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戏剧家到小说家

在三十年代之前，大仲马被公认为是天才的戏剧家。许多人把他同雨果相提并论。一些青年人甚至为他和雨果而分成对立的两派。实事求是地讲， 大仲马的戏剧成就无法同雨果相比。但是大仲马有非常强的戏剧感。他特别善于安排紧张的情节。他在这方面的才能在他的小说中再次表现出来。

大仲马放弃戏剧创作转而写历史小说，这同当时的潮流有密切关系。英国的历史小说之父瓦尔特·斯哥德（1771—1832）的作品在法国有广泛的影响。斯哥德是善于再现历史伟大场面的第一个人。巴尔扎克、雨果、维尼和大仲马都是斯哥德的崇拜者。在这一批作家的带动下形成了一股历史小说的热潮。阿尔弗雷·德·维尼（1797—1863）写了《散·马尔斯》，维克多·雨果（1802—1885）写了《巴黎圣母院》，巴尔扎克（1799—1850）写了《舒安党人》，梅里美（1803—1870）写了《查理九世时代的轶事》。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之下，大仲马也走上了写历史小说的道路。

大仲马并不是历史家，也不是研究工作者。但是为了写历史小说，他还是很重视调查研究的。每写一部历史小说，他总要到发生这些历史事件的地方去考察，向老人、农民询问当地的传说和风俗，同时也查阅资料，注意人物细节的搜集。尽管如此，大仲马不曾也不打算以科学严谨的态度来对待史实。他喜欢历史，但并不尊重历史。他说：“历史是什么？是我挂小说的钉子。”这是他写历史小说的指导思想。因此他的历史小说并不具有太多的历史价值，可以说是通俗的历史演义。

大仲马是一位少有的多产作家。一八四五至一八五五年是他小说创作的高峰时期。这段时间，每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有八到十卷之多。大仲马的小说总数大约有五百至六百卷。有人说他创造了一个“历史帝国”。

大仲马的小说具有商业化的烙印。因此质量不一，有时粗制滥造。作品中重复和矛盾处甚多。但是这些缺点都不能掩盖大仲马在历史小说创作中的贡献。一直到现在。全世界的广大青年都饶有兴趣地阅读他的主要作品。

大仲马的作品可分为这样几部分。

第一是叙述达达尼昂一生英雄冒险事迹的三部曲，即《三个火枪手》

（1844），《二十年后》（1845），《布拉日隆子爵》（1848—1850）。《三个火枪手》写的是十七世纪初法国红衣主教黎舍留上台执政与以王后为代表的大贵族敌对势力进行斗争的故事。《二十年后》则以马扎兰执政时代的投石党事件为背景，描写四英雄分属两派，结果在战场上相遇，最后共同对付米莱狄的儿子，胜利地从英国返回法国。《布拉日隆子爵》是根据拉法耶特夫人的《回忆录》改写的。小说描写了路易十四统治前期富凯的失宠、马扎兰之死、阿托斯和达达尼昂使查理二世登上英国王位，阿拉密斯企图用孪生兄弟来代替路易十四等故事。

第二部分是描写纳瓦尔的亨利的三部曲。即《玛戈王后》（1845），描写查理九世和亨利三世的母亲卡德琳·梅迪西同纳瓦尔的亨利的斗争。《蒙梭罗夫人》和《四十五卫士》描写亨利三世时代和蒙梭罗夫人因情人被杀而向安茹公爵复仇的故事。

第三部分是反映法国君主政体灭亡过程的一系列小说。这一组包括《约瑟·巴尔萨莫》（1846—1848）、《王后的项链》（1849—1850）、《红房子的骑士》（1846）、《昂日·皮都》（1853）和《萨尔尼伯爵夫人》（1853）。

《基督山伯爵》是唯一的以当代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描写水手邓蒂斯无享受害，以后进行复仇的故事。

以上是大仲马小说的基本轮廓。“亚力山大·仲马商业公司”。

在世界文学史上，像大仲马这样的多产作家实属罕见。他精力充沛，才思敏捷，迅笔疾书，一气呵成，然后即由秘书去付印。巴尔扎克也以写作速度快而出名，但是巴尔扎克总是在印刷大样上大涂大改，有时改得面目全非。毫无疑问，大仲马在这方面是个奇才。但是另一方面，大仲马从写剧本时开始就与人合作，利用了别人的一部分劳动，到写小说的时候，合作范围和规模越来越大，形成别人给他提供素材或初稿，然后由大仲马加工定型的局面。我们知道与大仲马合作过的有菲里西安·玛尔菲尔（他也经常同乔治·桑合作），保尔·梅里斯，奥居斯特·瓦盖里（他也经常同雨果合作），热拉尔·德·涅尔瓦尔，亨利·埃斯基罗斯，奥居斯特·马盍。

