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两面三刀

重庆的最高级谈判，并没有驱散笼罩在神州大地上空的内战阴云。

蒋介石一面与毛泽东握手言欢，一面向他的部下发出抢占战略要地、攻战解放区的密令。

于是，两幅色彩完全不同、极不和谐的画面，同时出现在世人的眼前。

台上，锣鼓喧天，和谈之剧，正演得有声有色；台下，枪炮齐鸣，两军对垒，正打得难解难分。

和与战，谈与打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并存，希望和失望轮番地冲击着亿万中国人民的心灵。

1945年9月20日。

正当国共两党在重庆的谈判陷入僵局之时。国民党各战区的司令长官收到了蒋介石发自重庆的一份绝密电报。电报说：

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日军完全收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如彼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这真是一份难得的重要文件，它把蒋介石的真实意图不加掩饰地和盘托出。与他在公开场合的所有言论相比，其价值无疑要大得多。

读过这份密电，用不着作任何解说，人们都能看出，蒋介石玩的正是“台上握手，台下踢脚”的把戏，亦即共产党人所说的“反革命的两手”。

对蒋介石来说，在重庆与毛泽东握手言和，只是表面文章，只是一种手法。

另一种手法，也是主要的手法，则是抓紧时机调兵遣将，抢占战略要地，取得军事上的有利地位，或迫使中共在谈判桌上屈服，或以武力打垮中共。

两种手法，形式上虽有“台上”、“台下”，“左手”“右手”之分，实际上却相辅相成，为的是达到同一个目的，即最终消灭中共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

不过，如同在谈判中弄巧成拙一样，蒋介石要取得军事上的有利地位，并不容易。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蒋介石采取了消极抗战、保存实力的政策，他的大部分嫡系部队驻守在华北、华中抗日前线的大西南和大西北。

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使蒋介石措手不及。要抢占华北、华中的战略要地和交通干线，客观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面对困境，蒋介石虽然颇伤脑筋，却并不气馁。日本投降的消息一传出，蒋介石便迫不及待地以“受降”为名，日夜忙碌，调兵遣将，马不停蹄地向华北、华中推进。

鞭长莫及，困难重重。蒋介石不得不求助于美国人。美国政府为了支持蒋介石控制全中国，不惜耗费重金，动用在华的全部现代化运输工具，为蒋介石运兵。

蒋介石一声令下，国民党的军事机器迅即开动起来。从8月中旬开始，百万大军便经海、陆、空三条渠道，浩浩荡荡地涌向华北、华中各地。

打开国民党统帅部使用的军用地图，便能清楚地看到，一支支蓝色的箭头正由西北、西南的各个地方指向华北、华中的各个战略要点、各条铁路线。

在司令长官阎锡山的直接指挥下，国民党第二战区出动了7个军，以主力进占了同蒲铁路沿线，一部进入中共领导的以长治为中心的晋东南解放区，即上党地区。

在十二战区，担任司令长官的傅作义出动了6个军，在夺取了归绥、集宁等城市后，又沿平绥铁路东进，矛头直指晋察冀解放区的首府张家口。

第一战区的司令长官是蒋介石的心腹大将胡宗南。在八年抗战中，这个“西北王”奉命以数十万大军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对日军则甘愿沉默。

如今，他却一反常态，表现得特别积极，一下子出动了8个军，以主力东出潼关，沿陇海铁路东进；一部北渡黄河，沿同蒲路进至临汾以北，准备通过石太线，东出娘子关，进占石家庄等地。

第十一战区的司令长官孙仲连虽非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也在蒋介石的驱使下，指挥3个军，沿平汉铁路北上，计划与胡宗南部会合后，占领平津等地。

第十一战区的副司令长官李延年，率领3个军进占了商丘、徐州、济南一线。

担任第十战区的司令长官即原桂系大将李品仙，出动了2个军。他的任务是进占蒲口、蚌埠，并准备与徐州的国民党军接通联系。

此外，第五、第七、第九战区的刘峙、余汉谋、薛岳等诸位大将，也奉命分别进攻位于中原和湘粤边境的新四军第五师及八路军南下支队。

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嫡系精锐部队5个军，则乘坐驻华美军的飞机、军舰，直接从大西南开往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以接应由陆上沿铁路线开进的国民党军各部。

蒋介石如此兴师动众，公开的理由是为了接受日军投降，收复被日军侵占多年的失地。

然而，凡是了解当时情况的人都知道，华北、华中的日伪军及日伪占领的城市和交通线早就处在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区的包围、控制之中。

如果蒋介石下一道命令，让日伪军就地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那么，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军民即可迅速圆满地完成大部分地区的“受降”任务。

可惜，蒋介石却没有这样大的肚量，他也绝不会让任何成熟的桃子落入中共和人民军队的手中。

他也确实给八路军下过命令，但内容却是要八路军“应原地驻防待命”，也就是不允许八路军“受降”。

蒋介石不单是要捆住八路军、新四军的手脚，阻止解放区的扩大，他还有更长远的打算。他要乘国民党“积极推进之际”，侵占更多的解放区，把中共军队逼到穷乡僻壤，或使之坐以待毙，或一举“剿灭”之。蒋介石精心策划，周密部署，用心良苦，自以为稳操胜券。然而，中共及其领导的革命武装并非他的囊中之物，取之易如反掌。他也过于健忘，忘记了历史的教训，一厢情愿地把毛泽东看成是容易上当受骗的对手。

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著名的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说中毫不含糊地告诉中共全党和全国人民：

“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蒋介石一定要打内战，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以自卫战争粉碎他的进攻。对于蒋介石的政治欺骗，必须予以彻底揭露，决不上当受骗。”

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毛泽东和蒋介石，真可谓“针尖对麦芒”，水火不相容。既然如此，蒋介石的精彩把戏就很难顺利地表演下去。

果然，不但在重庆的谈判陷于僵局，蒋介石未能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而且他的军队在华北和华中的推进也遭到了顽强的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