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史诗的特征

上文讨论史诗的一般性质时，我已约略提到一些雏形的史诗品种。它们尽管用的是史诗语调，却还不是完整的史诗，因为它们并没有把一种民族情况和一种整体世界中发生的具体事迹表现出来，而只有这种情况和事迹才是完整史诗的适合的内容，完整史诗的基本特点和条件上文已经指出了。

在这番回顾之后，我们现在就要研究可以从史诗艺术作品的本质中抽绎出来的一些特殊的要求。这里马上碰到的困难在于就特殊的方面进行一般性的讨论，就没有多少话可说，我们就不得不研究历史发展以及各民族的个别史诗作品，而各民族和各时代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就很难得到适用于一般的结论。不过这种困难倒有一种解决办法，这就是从许多民族的史诗经典中挑出一种来，把它作为正式史诗的标本或例证。荷马史诗就可以作这种标本。所以我想主要地根据荷马史诗来找出一些我认为符合史诗体质的基本定性。这种基本定性可以总结如下：

第一，我们要研究一般世界情况具有什么样性质，才可以使史诗的事迹得到洽当的表现；

其次，我们要研究这种个别的史诗事迹本身的性质；

② 罗马史诗宁维吉尔也写过一些田园诗和牧歌体诗，大半是古希腊田园诗和牧歌的摹仿，以宫庭诗人而写农村生活，当然没有现实生活的基础。

① 这两人都是公元前六世纪希腊爱利亚派哲学家，这个学派代表怀疑主义，较知名的成员是芝诺。克赛诺芬写过一篇诗，叫做《事物的本性》。巴门尼德的主要著作是《论自然》，是用诗的形式写的，仅流传下一些断简残篇。

① 以上 a，b 两段约略列举箴铭，格言，教训诗之类雏形史诗。黑格尔在这里提出了神是原始自然力量的人格化的观点。贫尔已哈在《基督教的本质》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里都发挥了这个观点。

第三，我们要看看用什么形式才可以使上述两方面在一部艺术作品里达到统一，形成史诗的完整体。

（一）史诗的一般世界情况

我们开始时就已经说过，在真正的史诗事迹里要完成的因而要描述的并不是一件孤立的偶然的事，而是一件从时代与民族情况的整体中派生出来的动作（情节），所以只有把这个动作放在一个较广大的世界里才能把它认识清楚，在描述中也要求反映出这种结合在一起的实际情况。——我现在只能约略提一提这种一般世界情况基础所应有的正确的诗的形状，因为在第一卷讨论理想的动作情节所要求的一般世界情况时，已指出这方面的要点了①。现在我只谈对史诗特别重要的几点。

史诗用为背景的最适宜的世界生活情况可以略述如下：这种生活情况对于个别人物已成了现成的具体现实，但是和原始生活气息还有紧密的联系，如果让高高在上的英雄们去开创一种世界情况，决定什么才存在或什么才应该存在，这种决定就带有主观性，不能显现为客观现实，这就不符合史诗的性格。

1a）在史诗的世界情况里，伦理生活的关系，家庭的结合乃至全体人民在战争时期和在和平时期作为一个民族的团结，都应该已经建立起来而且经过了发展；但是同时也还没有固定的道德规章和法律条文之类普遍生效的东西，不顾个人主观方面生动具体的特殊情况，即使违反个人意愿，对个人还是有严格的约束力。与此相反，在史诗的世界情况里，应该成为唯一根源和支柱的是是非感，正义感，道德风俗，心情和性格，而这些因素还没有由知解力固定下来成为散文现实的形式，和人心或个人思想情感相对立。一个社会如果已发展成为组织得很周密的具有宪法的国家政权，有制定的法律，有统治一切的司法机构，有管理得很好的行政部门，有部长，参议员和警察之类人物，它就不能作为真正史诗动作（情节）的基础。客观的道德习俗情况固然是意志和实现意志的结果，但是起意志和实现意志都只能靠行动的人物和他们的性格，并不是由于道德习俗本已普遍生效而且本身有存在理由，它就能获得客观存在（实现）。我们征史诗里固然看到客观的生活和行动具有根本的共同一致性，但是也看到这种生活和行动中毕竟还有自由，这种自由就显出个人的主观意志①。

lb）这番话也适用于人对周围自然的关系，人从自然中所取得的满足需要的手段以及这种满足的性质。关于这一点，我第一卷谈理想从外在世界得到定性时也已讨论得很详细。凡是人在物质生活方面所需要的东西，例如居房和园地，帐篷，床，刀矛，航海的船，载人去打仗的车，烹调，屠宰，饮食等等，没有哪一件对人只是一种死板的手段，而是每一件都必使人感到其中有他的全部聪明才智，有他自己。所以本来是外在的东西因为和人有紧密的联系而就打下了人的个性的烙印。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近代的机器工厂

① 这一节说明正式史诗是在诗的历史发展最初的阶段，通过神和人的事迹，来表现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民族精神（特别是宗教意识）和客观现实生活的艺术形式。各民族的史诗就是备民族的圣经，但是有史诗的民族不一定就有宗教经典，例如希腊人；有宗教经典的也不一定有史诗，例如犹太人。

① 《奥森的诗》，已见第一卷 325 页注。

及其产品以及一般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方式，正如近代国家机构一样，也完全不宜于做原始史诗所要求的那种生活背景。正如知解力及其抽象普遍概念以及完全不依存于个人心愿的统治权在真正史诗的世界观里还不能起作用一样，人在史诗世界里也还没有脱离和自然的生动的联系，还与自然在一起过着时而友好时而斗争的强烈而新鲜的共同生活。①

lc）这就是我在第一卷（229—246 页）所说的与牧歌时代不同的英雄时代（史诗时代）的世界情况。我们看到荷马用最优美的诗歌和丰富多采的人物性格把这种英雄时代的世界情况描绘出来了。在他的史诗里，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既没有野蛮时代的那种实在情况，也没有家庭关系和国家秩序都已固定下来时那种单凭知解力的散文气息的生活，而是处在我所指出的原始诗的那种中间状态。这里有一个基本要点：人物形像都现出自由的个性。例如在《伊利亚特》里，阿迎门农固然是王中之王，其余的将领都在他的王杖指挥之下，但是他的统辖权并不是主奴之间命令与服从的死板关系。他要考虑到许多方面，谨慎从事，因为他下面的那许多君主并不是一些召之即来的将官，而是和他享有同样的独立自主权。他们都凭自愿团聚在他的麾下，或是由于各种机缘前来参加这次远征。他遇事要和他们商量，如果他们不听活，就会象阿喀琉斯那样离开战场，拒绝参战。正是这种自由参加，凭自己的意志作抉择，保证了个性的独立不遭到损害，也使整个局面具有诗的模样。同样的情况征《奥森的诗》也可以见到，熙德①这位代表浪漫的骑士风的民族史诗的英雄和随从他的那些将领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就连在阿里奥斯陀和塔棱的史诗作品里，②这种自由的关系也还没有遭到损害，特别是在阿里奥斯陀的作品里，那些分散的英雄们彼此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各自独立地进行冒险事业。其中人民对领袖的关系也正和希腊将领们对阿迎门农的关系一样，并没有人民要被迫服从的法律；他们服从是根据荣誉感，崇敬心，在能用暴力的强汉面前的羞耻以及英雄性格令人折服的力量等等。家庭内部的秩序也不是靠固定的主仆关系而是靠情感和道德习俗来维持的。一切都仿佛本来就是如此。例如荷马叙述希腊人和特洛伊人莅一次战役中，希腊人固然也损失了一些英勇的战士，但是伤亡没有特洛伊方面那么多，因为（荷马说）希腊人总是想到在危急中互相救援，他们有互助的风格。如果我们今天要确定一个纪律严明的军队和一个没有文化的军队之间的差别，我们也会认为有教养的军队的本质特征在于这种团结一致，这种自己和旁人处在统一体中才好发挥效能的意识。野蛮的军队只是些乌合之众，其中没有人能依靠旁人。但是在

① 第 2 段三节说明史诗的产生时代，民族精神已觉醒，但是关于宗教道德法律等观念，还没有固定成为对个人有约束力的教条和规章制度，民族理想和个人理想还没有分裂。到了后来民族与个人在意识形态上分裂了，个人本身的情感和意志也分裂了，于是史诗就让位给偏重主体情感的抒情诗和偏重表现主体性格于客观事迹的戏剧体诗。史诗的出现比史诗所写的生活时代较晚。但史诗作者与他所写的过去时代相隔也不能太远，吝则诗人的时代意识和所写的史诗的时代意识有本质的差别，作品就会显出这种分裂，不能表现过去史诗时代的真正的民族精神。

① 这一节说明史诗作者的地位：他应该保持客观态度，但是史诗还是他个人的自由创作。史诗起源于民族

早妈但不是最早期。因为在最早期民族文化一般都要受外来文化的干扰或奴役，只有诗人摆脱这种奴役，真正能代表本民族的精神和意识，他才有自由创作的可能，他的作品也才显得家常亲切，能得到听众的同情共鸣和欣赏。

② 卡尔克斯是一位星相家，涅斯特是一位老谋士，《伊利亚特》里有些故事片段是由他们叙述的。

我们现代须凭辛苦的严格军事训练才能得到的结果，像是在督促和命令之下苦练成的一种秩序，在荷马史诗里却是一种自生自长的道德习俗，很有生气地体现在每一个人身上。

由于同样的缘故，荷马对外在的事物和情况进行了丰富多采的描绘，他并不在近代小说所喜欢描写的自然风景上浪费工夫，但是对一根手仗，一根王笏，一张床，武器，衣服，门柱之类却描绘得极细致，甚至把户枢也描绘出来。这些东西对于我们近代人好像琐屑不足道，我们受了近代教养的影响，对许多外在事物和表达方式都抱着做然不屑一看的态度，而把衣服器皿和陈设之类事物的等级却划分得很细密。此外，近代满足需要的手段都是分成许多零件，由许多不同的工艺行业分途制造，这样拼凑起来的成品中每一特殊部分都降到附属品的地位，我们就觉得它们不值得注意和列举。古代英雄生活中的器具及其制造都很原始简朴，他们之所以肯花工夫去描绘它们，是因为人们还不曾把这一切事物分出高低等级，它们都是有使用价值的。人们也还不曾使整个生活脱离有实用的具体事物而转到纯粹理智的领域，所以他们还能从这些原始简朴的器具及其制造中看到自己的熟练手艺，财富和正当的兴趣而感到光荣。屠宰，烹调，斟酒之类工作还要由英雄们自己去干，他们把这类工作当作目的和享受来进行。至于我们近代人哪怕吃一餐午饭，要使它显得不是一件日常琐事，就不仅要有佳肴，还要搞一点有风趣的谈话。荷马对日常事物的详细描绘并不应看作对枯燥事物所附加上的一种诗的装饰，而是符合所写人物和情况本身的精神。这正如我们现代农民不厌其详地谈琐碎事，我们的骑兵们谈到马厩，马，马靴，踢马刺，马裤之类也就津津有味地谈个不休一样。比起较高贵的知识分子的生活，这类日常事物当然就显得枯燥无味。

史诗世界还不应局限于只在一个既定场所发生的特殊事迹的有限的一般情况，而是要推广到包括全民族见识的整体。最好的例证是《奥德赛》，这部史诗不仅使我们认识到希腊将领们的家庭生活以及他们的奴仆和僚属，而且还详细描述了外国人的生活，海上的危险遭遇，隐士的住所等等。在《伊利亚特》里也是如此，按照题材的性质，这部史诗中事迹发生的场所比较窄狭，在战场上不会出现和平生活的场面，荷马却仍然在阿喀琉斯的盾牌③上对整个大地和人类生活，例如婚礼，法庭审判，耕种，牛羊群，城市中的内战之类，用高明的艺术手腕作出令人惊赞的描绘，这种描绘就不应看作题外的穿插。与此相反，在据说是奥森创作的那些诗篇里，所写的世界就太窄狭，太不明朗，像是抒情诗了。但丁的天使和魔鬼们所居住的世界也不是一个与我们人类相干的独立的世界，而只是对人类进行奖惩的一种手段。在《尼泊龙根歌》里更看不出一个明确的实在的形象鲜明的背景场所，故事的叙述带有街头卖唱人的调子，叙述尽管够详细，但是很像一个卖艺的学徒把路上听到的东西复述一遍，自己又在里面添油加醋。我们感觉不到所描述的事迹如在目前，只感觉到诗人的无能和使劲卖力。这种冗长软弱的情况在德国流行的一些英雄传记里当然还更糟，直到最后落到地道的艺徒们即工匠歌者①的手

