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长夫妇祝捷

沈阳城里。杜聿明长官官邸一片灯火辉煌，进进出出的人员个个脸上喜气洋洋。长春已被攻克，蒋委员长和夫人今晚要来出席庆功宴会，岂有不欢庆之理。

晚7点，蒋介石挽着夫人宋美龄，在杜聿明的陪同下走进了宴会厅，后面跟随着一大帮军政高级官员。宴会厅里顿时奏起了《凯旋进行曲》，热烈的掌声也随之响了起来。

“好，好。”蒋介石频频地招手，点头，脸上露着开心的笑容。宋美龄则微笑着依偎在丈夫的身边。

待蒋介石、宋美龄、陈诚等人在主席台坐定后，杜聿明首先说话了：“各位来宾：今天值攻克长春的欢庆日子，我们热烈欢迎蒋主席偕夫人来沈阳指导工作。现在，请蒋主席讲话。”

蒋介石说：“我很高兴这次来沈阳。你们连续打了几个大胜仗，打出了军威，很好。我这次来，一是祝贺胜利，二是提醒你们要警惕，共军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你们还要有继续打大仗的准备。就我们政府来说，是要和平的，不愿意打仗，但共军就是好战，占着沈阳、长春不走，硬逼着我们来打。现在，共军的气焰被打下去了。我们再次提出了和平的要求。”

底下是一片轻松欢快的笑声，看来参加今晚宴会的人都认为今后的战斗赢家准是国军了。

6月3日，蒋介石从沈阳返回南京，这时他的部队已经侵至松花江边了。

马歇尔得知蒋介石从沈阳回到南京，立即前来拜见蒋介石。

“蒋委员长，听说满洲的形势依然紧张，国军在占领长春之后，部队又追击到了松花江边。”马歇尔忧虑重重地说，“我认为应该立即派遣军调部前进指挥所到长春去，制止目前国共之间的冲突。”

“我是很有诚意的，”蒋介石说，“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命令我的军队休战一个星期。”

“七天时间恐怕太少了，”马歇尔摇摇头，“至少得十天。”

“行，十天。”蒋介石答应得很爽快，“我想在停战期间，应该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讨论：制定在满洲停止敌对行动的详细办法；制定在一定期限内完全恢复华北交通的明确办法；确定立即实行军队整编方案的基础。”

6月4日，马歇尔向周恩来递交了备忘录，告诉了他蒋介石提出的三点建议。

“蒋委员长的建议我们是同意的。”周恩来当即说，“不过10天的停火期限未免太短了，希望能够延长。”

马歇尔觉得很为难，不过还是答应再去与蒋介石商谈。

当马歇尔把周恩来要求延长停战期的要求告诉蒋介石时，令马歇尔感到意外的是，蒋介石欣然答应了。

6月6日，蒋介石和周恩来分别发表了东北停战声明。同日，军调部前进指挥部在长春正式设立。

在沈阳的杜聿明见了停战声明，连夜拍电报给蒋介石，表示不理解，说：“正值我军节节胜利之际，理应一鼓作气拿下整个满洲，现在停战，将挫我军之锐气，而让共军得到休整喘息的机会。”

陈诚拿了电报来见蒋介石，也表示不理解为什么现在停火。

“辞修，”蒋介石说，“我也有难处呀！光亭的部队已深入到了松花江，这看起来令人乐观，然而我们的兵力分散，极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我们的一八四师就是这样在鞍山、海城被共军吃掉的。而共军在四平街失利以后，往北收缩，兵力集中，再要歼灭他们，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

“那我们可以加紧往东北运兵。”陈诚是个好战分子，巴不得以一朝一夕之功干净地歼灭东北所有共军。

“不行。再往北部深入，可能引起苏联人的强硬反应。他们会认为我们损害了他们在北满的利益。再者，国内的一些好事者也在把东北军事冲突的责任嫁祸到政府身上。我们主动提出休战，就可以把这帮人的嘴堵住，在政治上取得主动地位。”

马歇尔这时是夹在国、共、美三方中最难堪的人物。他时时记起来到中国时魏德迈对他说过的那句话：“这是不行的，将军。”也记起自己当时说的话：“我一定要做到！”可是，现在他困惑了，他根本就没有自己的调停步骤，而是被动地在国共之间做一个调解员。就在毛泽东发表声明谴责美国的军事援华法案后，马歇尔又急急忙忙地跑到蒋介石那里，要求将22日截止的东北休战期延长。蒋介石说：“延期可以，我可以将休战期延长至30日，不过，胶济铁路沿线的共军必须在8月1日前撤退到铁路两侧30公里以外的地区。”

