中国得势，美国的在华利益将受到严重的损害。而且，如果中国共产党与苏联联合起来，那就会给美国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带来极大的威胁。他决定不理会美国政府，按自己的主意去做。

蒋介石的这一番算计一点没错。美国政府是决定要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的。只是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和平解决国共之间的争端。一旦在国民党处于不利地位时，美国政府就出面帮上一把。

就在杜鲁门告诫蒋介石要和平解决国共争端的时候，美国政府的陆军部副部长彼特森和美国国外剩余物资清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麦克勃等人却来华与宋子文在上海商谈出售美国贮存在太平洋岛屿上的战时剩余物资之事。

中国共产党得知此事，即派周恩来与司徒雷登大使交涉。周恩来说：“你们要把这些军火卖给蒋介石，无异是帮助蒋介石打我们。请大使先生制止贵国政府这种不友好的做法。”

“我一定通知有关部门，决不做不利于国共双方的事。”司徒雷登诚恳地说。

但是周恩来放心不下，他决定亲自去上海探听军火出售的进展情况。

在上海虹桥机场，周恩来意外地碰见了吉伦中将。

“吉伦将军，你好！”周恩来伸过手去。

“你好，周将军！”吉伦紧握着伸过来的手。

“吉伦将军是要回美国吗？”周恩来打量了一下吉伦整齐的衣着说。

“不，我来送一位朋友。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美国国外剩余物资清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麦克勃先生。他是专程从华盛顿来办出售军火及军用物资的手续的，现在已签过字，正要回国。”吉伦没有察觉到周恩来脸色的变化，只顾往下说。

周恩来气愤不已，美国以二亿五百万美元的价格，将其八亿多美元的战时剩余物资出售给了国民党政府，这无疑是给国民党军队的一次大输血。

“吉伦将军，对贵国政府的做法，我们感到失望和气愤。自从马歇尔将军来中国，我们一直认为美国是主张和平的国家。现在，贵国却在国共关系紧张的时候，将军火卖给国民党方面。这将有损于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我很遗憾，周将军。”吉伦两手一摊，“我不能左右政府。”

由于美国政府在关键时刻是以军火帮助蒋介石，使得蒋介石政府中的好战分子有恃无恐，极力主张以武力解决中共。

8月20日，冀东国民党军分两路进攻热河，29日侵占承德。

8月23日，国民党以扬州方面二十五师、黄百韬部三个旅，配合以炮舰、飞机、汽艇由仙女庙水陆共同出动，向苏皖解放区进攻。

8月27日，国民党军开始大规模分路进攻冀东解放区，至9月3日，进攻冀东解放区的国民党军达10万人。

只有马歇尔还在尽责尽职地进行调停工作。当炎热的8月过去了，马歇尔使华已达250天了。

“马帅，您瘦多了！”见到马歇尔的美国朋友或是中国朋友都这样关切地说。

马歇尔听了，感慨万分，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

在中国的250天，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开始的两三个月，调处进行得十分顺利，以致马歇尔本人都感到十分惊讶，中国和平与民主似乎大势已定；可是，一个早上醒来，马歇尔却发现自己调处的成果已所剩无几。

9月份时，他想着，9月份气温下降了，内战的温度或许也能随之下降。他不愿再回顾8月份劳而无获的日子了，他寄希望于未来。人们都这样，总认为未来比现在美好，马歇尔也不例外。

9月3日，在马歇尔的要求下，成立了一个五人小组，以调解国共目前的冲突。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是吴铁城与张厉生。吴铁城时为国民党中央的秘书长，张厉生则是国民党政府的内政部长。共产党方面的代表是周恩来与董必武。美国方面为司徒雷登，并任小组主席。

9月6日，马歇尔第七次上庐山见蒋介石，照例，蒋介石在仙人洞与马歇尔举行了会谈。

这时的庐山依然是郁郁葱葱，繁花似锦，然而却有了几分寒意，人在其中，精神显得清爽了许多。

“将军，您不用亲自来庐山，太劳累了。”蒋介石关切地说，“如果有急事，可打电话或电报来。”