③ 这一节重申史诗的客观性，恃人不应在史诗里露面，但这并不是说，他的作品不是他的整个灵魂和精神的体现。

① 《尼伯龙根歌》是中世纪日尔曼民族的史诗，上文已屡见。详见下文“正式史诗的特证”2b 节注。

里，就每况愈下了。②

史诗作为艺术，既然要表现出一个在各个特殊方面都界定得很明确的肚界，这个世界就必然有它所特有的个性，史诗所反映出来的就是某一确定的民族的世界。

2a）从这个观点来看，一切真正原始的史诗对表现在伦理的家庭生活，战争与和平时期社会生活情况，乃至需要，技艺，习俗和兴趣等方面的民族精神，也就是一个民族在整个历史阶段的意识方式，都要描绘出一幅图画。要对史诗进行评价，钻研和分析，就等于用心灵的眼睛去检阅各民族的各具个性的精神。如果把各民族史诗都结集征一起，那就成了一部世界史，而且是一部把生命力，成就和勋绩都表现得最优美，自由和明确的世界史。例如我们如果想学会认识希腊的民族精神和历史，或是至少他们在起源时所凭借的基础以及他们用些什么办法去进行使他们自己的历史继续下去的斗争，那么，荷马史诗就是最生动最单纯的资料来源了。③

2b）民族的实在情况有两种：第一种是某一民族处在某一确定的时代和某一确定的地理气候，山川林野之类自然环境之中形成特殊习俗的那种完全实实在在的肚界，第二种是宗教，家庭和社会等方面的精神意识中的民族实体（理想）。如果原始史诗应该像我们前已提出的要求那样，要成为有永久价值的全民族的经典，过去时代的第一种实在情况只有在和民族生活的真正实体（第二种实在情况）有内在联系而成为确实的性格特征时，才可以用在史诗里，才能引起持久的生动的兴趣，否则它就戍为完全偶然，可有可无的。例如本乡本上的地理固然是属于民族的，但是使一个民族具有特殊性格的并不是地理因素。异方的另样的自然环境只要不违反本民族的特性，就不至有什么妨害，甚至对想像还有某种吸引力。直接看到本乡本上的山河当然可以引起青年时代的回忆，但是它们如果和观照方式与思想方式的整体没有较深刻的联系，光是引起回忆这一点联系也就是题外的不大相干的东西。此外，像在《伊利亚特》所写的远征，就不可能写希腊本上的地方色彩，异域的自然环境在这部史诗里还是有很大的吸引力。

如果一个民族在许多世纪的过程中精神意识和生活情况的改变很大，以至较近的时代和远古出发点之间已完割断联系，一部在这种情况之下写出的史诗就会更没有持久的生命力。例如克洛普斯托克在诗的另一个领域里企图建立一种民族宗教诗，而在后来又把赫尔曼和吐丝涅达搬上舞台，就是如此。

①《尼布龙根歌》①的情况也类似，其中所写的布根第人，克里姆希尔达的报

仇，西格弗里特的事迹，全部生活情况，全族覆灭的命运，北欧的人情风俗，厄泽尔王等等，都和我们现在家庭、政治、法律等方面的生活以及规章制度没有任何活的联系。比起《尼泊龙根歌》中事迹来，基督的传记，耶露撒冷，伯利恒，罗马法乃至特洛伊战争，对我们都还有较多的现实联系。在德意志

② 关于荷马史诗的看法，西方文学史家至今还没有定论。比较可信的是史诗起源于民间歌唱，后来才由文人结巢起来，加工整理过。现存的荷马史诗是公元前七世纪才结果的，而荷马却传说是公元前十世纪左右的以唱诗为职业的盲人。

① 见第一卷 223—250 页。

① 这一节说明在史诗的世界情况中还没有出现与个人相对立的固定的严格的道德法律等等的规章制度，个人还有凭主体的情感和意志去行动的自由。在近代国家政权之下，个人与社会分裂对立，就不可能产生史诗。

民族意识中，尼泊龙根之类传说事迹都已一去不复返了。如果今天还有人想根据这种传说事迹去创作一部有民族意义的作品或经典，那就简直是一种最荒谬的幻想了。在幼年热情仿佛重新燃起的日子里，就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老年期的征兆，就像临死前的返老还童一样，这种征兆就在于企图靠死亡衰朽的东西来恢复元气，从其中获得情感和现实感，而且还期望旁人也这样办。

①

2c）如果一部民族史诗要使其他民族和其它时代也长久地感到兴趣，它所描绘的世界就不能专属某一特殊民族，而是要使这一特殊民族和它的英雄的品质和事迹能深刻地反映出一般人类的东西。例如荷马史诗在直接的宗教伦理的题材，优美的人物性格和一般生活，以诗人把最崇高和最狠琐的事物都写得活灵活现的艺术手腕这种几方面都显得是一部永远有现实意义的不朽著作。不过在这方面各民族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例如产腊玛雅那》当然生动地表现了印度民族精神，特别是宗教方面的，但是全部印度生活却极特殊，使人不能凭真正是人所特有的东西去冲破这种特殊性的框框来理解它。以史诗方式描述出来的整个基督教的世界却完全不同。例如《旧约》，特别是描述宗法社会的部分，所显示的世界一开始就是土生土长的，而且是通过事迹生动鲜明地表现出来的，所以永远不断地重新受到欣赏。歌德在回忆童年时期时就说过，“尽管他的生活和学习都很分散零乱，可是他的精神和情感都集中在这一点（《旧约》）上，从而获得心情的宁静”，直到晚年他还谈到这一点，“在东方漫游的全部途程之中，我们总是不断地回到这些著作，就像回到最凉爽的清泉一样，尽管这里的水也有时是浑浊的，也有时转到地下潜流，但是马上又喷出来，纯洁而清鲜。”①

第三，一个特殊民族不能凭民族个性中的静止的一般情况提供真正史诗的题材并且把它独立地描绘出来。这种一般情况只能是一种基础，要有一件自发展的事迹在这基础上发生着，联系到民族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它们都自然而然地牵涉进来。这种事迹不能只是一种外在的偶然事件，它必须有一个根据实体精神而通过意志去实现的目的。民族的一般情况和个别的动作情节既然不应互相脱节，一个具体事迹就必须在一般情况这个基础里找到它的动因，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着。这就等于说，上文说的史诗世界必须就个别具体情境去掌握，史待所要叙述其实现过程的那个具体目的必然是由这个情境产生的。我们在第一卷里（253—267 页论“冲突”的部分）泛论理想的动作情节时就已指出，理想的动作情节首先要有这样一种情况或情境：它要能导致冲突，引起纠纷的动作以及必然跟着来的反动作。所以能揭示某一民族的史诗世界情况的那种具体情境必须是本身导致冲突的。因此，在冲突这一点上史诗和戏剧体诗处于同一领域，我们在这里首先要确定史诗的冲突和戏剧的冲突之间的差别。②

① 这一节说明史诗时代人与启然和物质生活的紧密联系，自然向人提供满足需要的手臣而人的性格和行动也在这种手臣上打下了自己的烙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里讨论文艺与物质生产的紧密联系时所谈的也是这个问图，读者最好仔细参较。

① 熙德是同名的中世纪西班牙民族史诗中的主角，叙述他领导西班牙人抗拒非洲伊斯兰教徒摩尔族入侵的战争事迹。

② 阿里奥斯陀（1474—1533）的史诗作品是《发狂的罗兰》，塔梭（1544—1595）的史诗作品是《耶露撒冷的解放》。两人都是意大利诗人，所写的都是中世纪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的战争。

3a）一般他说，战争情况中的冲突提供最适宜的史诗情境，因为在战争中整个民族都被动员起来，在集体情况中经历着一种新鲜的激情和活动，因为这里的动因是全民族作为整体去保卫自己。这个原则适用于绝大多数史诗，荷马的《奥德赛》和许多宗教诗好像是例外。但是《奥德赛》所描述的冲突事件也是用特洛伊战争为基础的，就连俄狄修斯航海回家的航程和他回家后在故乡伊塔卡的情况尽管不是叙述希腊人和特洛伊人的战争，却仍是叙述这次战争的后果。实际上《奥德赛》所写的还是一种战争，因为希腊将领们再经过十年离乡别井之后回家时发见他们的家乡领土已变了样子，要重新征服①。关于宗教史诗，我们要研究的主要是但丁的《神曲》。这里基本冲突仍然是导源子战争，即恶魔背叛上帝那场原始的斗争，由此在人世现实领域里便派生出反抗上帝和崇敬上帝两种势力之间的不断的内外战争，其结果是惩罚，净化和降福三种报应，也就是地狱，净界和乐园。①在克洛普斯托克的

《救世主》里中心也是反对那稣基督的战争。但是最生动最适宜于史诗描述的还是一场实际发生过的战争，例如我们在《腊玛雅那》里特别是在《伊利亚特》里所见到的。此外，奥森，塔梭，阿里奥斯陀以及卡曼希②诸人的名著也可以为证。在战争中主要兴趣在于英勇，而英勇这种心灵状态和活动既不宜于抒情诗的表现，也不宜于用作戏剧的情节，但特别宜于史诗的描绘。因为在戏剧体诗里主要关键在人物内心里精神性的刚强或软弱，从伦理观点有理由可辩护或可鄙弃的情致；在史诗里主要关键却是人物性格中的自然（本性）方面，所以在民族战争里英勇却有正当的地位。英勇本来就不是一种伦理的品质，因为伦理的品质是由意志作为精神的意识和决断力来决定的，而英勇却要靠人物性格中的自然方面（本性），它要和精神方面融合起来，达到平衡，才能实现实践性的目的。这类目的比起抒情诗的情感和观感来，较宜于用史诗方式去描述。这番关于英勇的话也适用于战争中的行动及其后果。意志的作用和外在事件的偶然性这两方面也要平衡起来。在戏剧里却不然，单纯的事件及其外在的（偶然的）阻碍是要被排除的，外在的东西也要和人物的目的和意图发生因果联系，否则无权独立存在；如果偶然因素也闯进来对后果起决定作用，那也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这种偶然因素归根到底还要来自人物性格和目的中的内在本质以及冲突及其必然的结果。③ <

3b）用战争情况做史诗情节的基础，就有广阔丰富的题材出现，有许多引人人胜的事迹都可以描述，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英勇，而环境和偶然事故的力量也还有它的地位，不致削弱。不过这种史诗题材的局限性也不应忽视，只有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战争才真正有史诗性质。改朝换代的斗争，内战和市民骚动则只宜用作戏剧题材。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十四章曾劝告

① 《伊利亚特》中很有名的一个穿插。这面盾牌是火神替网喀琉斯铸造和雕刻的，雕刻题村涉及各方面的生活，颇近似中国画中的《清明上河图》。

① “工匠歌者”（Meister s(nger）德国十四至十六世纪城市工匠们所发展成的一个诗派，受到前期宫廷情诗歌手的影响，在格律形式上很拘谨，题材也很陈腐。

② 这一节主要举荷马为例，说明史诗对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的全部生活情况都提供生动鲜明的图画，要点在于英雄时代人物虽有民族感和集体感，服从民族的道德习俗，但还不受死板的法律规章制度的约束，还能自由地抉择自己的行动。黑格尔在这里提到近代分工制以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脱离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读者可参较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里论分工和“异化”部分所作的更明确更上确的发挥。

③ 这一节说明史诗表现一个民族的独特精神，各民族的史诗汇集起来，就成为一部生动的世界史。

悲剧诗人选用弟兄之间的斗争作题材。属于这一类的有《七英雄进攻忒拜》。

①进攻忒拜的就是本国王子，而保卫忒拜的敌手就是他的弟兄。这里敌对行动

并没有绝对道理，只是由于互相斗争的两弟兄的特殊性格。只有和好协调对是他们之间的合理的关系，而破坏这和协调一致的原因只是个人的恩怨和各自以为是的理由。同样的例子在莎士比亚的历史悲剧里可以找出很多，其中当事人物本来理应和睦相处，他们却单凭情欲和自私的动机，引起了冲突和战争。关于用这种有缺点的情节来作史诗的例子我只举一个，即路康的《法沙利亚》。②尽管这部史诗里互相冲突的两种目的好像都很重大，交战的双方毕竟都是罗马人，有同胞的关系。这就使得他们之间的斗争不是全民族的斗争而只是派系之间的侵轧。派系的侵轧总要破坏民族的实体性的统一，使主角陷到悲剧性的罪过和毁灭，同时也使客观方面的事迹不够简单明了而显得混杂错乱。伏尔太的《亨利歌》也有同样的情况。① <