不必讳言，这种合作是商业性质的。尽管大仲马对朋友还算慷慨，但他为赚钱而写作的思想十分明确。大仲马在达达尼昂三部曲中塑造了一个沉默寡言到了极点的人物格里摩。他回答任何问题都用单音词。这是因为当时的报纸是按行付稿酬的。后来《新闻报》和《世纪报》宣布，今后只有够到半栏长度的一行才能算满行付给稿酬。这样大仲马的一字一行就失掉了意义。一天《费加罗》报的经理在大仲马家里看到他一边读手稿，一边整页的删改， 他问大仲马：

“您这是干什么？” “枪毙他⋯⋯” “枪毙谁？”

“枪毙格里摩⋯⋯我写这个人物本打算多搞出一些短行对话，现在他对我没用了。”

既然为赚钱而写作，就难免同合作者发生一些利益分配上的纠纷，有时闹到诉诸法律。

一八四五年，一个名叫欧仁·德·米列库尔（真名为让·巴基斯特·扎科）的法学院学生表示想同大仲马合作。他保证提供可以写一部“杰出作品” 的情节。大仲马未表同意，他就去找“文学家协会”，表示对当时文学界形势的抗议。之后又给《新闻报》的出版商写信，要求报纸对“恬不知耻的小贩亚历山大·仲马”关上大门。但是报商对他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大仲马的作品为他扩大了订户，所以他乐于刊登大仲马的作品。米列库尔一气之下写了一本题为《亚历山大·仲马的商业公司》的小册子攻击大仲马。他把大仲马的作品逐部地加以剖析，公布了那些被他称为“真正作者”的名字。他写道：“只要翻开仲马先生的作品，您就会发现一个野蛮人。早饭时他从煤火的余烬中扒出一只滚烫的土豆连皮吞下⋯⋯他追逐荣誉⋯⋯他从卖身投靠的作家队伍中招募变节者。这些人卑躬屈膝，就像在混血儿监工的呼啸的皮鞭下劳动的黑人一样为他工作。”他还攻击大仲马的私生活。米列库尔做得太过分了。甚至大仲马的敌人都为之反感。巴尔扎克在写作连载小说方面经常被大仲马排挤到第二位。假如米列库尔能击中大仲马的痛处，巴尔扎克应

当是高兴的。但他也严厉地谴责了米列库尔。他说：“我读了题为《亚历山大·仲马的商业公司》的小册子。它愚蠢到使人作呕的地步。虽然很遗憾， 他写的都是事实。由于法国人宁愿相信机智的诽谤，也不愿听乏味的事实， 所以这篇攻击文章并不会给大仲马带来太大损害”。

此事闹到了法庭，米列库尔败诉了，被判了两周监禁，报纸上公布了判决书，更为有趣的是，在这之后，攻击大仲马的米列库尔也干起了同样的勾当。一八五七年一个名叫罗什福的人写了一篇攻击米列库尔的文章。题目模仿米列库尔：《〈欧仁·德·米列库尔的商业公司〉，一位前入伙者叙述的故事》。文中揭露米列库尔为了在短时间内写出一部历史小说，把任务委托给一个叫威廉·达凯特的人。后者因为忙，又把此工作转交给罗什福。他为此只得到了一百法郎的报酬。相比之下，大仲马要慷慨多了。

大仲马为了彻底击败米列库尔，他请求另一个合作者奥居斯特·马盍写信。信中表明，他对大仲马无任何要求。大仲马已公平合理地付给了他应付的报酬。但之后他们又发生了争吵。马盍说那封信是被迫写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必要为大仲马辩护。他在创作中利用了别人的一部分劳动。他自己说“我的助手像拿破仑的将军一样多”。但这并不能否定大仲马在文学创作中的巨大贡献。他有这样的杰出才能：能够赋予干巴巴的素材以艺术生命，能够增加千百处艺术细节，能够增加无数的简短、有力、生动、形象的对话。简言之，他能够把别人提供的只有几根粗线条的璞玉加工成光彩夺目的艺术品。这正是他的合作者无法做到的。