“我怕电话里说不明白，还是来见蒋委员长面谈为好。”

蒋介石说：“我已经知道成立了五人小组，我支持他们的工作。如果中国共产党同意五人小组实施恢复交通的协定及以前商定的停止冲突和东北军队重新分布的条款，并实施其中一项将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驻防地点的军队整编协定。我将同意由国府委员会解决停止冲突的军事条款。但在停战令发布之前，中国共产党必须指派其国民大会的代表。”

9月10日，马歇尔回到了南京，与周恩来讨论了蒋介石的建议。

“停止冲突是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周恩来说，“应该召集五人小组会议来解决这一重要问题。如果没有发布停战令的保证，共产党就不愿参加五人小组会议。”

马歇尔当然做不了主，谈判又陷入僵局。

周恩来觉得在南京已无事可做了，9月16日飞往上海，临行前，周恩来向马歇尔总部送交了三份给马歇尔的备忘录。

然而，马歇尔只能将一个不愉快的消息告诉周恩来：在五人小组召开会议、就组织国府委员会等问题取得若干进展之前，蒋介石将不授权国民政府代表出席三人会议。

9月20日，国民党军队分三路向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政治、军事中心之一的张家口进攻。

眼看战火燃烧得一天比一天大，马歇尔在这个月结束的那一天很伤感地对司徒雷登说：“我真想退出调处，回到家乡去享受清新空气，这里的硝烟太浓，我受不了。”

9月份，马歇尔的调处在濒临绝望的气氛中过去了。

国民党军20万人继续向张家口猛烈地攻击着。给人的印象似乎是，10月并不是收获的季节，而是战争的季节。

司徒雷登奉马歇尔的指示，来与宋子文会谈，希望这位留美的博士能通过他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制止政府军队对张家口的进攻。

“这不能够。”宋子文直率地说，“蒋主席已经决定夺取了张家口，再来恢复谈判。”

“马歇尔将军也已经说了，除非停止向张家口的进攻，否则，他将退出调处，美国也将停止所有的对华援助。”司徒雷登见宋子文丝毫不考虑马歇尔和他的意见，觉得是一种污辱和不尊重，于是也不客气地说。

“这个，我将把马歇尔将军的意见转告给蒋主席。由他全盘考虑。”宋子文态度马上软了下来。

10月4日，宋子文通知马歇尔，说蒋介石要召见他。

马歇尔以一个军人的作风准时来见了蒋介石。

“蒋委员长，记得今年6月份你曾说过，张家口将留给共产党。现在你怎么又变了呢？”马歇尔一见到蒋介石，就生气地问。

“在6月时，提到张家口问题并没有构成一项协议，而且共产党也没有接受这项建议。”蒋介石辩解说。

“这不是个协议的问题，”马歇尔提高了声音；“我所谈的是对当时存在状况的一项声明。”

“我尊重将军的意见，但是我有我的难处。”蒋介石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在山东、东北，政府军被共军包围着，我为什么就不可以攻击共军呢？”

“如果蒋委员长是这样理解目前的战争的话，我的调处就没有必要了，我一定要向总统提议将我召回。”

蒋介石不作声，心里却说：别吓唬人，你愿意走吗？

然而这次蒋介石却算计错了，马歇尔的确起了回国的念头。在结束了与蒋介石的那番不愉快的谈话之后，马歇尔就致电杜鲁门总统，建议终止他的使命，并立即将他召回。

蒋介石得知马歇尔真的致电总统要求回国，便慌了手脚，此时战斗正激烈，如果没有美国人的支持，胜负是难以预料的。他赶紧派人通知马歇尔，愿意停止进攻张家口五天，并请马歇尔、司徒雷登立即来见他。

美国的特使和大使都来了。

“将军，你不能走，”蒋介石一见到马歇尔就说，“国共之间的冲突非你调停不可。”