至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敌对行动却具有实体性。每一个民族都形成一个独立的整体，和其他民族区别开来而且对立。如果这些民族互相敌视，伦理的联系并不因此遭到破坏，绝对有价值的东西并不因此受到损害，必须有的整体也并不因此遭到割裂。与此相反，这种斗争正是为着保卫这种整体及其存在权，所以这种异族之间的敌对行动完全符合史诗的实体性（理想）。①

3c）但是也不是互相敌视的民族之间的每一场普通战争都有史诗的性质。这里还要加上第三个因素，这就是要有世界历史的辩护理由，一个民族才可以对另一个民族进行战争。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展现征我们面前的才是一个新的崇高事业的画面，这种事业显得并不是出于主观私图或是奴役其他民族的动机，而是根据一种本身绝对的高度必然性，尽管表面的动机一方面像要侮辱对方，另一方面像要报复。印度史诗《腊玛雅那》就有这种情况，但是在《伊利亚特》里表现得最明显。这里是希腊人远征亚洲人，为着解决巨大矛盾而进行了最早的传奇式的斗争。这些战役形成了希腊历史在世界史中的转折点。西班牙民族英雄熙德反对伊斯兰教徒摩尔族人的斗争也有类似的性质。此外还有前已提到的塔梭和阿里奥斯陀所写的基督教徒反抗伊斯兰教徒萨拉森族人的战争，卡曼希所写的葡萄牙人反对印度人的斗争。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欧洲大民族都曾由于伦理，宗教，语言，内心和外表都不同而

① 克洛普斯托克（1724—1803），德国浪漫派诗人，曾花了三十年仿效密尔顿的《失乐园》，写了一部史诗《救世主》。赫尔曼和吐丝涅达是他后来写的德国民族历史剧中的人物。

② 《尼布龙根歌》这部日尔曼民族史诗起源于北欧民间传说，以西格佛里特为主角，他夺得了由仙鬼守卫的一批黄金珍宝，和布根第公主克里姆希尔达结了婚，后来被她的家奴杀死。她改嫁了厄译尔王（即侵入西欧的匈奴酋长阿惕拉）。她的弟兄们劫去了西格佛里特赠给他妻子的黄金珍宝，把它投到莱茵河里。她为着报杀夫之仇和夺回黄金珍宝，把她的弟兄们和家奴骗到厄泽尔的朝廷，把他们杀死。她自己也被一位骑士希尔德布朗特杀死。后来德国音乐家瓦格涅根据这个传说创作出他的几部有名的歌剧，加《西格弗里特》，《莱茵河的黄金》等等。

① 这一节说明史诗时代既已过去就不能再写史诗。过去史诗事迹要和今天现实有活的联系，否则就不能再

引起兴趣。黑格尔痛斥当时德国诗人克洛普斯托克用与德国现实无关的过去传说写史诗，说这种“靠死亡衰朽的东西来恢复元气”是“临死前的返老还童”。这种看法还是反对复古倒退。

① 这一节说明某一民族史诗要使其他民族和其它时代发生兴趣，就要在民族性中表现出普遍的人性。作者认为荷马史诗和基督教的《旧约》都能做到这一点。印度史诗《腊玛雅那》的生活内容就太特殊，不易理解。黑格尔征这里还是从普遍人性论出发，去解释过去古典作品何以还有持久的吸引力。

互相斗争，使我们感到安慰的是这些斗争的结果总是在世界史里有辩护理由的较高的原则对较低的原则的胜利，义勇占了上风，不让被征服的民族保存任何东西。过去时代的史诗都描绘出西方对东方的胜利，也就是欧洲人的权衡力和受理性节制的个性美对亚洲的组织简陋，联系松散，貌似统一而经常濒于瓦解的那种宗法社会的耀眼浮华的胜利。如果我们根据这些过去的史诗去设想欧洲未来可能出现的史诗，那就很可能是描述未来的美洲人的生动活泼的理性对禁钢在永无休止的衡量计算和向特殊分配之中的那种精神的胜利。因为在今天的欧洲，每一个民族都被其它民族所限制住，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去和另一个欧洲民族进行战争，如果人们想跳出欧洲这个框框，那就只有面向美洲。①

（二）个别的史诗动作（情节）

其次，在两方全民族冲突的基础上发生着史诗的事迹，我们现在就要确定这种事迹的一般定性，关于这方面可以提出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我们要指出史诗动作的目的尽管要以一般情况为基础，却必须在个别方面生动具体地表现出来；

其次，史诗动作既然只能由个别人物发出，我们就要研究史诗人物性格的一般性质；

第三，客观现实事物不能只作为单纯的外在现象，而是还要见出它们本身的必然性和实体性意义，才能出现于史诗的动作情节，所以我们也要确定事迹的这种实体性以什么形式出现，无论它是隐藏的内在必然性，还是显露的永恒的力量或神的意旨。

我们在上文曾要求有一种民族事业作为史诗世界的基础，在这种民族事业中，处在英雄时代情况具有原始新鲜活力的全部民族精神都可以表现出来。但是此外还要有一个特殊的目的从这种基础上涌现出来。这个目的必须和当时全部现实情况有密切的联系，才能达到实现，所以在这实现过程中，民族的性格，信仰和行动的一切方面部会呈现出来。

la）上述目的是整个动作情节的归宿，要从某些个别人物身上获得它的生命。我们前已说过，这种目的在史诗里须以某一件事迹的形式出现，所以我们要研究意志和行动一般以什么明确的方式变成事迹。动作和事迹这两方面都发源于精神的内在生活，这种内在生活的内容意蕴不仅以认识方式表现于思想情感之类，而且还要在实践中获得实现。这种实现有两方面：第一是经过考虑而预定下来的目的，当事的个别人物对这目的的一般性质和后果必须有了认识，起了意志，抉择了它，决定为它负责；其次是周围的精神界和自然界的客观现实情况，人只有在这种客观现实情况里才能行动。这种情况之中有一些偶然因素对人有时起推动作用，有时起阻碍作用，所以他或是由于偶然因素对他有利而顺利地达到目的，或是他如果不肯向阻碍屈服，就要凭自己个性的力量去克服它。如果把意志世界理解为内外两方面的不可分割的统一，双方都同样有存在的理由，那末，最内在的内容意蕴就会立即获得实现，使行动获得事迹的形式。在事迹中原来内在的意志连同它的计谋，主

① 这一大段的导言说明世界一般情况只是史诗事迹进行的一个基础，还必须有一个具体情境作为史诗事迹所由发生的动因，这种情境必须是能导致冲突的。

体动机和情欲，原则和卧的都不再是主要因素了。在动作里，一切都要回溯到内在的性格，责任感，见解和意图之类；在事迹里却不然，外在因素也享有不可侵犯的权利，因为正是客观现实一方面赋予整个事迹过程以形式，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内容本身的主要因素。就是由于考虑到这一点，我在上文曾说过史诗的任务在于描述一个动作情节的发生经过，所以它不仅要把握住实现目的所涉及的外在因素，而且要分配给外在环境，自然情况以及其它偶然事故在动作情节中和内在因素中享有同样发挥作用的权利。②

（lb）如果要进一步探讨史诗以事迹的形式去叙述其实现过程的那种特殊目的的性质，那末，根据上文所说的，这种目的不能只是一个抽象概念，而应该有完全具体的定性。它既然要在具有实体性的民族生活整体里实现，就不能只是主观任意的。例如政权机构，祖国，或是某一政权机构或国家的历史都是本身带有普遍性的，由于这种普遍性，它就不能表现为某某主体的个别存在，也就是说，不能和个别的活人处于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所以一个国家的历史，政治生活和规章制度的发展以及它的命运尽管都可以通过事迹去叙述，但是凡所发生的事如果不是作为某些具体的英雄人物的具体行动，内在目的，情欲，苦难和成就的结果，不是由他们的个性向所叙述全部现实情况提供了形式和内容，事迹也就会以自己向前流转下去的呆板形式表现为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了。从这个观点来看，精神的最高动作就会是世界史本身，人们就可以把普遍精神的战场上所发生的普遍行动写成绝对的（包罗万象的）史诗，其中主角就会是全人类的精神，就会是全人类从意识的浑沌状态把自己提升到世界史里去。不过正由于这种抽象的人类普遍性，这种材料就不能达到艺术所要求的个别具体化。因为这种史诗根本就缺乏一种确定的背景和世界情况，既没有外在的活动场所，又没有道德习俗之类情况。唯一可设想的基础就是普遍的世界精神本身，它不可能作为一。种特殊具体情况而呈现于观照，而且要以整个大地为它的活动场所。纵使这种史诗所实现的目的也就是世界精神的目的，而这种世界精神却只能由思想去掌握，由思想按照它的真正意义加以确定和阐明。尽管如此，如果还硬要用诗的形式来表现这种世界精神，为着使整体具有恰当的意义和融贯一致，那就只能假设这种世界精神由自己独立地发出动作。对于诗来说，这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有可能，一种是假定创造历史的内在的（精神的）匠人，即须由全人类来实现的那种永恒的绝对理念，显现为活跃的既指挥而又执行的某一个体；另一种是这种绝对理念显现为一直在暗中起作用的必然。但是就前一种情况来说，这种内容的无限性会永远冲破由个别诗人来用艺术表现的窄狭的框框，或是为着避免这种局限性，这种无限的内容也就势必降到用一种枯燥的寓言来表现对人类的使命和教养，目的和道德完善，或其它固定的世界史目的的一般感想。就后一种情况来说，不同的民族精神须由相应的不同的英雄人物来表现，这些不同的英雄人物的斗争生活就各自为政地造成历史及其进展。但是各民族精神如果要以诗的形式显现于现实，那就只有使实在的世界史里以行动或事迹的形式陆续展现于我们眼前。那未，我们就会看到一系列的个

② 《奥德赛》是《伊利亚特》的续编，后者叙述希腊人远征小亚细亚的特洛伊的十年战争，前者叙述战争结束后希腊人乘船回国，其中俄狄修斯所带领的官兵在海上遭大风浪迷失方向，在海上浪游了十年，经历了许多险境和奇遇，终于回到故乡伊塔卡，发见他的妻子被许多求婚者包围，情形很严重。俄狄修斯设计战胜了那些求婚者，才把秩序恢复过来。

别具体人物以纯然外在的次序，涌现出来接着又消失去，这样他们这些个别人物之间就缺乏统一和联系，因为引着世界走的世界精神，作为一种内在的自在之物和命运主宰，就不应作为一个本身也在行动的人物而处在首位。如果我们也要按照它的普遍性来掌握民族精神，让它凭这种实体性（普遍性）去行动，那也会产生像上文所说的那样一系列的个别人物，他们就会像印度的借尸还魂，只有一种客观存在的假象。这种虚构尽管披着诗的外衣，比起在真实历史中实现的那种世界精神的真相，就暗淡无光了。③

lc）由此可以得出一条带有普遍性的规则：特殊的史诗事迹只有在它能和一个人物最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时，才可以达到诗的生动性。正如诗的整体是由一个诗人构思和创作出来的，诗中也要有一个人物处在首位，使事迹都结合到他身上去，并且从他这一个形像上发生出来和达到结局。不过这里还有其它重要的条件。我们在上文关于世界史所说的那番话现在似乎可以反过来说，用诗的形式来写的一个具体人物的传记似乎可以成为最完美的正式史诗的材料了。其实并不然。在传记里尽管个别人物始终都是同一个人，牵涉到他的各种各样的事件却可以各自独立，互不相干，而主体和这些事件只是完全外在地偶然地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史诗如果本身须是一个整体，它用作内容来描述的事迹也就应本身具有整一性。主体和客观事迹这两方面的整一性必须互相协调结合起来；但是像西班牙民族英雄熙德的生平事迹那种传记的兴趣中心固然在于以西班牙为背景的一个始终忠实于自己性格的伟大人物，他的发展，英雄气概和结局；他的事迹在他眼前掠过，就像在一个雕刻的神眼前掠过一样漠然无动于衷，而且这个人物本身终于对于我们成为过去的了，对于他自己也成为过去的了；描述熙德的那些诗篇却也只是一些押韵的编年纪事而不是真正的史诗。至于后来叙述熙德事迹的那些传奇故事，按照这种体裁的要求，只是把这位民族英雄的生平分裂成为若干零星片段，根本无须给合成一个具有整一性的事迹。上述条件在荷马的两部史诗里却实现得最好，其中阿喀琉斯和俄狄修斯是中心人物。印度史诗《腊玛雅那》也是如此。从这个观点来看，但丁的《神曲》处在一种值得注意的特殊地位。在这部史诗里，诗人自己就是上文所要求的一个人物，诗中一切都结合到他在地狱，净界和乐园中的游历，所以他可以把自己凭想像所创造出来的那些画面当作他自己的经历来描述，因而有权做一般史诗所不宜做的事，把自己的情感和观感穿插到一部客观的作品里去。①