在他的合作者中合作最长、贡献最大的是奥居斯特·马盍。

马盍原为查理大帝中学的历史教师。但他对自己的职业不感兴趣，而是酷爱文学。当他二十岁的时候，他参加了反古典主义的文学小组。一八三六年他参加了《费加罗》报的工作。他想在戏剧方面一显身手，写了一个剧本给文艺复兴剧院，未被接受。他的朋友建议他把“残废”剧本拿给以修理“残废”作品出名的大仲马。大仲马接受了，修理了，把剧名改为《巴基尔达》上演了。这是马盍同大仲马的第一次合作。剧本上演使马盍欣喜若狂。第二年马盍又把一部名为《好心人比瓦》的长篇小说的草稿交给大仲马。大仲马修改加工之后以《骑士达尔蒙特》的书名发表。一开始大仲马并不反对署上马盍的名字，但报纸商却不同意。他说，以“‘亚历山大·仲马’的名义发表的小说每行值三个法郎，而用“仲马与马盍”的名义发表的小说，每行只值三个苏。⋯⋯如果是大仲马或欧仁·苏写的作品，或者他们只在一部粗劣的作品上署个名字，读者一看那块牌子就会认定是一部杰作。大报纸的经理需要的是人物的盛名，怕的是初出茅庐的小辈。如果大仲马的名字被单独署在作品上面，而马盍得到的就是八千法郎的报酬。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马盍也心满意足了。

大仲马最为成功的历史小说公认为是《三个火枪手》（1844）。对这部成功之作，马盍做出了什么贡献？关于这一问题一直有些争论。

这部小说是以库尔底兹于一七七○年发表的《国王火枪手第一连中尉达达尼昂先生回忆录》为蓝本写成的。达达尼昂的模特儿是伽斯戈尼人罗居里叶。他于一六四○年参加了火枪队。后来成为法国元帅。三个火枪手也确有其人，只不过在《回忆录》中不是三个朋友，而是三个兄弟。

这部《回忆录》给《三个火枪手》的创作提供了极好的素材。是谁首先发现这部书的呢？马盍声言是他发现的。但是马赛图书馆的卡片证明，大仲

马于一八四三年借走了这本书。但是从大仲马给马盍的信中看出，马盍肯定对这部作品也付出不少劳动。仲马在一些信中说：“尽快把手稿寄来，首先把达达尼昂（《回忆录》）的第一卷寄来⋯⋯”，“请不要忘记搜集路易十三时代的史料，那里谈到沙莱的诉讼案件和有关的资料。请把您搜集到的关于阿托斯的一切连同上述材料一并寄来⋯⋯”“真是有趣的巧合，今天早晨我给您写信，请您在这一场面中增加一个刽子手。后来我把信扔进壁炉烧了， 因为我决定自己去写。我读到你信中的第一句话证明，我们的思路不约而同⋯⋯”。

这些信件表明，在写作《三个火枪手》的过程中，他们书信来往频繁， 马盍做了许多工作。问题仍然是：马盍只能提供粗线条的初稿，只有大仲马才能赋予作品以艺术生命。这一点后来由马盍自己证明了。因为在合作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争执，马盍为了证明《三个火枪手》的真正作者是他本人，而非大仲马，他就单独发表了他自己写的描写米莱狄之死的那一章。但是马盍完全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我们知道，在《三个火枪手》中，最后一章写得十分精彩。而马盍自己发表的那一章则完全苍白无力。那些最精彩，最生动的地方都出自大仲马的手笔。这一部经大仲马加过工的小说，失去了历史价值，但却获得了艺术价值。小说一出来，立刻吸引住广大读者。当时人们对小说中安娜和奥地利同白金汉公爵的爱情的关心，超过了对七月王朝政局的关心。今天这部小说早已超出了法国国界，成为世界人民的财富。

一八王八年，大仲马再次同马盍打起了官司。后者要求大仲马承认他对

《三个火枪手》、《蒙棱罗夫人》、《基督山伯爵》以及其他小说的著作权。法院认为马盍提出的证据不足，马盍再次败诉，私下里两个合作者继续谈判。他们两人互相需要，何必一败两伤呢？最后他们又言归于好了。

《基督山伯爵》——从现实到小说。

在大仲马的后半生中，“基督山”这个名字同大仲马结下了不解之缘。它经历了从现实到小说，又从小说到现实的几个阶段。“基督山”本是一个小岛的名字。大仲马在《谈话录》中写到，游历这个小岛使他想写一部以基督山命名的小说。以后即写出了著名的《基督山伯爵》，成了大富翁。于是又修建豪华无比的“基督山别墅”，领略一番小说中描写的生活。后又因挥霍无度而破产出走，把“基督山别墅”卖掉。