“张家口停战五天似乎少了，至少得十天，才有可能讨论有关事项。”马歇尔知道蒋介石心里想的往往与口里说的有很大差距，顾不得客套，一开口便把问题提了出来。

“可以。”蒋介石说，“十天内共产党必须答应政府提出的和平要求。否则，我将集中优势兵力，夺取张家口。”

中国共产党方面对十天的停战丝毫不感到宽慰，中共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国民党当局在进攻张家口和平汉北段遭严重失败后，愿意休战十天，乃是利用休战重新调动军队，作更大规模的进攻。国民党当局若非有意全面分裂，则应立即停止对张家口的任何进攻。否则，应负全面分裂的完全责任。”

十天的停战期在沉闷中过去了，国共两党根本没有可能坐下来谈判。

10月11日，国民党军进占张家口。

这一天，蒋介石在异常兴奋中度过。他悍然宣布，国民大会将在11月12日召开。他知道共产党肯定是反对的，但是，到了11月，共产党是否存在还是个问题。他毫无顾忌了。

张家口被政府军占领之后，国人沉浸在悲观之中，预感到国共和平相处是没有希望了，国家由此可能引发一场大规模的内战。

10月12日早晨，民盟领导人之一的梁漱溟坐夜班车由上海回到南京，在车站上看到早报刊登着国民党军攻占张家口的消息，心想：完了，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

几个记者围上来问：“梁先生对国军占领张家口有何感想？”

梁漱溟耸了耸肩，哀叹一声：“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决心做最后一次努力。他们请来了第三方面的人士张君劢、罗隆基、梁漱溟、李璜等人，也将中共人士周恩来、李维汉等从上海请到了南京。而政府方面则请来了孙科、雷震等人。他们希望第三方面能拿出一个让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建议。

张君劢、梁漱溟等人干劲很足，一则他们希望中国消除内战，二则认为这是他们在政治舞台上露一手的好时机。

经过几天的酝酿讨论，10月28日，他们终于拿出了一个调处国共争端的三点建议。

建议拟定之后，由莫德惠、张君劢、李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等十二人签字确立。然后，推定罗隆基送一份给马歇尔；张君劢、左舜生、缪云台送一份给孙科；梁漱溟、李璜、莫德惠送一份给中共代表团。

三路人马分头出发了。

梁漱溟等人兴冲冲地来到梅园，将文件交给了周恩来。然后梁漱溟再逐段给周恩来讲解。岂料未讲到一半，周恩来脸色骤变，以手阻梁漱溟说：“不要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还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也一同压迫我们？今天和平破裂，即先对你们破裂。十年交情从此算完。今天国民党是我的敌人，你们也是我的敌人！”

“周先生，周先生……”梁漱溟一时吓慌了，不知出了什么差错。

周恩来却还在以悲愤的口气说：“我们是打出来的，我们可以去打游击，你们怎么办？我们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不是多一块地方、少一块地方的问题。蒋介石要把我们打倒在地，你们还要踩上一脚！”

说完，周恩来起身用力摔门而出，到门口时又回头对梁漱溟等人说：“我是信任你们的，你们为什么不在事先关照？”

梁漱溟、李璜、莫德惠这才想起与中共达成的协议：今后双方如有新的打算应事先关照。

梁漱溟一时不知如何办好。

李璜出主意说：“不要紧，赶紧把文件从各方收回再说。”

梁漱溟一想，对，就这样吧。赶紧派车将黄炎培、章伯钧和罗隆基找到梅园来商量。罗隆基迭声地说：“收回，收回。”

于是，莫德惠、李璜、黄炎培、罗隆基四人分坐四辆小轿车直奔孙科公馆。

当小轿车在公馆前停下时，只见国民党军政要员正纷纷归去，显然已就第三方面的方案开过会了。

国民党宣传部长彭学沛与罗隆基是小同乡兼老同学，彼此非常熟，一见面便打招呼说：“你们的方案我们已报告了蒋主席，主席亦同意了。”

