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轮美奂——宋辽金元琉璃器

宋代琉璃工艺继承了隋唐五代的工艺，并略有发展，这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

辽代琉璃器造型实用性强，粗犷、质朴，富有民族特色。

金代琉璃器一方面由于女真族在契丹辽代及北宋地区大量掠夺珍宝，刺激了金代琉璃器的发展；二是学习先进的中原文化，促进了琉璃器的发展。

元定都北京后，在和平门外琉璃厂一带先后建立了许多琉璃作坊，主要供皇宫建筑使用。

承上启下的两宋琉璃器

宋代是我国书画艺术和陶瓷、玉器艺术都很发达的一个时期，涌现了很多著名的艺术家。琉璃工艺也很大提高，继承了隋唐五代的水平，并略有发展，这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也有所体现。

如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有一首《琉璃瓶歌赠晁二》：

火维荒茫地轴倾，下有积水潜鲲鲸。

……

兽肌鸟舌髻翘撑。万金明珠络如绳，

白衣夜明非缟缯。以有易无百货倾，

室中开橐光出楹。非石非玉色绀青，

昆吾宝铁雕春冰。表里洞彻中虚明，

宛然而深是为瓶。補陀真人一铢衣，

……

烂然光辉子文章，清明无垢君肺肠。

比君之德君勿忘，与君同升白玉堂。

张耒的诗原以简淡平易为特色，但这一首却风格特异，大约这一件玻璃瓶的确来历不凡，持之以赠同门晁补之，又更多一点儿感情色彩。不过在缤纷的文字之下，依然是写实的。

中原地区的琉璃制作虽起始很早，但同瓷器等相比，却始终称不上发达，在生活中也不是很常见，诗中所谓“择人而归”，是不轻易赠与的，也可见其珍罕。

宋代来自阿拉伯地区的蕃使，几乎均携有琉璃制品入贡。984年，大食“国人花茶来献花锦、越诺、拣香、白龙脑、白砂糖、蔷薇水、琉璃器”。

993年，大食人李亚勿、蒲希密来贡，所携物品有象牙、乳香、宾铁、红丝吉贝、五色杂花蕃锦、白越诺、琉璃瓶、无名异、蔷薇水等，数额巨大。

999年，大食蒲押提黎“来贡象牙四株，拣香二百斤，千年枣、白砂糖、葡萄各一琉璃瓶，蔷薇四十瓶，贺皇帝登位”，此琉璃瓶不只是盛装千年枣、白砂糖、葡萄的容器，而且也应为进献的贡品之一。

此外，1011年，大食陁婆离“进瓮香、象牙、琥珀、无名异、绣丝、红丝、碧黄锦、细越诺、红驼毛、间金线壁衣、碧白琉璃酒器、蔷薇水、千年枣等”。

1071年，大食国使臣层伽尼等“奉表贡珍珠、龙脑、乳香、琉璃器、白龙黑龙涎香、猛火油、药物”。

1089年，“大食麻罗拔国进奉锦布、象牙、琉璃等物，蕃、唐章表二道”等。

南宋赵汝适《诸蕃志》记述当时大食所贡物品计有28种，而琉璃为其重要的贡物。赵汝适还在大食属国层拔、弼琶罗、注辇国、白达国、吉慈尼国、芦眉国物产中，载有其所产的“碾花上等琉璃”等。

周去非《岭外代答》也谈到大食白达国、吉慈尼国产碾花上等琉璃。

佛典《如意宝珠金轮咒王经》记载：

若无舍利，以金、银、琉璃、水晶、玛瑙、玻璃众宝等造作舍利。……行者无力者，即至大海边，拾清净沙石即为舍利，亦可用药草、竹木、根节造作舍利。

可见，舍利可以用其他材料仿制或代用，称之为影骨舍利，它与从佛肉身上遗留下来的真身舍利具有同等功德，应受到与真身舍利相同的供养。

在实际发现中真身舍利少之又少，绝大多数是影骨舍利。一些舍利瓶中的细碎珠粒，有荧光，类珍珠，就是琉璃等影骨舍利。

用瓶盛装舍利，其习由来已久。两宋墓葬与寺塔地宫都曾发现过装舍利的琉璃器，其中有数量不算太少的琉璃瓶，如河北省定县北宋静志寺塔地宫，如辽陈国公主墓，又浙江省瑞安北宋慧光塔，安徽省无为北宋塔，天津蓟县独乐寺塔等塔基均发现了形制近似的琉璃瓶。