史诗的任务一般在于叙事，所以客观事物同时向它提供了内容和形式，但是另一方面事迹就是在我们眼前掠过去的动作，所以个别人物及其行动和遭遇就成了真正突出的东西。只有个别人物，无论是人还是神，才能真正发出行动，他们愈是活跃地和眼前发生的事交织在一起，也就愈有理由引起较大的兴趣。从这一点来看，史诗与抒情诗和戏剧体诗的基础是相同的，所以现在要做的重要的事就是确定在描绘个别人物方面有什么特别属于史诗的方式。

2a）如果要使史诗人物特别是主角显出客观性，他们就要本身是许多特

③ 《神曲》叙述诗人但了自己灵魂冒险的历程，他先人地狱，次登净界，最后登天国乐园，描述沿途所见所闻，宣传基督教的因果报应和关于个人修行的教义。

① 卡曼希（Camo(ns，1525—1580）葡萄牙诗人，他写了一部史诗《露西阿德》，叙述葡萄牙人伽玛航海的冒险经历和发现东印度的经过。

征的整体，是完整的人，从他们身上可以见出一般心灵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全民族的已发展出来的思想和行动的方式。关于这一点，我们已在第一卷（293

—295 页）里提到荷马的英雄人物们，特别是阿喀琉斯，在他一个人身上集中地而且生动地表现出多方面的人性和民族性，《奥德赛》的主角俄狄修斯对于阿喀琉斯也是一个丰富多采的陪衬人物。西班牙民族英雄熙德也表现出类似的多方面的人物性格和情境：我们可以看出他怎样当儿子，当英雄，当情人，当丈夫，当父亲，当家主以及他对国王，朋友和敌人的关系。中世纪一些其它史诗在描绘人物性格方面就比较抽象，特别是其中英雄们只为骑士阶层利益而奋斗，脱离真正带有实体性民族内容的生活理想。

由此可见，史诗人物性格描绘的主要任务是使上述整体在各种场合和情境中展现出来。戏剧的情况就不同，悲剧人物和喜剧人物固然也可以有内在的丰富性，但是在他们身上发生的尖锐冲戾只限于一定范围和目的之内的某一种片面的情致和对立方的某一种有同样局限性的情欲之间的冲突，就是这种冲突形成戏剧的主题。所以这里人物性格的多方面性时而是一种偶来的假如不是多余的富裕，时而是被其中某一种情欲及其根由为伦理观点之类所压倒，在描绘中被挤到后面去了。在史诗的整体里，一切方面却都有各自独立地广阔发展的权利。这一方面是根据史诗的一般原则，另一方面是由于史诗人物根据当时整个世界情况有权按照他本来是什样人就做那样人，作为那样人而存在和发生作用，因为他之所以是那样人，所以他那一种个性，是由他所处的时代决定的。例如阿喀琉斯的狂怒，人们固然可以从道德观点来看它所造成的灾祸和损失，从而得出结论，否认他的优异和伟大，责备他不是一个完全的英雄和完全的人，因为他不只一次狂怒，没有足够的温和气和自制力。但是这种责备对阿喀琉斯是不对的，我们并不是因为他有些伟大的品质而就宽恕他的狂怒，而是因为他本来是那样人，就做那样人，从史诗的观点来看，这就够了。对他的贪功好名，我们也可以这样看，因为这类伟大人物的特长就在于他们的彻底实现自己的魄力，他们的特殊同时代表了一般；而寻常的道德却表现于对自己的人格缺乏自尊心，而且尽全力去克服这种自尊心。请试想亚力山大凭多么深厚的自尊心而高出于他的朋辈乃至于成千成万的人之上。报私仇和残酷也是英雄时代所特有的魄力。从这个观点来看，阿喀琉斯作为一个史诗人物是不应受到苛责的。②

2b）正因为他们都是些完整的个体，把民族性格中分散在许多人身上的品质光辉地集中在自己身上，使自己成为伟大，自由，显出人性美的人物，他们才有权处在首位，当时大事都要联系到他们的个性来看。全民族都集中到他们身上，成了有生气的个别主体，所以他们在主要战役中战斗到底，承受着事变的命运。举例来说，塔梭的《那露撒冷的解放》里的高特弗里特·封·布扬①尽管因为在十字军战士中是最聪明正直而勇敢的人被选为全军的统帅，他却赶不上阿喀琉斯那样卓越的人物，阿喀琉斯这位风华正茂的少年体现着全

② 这一节说明最适宜的史诗情况是战争，荷马史诗可以为证。在战争中主要兴趣在英勇，而英勇由史诗表现比由戏剧表现较好，因为戏剧的关键在人物内心里精神性的伦理目的，而英勇只是自然的本能，本身不是精神性的或伦理的。自然的本能却正是史诗人物性格主要方面。此外，戏剧须紧凑，须排除与本题无密切关系晌偶然事故和外在因素，史诗可以铺开来写，只要偶然因素和外在事故能和精神性的意志目的融合一致就可纳入题材。

① 《七英雄进攻忒拜》见第一卷 264 页及注①。

希腊民族的精神；他也赶不上俄狄修斯。希腊人如果没有阿喀琉斯参战就不能战胜；他战胜了特洛伊的统帅赫克忒，也就战胜了特洛伊。至于俄狄修斯，他一个人的还乡反映了希腊全军的还乡，《奥德赛》全诗所描述的那些灾难，人生观和情境的整体都在他一个人身上得到充分的表现。拿戏剧体诗来比较，人物就不是作为本身完整的个体而单独地出现在一个集团的首位，使集团精神在他们身上成为客观的（得到体现），而是更多地坚持他们个人的目的，而这种目的又只取决于他们个人的性格或是与他们的个性合拍的一些原由。②

2c）史诗不是把一个动作单作为一个动作来描述，而是把它当作一个客观的事迹，这就使史诗人物具有第三个特征。在戏剧里个别人物须显出有力量去实现他自己的目的，戏剧正要表现出他在这方面的活动及其后果。在史诗里却没有个别人物这样专心致志地实现某一目的。史诗人物固然也各有愿望和目的，但是要点不在于他们是否有力量去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在于他们在当时场合中的一切遭遇。环境也在发生作用，往往比他们自己所发生的作用还更大。例如俄狄修斯的实际企图是回到伊特卡故乡，而《奥德赛》让我们看到的却不只是他怎样努力去实现这个既定的目的，而是关于他在迷途中全部遭遇的叙述；他所碰到的阻碍，他所克服的艰险以及他的心情所受到的搅扰。而这一切经历并不是像在戏剧里那样是他的行动的后果，而是大半和主角毫不相干的而在航途中却难免的一些事故。在食忘忧果的人们③，独眼巨人，吃人的人们之中经历了一些艰险之后，他被仙女柯尔克留在她身边住了一年之久，接着他游历了阴曹地府，遭遇了沉船之险，他在卡立普梭家里住下，后来他思念家乡发愁，这位仙女不能再引起他的欢心，他举起泪眼望着苍茫的大海，最后由仙女本人供给他器材，让他造了一只船，她还给他准备了粮食，酒和衣服，很体贴地友爱地同他分了手。最后，他在西极的斐艾斯人那里住了一些时候之后，自己也不知道在睡梦中怎样就被运送到他的家乡岛国海岸上。如果用这方式去实现一个目的，就不符合戏剧的性质了。再如在《伊利亚特》里，阿喀琉斯的狂怒及其一切后果就是所叙述的题村，但是这根本不是一个目的而只是一种情况。阿喀琉斯因被夺去女俘的侮辱就狂怒起来，以后就没有参预什么戏剧性的事件。他袖手不动和帕屈罗克鲁斯留在军舰旁边海滩上，为统帅不尊重他而衔恨在心。接着就见出他拒绝参战的后果（希腊人打了败仗）。只有等到赫克忒打死了他的挚友（帕屈罗克鲁斯），他才积极投入战斗。特洛伊的将领伊涅阿斯在特洛伊陷落后逃到意大利，也有一个待实现的目的，维吉尔在他的史诗里所叙述的也是一一系列的事故多方阻挠了目的的实现。①

关于史诗事迹的形式，我们还须提到第三个重要方面。我前已说过，戏剧中一切事迹的基本决定因素和长久基础是内在的意志以及意志所要求实现和应该实现的目的，所发生的事须显得完全是由人物性格及其目的来决定的。因此，戏剧的主要兴趣在于在既定的情境及其冲突的范围之内，所采取

② 路康（Lucan）公元一世纪罗马诗人，写过一部史诗《法沙利亚》叙述罗马两巨头庞培和凯撒争权的内战。

③ 伏尔太的史诗是歌颂法王亨利四世的，他的野心是要写一部近代法国民族史诗，但是连法国多数文学史家也公认《亨利歌》是枯燥无味的作品。

① 这一节说明战争情况之中以两敌国之间的战争提供最理想的史诗情境。

的行动是否有辩护的理由。纵使外在环境在戏剧里也起作用，这种作用的意义也仅在它们对心情和意志的影响以及人物对它们所起的反应。但是在史诗里，环境和外在偶然事故跟主体的意志都同样发生作用，人所做的事和外界发生的事都同样呈现在我们眼前，人的行动实际上也要受到环境纠纷的制约和促成。因为史诗人物并非自由自为地行动，而是置身干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目的和客观存在与一种本身完整的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都有广阔的联系，就是这种整体的目的和客观存在形成每一个别人物的不可移动的基础。史诗里的一切情欲，决断和执行都要保持住这个类型。外在环境和其中独立发生的偶然事故既然和主体意志具有同等价值，这就好像让一切任意偶然的东西都可以起决定作用了。其实不然，史诗所应表现的客观存在都是真正客观的，本身具有实体性的。要克服这种表面的矛盾，就只有使一切发生的事都显出必然性。

3a）就这个意义来说，在史诗里，命运在统治着，并不像人们所常说的只有在戏剧里才是如此。戏剧中的人物凭他在认识到的既定的情境之下克服冲突去实现自己的目的，按照这种目的的性质来看，他就是使自己成为自己的命运的主宰。史诗人物却不然，对于他命运是既定的，环境的力量正是命运的统治力，它使事迹具有它所特有的个别形状，决定人物行动所导致的终局，分配给人物他所应得的一份。凡是发生的事都是应该发生的，必然发生的。抒情诗让人听到情感，感想，个人兴趣和愁怅的声音；戏剧把动作的内在的道理翻到外面来，使它成为客观的；史待所表现的却是本身必然的完整的客观存在的环境，对于这种具有实体性的实际存在的客观事物，史诗人物处在受制约的地位，不是服从，就是违反，从而遭遇到必然的后果。总之，凡是应当发生和实际发生的事都是命运决定的，个别人物本身是有伸缩性的，因而他所得到的结果，成功和失败，生和死，也是有伸缩性的。展现给我们的真正的东西是一种宏伟的一般情况，其中人物的行动和命运都显现为零散的来去无常的现象。这种宿命是伟大的公道。它不能在戏剧的意义上成为悲剧性的，因为在戏剧里个别人物是按照他的人格而受到审判的；它只有在史诗的意义上才是悲剧性的，因为在史诗里人物是按照他的事业而受到审判的。悲剧性的报应正在于这种事业大大，不是个别人物所能胜任的。因此，史诗在整体上总不免荡漾着一种悲哀的音调。我们看到最美好的人死得很早；阿喀琉斯还在活着就为他的死而哀叹；在《奥德赛》结尾部分我们看到阿喀琉斯和阿迎门农，作为居在阴曹地府里的阴魂，还意识到自己不过是阴魂。特洛伊陷落了，老国王普莱亚姆在自家祭坛下被屠杀了，妻女们都当了女俘；只有伊涅阿斯听从神诏，离开特洛伊到拉丁去建立一个新的王国（罗马）。至于取得胜利的英雄们也只有在经历许多灾难之后才回到本乡本上，结局有幸运的也有惨痛的。①