“哦，是吗？”罗隆基不露声色，问他：“孙院长还在家吗？”

“还在，一会儿他要去蒋主席那里了。”彭学沛说完，便乘车走了。

罗隆基赶快跑了进去。

孙科见了罗隆基等人，颇为高兴地说：“不错，你们的方案很不错。”

黄炎培在一旁以一种遗憾的口吻说：“好是很好，可惜我们还漏抄了一条。”

“哦？很重要吗？”孙科信以为真。

“重要，要紧极了！”黄炎培赶紧说。

孙科一边从衣袋中将文件拿出来，一边说：“是什么样的一条？”

“这个，是……”黄炎培接过文件，却回答不出来。

“你如果一时想不起来，就另抄一条送来好了！”孙科并不在意。

罗隆基很自然地从黄炎培手里接过文件，说：“这种文件怎能补抄一条呢？还是赶快回去另誊写一份送来吧！”

另外三个人连忙附和说：“对！对！对！”

取了文件，四个人匆匆而去。

孙科觉得他们有些古怪，等到有了几分疑心，他们早乘车走了。

接着，罗隆基又乘车去马歇尔处。幸好马歇尔未曾归来，罗隆基就从他的秘书那里取回了尚未启封的文件。

莫德惠、李璜、黄炎培、罗隆基四个人成功地取回了文件，来到梅园，将文件让周恩来过目。周恩来的怒火这才平息下去。

周恩来对第三方面的方案为什么如此不满呢？

原来，这个方案里规定了关内关外中共军队的驻地，而对国民党军队却没有规定驻地，这就等于说，政府军可以随意调动，想上哪里就上哪里，这对共军当然是个威胁。另外，方案还规定政府派县长和警察接收共方20个县，这对中共也不利。

经过这场风波，第三方面意识到自己不适于作调解人，便决定退出调解。

11月11日，蒋介石突然宣布：延期三天召开国民大会。

原来，这个国民大会远不如一年前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时受人注目。昨天，中共方面的权威人士在答记者问时已经表示：“片面规定在11月12日召开的国大，一定应该停开，否则，一定要造成分裂的局面，这一种政治上的分裂，一定会影响军事方面。”“国大开会的日期必须由政协协定，片面延期也等于片面规定召开日期，假使作片面的延期，中共也不同意。”

很明显，中国共产党是要抵制这次国民大会了。

于是，蒋介石希望争取第三方面参加国民大会，否则，“一党国大”于面子上也甚无光彩。

为此，国民党派出说客四处活动，对第三方面进行分化，诱压第三方面参加“国大”。

12日中午，第三方面在交通银行开会，讨论是否参加国民大会的问题。中共方面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出席了这个会。

章伯钧、沈钧儒在会上说：“国民党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也不同我们商量，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不去参加。”

青年党的左舜生讥讽说：“甚矣哉！尾巴之不能当也！”

另一青年党领袖陈启天也说：“宁为鸡首，不为牛后。”

周恩来当即站起来反驳说：“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造福人类，鸡最可耻，只知抢粮食吃。共产党就是要俯首甘为孺子牛。”

由于周恩来等中共代表作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民盟终于决定不参加国民大会。民盟主席张澜代表民盟向记者声明：

“民盟立场是要调和国共关系，争取和平、民主、达到统一。目前，即使第三方面提了国大代表名单，不但不能促进中国的和平、民主、统一；相反，更会造成纠纷，使得将来连第三方面也没有了。所以民盟绝不参加一党国大。”

蒋介石听说民盟跟着共产党一起抑制国民大会，大为恼怒：“民盟也与我作对，将来没有他们的好结果。”

民盟是第三方面的中坚力量，由于他们的缺席，国民大会实际上是一党参加的会议了。

11月15日，国民大会在冷清的气氛中开幕了。

中共方面冷眼相看，周恩来代表中共发表声明说：“和谈之门已被国民党当局一手关闭了。现在开幕的国大，不但使中共及第三方面最近在商谈中的协议成为不可能，并且最后破坏了政协会议以后的一切决议、停战协议与整军方案，隔断了政协会议以来和平商谈的道路，同时也很快地彻底揭穿了政府当局11月8日‘停战令’的欺骗性。”