马歇尔又赶紧把蒋介石的意思转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说：“现在热河和山东大部分在中国共产党控制之下，所以要求国民党军队撤出这两个省才合情理。为了和平，中国共产党准备撤离某些地区，但中国共产党在那里要保持地方政权，不准国民党军前来占领，否则，中共在那里的改革就会被取消。我们要向人民负责。”

但是蒋介石完全沉浸在四平街的胜利和美国的军援之中，他的胃口更大了。在交给马歇尔的一份军事调整具体建议中，他提出：

“共军应在十天之内撤出苏北、胶济铁路、承德、古北口、安东省和哈尔滨，这些地方的军队在一个月之内从其他应该撤走的地方撤走，但是政府军队的开入可以延缓两三个月。”

“蒋委员长，”马歇尔看了看蒋介石提出的建议，还是忍不住说，“在共产党看来，这些条件是非常严厉的，几乎没有接受的可能。除非，”马歇尔斟酌了一下字眼，“除非蒋委员长对此根本就不抱希望。”

这时，距休战期满只剩下最后一天了。马歇尔想作最后一次努力，他找到周恩来，要求中共方面再作些让步。周恩来说：“马歇尔将军，和您一样，我们也渴望和平，但是，我们不乞求蒋委员长的‘和平’。我们不能为了‘和平’而失去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要求和平。是为了使他们活得更美好。”

“你说得对，”马歇尔动情了，“施舍的和平是不会长期的。——这么说，满洲的调停没有希望了。真遗憾！”

“我也遗憾，将军。”周恩来说。

东北休战期间，社会各界也在为迫在眉睫的内战做调停工作。杭州、苏州万名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反对政府打内战。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和上海各校学生和平促进会联合发起组织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推派马叙伦、胡子婴、盛丕华、雷洁琼等11人为代表，于6月23日赴南京请愿。这天上午，上海东站热闹非凡，各界10万群众自发到东站去给代表们送行。一位可爱的小女孩问爷爷说：“爷爷，这些人都是谁，怎么许多人都来送他们呀？”爷爷说：“他们是和平的使者，有了他们，我们国家就不打仗了。”

但是，夹杂在人群中，也有另一幕不协调的景致。一帮人举着“上海学生反内乱大同盟”和“上海工人反内乱大同盟”的牌子在高叫着：“共产党不要和平！”“反对共产党制造内乱！”“一切听蒋主席的指挥！”

众人一看那身衣着，便知道这帮人并不是学生和工人，不曾理会他们。当火车开走之后，这帮人也就偃旗息鼓，不再叫喊了。

当晚7时，请愿团到达南京下关站。一下火车，就被站台上一群自称是苏北“难民”的人围住。这些“难民”有不少是穿着丝绸衣服或西服革履。显然，这些人是从解放区逃出来的地主劣绅。

“你们请愿团应该向共产党请愿。是他们在制造内战，害得我们有家归不得。”

“共产党不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想推翻蒋主席。这不是制造内乱吗？”

马叙伦反驳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就已经表示要拥护蒋主席的领导。而蒋主席却总想消灭共军。谁在制造内乱不是很清楚吗？”

“中共已经答应了撤出苏北，可是政府却还是要战争，要用武力来消灭共产党。”雷洁琼在一旁说。

“揍他们！”几个人怪叫着。

“打这几个共党的走狗！”一帮人拥了上来。

于是，代表们被打，有的衣服被撕破了，有的眼镜被打落在地下。

前来迎接请愿团的群众也和这帮“难民”扭打起来。

到了晚上9点，车站还处在一片混乱之中。

这时的中共办事处已搬到了南京。在梅园的周恩来得知请愿团被打，立即指示秘书章文晋：“你赶紧打电话给马歇尔办公室，叫马歇尔想办法制止这场打斗。”

“赫欣上校吗？”章文晋接通了马歇尔办公室的电话，“下关车站发生的事你们知道了吗？周副主席希望你们能妥善解决此事。”

“好，好。”赫欣接着电话，他对章文晋一口流利的英语表示了好感，“我们立即通知政府当局给予制止。”