其中以976年封藏的河北省定县静志寺地宫发现的为最早，定县的一座塔基，原系净众院舍利塔，建成于995年，塔基中共发现琉璃器34件，包括8件葫芦形瓶、2件长颈瓶和1件绿色侈口碗。还有琉璃葡萄、大口钵、小口大腹瓶、磨花瓶、银盖小瓶等。

其中有一件高颈刻花琉璃瓶，浅蓝色，清澈透明。高9厘米，腹径6.8厘米，口沿平坦、长颈、球腹，足沿外侈。颈至腹部设弦纹三周，其间刻有卷草纹图案。纹饰舒卷自如，掩映生妍，布局虚实得体，刻工深浅有度，装饰效果和谐、优美、柔和。

琢磨琉璃小口圆腹瓶，高9.8厘米，腹径6.5厘米，口径3.5厘米，底径5.8厘米，瓶直颈，稍向外撇，斜肩以下斜收，平底，纹饰为磨制，颈周饰排列均匀的6个竖长方形，下饰凹弦纹一周，腹的上下部各饰凹弦纹一周，中饰以兽面纹。口一侧高出另一侧0.2厘米。

蓝色玻璃小口卵形瓶高17.5厘米，腹径9.8厘米，口径1.2厘米，体薄透明，深蓝色，呈不规则长椭圆形，似鸡卵。小口，管形颈，口部稍粗，留有吹制时的痕迹。

静志寺另一座塔基发现琉璃葫芦瓶，高4.3厘米，腹径3.1厘米。

定县静志寺地宫中，也发现有深蓝胆形瓶和“小白大碧”一大一小两件直桶杯，小者浅色无纹，大者色蓝，有简单的竖线磨纹。

还有一件花瓣口杯，呈淡绿色，半透明，表面附着有黄白色锈蚀，器壁有小气泡，口径16厘米，高10厘米。

在出自宋人之手的一轴《观音》图中，可以见到与之相近的杨枝瓶。“兜罗宝手亲挈携，杨枝取露救渴饥”，琉璃瓶本来有着想象的依据。

定县静安寺的又一座塔基还发现有许多琉璃葡萄，最大径1.82厘米，长2.15厘米，最小径1.3厘米，长1.4厘米，葡萄粒大小不一，有圆形、椭圆形。腹壁极薄，中空。颜色以棕色为多，白色和绿色的较少，均半透明。料质略显不纯，杂有白色的旋状纹，表面有黄色锈蚀斑块。

河北省定县除静志寺外，还有一座净众院，净众院塔基地宫位于定州城内中山汉墓南侧，地宫呈不规则方形，穹庐顶，共发现了34件琉璃器，除一件花口钵外，余均为瓶，且大多为葫芦瓶，也有连体瓶，还有一件淡绿色花式口沿琉璃碗和一串琉璃葡萄。

河南省密县法海寺塔基发现的琉璃数量较多，其中能看出器形的约50余件，有葫芦瓶、细颈瓶、蛋形器、宝莲形器、壶形三足鼎、鸟形物等。

其中琉璃瓶高7.2至4.2厘米，口径1.3至1.4厘米；壶形三足鼎口径3.1厘米，高8.8厘米。

特别是一件琉璃鸟形物，高6厘米，此件玻璃鸟形物以深绿色透明玻璃制成，鸟颈细长，鸟头如鸡，圆眼钩喙，身体为圆球状，球下平切，体内中空。

球体应是无模吹制法制成，体外腹中部饰有一道凸起弦纹，在腹部两侧由凸弦上生出双翅，翅为棒状，向上弯曲至鸟首与腹部交接处，两翅上各套有一个大圆环，似能响动，尾部短小。

整体分析，除球形鸟体外，其余部分均以拉条捏塑然后与球体热熔而成，鸟冠、鸟喙结合部留有明显的沟痕。

玻璃宝莲形物径4.5厘米，高6厘米，此器胎薄如纸，制作技艺精良。可能是佛塔塔基中的供奉物品。

此外，甘肃省灵台舍利石棺、江苏省连云港海清寺阿育王塔各发现3件葫芦形琉璃瓶，江苏省镇江甘露寺塔另有一件薄壁小琉璃瓶。

浙江省宋代琉璃瓶仅见3件，其中瑞安县慧光塔内发现了两件。其中一件蓝色磨花高颈琉璃瓶尤为精美。该瓶通高9厘米，颈高4.5厘米，外口径3.6厘米，内口径1厘米，腹部最大径5厘米，底径3.2厘米，重57.8克。