11月19日，在秋风瑟瑟、落叶飘零的南京陪陵机场，周恩来一行15人登上了回延安的飞机。

马歇尔不顾身体的不适，执意来到机场为周恩来送行。

“马歇尔将军，11个月前的今天，我在重庆迎接了您的到来。11个月以后，您却在南京送走了我。”周恩来紧紧握着马歇尔的手，不胜感慨。

“我觉得这11个月来，我老了许多许多。”马歇尔神情沮丧地说。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天若有情天亦老’，国民党的失败是注定了的。”周恩来说。

“这一点我已经跟蒋委员长预言过，可他不相信。”马歇尔苦笑着。

“不管怎么说，您在完成您的使命中即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们共产党人是不会忘记您的。”周恩来似乎是在宽慰这位劳而无获的将军。

“我已经把橄榄枝拿到了国共两党中间了。可惜，没有人愿意接。”马歇尔不无遗憾地说。

周恩来不想在分手时与马歇尔争论国共两党的是非问题，他真诚地对马歇尔说：“让我们做个朋友吧，彼此都不忘记。”

“好！我们再见！”

周恩来乘坐的飞机在天空中消失了，马歇尔伫立在机场上，感到一种深深的失落和凄凉，他明白，自己也该走了，使命已经结束了。

回到寓所，马歇尔给艾森豪威尔拍了一份电报：“请告‘主人’，我即返‘松林’。”

这里的“主人”即总统，“松林”则是国务卿的职位。

他终于带着忧愤和哀伤作了回国的打算。

1947年1月6日，马歇尔接到杜鲁门总统的命令，召他回国接替贝尔纳斯的国务卿职务。

当天下午，他将消息告诉了蒋介石。

蒋介石深表惋惜地问道：“将军愿不愿意留下来当我的私人最高顾问？”

“这，恐怕不行。”马歇尔婉言谢绝说，“杜鲁门总统已经给我任命了新的职务。”

“哦，是这样。”蒋介石有几分遗憾，“以后有空，欢迎将军常来中国。”

“我会的。”马歇尔答应着，他这时觉得蒋介石还是很重感情的一个人。

1月8日晚，南京陪陵机场灯火辉煌。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国民党政府的军政要员、中共方面的代表、司徒雷登大使及其他方面的人士都赶到机场为马歇尔送行。

彼此似乎都没有什么更多的要说，机场上的气氛沉闷得很。

7点整，马歇尔的专机起飞了。马歇尔向送行的人们不停地挥手，然后进入机舱。贴着窗口，他最后看了一眼底下灯火点点的南京城。“不堪回首！不堪回首！”马歇尔痛苦地闭上眼睛。

1月21日，马歇尔在华盛顿宣誓就任国务卿。

1月29日，美国国务院向新闻界发表一项公告，宣布美国决定结束与三人小组和军调部的联系，美方人员将尽早撤出。

2月27日，国民党政府通知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代表团的全体代表以及工作人员，限令在3月5日前撤回延安。

3月7日，董必武在离开南京时，发表了颇带感情色彩的谈话：

“必武等今天离此，感慨莫名。10年来从未断绝之国共关系，从此断矣。观此一举动，系企图配合政府之改组，借以鼓励士气，镇定人心。战事显将继续，人民之灾祸必将更大更深。目前虽战祸蔓延，中共党员，仍将一本初衷，竭力为和平民主奋斗到底。当兹握别之际，必武等愿以此与全国一切爱好和平民主人士共勉。”

这是中共代表在国统区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谈话。

随后，国民党政府宣布，“以后如发现中共党员，即作为匪徒间谍治罪。”

和平的橄榄枝被粗暴地折断了，蒋介石选择了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