赫欣放下电话，马上拨通了交通部长俞大维的电话：“部长先生，中共代表周恩来将军的秘书已来过电话，对下关车站发生的殴打请愿团事件表示关注。希望政府能平息各方面的议论。”

俞大维在电话里打着哈哈：“这事我们已经知道了。我将尽快报告上面妥善解决。”

“部长先生什么时候能给个回话？”赫欣深知这些政府官员办事效率极低，赶忙追问道。

“不好说呀！”俞大维果然含糊起来，“尽快吧！”

“好，我半个小时内等你的电话。”赫欣说完，不等对方回话，“啪”地把电话挂了。

20分钟后，俞大维来电话告诉赫欣：“上校先生，陈参谋总长已经下了命令，派宪兵护送请愿团去旅馆，绝对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

赫欣放下电话，松了一口气。

半小时之后，赫欣桌上的电话铃又响了。

“喂，你是哪一位？”电话里是流利的英语问话。

“我是赫欣。你是章文晋先生吗？”

“是的。下关车站请愿团还在被继续围打，你怎么漠然处之？请解释。”章文晋显得有几分火气。

“哦？”赫欣愕然，“半小时前俞部长告诉我说，陈将军已下令用宪兵护送请愿团回旅馆。我想，请愿团早已离开了车站。”

“没有！”章文晋有几分愤怒了，“政府开的是空头支票，丝毫不顶用，骗人！”

“太不可思议了，”赫欣嗫嚅着，“政府说话怎么能如此不负责任呢？”他拿起电话，想再找俞大维，但立即他意识到，这并不是哪一个人工作马虎，而是政府故意拖延。他放弃了质问俞大维的念头，因为那将是徒劳的。

“下关事件”使请愿团被围打达五小时之久，请愿团的四名代表受了伤，马叙伦伤势最重，被送入医院治疗。连同在场记者及欢迎人员，受伤人数达十二人之多。

全国舆论哗然。中国共产党和民盟向政府当局提出强烈的抗议。

在舆论的压迫下，6月26日蒋介石被迫接见了上海和平请愿团。

胡子婴对蒋介石说：“蒋主席，我们是来反映上海人民反对内战的心愿的。并不曾受共产党的操纵。到了南京，遭人围打，而警察熟视无睹，实在是令人不解。”

蒋介石说：“这些难民是因为共产党的迫害而有家难回。警察劝了多次叫他们别闹，可是收效甚微。让你们受苦了。”

“我们受点苦倒无所谓，”雷洁琼在一旁插话说：“只是希望内战别打了，不要让全国的人民吃苦就行。”

“这个请放心。就是这次谈判不成，我也不打，请回去告诉上海人民好了！”蒋介石显得很诚恳地说。

6月30日，东北停战期满，为了继续调停，马歇尔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又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专门讨论地方政府问题。特别小组共五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三人，他们是邵力子、王世杰、陈诚，中共方面的代表是周恩来、董必武。

7月3日，特别小组举行首次会议。

邵力子一开口便说：“共产党应从热河省承德以南、东北的安东省、胶济铁路、苏北四个地区撤出军队，并交出地方政权。”

周恩来反问说：“共产党为什么要从这些地方撤出？共产党是从日伪手里夺得这些地方的，难道他们没有权力管理这些地方吗？请问，当时的政府军到哪里去了呢？”

“政府军当时在中原和西南抗战，没来得及派往这些地方。”陈诚说。

“笑话，”周恩来说，“政府军躲在西南一隅，消极抗战，他们没有资格接收主权。”

“没有资格的是共军，”陈诚说，“共军游而不击，也算得上抗战？也配接收主权？”

周恩来剑眉一耸，说：“陈参谋总长，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长期在艰苦的条件下与日本人作战，他们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支持。而政府军却在“九·一八”之后就撤出了东北，实行“不抵抗”政策。请问，谁在抗战？谁不配接收主权？”

首次会议不欢而散。

7月12日又举行了五人会议，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这一天，陈诚来向蒋介石报告了五人会议的情况。蒋介石听罢，冷笑说：“好哇，共产党的骨头就是硬，不肯签字，那就不客气了。辞修，你下命令，凡是共军不肯退出的地方，立即派军队进行攻击，抢占过来。”

“是！”陈诚满心欢喜地说。

“军事上有什么进展和难处，及时报告我。”蒋介石补充说，“我打算到庐山去休息一段时间，省得在这里有许多烦恼的事。”

“好的。”陈诚明白蒋介石是怕马歇尔、记者、还有学生等的打扰，“有事我随时请示您。”