3b）事迹的这种必然性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表现方式。

最简朴的方式是只把事迹摆出来，诗人并不放进一些操纵的神，用永恒神力的决定，干预和合作去解释个别事件及其一般结果的必然性。任这种情

① 这一节说明两敌国之间的战争也要以从世界历史观点来看有正当理由的一种为最理想的史诗题材。根据欧洲从占希腊到文艺复兴的一些有名的史诗，黑格尔得到文明的欧洲人战胜了野蛮的亚洲人和非洲人的这一反动的“西方中心”的结论。最后他对欧洲情况很失望，把史诗的未来的希望寄托在新兴的美洲，这不但是纯粹的幻想，而且也在自打耳光，因为他曾坚持近代的世界情况不宜于做史诗的题材。

况下，叙述的语调要使人感到所叙述的个别人物乃至全家族的事迹及其命运并不是来自人类生活中的一些来去无常的偶然因素，而是来自本身有理由的命运，不过这种命运的必然性还只是一种暗中起作用的力量，还不曾具体化为某一种神的统治力，也不曾由诗把它的活动表现出来。例如《尼泊龙根歌》就始终维持着这种语调，没有把一切事迹的血腥终局推原到基督教的上帝或是邪教的神。关于基督教，《尼泊龙根歌》只偶尔提到做礼拜和行弥撒典礼，还有在英雄们想访问厄泽尔王国时，斯庇尔主教向美丽的鸟提（Ute）说过“愿上帝保佑他们”一句话。此外还有梦中的警告，多瑙河妇女们向哈根说的预言之类，但是并不曾说到有什么操纵和干预的神。这种情况就使全诗的描述显得严峻拘束，不是畅所欲言，还有一种很客观的符合史诗的哀伤气氛。《奥森的诗》就与此完全相反，一方面没有出现神，另一方面对全族英雄们的死亡和毁灭的哀悼却表现为伤心的诗人的主体痛苦和对凄凉往事的酸辛回忆。①

与此不同的掌握方式是把人类命运和自然现象和多神世界以及神的决断，意旨和行动完全交织在一起，例如伟大的印度史诗以及荷马和维吉尔诸人的作品都是如此。关于诗人用神的出现和干预来对表面象是偶然的事迹进行多方面的解释，我前面（第二卷第二部分第二章第一节）已经谈过，并且从荷马史诗里举例来说明过。现在要特别提出一个要求：神的行动和人的行动之间在诗中应该保持住各自独立的关系，这样才使神不至于成为无生气的抽象品，而个别人物也不至于降落到只听神指使的地位。至于怎样才可以避免这种危险，我在上文（第一卷，285—297 页）也已详细讨论过。从这个观点看，印度史诗还不能彻底表现出神与人的真正理想的关系，因为它处在象征式想像阶段，其中人这一方面尽管过着自由而美好的现实生活，却被挤到不重要的地位，人的个别行动时而表现为神的体现，时而表现为一种终归消逝的次要因素，除非是人凭苦行节欲而提升到神的地位，享有神的威力。—

—与此相反的是基督教的情况。一些人格化的特殊力量，例如情欲，人的护神，天使之类大半没有各自独立的性格，因而容易变成枯燥的抽象品。伊斯兰教也有类似的情况。它把人和自然的世界和神完全割裂开来，在意识里一切事物都只有一种散文式（枯燥）的秩序。这种世界观，特别是当它表现为神话和仙界故事的时候，很难避免一种危险：就是把外在环境中一些绝对偶然的无足轻重的现象，即只是作为人的活动场所和展现人物性格的机缘才摆在那里的一些现象，都解释为具有神奇意义的，没有任何根据和理由。这就使普遍生效的因果律遭到破坏，而各种环境的这种散文式的因果锁链中许多环节本来无法联系在一起，却一霎就结合在一起而成了统一体，这种结合丝毫没有必然性和内在的理性。所以这种表现方式，就象在《天方夜谈》故事中往往发生的那样，显得只是一种幻想的游戏，凭这类虚构把本来不可置信的东西表现成为可能发生而且实际发生过的。

在这方面，希腊史诗也处在一种恰到好处的中间地位，因为按照它的基本观点，它使天神们与英雄和人们都有并行不悻的独立个性的力量和自由。①

① 这一节说明史诗事迹的特征之一在于它须有一个特殊目的，这个目的实现一方面要靠人物性格中的主体因素，一方面也要靠环境中的客观因素。实现以后，主体的目的和计谋所导致的行动便变成了客观的事迹。黑格尔把动作和事迹区分开来，还是要强调史诗的客观性。

① 这一节说明史诗事迹所实现的目的不能是抽象的，只能是具体的。所谓“具体”是指目的须根据一个民族的实际生活情况。黑格尔认为只能有民族史诗，不能有世界史诗或全人类史诗。因为假如有世界史诗，

3c）我前已指出史诗中神的世界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原始史诗和后世人工造作的史诗之间的矛盾对立。这种差别在荷马和维吉尔两人作品中最为突出。荷马史诗所自出的那个文化教养阶段和题材本身还处在很好的和谐状态；而维吉尔的作品里每一行诗都令人想起诗人的观照方式和他所描绘的世界完全脱节了，其中神们尤其没有新鲜的生命。他们不是过着自己的生活，不能使人相信他们确实存在，而是一些单纯的虚构和外在手段，无论是诗人自己还是听众，都不能认真对待他们，尽管诗人给人一种他在认真的假象。在维吉尔的全部史诗里，始终都是由一种寻常的日光照耀着，古老的传说，英雄故事，诗中仙境气氛，都以散文式的明白晓畅地出现在明确的知解力所定的框框里。《伊涅意特》这部史诗正象李维写的《罗马史》一样①，其中古代的国王和执政们发表演说，气派正和李维时代的演说家在罗马广场上或是在修词家的学校里一样。在保存古老传说的时候，例如阿格里巴①的胃的寓言那一个穿插保存了古代的修词凤格，与全书其它部分却不伦不类。但是在荷马史诗里，神们却飘荡在诗与现实之间的神奇光辉里。他们离我们的观念既不太远，我们还可以把他们想像成为和日常现实人物一样具有完整的形像，同时他们的形状也还不大明确，看起来又不象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他们所作所为也可以按照凡人在行动时的内心动机去解释，所以能使人相信他们也和凡人一样根据实体性的意旨去行事。在这一点上诗人是在认真对待他们的，但是在描绘神们的形状和外在实际情况时，却露出一种暗讽态度。古代人好象也相信神们所显现的这种外在形状只是一种艺术创作，通过诗人才获得它的实际意义。神们凭这种凡人的新鲜爽朗的外貌，才显得近乎人情，合乎自然，正是在这里可以见出荷马的一个主要功绩。至于维吉尔所写的神们只是些枯燥的虚构的奇迹和出自人巧的机械，在日常实际生活范围里上升到天或下降到地。维吉尔尽管认真，可是正因为这种认真的外貌，他不免流于滑稽。十八世纪德国诗人布鲁茂把交通神写成了一个通信员，穿着马靴和踢马刺，手里提着马鞭，倒还有些道理。荷马的神们用不着旁人改写成为滑稽可笑，他自己的描写就已经够滑稽可笑了。① <在他的作品里，象跋腿的火神，战神和女爱神睡在一幅精巧的网里，她挨到了耳光，而他跌落下去时放声号叫之

它就应表现世界精神，而世界精神是绝对普遍的，无限的，既没有个别具体的活动场所（它的活动场所是整个大地），又没有具体的真人真享为道德习俗之类实际情况，不符合艺术所要求的个别特殊化。黑格尔哲学的基本出发点是精神性的理念，是第一性的，理念否定自己才转化为物质世界，物质世界只是精神世界的“另一体”或“异化”。世界精神就属于理念范畴，它既是无限的，就不能由有限的知解力或有限的艺术去掌握，只能由包罗万象的哲学思考去掌握。所以在人类精神发展中皙学处于最高阶段。“精神的最高动作就是世界史本身”这句名言就是说“哲学与历史的统一”。“精神的最高动作”就是哲学思考。

① 这一节说明史诗不但要有人物的整一性，还要有动作情节的整一性。熙德的传记只有人物的整一性，却

没有动作情节的整一性，所以不能算是史诗。史诗需要一个英雄人物做主角，却下等于一部英雄人物的传记，因为传记中许多个别事物可以是各不相关的。文艺复兴以后的文艺批评家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要求戏剧要有动作，时间和地点的“三一律”（称作“三整一”较好，因为强调的不只是“一个”而且更重要的是“整体”）。黑格尔要求史诗有动作和人物的两种整一性。

① 这一节说明史诗人物的客观性表现于形成许多特征的整体，能代表史诗时代全民族的一般的思想和行动的方式，不能凭近代的道德观点去衡量。例如阿喀琉斯的狂怒并不损害他的伟大。

① 布扬是塔梭的史诗中的主角，在十一“世纪左右领导十字军东征，攻下了耶露撒冷，即基督的墓所在的“圣地”。

类形状，神们自己看到也会哂笑取乐。待人就通过这种轻松愉快的自然气氛，使我们不受他所描绘的外在形状的拘束，把他所揭示的这种生活现象丢开，从而保持住本身必然的具有实体性的力量以及对这种力量的信心。

再举一两个例子。狄多的悲剧性插曲②很有些近代色彩，所以引起意大利诗人塔梭去摹仿，甚至部分地抄袭了他。现在法国人对这段插曲五体投地，实际上它比起荷马所写的柯尔克和卡立普梭① 的故事那样平易近人，朴素天真，就大为逊色了。荷马写俄狄修斯游历阴曹地府的插曲也是如此。这种阴魂寄宿的幽暗境界仿佛烟雾迷漫，是一种幻想与现实的杂揉，对我们有一种奇妙的魔力。荷马并不是让俄狄修斯下到一个现成的阴曹地府，而是让他本人在地下挖一个洞，宰了一头羊，把血灌到洞里去招唤亡魂，于是亡魂才不得不跑到他身边来，他叫一些亡魂喝了恢复元气的血，以便能够和他交谈，向他报告一些消息，至于其他挤上来要喝血的亡魂却被他用剑驱走。这里凡所发生的事都通过主角本人而显得生动活跃，俄狄修斯并不象伊涅阿斯和但丁游地狱时那样低声下气。在维吉尔的史诗里，伊涅阿斯逐级下降，台阶，守门的恶狗，常渴的汤塔路斯以及其余一切部像一个管理得井井有条的住家人户，象一部干枯的神话词典里所写的那样。

如果所描述的故事在它的实际发生时的新鲜形式或是在历史事实里的形式，原已为人所熟知，诗人凭人工造作的作品就会更显得矫揉造作而不根据事实。属于这一类有密尔顿的《失乐园》，波德卯的《诺亚的后裔》，克洛普斯托克的《救世主》，伏尔泰的《亨利歌》等等①，其中都不难看出内容与诗人的感想之间的裂痕，诗人是凭他的感想去描述客观事迹，人物和情境的。例如在密尔顿的《失乐园》里我们看到十七世纪的想像方式和道德观念所产生的一些近代人的情感和观感。在克洛普斯托克的《救世主》里我们所看到的一方面是上帝，基督的生平，教长们，天仙们等等，另一方面却是十八世纪德国的文化教养和沃尔夫派的哲学概念。这样双重性格在每一行诗里都可以认出。在这些例子里题材内容本身当然有许多困难，因为基督教的上帝，天国和天使们不象荷马的神们那样容易凭自由想像去加以个别具体化。荷马的神们在外貌上颇似阿里奥斯陀的作品中那些凭幻想虚构的部分，如果他们不是（象荷马所写的那样）作为人类动作的动因，而是只作为各自独立和互相对立的个体而出现，他们的外貌就会马上显得滑稽可笑。克洛普斯托克由于他的观点，落到一个悬空的世界里，想凭泛滥的幻想把这种世界点染得光辉灿烂，从而要求我们一切人都要象他自己那样认真对待他所写的一切。这种情况在他写天使和魔鬼时特别糟。如果他们能象荷马所写的神们那样，动作（情节）材料是根据人情和现实生活的，例如当他们作为某个人或某城市的护神而受到尊敬的时候，克洛普斯托克的这种虚构也可以具有若干内容和个别具体的本地风光。但是既然没有这种具体的意义，愈认真对待这种天使