宽平折沿，细长颈，圆肩，球形腹，喇叭形圈足，小平底。颈自下而上略有收狭，上部磨刻二道凹弦纹，下部磨刻四个大小略有不一、不甚规整的圆拱形图案。

琉璃瓶的肩部磨刻一道凹弦纹和一周12个排列不甚规整的橄榄形磨饰。腹部磨刻的曲线及橄榄形构成三组折枝纹，简洁而粗放，与金银器上装饰的枝蔓缠绕的缠枝纹明显不同。器底厚而呈深蓝色，与器身的浅蓝色形成鲜明对比，底部中心留有制作过程中使用铁棒技术的疤痕。

该瓶几无风化，光洁无锈，透明度很好，气泡和杂质极少，具有很高的玻璃熔制水平。瓶内壁为光滑的自由表面，外壁有水平纹理，特别是平展的口沿部位纹理非常明显，可知此瓶是采用模吹成型的。瓶内贮白色细珠粒。

类似用途的琉璃瓶，如安徽省无为塔基发现的北宋琉璃舍利瓶，口径4.6厘米，底径7厘米，高12.2厘米，此瓶行质为圆长颈圆体平底，透明着色玻璃，虽内含较多的气泡，但并不影响其透明度。

其颈、肩、腹部均磨刻粗壮挺拔的阴线几何纹。用作盛佛陀舍利的宝瓶，埋于佛塔地宫。

无为塔还发现一件高颈磨花琉璃瓶，推测其亦为蔷薇水瓶，专为供奉礼佛。

安徽省寿县发现北宋孔雀蓝葫芦形琉璃舍利瓶，通高10.3厘米，腹径2.5厘米，色甚光鲜，质地清脆，器壁薄如纸，明如晶，色泽鲜丽，反映了琉璃制造术的水平。

从纹饰特点上看，这几件玻璃瓶无一例外在颈或肩部磨饰圆拱形、椭圆形、菱形、橄榄形、矩形等几何图案，腹部磨饰或繁或简的几何曲线，繁缛的曲线配上各种几何形往往构成一定的图案纹饰，如漩涡纹、菱形纹、折枝纹等。

琉璃瓶常见于佛事，多用来珍藏置放佛舍利，但此类很少见诸吟咏。唐宋诗歌或提到琉璃瓶用作盛酒，如北宋孔平仲《海南碧琉璃瓶》：

手持苍翠玉，终日看无足。

秋天常在眼，春水忽盈掬。

莹然无尘埃，可以清心曲。

有酒自此倾，金樽莫相渎。

诗歌也偶言用琉璃瓶来观赏游鱼，南宋吴芾有诗题为：“偶得数琉璃瓶置窗几间，因取小鱼漾其中，乃见其浮游自适感而有作”。不过此琉璃瓶，很有可能是一种桶形杯。

宋代的琉璃器虽然仍是供帝皇贵族赏玩与寺庙供佛之需，但传统的玻璃压铸工艺已广泛应用于民间。“药玉”琉璃也进入了舆服制度，成为君臣冠冕、朝服上的装饰。宋人常咏“药玉船”、“药玉杯”，说明仿玉的玻璃酒器已经深入士大夫生活。

如杨万里《秋凉晚酌》诗：“古稀尚隔来年在，且釂今宵药玉船。”再如陈造《赠傅商卿》：“下帘小炽萁炉火，煨芋聊持药玉杯。”

华丽的珠翠装饰在宋代成为风尚，使中原的琉璃吹制与灯工技术在民间流行，除瓶、壶、盏等容器外，簪钗珠环等首饰产量极大，文学作品中多有民妇广泛使用琉璃簪钗的记载。

如湖南省长沙发现北宋蓝白色琉璃发簪、钗3件，其中一件簪长14厘米，头径1.2厘米，蓝色与白色条纹相间于其上，十分雅致。

另外两件U形发钗长12.8厘米，通体天蓝色，晶莹剔透，共两股，大小形状基本相同，并排并行，一端弧形转折，另一端尖，两股尾端半截比较粗大，由尾向前由粗变细，前端半截较为均细，头梢尖小，透明，琉璃中可见许多小气泡。