事情发生在一八四二年，三十八岁的大仲马住在佛罗伦萨。威斯特伐利亚前国王日罗姆·波拿巴请大仲马陪同十八岁的王子前往厄尔巴岛，然后又去临近的皮阿诺沙岛游玩打猎。向导指着另一个小岛说：“如果大人肯光临那个小岛，一定能打到不少猎物。”那个小岛的名字叫“基督山”。这一名字吸引了大仲马。他对王子说：“为纪念我们这次旅行，我将来要写一部小说，它的名字就叫‘基督山’。”

大仲马是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他追求荣誉，崇拜拿破仑。这次他陪同拿破仑的后裔游山玩水，会有不少的感慨和联想。从内容上看，《基督山伯爵》同“基督山”并无本质的联系，倒是同拿破仑有直接的联系，因为《基督山伯爵》就是从写拿破仑百日政变开始的。在《基督山伯爵》中大仲马塑造了一个坚强的共和党人的形象诺梯埃。可以认为，大仲马要写一部小说以“基督山”为名带有偶然性，写一部小说来纪念“我们的旅行”才是大仲马本质思想的流露。就是说《基督山伯爵》是为了拿破仑或纪念共和党人而写的。这反映了大仲马进步的政治倾向。

第二年大仲马从意大利回到巴黎。他同出版商签订合同，要写八卷集的

《巴黎旅行记》。他本打算深入写巴黎各方面的历史。可是出版商却希望大仲马写出象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一样的作品，即写一部能征服巴黎的惊险小说。这正合大仲马的口味是他的拿手本领。他立即着手搜集素材。

他记起很久之前读过·本名为《札记·摘自巴黎警察局档案》的书，作者是雅克·贝舍。他原为警察局的工作人员。他把档案中的奇闻怪事搜集在一起，编了六卷《札记》。在第五卷中有一章名为《复仇的宝石》，这一章的情节也是《基督山伯爵》的基本情节，只是人物的身分不同。

一八○七年在巴黎有一个名叫弗朗索瓦·皮科的年轻鞋匠。他很穷，但生得漂亮，有了未婚妻。一天他穿一套漂亮西服去拜会他的同乡、酒店老板玛季埃·卢比安。在酒店里又遇到了卢比安的三位朋友。当大家拿皮科的漂亮西装取笑时，皮科告诉他们，他就要同一位漂亮富有的姑娘结婚了。她可以有十万金法郎的陪嫁。这一消息引起了他们的嫉妒。卢比安与他的几个朋友商定要同皮科开一个玩笑，使他的婚礼延期。这时有一政府委员到来，卢比安密告皮科是英国间谍。这位热心的委员，未经调查就下令把皮科逮捕了， 一去再不知下落。

皮科在狱中度过了七年。在狱中他精心照料了一位意大利主教。后者临死时把他的全部财产都赠给皮科。他的财产包括大批的宝石和各国的金币。他把埋藏这些宝物的地点详细地描述给皮科。

皮科出狱时已是一八一四年，他找到了主教遗赠给他的宝藏，重新安置好，化名为约瑟夫·吕舍回到巴黎他原来的住处，打听他所以被捕入狱的原委。这时他才知道他的入狱是由于一个恶毒的玩笑。他的未婚妻已在他入狱的两年后嫁给了卢比安。他又从昂图安·阿吕那里打听出另外两个参与者叫沙巴尔和索拉里。数日后皮科化装到了卢比安的饭店当了服务员。不久沙巴尔被杀了，尸体上留有一张纸条，上写“第一号”。索拉里中毒死了，灵床上留有纸条，上写“第二号”。卢比安有一女儿，年方二八，美貌无双，同城里新来的一位据说拥有百万家私的侯爵公子相爱而怀了孕。他答应结婚， 卢比安求之不得。但在新婚之夜，新郎逃走了。原来他是一个在逃的苦役犯。这还不算，卢比安家里莫名其妙地遭了一场火灾，他完全破产了。其长子因偷盗被判了二十年监禁。最后，在一个夜晚，皮科向卢比安暴露了身分之后把卢比安杀死。皮科报了仇。但当他要离开的时候，一只大手把他捉住了， 堵上嘴，把他拖入一个地下室、这个人是向皮科提供情况的阿吕。他认为皮科复仇过分了。为了赎罪，他杀死了皮科之后逃往英国。一八二八年，他于病危时请来了神父，忏悔了这一罪行的全部细节，并嘱咐在他死后把这份忏悔录转交给法国法庭。