② 这一节说明人物性格在史诗中与在戏剧中的差异，史诗人物须体现全民族的精神，须是多方面的整体，不能突出个人的特殊个性和目的。戏剧体诗中人物却突出个人的特殊个性和目的。

① 忘忧果传说是象蓬藕的植物，其效果等于雅片烟。以下都指俄狄修斯在十年航程中的经历。

① 这一节说明戏剧以动作为主，动作是为着实现主角个人的目的，与此无关的其它事迹就要抛开；史诗以事迹为主，客观事迹不是为着实现个别人物的日的，而主要是周围客观情况演变的结果，因此就要涉及大量的偶然事故。最后伊涅阿斯的例子见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史诗《伊涅意特》，叙述主角伊涅阿斯在特洛埃城陷落后航行到意大利开创罗马的种种遭遇。

和魔鬼，他们也就愈显得只是空洞幻想的产品。例如忏悔的魔鬼阿已多那（《救世主》第二章，627—850 行）既没有真正的寓言的意义（因为作为固定的抽象品，这个魔鬼的改邪归正是不合情理的），也没有本身实在的具体形像。如果阿巴多那是一个凡人，他皈依上帝倒还可以有理由，但是他既然代表抽象的恶，他的皈依就只是一种庸俗的道德情操的表现。克洛普斯特克所沾沾自喜的正是虚构这样不真实的人物，情况和事迹，不让它们植根于客观存在的世界及其所含的诗的内容意蕴。当他以世界审判人的身份去谴责宫廷荒淫生活时，他也不见得高明，特别在但丁面前就相形见细。但丁把当时一些名人打下地狱，却显出克洛普斯托克所缺乏的现实感。同样缺乏诗的现实感的还有他写亚当，诺亚，闪，雅弗等人①的灵魂超生，围绕在上帝身旁而狂喜大乐那部分，这些人到了第十一章又奉天使加百列的命令，又回到他们的坟墓。这一切都是毫无理性根据的。这些人的灵魂在上帝面前生活过，现在又回到大地，可是和大地没有发生任何新的关系。他们最好能显现在世间凡人面前让凡人看见，可是他们没有一次同凡人打过交道。诗里也并不缺乏美妙的情感和引人入胜的情境，特别是对灵魂重新结合到肉体那一段描绘是颇动人的，但是内容却是一种不能令人置信的虚构。比起这种抽象的表现，荷马所写的阴魂们喝了血就恢复了生命以及记忆和说话的能力，具有远较深刻的诗的真实和现实感。单从想像方面来看，克洛普斯托克的这类描绘也是装筛得很富丽的，但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总是天使们的抒情的修词，而这些天使显得只是一些工具和听使唤的仆人，否则就是教长们和主教们的演说，他们的言论又不符合我们所熟知的这些人物的性格。玛斯（战神）和阿波罗（文艺神），战争和知识之类力量，在内容意义上既不象天使们那样纯属虚构，又不像教长们那样有历史实据的历史人物，而是一些永久存在的力量，只有他们所显现的形状才是由诗创造出来的。在《救世主》里却不然，尽管它有纯洁的心情和光辉的想像力之类优点，但是正由于这种想像的方式，就出现了没有底止的凭主观意图勉强塞进去的空洞抽象的知解力的产品，再加上内容的零乱和表现方式的抽象，就使这部诗很快就成为被人遗忘的过去的东西。因为只有本身融贯一致，用新鲜方式表现新鲜生活和活动的作品才会享长久的寿命。所以我们如果要欣赏和研究各民族的原始的世界观或这类伟大精神的自然史，我们就必须掌握住原始的史诗，要把那些违反当前现实的观点和错误的美学理论的要求完全抛开。但愿我们可以为我们的这个时代和我们德国民族祝福，祝我们为着达到上述目的，能冲破已往的窄狭知解力的桎梏，从一些狭隘的观点中解放出来，使我们能接受我们作为个人所必须接受的观点，个人要有按照本来是什么样人就做什么样人的权利，要体现已证明为正确的民族精神，使这种民族精神的意义和事业由史诗来展现在我们面前。①

（三）史诗作为统一的整体

① 这一节说明戏剧人物凭自己的意志，决定自己的行动，因而接受到应得的结果，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史诗人物却更多的受环境影响，即客观世界必然规律的制约，所以在史诗里统治的力量是命运。史诗人物所担任的任务是他力不胜任的，成败不完全由他自己决定的，所以史诗的音调总是悲惨的。

① 这一节说明在表现史诗事迹必然性的各种方式之中，最简朴的一种还见不出神力的操纵，仅管见出暗中起作用的命运，例如《尼布龙根歌》。

上文已就两方面讨论了正式史待所要满足的要求：一方面是一般的世界背景，另一方面是在这一般背景的基础上所发生的个别的事迹以及在神和命运的指引之下行动的个别人物。现在要讨论的第三点是这两个主要因素必须结合成为一个史诗的整体。关于这一层，我想只谈以下几点：

第一，对象的整体，为着把特殊的动作（情节）和它的实体性的基础联系起来，就必须表现出对象的整体，

其次，史诗在展现方式上与戏剧体待和抒情诗的本质差别，

第三，史诗作品尽管有广泛的派生枝节，仍应熔铸成为具体的整一体。1.上文已经说过，史诗的内容是发生某一个别动作（情节）的那个世界

的整体，所以其中要包括和这一世界的观点，事迹和情况有密切联系的最多种多样的对象（事物）。

1a）抒情诗固然也要涉及具体的情境，主体在这种情境之中可以把各种各样的内容纳入他的情感和观感里，但是决定抒情诗这个基本类型的是内心生活，所以抒情诗不容许对外在现实进行广泛的描绘。另一方面，戏剧作品要把人物和动作过程表现得和在实际生活中一样生动，所以根本不能描述动作发生的地点，剧中人物的外表形状和不关紧要的事故，而是要把重点摆在内在的动机和目的上，不是摆在和广大世界的联系和人物的实际情况上。在史诗里却不然，除掉要写动作所根据的广泛的民族现实生活之外，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所以史待所要表现的是一切可以纳入人类生活诗篇中的那些分散的事物的整体。这里我们一方面要把自然环境计算进去，当然不仅限于发生动作的那个具体地点，而是要见出自然的全貌。就像上文引过的《奥德赛》的例子，从这部史诗里我们可以看出希腊人在荷马时代对大地和环绕大地的海洋的形状是怎样想的。但是这些自然因素并不是主要的题材而只是一种基地或背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要展现出对整个的神的世界以及神们的生活，作用和行动的看法。在这两方面之间，还有第三个因素，即单纯的人这个因素的整体，包括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情况，道德习俗，人物性格和事迹之类，对这些当然都要从两方面来看，既要看到个别的事迹，也要看到民族生活和现实生活中其它方面的一般情况。最后，关于精神的内容，所表现出来的不只是一些外在的客观事迹，还要使人能从此认识到内心的情感，目的，意图以及个别行动有无可辩护的理由。所以史诗并不完全排除抒情诗和戏剧体诗的题材，不过不把这两种诗的题材形成全部作品的基本形式，而只是让它们作为组成部分而发生作用，不能因为采用它们而就使史诗丧失它所特有的性格。如果全部史诗的语调和色彩都是抒情式的，象在《奥森的诗》里那样，或是抒情的表现方式成为诗中的突出部分，诗人在这部分尽量发挥了他的最大本领，例如塔梭的作品有时就是这样，在密尔顿和克洛普斯托克的作品里这种情况尤其突出，在这两种情况之下，作品就不应看作史诗了。在史诗里，抒情诗的情感和观感应像客观事物一样，当作已经发生过的事，已经说过的话和已经想过的思想来叙述，不应破坏史待所应有的平静的稳步前进的语调。所以情感迸发的嘈杂叫喊，特别是发自内心的歌唱，为着要表现主体自己，就泛滥横流的那种表现方式在史诗里没有地位。史诗也不肯用戏剧里那种生动的对话，其中人物按照当前直接现实情况说话，主要目的在于揭示人物之间显出性格特征的辩

论，互相说服，吩咐和迫胁，或是热情奔放地各自陈述理由。①

lb）其次，史持之所以展示上述各种内容，并不是只让我们看到它们各自独立的客观面貌，而是使这些内容能形成史诗所必有的个别事迹。如果这种本已界定的个别动作应当和后来要加上去的材料结合在一起，就要使这种范围较广的材料与这个别事件的发生过程经常发生联系，不应脱离这个别事件而独立。个别事件与其它材料交织得最好的典范是《奥德赛》，其中希腊人家庭生活的和平情况，关于一些野蛮民族和地区以及关于阴曹地府之类观念都和俄狄修斯回国迷航以及他的儿子离家寻父这种个别事件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没有任何材料离开这种个别事件而独立，不象悲剧中的合唱队那样不参加剧中动作而只在旁观，发表一般性的感想，而是要参加进来影响事件的进展。此外，自然界和神的世界也不是单为它们本身而独立出现，而是因为和某一具体动作有联系（神的职责本来就在指引凡人的动作），才获得一种有个性的生动的表现。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故事才会显得不是对一些彼此各自独立的对象的描绘，而是诗人对他所选为贯串全诗的线索的那件事迹的叙述。但是另一方面，个别事迹也不能把它所倚为枢纽的那种具有实体性的民族基础整体都全盘吸收，以至使自己丧失一切独立性而显得只是处于服从的地位。举例来说，亚力山大远征东方的事迹，从这个观点来看，就不是写史诗的好材料，因为这件英雄事业在决策和执行两方面都只靠亚力山大一个人物，只有他个人的精神和性格才起作用，而民族基础，希腊大军和将领们都完全没有上文对史诗所要求的那种独立地位。亚力山大的军队是对他唯命是听的人，只能服从他，并且不是自愿地追随他。但是正式史诗的生命就在于个别动作和发出动作的个别人物与一般世界情况这两个主要方面既要经常处于统一中，又要在这种交互联系之中各自保持必要的独立，才算得上一个凭自己而挣得独立存在的人。①

1c）我们已对史诗的实体性的基础提出了两点要求：一点是这种基础要产生一种个别的动作，就须是含有冲突的，另一点是这种一般基础不应表现为独立的，应采取一个具体事迹的形式，而且要和这个具体事迹联系起来，所以这个个别事迹就是全部史诗的出发点。这一点对于情境应从哪里开始的问题特别重要。在这方面还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提供了范例。在前一部史诗里，特洛伊战争是一般的背景，它只是在与阿喀琉斯的狂怒结合在一起的那个具体事迹的范围之内，才展现在我们眼前，所以史诗以引起主角阿迎门农愤恨的情境为起点，就把一切摆得很清楚。在后一部史诗里，有两个不同的情境可以作为全诗的起点：一个是俄狄修斯的迷路的航行，一个是他的伊特卡故乡的家庭纠纷。荷马把这两个情节摆得很接近，先约略叙述俄狄修斯在归途中被仙女卡里普梭留住下，耽搁一些时候，然后马上就转到他的妻子所遭遇的痛苦以及他的儿子离家去寻父。因此，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出是什么延误了他的归程以及他回国以后原来留在家乡的人们使他有必要采取

① 这一节说明史诗事迹应表现出人和神交织在一起而同时保持各巨的独立自由，希腊史诗做到了这一点。印度史诗把人降到全凭神力操纵的地位。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神都是抽象概念的人格化，相信奇迹，破坏了普遍有效的因果律。