陈诚得了蒋介石的指示，赶紧布置了一番进攻解放区的部署。他不无得意地对军官们说：“诸位，这次蒋主席是下了决心的。两个月内消灭苏北共军，五个月内在军事上解决整个中共。”

在对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全面进攻的同时，国民政府对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第三方面人士也进行恐吓和谋害。

第一个被“开刀”的是李公朴先生。

李公朴是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兼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大革命时期，他参加过北伐。尔后赴美留学。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李公朴被选为执行委员。救国会要求蒋介石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与红军议和及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为此，李公朴与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人于11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这就是史称的“七君子事件”。1937年7月31日，李公朴出狱，他发誓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只要我活着，就要为民族的解放、国家的昌盛而奋斗。”1946年2月10日，他在校场口事件中受伤住院，前来看望他的周恩来说：“李先生，你多次出生入死，为正义为自由而斗争，可敬可佩呀！”李公朴泰然笑说：“中国目前是太黑暗了，为了光明，总要有人作出牺牲的。我愿为之付出生命。”1946年6月下旬，昆明各界人士组织争取和平联合会，发起争取和平签名运动。昆明的国民党当局散布谣言说：“李公朴要组织人搞暴动了。”于是，魔爪便向他伸来。7月初，李公朴家门口经常有陌生人晃动，有人便提醒李公朴说：“李先生，当心，有人盯上你了。”李公朴毫无畏惧地说：“让他们盯吧，我不能为了活命而失去真理和正义。”7月11日晚，当李公朴在一个反内战的群众大会上演讲回来时，在街头遭不明身份的人的枪击。经抢救无效，于次日凌晨去世。

四天以后，又一位民主斗士在昆明遭枪击，而且是机枪扫射而死，他就是闻一多先生。

闻一多是当时有名的诗人、学者。他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清末秀才。1922年他在清华大学毕业后随即赴美芝加哥大学深造。回国后，一度应邓演达之邀，在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其余时间，一直在大学任教。抗战后期，目睹国民党官僚的贪污腐败，人民水深火热，闻一多拍案而起，走出书斋，投身于民主运动。1944年他参加民盟。

抗战胜利后，闻一多先生于1945年9月成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的“一二·一”惨案发生后，闻一多抨击这是“中华民国最黑暗的日子。”他说：“今天，我们第一要停止内战，第二要停止内战，第三还是要停止内战！”

然而，闻一多的主张是为政府中的好战分子所不能容忍的，他也被盯上了。

在李公朴遭杀害之后，朋友告诉他说：“当局的黑名单上有你的名字，李先生的追悼会你就别参加了！”

闻一多说：“我怎么能为了活命，而不去参加为真理、为正义而死的斗士的追悼会呢！”

7月15日上午，闻一多在李公朴的追悼会上拍案而起，厉声说：“反动派！你看见一个人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万人继起！正义是杀不光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然而就在这天下午，闻一多回家，在离宿舍大门十来步的地方突然遭机枪伏击，当场中弹身亡。陪伴他的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也身中数弹。

不出五天，连着两位著名学者被杀，中国共产党、民盟及其他民主党派都对李、闻家属致电悼念，并强烈谴责蒋介石的卑劣行为。马歇尔也说：“政府的这一行动实在是不明智的，得不偿失。”

蒋介石对来访的记者说：“我用人格担保，这不是政府干的，待查清之后，定公之于众，并严惩凶手！”

当晚，蒋介石叫来了郑介民：“李、闻两位是你们军统的人杀的吗？”

“校长，我们并不知道此事！”郑介民忐忑不安。

“你说的是实话？”

“是的，军统的确没有参与这件事。”

“那好，查一查，到底是谁干的。要知道，现在不是时候。”蒋介石挥挥手，郑介民立即退出去。

两天后，郑介民来报告说：“李、闻被杀一案是云南警备司令部总司令霍揆彰布置司令部特务营与稽查处的人干的。”

“哦，是他们干的蠢事。”蒋介石慢慢地说，似乎在掂量着这事的后果。

“校长，怎么办？”

“霍司令撤职，具体执行者枪决。”蒋介石说。

“处分是否太重了？”郑介民问道，他担心今后军统杀错了人也照此办理。

“没有办法。李、闻都是留美的学者，处理轻了，在美国人那里也说不过去。委屈一下吧，为了党国的利益嘛！”蒋介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