这一轶事十分适合大仲马的口味，它本身就是一篇初具规模的小说。大仲马一生都是财富的追求者。他不是守财奴，但他相信金钱的威力。以皮科的发财、复仇的故事为蓝本，塑造一个比皮科富有百倍、威力也要比皮科大得多的英雄人物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这个人物就是基督山伯爵。可以说在基督山伯爵身上倾注了大仲马的理想。

大仲马充分利用了《札记》所提供的素材，但内容大大地扩充了，人物的身分也不同了。《札记》只是一个市民复仇的故事，小说则同百日政变挂上了钩。尽管作者不以描写现实见长，但是通过小说中几个坏蛋的发迹，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复辟王朝时代的黑暗的现实。小说的情节是在宏伟的背景

下展开的。从马赛到巴黎，到罗马，故事中穿插故事。这些都说明，大仲马不是对原故事简单地加工，而是进行了真正的创造。

在《基督山伯爵》的创作过程中，马盍也是出了力的。大仲马说：“整晚、整夜和第二天早晨我都在考虑他的意见。最后我认为他的意见完全正确， 从而使我完全摒弃了最初的构思，第二天马盍来到时，发现小说清楚地分为三部分：马赛——巴黎——罗马，当天晚上我和马盍共同拟定了前五部的提纲。我们把第一部作为开端。接着二、三、四部分描写在伊夫堡的监禁生活， 第五部分描写从伊夫堡逃跑和对摩莱尔一家的报答。其余部分虽未拟出细节，但总体说来是清楚的。马盍认为他充其量不过是给了我朋友式的帮助， 而我则认为他已经尽了合作者的责任了⋯⋯”

《基督山伯爵》在大仲马的著作中应处于何种地位？同《三个火枪手》相比哪一部作品更好一些？作者在晚年重读他的作品时曾说：“《基督山》跟《火枪手》简直无法相比。”未必所有的读者都能同意作者的看法，究竟如何，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吧。

“基督山别墅”——从小说到现实。

《基督山伯爵》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轰动了整个巴黎。大仲马成了大富翁，他欣喜若狂。他要在现实生活中领略一下他在小说中描写的生活。他决定修建一座“基督山别墅”。

一八四三年，大仲马购置了靠近布日瓦尔至热尔蒙大道的一片林木葱茏的土地。他要求建筑师在这里给他开辟一座英国式的花园，中央修建一座文艺复兴时代风格的古堡，对面是哥特式水榭。还要有流水、小桥、瀑布。建筑师告诉他，这里土质松软，修建这样的别墅须要花几十万法郎。大仲马回答说：“我就希望不少于那个数目。”

挥霍，讲排场是大仲马的性格特征之一。“基督山别墅”则是这一特征的集中表现。他在檐壁上塑造了从荷马、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到雨果以及大仲马本人的塑像。大门入口处写着他的箴言：“我爱那些爱我的人。”他把西方中世纪的风格同东方的神秘色彩糅合在一起。

一八四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大仲马为庆祝乔迁之喜在名饭店大摆筵席， 请客六百余人。大仲马满而春风，周旋于宾朋之间，他从未像现在这样幸福过。

这样大仲马开始了在“基督山别墅”中的生活。这里有一间小小的工作室。室内只有一张铁床，一张普通的桌子，两把椅子。大仲马在这里日以继夜地工作，有时通宵达旦。他自己饮食极俭，但却以丰盛无比的饭菜款待客人。不管什么人，来者不拒。他经常把左手伸给客人，右手还在继续写作。他有时还亲自下厨房为客人做菜。任何作家、艺术家，只要生活上有了困难， 都可到“基督山”来住。这里经常住着大仲马根本不认识的食客。他的女主人像走马灯一样地轮换。一八四八年最受大仲马宠爱的女主人是赛列斯特·斯克里瓦涅克。她既是大仲马的情妇，也是他的朋友和秘书。她还想在这个变幻无常的家庭中扮演母亲的角色。她给小仲马写信，自称是“忠实的小妈妈”。在这里还养着众多飞禽走兽。大仲马能够在嘈杂的声音中工作。他桌上经常放着三种颜色的纸。蓝色纸写小说，粉红色纸写论文，黄色纸写情诗。