① 李维（Li 一 Vius，公元前 59 一公元后 17），他的《罗马史》从罗马建国写起，所以与维古尔的史诗有些联系。

哪些措施。②

其次，从这种起点出发，史诗的进展方式既不同于抒情诗，也不同于戏剧体诗。

2a）首先要考虑的一点是史诗在派生枝节方面的广度，其原由在史诗的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我们前已说过，完全发展出来的史诗世界是由多种多样的对象（事物）来形成的，它既包括精神的内在力量，动机和希求，又包括外在的情境和环境。这一切因素既然都采取客观实在现象的形式，其中每一因素就形成一种本身独立的内在的或外在的形状，史诗的作者在描写和叙述中应该在这种形状上多花工夫，而且应该展现它们的客观外在性相。至于抒情诗却把它所掌握的一切集中成为亲切的情感或转化为概括的一般性的感想。客观事物直接呈现出多种多样的特征，彼此分散的情况和五光十彩的丰富性。就凭这一点，史诗就已比其它种类的侍都更有节外生枝的权利，甚至可以使每一技节都显得是自由独立的。但是上文已经说过，对客观实在事物及其形状的爱好也不宜过分，以致把与本题情节及其基础毫不相干的情况和现象都扯进诗里；派生的枝节必须对事迹的进展起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尽管如此，由于要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形状，史诗各部分的衔接是比较松散的，因为在客观事物之间起中介或结合作用的是内在本质的联系，而单从外表来看，个别特殊方面却各有独立的存在。由于史诗各部分之间缺乏这种谨严的统一和明显的联系，而且由于史诗起源于原始时代，它的形式也是原始的，史诗比起抒情诗和戏剧体诗一方面较容易有后来的增删，另一方面可以吸收过去一些独立的已经具有某种程度的艺术形式的传说故事，作为它的组成部分，形成一种新的兼容并包的整体。③

2b）其次，就史诗给与事迹生展以动力时所采取的方式来看，凡所发生的事既不应只导源于主体的心情，也不应只导源于人物的个性，因而侵犯到抒情诗和戏剧体诗的领域。在这方面史诗也要保持客观事物的形式，这是形成史诗基本类型的。关于这方面我已说过多次。对于叙事的表现方式来说，外在环境之重要并不亚于人物内心生活的特性。在史诗里，人物性格和客观事物的必然性二者是以同等重要性而并列在一起的。所以史诗人物可以服从外在环境而不至损害他的诗的个性，他的行动可以显得是环境情况的结果，所以环境情况在史诗里是强大的动力，不象在戏剧体诗里那样，只有人物性格在起主导作用。例如在《奥德赛》里事迹的发展几乎始终伏因干外在环境。阿里奥斯陀以及其它取村于中世纪的史诗所叙述的奇遇也是如此。再如在维吉尔的史诗里，伊涅阿斯奉神诏去建立罗马的事迹及其广泛的派生枝节，如果从戏剧的观点来看，对事迹提供动力的方式就很不高明。塔梭的《耶露撒冷的解放》也是如此，其中基督教的十字军不仅遭到伊斯兰教军的英勇抵抗，而且还碰到许多自然界事故的阻碍。几乎一切著名的史诗都可以提供类似的例证，事实上史诗作者选择这种材料正是因为它使叙事的表现方式成为可能和必要的。

这番话也适用于行动结果应该导源于个别人物的实际决断的情况。这里所应突出表现的也不是戏剧意义的人物性格，按照以片面方式来激发他的那

② 原注：见《罗马史》卷二，第三十二节。

③ 布鲁茂（Blumauer，1755—1798）德国滑稽诗人，著有《伪装过的伊涅意特》，以滑稽的口吻摹仿维古尔的史诗。

种目的和个人的情欲，利用环境情况，去针对外在事物和其他个别人物来保持他自己的个性；史诗的人物性格既要排除这种取决于主体性格的行动，也要排除单纯的主体心情和偶然情感的流露，而是一方面要紧紧掌握住环境及其实际情况，另一方面要使事迹的动力来自具有绝对价值和普遍意义的伦理观点。在这方面特别是荷马的作品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研究资料。例如特洛伊的老王后赫库已对她的儿子赫克忒的哀悼，阿喀琉斯对他的挚友帕屈罗克鲁斯的哀悼之类在内容完全可以用抒情诗的方式去处理，荷马却从来不离开史诗的语调。荷马史诗中也有许多情境可以用戏剧的方式去表现，例如将领会议中阿迦门农和阿喀琉斯的争吵，赫克忒向他的妻子安竺若玛克的告别之类，可是荷马在这些场合从来不用戏剧的风格。举上述告别的场面为例，这一段叙述在这部史诗里算是最美的。就连在席勒的戏剧作品《强盗》里，阿玛利亚和卡尔的唱和也是夫妻告别，本来是应当全用抒情方式处理的题材，我们却还可以听出摹仿荷马史诗的韵味。荷马在《伊利亚特》第六卷里写上述告别场面，所产生的史诗效果多么美妙！赫克忒在家里没有找到妻子，后来在到城墙的斯康门的路上才碰见她。她疾忙地走上前来，到了他身边。他带着安静的微笑，看着她怀里抱着的小男孩，她就说，“神奇的人啊，你的英勇会终于使你遭到毁灭啊！你既不怜惜这弱小的儿子，也不怜惜我这个不幸的女人，我不久就要成寡妇了。希腊人就要把你杀掉，他们集合起来围攻你一个人。如果我失去你，我宁可埋到黄土里去。如果你死了，留给我的就没有什么安慰，就只有痛苦了！我既没有父亲，又没有母亲。”接着她详细地叙述她父亲的遭遇和她的七个弟兄都死在阿喀琉斯手里，她母亲也成了俘虏，赎回来就死去了。然后她又向赫克忒哀求，要这位既是她父母又是她弟兄的丈夫，这位还在青春鼎盛时期的大夫，留在城堡上，不要让儿子成为孤儿，妻子成为寡妇。赫克忒怀着同样沉痛的心情回答了她，“我也在为这些事忧虑，妻子，但是我也很担心特洛伊人民，如果我留在这里逃避战斗，做一个懦夫。我也不会受暂时激动心情的驱遣，因为我一向惯于奋不顾身地站在特洛伊军队的最前列战斗，保卫我父亲的荣誉，也保卫我自己的荣誉。我在深心里也预感到有朝一日，神圣的祖国都要陷落，神矛手普列亚姆，我的父亲，以及他的人民都要同归于尽。但是我最难忘怀的倒不是特洛伊人民的灾难，也不是我父母的灾难，也不是我的同胞弟兄，他们终会在敌人的压力之、下倒到尘土里，而是你，将来终会有一个身披铁甲的希腊人把你这个泪流满面的寡妇拖走，剥夺你的自由，你就得在希腊替另一个家庭纺纱，或是辛苦地挑水。你不情愿，但是强有力的必然会压在你身上，你不干也得干。那时会有人看到你啼位，就说，‘瞧，这就是在为保卫特洛伊而战斗的特洛伊人中间最英勇的战士赫克忒的妻子！’也许会有人这样说，那时你会痛心，想到你失去了这样一个丈夫，失去了一个本来可以使你不当奴婢的人。我宁愿埋在尘土里，也不愿听到你哀啼，看到你被人拖走。”赫克忒的这番话是沉痛的，动人的，但是表达的方式既不是抒情诗的，也不是戏剧的，而是史诗的，因为他对这种灾难的辛酸描绘一方面表现出当时的环境和单纯的客观情况，而另一方面也显出推动他的力量不是个人的意愿或主观的决断，而是一种必然，这种必然并不等于他自己的目的和意志。

以同样的史诗的方式来打动情绪的还有战败者用环境之类理由向战胜者恳求饶命的情节，因为一种内心的激动如果只是由环境引起的，如果只是企图用客观情况和情境去产生感动人的效果，那就不是戏剧性的，尽管近代悲

剧作者也往往利用这种产生效果的方式，例如席勒在他的悲剧《奥莲女郎》① 里所写的英国骑士蒙歌玛利和姜·达克在战场上的一景（第二幕第六景人象旁人早已正确地指出，就是史诗性多于戏剧性的。这位英国骑士在危急关头丧失了一切勇气；当他遭到勇猛的法国战士塔尔博（他用死亡惩罚怯懦）和姜·达克（她能战胜最勇敢的人）两人追逐时，他不逃跑，却大声叫喊说；

⋯⋯但愿我不曾乘船过海，

我真倒霉！让虚荣置我于死地，妄想在法国战争中建立勋名，而今毁灭人的命运竟把我带到

这场血战中。但愿我远离这战氛，回到花香草绿的家乡赛芬河滨，

回到安全的家乡，那里我留下了老母和温柔的未婚妻，正在为我伤心。

这不是男子汉大丈夫的话，使得这位骑士的形像既不适合于真正的史诗，也不适合于悲剧，而是更多地流于喜剧。姜·达克骂他说：

你这该死的，亏你是英国母亲养的！

接着就向他冲去，他放下刀和盾，跪倒在她脚下恳求饶命。他详细地陈述理由，想博得她的同情，说他手无寸铁，他父亲是个富翁，会拿黄金来赎他；说姜·达克作为一个少女，应有女性的温和；说他很爱他的未婚妻，她在流着眼泪盼他回家；而且家里还有父母，都很为他伤心；说死在他乡异域，没有人哀悼，这是多么悲惨的命运，如此等等。这一切理由就它们涉及客观情况来说，也有点意义和价值，此外，他陈述这些理由时所用的平静语调也是史诗性的。待人也以同样平静的语调叙述姜·达克不得不听他说下去的理由，他手无寸铁，就不能杀他。如果从戏剧观点来看，她就应毫不迟缓地一看到他就把他杀掉，因为她对一切英国人都有刻骨的仇恨，而且曾用沉痛的语言表达出这种仇恨，她的理由就是她对阴曹地府所曾立下的庄严誓约：

我要用利剑杀死一切活的人，只要战神把他们送到我手里。

如果问题只在于蒙歌玛利不应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遭到屠杀，她既然已停了一段时间听他哀诉，他就有了一个极好的活命办法，那就是放下武器。但是她告诉他如果想活命，就得跟她打一仗，她自己也是一个不朽的凡人，他于是又拿起武器，一下子就被姜·达克打死了。这一幕剧情的进展，如果没有这些广泛的史诗式的陈述，就会更适合戏剧的体裁②。

2c）第三，关于史诗事迹的进展方式，无论就详细说明所必须涉及的广泛的外在联系来看，还是就动作情节到最后结局的进展来看，特别是从史诗和戏剧体诗的对比来看，我们可以指出一个一般性的特点：史诗的表现方式不仅要多花一些时间去描绘客观现实和内心状态，而且还要对最后的解决（结局）设下一些阻碍。所以戏剧体诗的作者始终要着眼到实现主要目的过程中的斗争须显出始终一贯地凭内在线索的发展，而史诗却可以从实现主要目的过程中旁迁他涉到许多方面去，因而有机会把全部世界情况展现在我们眼

① 狄多（Dido）是维吉尔史诗中一个最有名的女角色。特洛伊陷落后她逃到非洲迎泰基，遇到伊涅阿斯和他发生了爱情，在一起同居，伊涅阿斯服从神诏，抛弃了她，她愤而自杀。

② 这两个女仙已见前注。俄狄修斯在航行途程中先后同这两个女仙同居过。

前，如果不是在史诗里，这种全部世界情况是无须用语言来表达的。例如《伊利亚特》一开始就出现了这样的阻碍，就叙述阿波罗神在希腊军营中所造成的致命的瘟疫，把这次瘟疫和阿喀琉斯与阿迦门农的争吵联系起来。阿喀琉斯的狂怒是第二个阻碍。在《奥德赛》里尤其明显，俄狄修斯的每一个险遇都阻碍了他的归程，穿插的枝节特别使情节的进展遭到了中断，它们大部分都是阻碍。例如维吉尔的《伊涅意特》里的沉船和狄多的爱情，塔梭的史诗中阿米达的出现，以及浪漫型史诗里许多英雄的许多爱情遭遇都是如此。在阿里奥斯陶的作品里这类独立的爱情故事堆砌得特别多，它们交织在一起，以至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斗争的主题都完全掩盖起来了。在但丁的《神曲》里固然没有出现对情节进展的明显的阻碍，但是这里情节的迟缓进展部分地由于描述所采用的一般是不慌不忙的方式，部分地由于诗人对地狱和其它境界的一些个别人的小故事以及他和阴魂们的对话叙述得很详细。

但是有一点特别重要，事迹生展进程中的这种阻碍不应成为诗人故意拖延的一种手段。史诗世界的运行基地即一般世界情况只有在它是自生自长而不由外力形成的时候，才具有真正的诗的性质。史诗也是如此，它的事迹在环境和原始命运中的进展也必须由它本身生发出来，不应该使人觉得它是诗人凭主观意图来安排的；事迹愈是如此自生自展，史诗所表现的客观态度，无论从实际现象来看，还是从实体性内容来看，也就愈能使诗的整体及其各部分都各凭自己而处在各自的恰当地位。假如在这种世界的顶峰上还另安置一个控制世间进程的神的世界，诗人自己就必须真正从对神的信仰中获得了新鲜的生气灌注，因为在大多数事例中正是神们设置了上述各种阻碍，如果诗人对神没有真正的信仰，没有从这种信仰中获得生气，神力就会弄成一种毫无生命的机械，实际上只是诗人凭主观意图的一种虚构。①