一八四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大仲马筹建的“历史剧院”开业了。他根据自己的小说为剧院写剧本。剧院生意兴隆，收入非常可观。有的剧长得出奇。

《玛戈王后》从晚上六点一直演到早晨三点。

这时的小仲马已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大仲马很想让儿子参加他的“有限公司”。他认为只要小仲马肯扮演马盍的角色，每年收入四万至五万法郎是不成问题的。

小仲马尽管因《茶花女》而出了名，但手头很不宽裕。他虽不大乐意， 还是同意为父亲加工一些历史资料，小仲马同父亲的关系也摆脱不了金钱关系。一次大仲马给小仲马写信说道：“汇去五百法郎。请月底尽可能结束第三卷。这会给你带来两千法郎的收入。”

天有不测风云，“历史剧院”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风暴中倒台了，断绝了财路，大仲马的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想弃文从政，参加议员选举， 结果以失败告终。大仲马挥霍成性，他并不因为收入减少而有所收敛。到一八四九年，他已欠债二十三万法郎。他被债主包围着。债主中有一个就是大仲马唯一明媒正娶以后又离异的妻子伊达·费利叶。她住在意大利，自称达维·德·拉帕埃特里侯爵夫人。大仲马欠她十二万法郎的妆奁费，再加上大仲马应付给她的赡养费。大仲马的另一情妇费朗及其私生女玛丽当然也同伊达站在一起，她们母女都想同伊达一同去那不勒斯或佛罗伦萨定居。这三个女人联合起来向大仲马进攻。她们知道大仲马已经不是那么富有。唯一的指望就是那座基督山别墅了。她们告到法院，一八四八年二月十日塞纳省法院对于大仲马和伊达的财产纠纷宣布了不利于大仲马的判决。第一，大仲马必须把十二万法郎的妆奁费归还给伊达；第二，以不动产作保证每年付给伊达六千法郎的赡养费。十二天之后爆发了革命。革命加剧了家庭纠纷，也加速了大仲马的破产。伊达在法庭上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但并来得到太多的经济实惠。她在给代理人拉康的信中写道：“我们的一切努力都可能付诸流水， 因为仲马先生靠了他那狡黠的本领可以逃避法网。”伊达没有说错，大仲马料到会有这一天，他先做了安排。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他必须同他的“城堡” 告别。他把放着两枚李子的碟子送到一位朋友的面前。那位朋友吃了一枚， 大仲马说：“您刚才吃掉了十万法郎。”那位朋友莫名其妙。大仲马解释说： “一点不错，这两只李子就是“基督山城堡”给我留下的全部财产⋯⋯我为‘基督山’花了二十万法郎。”

巴尔扎克在给韩斯卡雅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在报上读到，‘基督山’ 的全部动产将在星期天拍卖的消息。房子已经卖出或将于近期内卖出。这一新闻使我大为吃惊。我决心日夜工作以避免类似的命运。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我宁愿去美国过田园生活。”很可惜，在挥霍和讲究排场方面，巴尔扎克不比大仲马好多少，连命运也有几分相似。他无疑在大仲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某些影子。

大仲马对朋友是非常义气和慷慨的，破产之后依然如此。他一直想办法支持那些同他共过事的落魄的浪漫主义派的演员。他为女演员玛丽·多尔瓦尔办后事的做法尤为感人。玛丽·多尔瓦尔是红极一时的演员，主演过《安东尼》。三十年后她老了，病倒了。她派人去找她过去的情人于尔·桑多。那人拒绝会面。她又去找大仲马，大仲马飞奔前来。这时候玛丽已奄奄一息。她的亲属都是穷人，买不起墓地，她非常害怕被葬于公墓。大仲马起誓，绝不让她蒙受这样的耻辱。

玛丽·多尔瓦尔去世后，大仲马立即去找教育部长法尔伯爵请求帮助。国库无这笔经费支出，他只以个人名义资助了一百法郎，大仲马又用他的勋章典押了二百法郎。考虑到大仲马十分珍视虚荣，对他来说典押勋章是一种

极大的牺牲。事情并未到此为止。为了能给死者立一墓碑，他专门写了一本题为《玛丽·多尔瓦尔的最后一年》的小书，每本售价五十生丁。为了能把死者典押的珠宝、首饰赎回交给死者的孩子，他进行了募捐活动，在当时赤裸裸的金钱世界里，大仲马的行为是值得尊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