我们既已约略谈到史诗把个别事迹和民族的一般世界情况交织在一起所展示的客观事物整体，现在就要讨论第三个问题，就是在事迹在展现方式中所涉及的史诗作品的整一性和完满的熔铸过程。

3a）这一点前已提到，现在显得特别重要，因为近来流行着一种看法，以为史诗可以任意在哪一点上结束，也可以任意继续下去。就连一些聪明的渊博的学者，例如哲学家沃尔夫，也尽力支持这个看法。但是这个看法毕竟是粗陋的，因为它无异于否认完美的史诗具有艺术性。史诗之所以成为自由艺术的作品，就单凭它本身就是一个完满的整体，通过这种整体来描述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它不同于现实世界那样时而纷纭错乱，时而是依存关系和因果关系永无休止地承续流转下去。当然要承认：在真正的原始史诗里主要任务并不在对各部分的设计和组织，穿插故事的安排和完满性之类问题进行审美的判断，因为在原始史诗里压倒一切的因素是这种民族圣经里所表现的世界观，宗教信仰，总之，内容的丰富意蕴，这种情况比在较晚起的抒情诗和戏剧体诗里显得还更明显。不过话虽如此说，在《腊玛雅那》，《伊利亚特》，《伊涅意特》乃至《尼泊龙根歌》之类民族圣经里，决不应抹煞美和艺术赋与它们的那种艺术作品的尊严和自由，正是从美和艺术出发，它们才能把一个情节的完满整体表现出来。

3b）就一般意义来理解的“整一性”这个词对于悲剧已变成一种老生常

① 波德卯（Bodmer）是十八世纪瑞士诗人，他的史诗据旧约创世纪叙述人类始祖诺亚得了上帝的指示，造船逃过洪水之灾。余已见前注。

谈而导致许多流弊。实际上每一个事例，无论是过去的还是未来的，都可以沿着因果线索而无穷尽地承续流转下去，而且还要牵涉到数不尽的特殊环境和情节，所以定不出界限来，说从这些情况和零星事物中究竟有哪些应该摆进史诗里来而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如果我们采取这种系列观点，史诗在过去和未来两个方向都是永远唱不完的，而且还可以有各种增删窜改。不过这样的系列就变成了散文。例如希腊的纪事本末派诗人曾歌唱过一切有关特洛伊战争的事迹，因此写过一些荷马史诗的续编，还上溯到列达的卵①重新开始。但是由于这个缘故，这类作品和荷马史诗相比，就成了画蛇添足的散文。其中人物不能形成史诗的中心，像我们在上文所要求的，因为这些可以做出和遭遇到各种各样的事件，而这些事件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使它们成为一个事迹。所以我们应该找出另一种整一性。为此我们必须约略确定一个单纯的事件和一个事迹或动作情节之间的区别。这个区别就在于一个动作情节以史诗方式叙述出来就成了一个事迹；至于一个单纯的事件却只是任何人的行为的外在事实，其中并不用实现任何具体的目的。一般说来，凡是实际存在的东西在形状和现象上偶有变动，都可以叫做事件，例如一个人触了电就是一个单纯的事件，一个外在的偶然事故。又如夺得敌方的一个城市却不只此，因为它实现了一个自觉的目的。像耶露撒冷从伊斯兰教徒和异教徒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或则用更好的例子来说，像阿喀琉斯的狂怒这样一种动机及其满足，才能以史诗事迹的形状熔铸成为一个本身完满的整体。但是只有人才能发出动作和贯彻目的，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和目的与动机在一起成长起来的个别人物就站上了顶峰。如果整个英雄人物性格（目的和动机都导源于此）的动作情节和目的的实现只有在完全具体的情境和机缘下才可发生，而这种情境和机缘又朝过去方向派生出广泛的联系，如果目的实现又朝未来方向既产生多种多样的原因，又产生多种多样的结果，这些旁支派生的原因和结果和所写的具体情节就没有诗所要求的紧密联系了。例如阿喀琉斯的狂怒和海伦的私奔或巴里斯对三美女的评判，尽管后两件事对于前一件事是一个发生在前的条件，却说不上有什么直接联系，就和它和特洛伊的实际陷落没有什么联系一样。如果依某些人的看法，说《伊利亚特》既没有必然的起点，也没有必然的终点，这种看法就没有明确地认识到《伊利亚特》所歌唱的主题是阿喀琉斯的狂怒。就是这个主题提供了全诗的整一性的中心点。如果我们牢牢地掌握住阿喀琉斯的形像，把阿迦门农所引起的他的狂怒当作全诗的贯串线索，我们就找不出荷马可用的还有更好的起点和终点了。上文已经说过，这次狂怒的直接起因就是起点，而此后所叙述的都是这次狂怒的后果。反对者固然提过不同的意见，说如果是这样，诗的最后几章就没有用处，大可以删掉了。但是就全诗来看，这个反对的意见是站不住脚了，因为阿喀琉斯拒绝参战而在海滩战船边袖手旁观，这件事就是他的狂怒的后果之一，因为他的袖手旁观不久就导致特洛伊对希腊的优势，这又导致他的挚友帕屈罗克鲁斯的战死。这件事又引起他的哀悼和发誓报仇，接着就是他战胜和打死了特洛伊的主将赫克忒。这些都是一环套着一环的。还有人认为人一死就完了，就可以走开不管了。说这种话的人就只能证明他思想粗鄙。人死了，完了的只是自然（肉体），并不是人本身，不是道德习俗，而道德习俗却要求为死在战场上的英雄们举行葬礼。因此接着上文就加上在帕屈罗克鲁斯墓旁举行

① 人类的远祖，见《旧约·创世记》第五章。

的葬礼游戏，普里亚姆哀求还赫克忒的尸体，阿喀琉斯的和解和应允，这就使死亡者获得了葬礼。这是最美的圆满收场。①

3c）我们既已把个别的具体动作详细地溯源到自觉的目的或主角的性格，并且说明了史诗整体就从这个具体动作里找到它的整一性和圆满结构的中心点了，现在还要回答一个问题，这是否把史诗的整一性和戏剧的整一性混淆起来了呢？因为戏剧也是由自觉的目的和人物性格所引起的一个具体动作及其冲突为中心点的。为着不要使这两种诗有哪怕是表面的混淆，我有必要再提一下我在上文关于动作和事件的区别所说过的话。此外，史诗的兴趣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导源于人物性格，目的和情境的具体动作本身，这种动作的冲突和解决的全部过程在史诗里还要能在一个民族社会及其整套实体性理想的大范围里去找更广泛的起因，所以这种民族社会所包含的多种多样的人物性格，情况和事件也要纳入史诗叙述里去。从这个观点看，史诗的圆满结构就不限于某一具体动作的特殊内容，而是更多地要涉及当时的全部世界观，史诗所要叙述的就是这全部世界观的客观实际情况。史诗的整一性就要靠两方面，一方面所叙述的具体动作本身应该是完满自足的，另一方面动作进展过程中所涉及的广阔世界也要充分表现出来，使我们认识到。这两方面还要融贯一致，处于不可分割的整一体。①

这些就是我们所约略指出的正式史诗的一些本质性的特征。史诗这种偏重客观性相的形式还被用来描述一些内容意蕴并没有真正客观性相的其它题材。这类史诗变种会使理论家们难于应付，如果有人要求他们进行分类，把一切诗包括变种在内都摆进一类，他们应付这些变种就要感到困难。因为符合类概念的事物才能纳入这一类；至于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不完全符合类概的事物，摆在一类就不很合适，所以关于史诗的变种我在结束本部分之前只准备约略地提几种。

属于史诗变种的首先有近代意义的田园诗。田园诗只描述处在纯朴天真状态中的人，至于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中一切带有普遍意义值得深切关心的东西则一律抛开。这种纯朴天真的生活只能意味着吃喝以外一无所知，只满足于很简单的饮食，例如山羊奶，绵羊奶，在必要时至多有牛奶，青菜，植物根，栗，果，鲜酪之类，我相信吃肉还是允许的，因为田园诗中的牧夫牧妇饲养牲畜，并不完全用作敬神的牺牲。牧夫牧妇的职务就是整天带着一条忠实的狗去看心爱的牛羊，照顾它们吃草喝水。他们也谈情说爱，这种温柔情感在平静安逸生活中还没有遭到腐化，他们有他们所特有的虔敬和温柔。他们吹芦管吹笛，爱唱歌，特别是纯朴天真地互相友爱。古希腊人的田园诗却不如此。他们在造形艺术中所描绘的是一个较热闹的世界：酒神，林神和牧神的信徒们无忧无虑地围绕着一个神，以和近代田园诗完全不同的方式把兽性提高到人类的欢乐情感，既生动而又真实，不像近代田园诗那样虚伪的空洞的纯朴和虔诚。在希腊的牧歌里，例如提俄克里特①所写的，我们可以看

① 这一节以荷马和维吉尔，密尔顿，克洛普斯托克一类诗人的史诗作品为例，说明原始史诗的朴素自然风格和仿制的史诗的矫糅造作的风格之间的差别。

① 这一节说明抒情诗以写内心生活为主，戏剧体诗以写人物性格，动机，目的和动作及其结果为主，邯要避免写世界情况和具体情境的派生枝节；史诗既可写内心生活，又可写人物动作，但是重点在用客观态度描述事迹，从事迹进展中见出全部客观世界情况。

① 这一节说明史诗叙述的以个别事迹为主，关于全部世界情况，民族精神以及一般外在事物的描述都必须

到处理原始民族生活题材所表现的生动的观照和真实的典型。无论是描绘渔夫和牧夫的生活实况，还是描绘较为广阔的生活环境的事物，用的是史诗的，抒情诗的还是表面像戏剧的方式，都现出同样的既生动而又真实的生活画面。维吉尔的《牧歌》就已经干燥无味了。格斯纳①就简直令人生厌了，现在已没有人读他了。真奇怪，格斯纳过去很合法国人的口味，被他们捧为德国最大的诗人。这种偏好可能一方面由于法国人既想逃避现实而又不甘心毫不活动的虚浮心情，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们完全缺乏高尚的兴趣，没有接受到德国文化教养中震动人心的东西。

属于这个混种的还有像在英国流行的一种半描绘半抒情的诗，大半取材于自然界和四时节令之类。此外还有多种多样的教科诗，例如物理歌诀，医学歌诀，天文歌诀，棋艺，钓艺，猎艺乃至恋爱艺术之类手册，大半是散文性的内容穿上诗的外衣。在希腊晚期和罗马时代，这类书就已出现，在近代法国，这种教科诗特别受到艺术的锤炼，其中语调一般是史诗的，有时也用抒情诗的方式。

传奇故事①和民歌虽然是诗，但没有明确的类性特征。它们是

中世纪和近代的产物。民歌的内容有一部分是史诗的，而表现方式却大半是抒情诗的，所以既可以属于史诗，也可以属于抒情诗。

至于近代市民阶级的史诗，即小说，却完全不同。在这种体裁里，一方面像史诗叙事一样，充分表现出丰富多采的旨趣，情况，人物性格，生活状况乃至整个世界的广大背景；但是另一方面却缺乏产生史诗的那种原始的诗的世界情况。近代意义的小说要以已安排成为具有散文性质现实世界为先行条件，在这种基地之上，在既定的前提许可之下，小说在事迹生动性方面和人物及其命运方面，力图恢复诗已丧失的权利。所以小说最常用的而且也适合于它的一种冲突就是心的诗和对立的外在情况和偶然事故的散文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可以用悲剧的或喜剧的方式解决，或是在下列两个方式中之一达到了结：一个是个别人物起初反抗当时流行的世界秩序，继而承认其中真正有实体性的东西，于是和现实情况妥协起来，积极参加进去活动；另一个是个别人物从所创造和成就的事物之中剔除它们的散文形状，用一种凭美和艺术转化过来的友好世界来代替原已存在的那种散文世界。关于描述方式，正式小说也和史诗一样，也要求要有一个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整体，其中多方面的题材和内容意蕴也要在一个具体事迹的范围之内显现出来，这个事迹就对全部作品提供了中心点。关于构思和创作细节，作者可以发挥作用的范围愈大，他也就愈难免沉没到对现实生活散文的描绘中去，而自己却不投身到散文性的日常生活中去。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