安徽省六安东门外护城河也发现宋代琉璃钗，长19.6厘米，直径0.4厘米，钗呈双股，乳白色，不透明，头部略向上弧形弯曲，尾部尖状。

浙江省衢州南宋史绳祖墓发现有琉璃饰品，方胜形长2厘米，宽1.4厘米，瓜子形长1.1厘米。

另外，还出现了大型的琉璃制品，如五色琉璃灯等，说明宋代琉璃业的兴盛使其应用范围极为广泛。

琉璃灯为我国古代花灯的一种，采用木架结构，纱和琉璃料器，宝石等作为装饰，中有转心的大型灯具，主要用于节日庆典。

关于琉璃灯的记载最早见于宋代周密著《武林旧事》：

灯之品极多，每以“苏灯”为最，圈片大者经三四尺，皆五色琉璃所成，山水人物，花竹翎毛，种种奇妙，俨然著色便面也。

其后福州所进，则纯用白玉，晃耀夺目，如清冰玉壶，爽彻心目。近岁新安所进益奇，虽圈骨悉皆琉璃所为，号“无骨灯”。

禁中尝令作琉璃灯山，其高五丈，人物皆用机关活动，结大彩楼贮之。又于殿堂梁栋窗户间为涌壁，作诸色故事，龙凤噀水，蜿蜒如生，遂为诸灯之冠。

前后设玉栅帘，宝光花影，不可正视。仙韶内人，迭奏新曲，声闻人间。殿上铺连五色琉璃阁，皆球文戏龙百花。小窗间垂小水晶帘，流苏宝带，交映璀璨。中设御座，恍然如在广寒清虚府中也。

《武林旧事》还载有这时来自域外的琉璃圆盘子、琉璃花瓶、琉璃碗等，在该书中，他还提到了一个名为“琉璃毽”的精美工艺品。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则记载：1151年，宋高宗至张俊府第，张俊乃设席供进御筵，筵席所用餐具中，即有琉璃圆盘子、琉璃花瓶、琉璃碗等。田汝成之所以载录这些餐具，除说明张俊生活的奢华外，也表明这些琉璃器物的珍贵和不易获得。

新疆地区在若羌县瓦石峡遗址曾发现了大量琉璃残片，经拼对后可以看出是长颈凹底瓶和纽形器。该遗址虽未发现原料和熔化玻璃的坩埚，但从大量的吹制玻璃的废料和玻璃器种类单一来看，显然当地存在着一个制造琉璃器皿的作坊，年代应属宋代。

[旁注]

苏门四学士　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的并称。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黄、秦、晁、张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

周去非　南宋地理学家。字直夫，通判静江府。代归，撰《岭外代答》，分地理、土风、物产、边帅、法制、财计等20门，记载当时岭南的山川、古迹、物产资源，以及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生活习俗等情况，兼及南海诸国和大秦、木兰皮国等。为研究当地史地的重要文献，条分缕析，足补正史之缺。

卷草纹　我国传统图案之一。多取忍冬、荷花、兰花、牡丹等花草，经处理后作“S”形波状曲线排列，构成二方连续图案，花草造型多曲卷圆润，通称卷草纹。因盛行于唐代故名唐草纹。

兽面纹　即饕餮纹，我国古代常见的花纹之一，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早期。此兽是古人融合了自然界各种猛兽的特征，同时加以自己的想象而形成的，其中兽的面部巨大而夸张，装饰性很强，研究者称为兽面纹，常作为器物的主要纹饰。兽面纹有的有躯干、兽足，有的仅作兽面。

缠枝纹　我国古代传统纹饰之一。盛行于元代以后。明代或称为“转枝”，以植物的枝干或蔓藤做骨架，向上下、左右延伸，形成波线式的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循环往复，变化无穷。缠枝莲、缠枝牡丹、缠枝草蔓均属此类。

折枝纹　一种典型的瓷器装饰纹样。以折枝花鸟为题材，构成与周围纹样无连接关系的单独纹样，习称“折枝花纹”、“折枝果纹”或“折枝花果纹”，统称折枝纹。常见有折枝梅、折枝莲、折枝牡丹、折枝枇杷、折枝石榴、折枝荔枝等。

杨万里　字廷秀，号诚斋，南宋杰出诗人，与尤袤、范成大、陆游合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南宋四大家”。存诗4200余首，不少抒发爱国情思之作，从不同角度表现出对农民艰难生活的同情。50岁以后诗风转变，由师法前人到师法自然，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情趣，用幽默诙谐、平易浅近的语言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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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省瑞安慧光塔中发现的一件蓝色磨花高颈玻璃瓶，以其别致的造型而备受瞩目。

慧光塔建于1034年，那么该瓶的相对年代下限应为11世纪。

这一时间正值我国的宋代，中外往来陆路上继续沿用古丝绸之路，海上交通的发展使海路成为一条联系中外的繁忙通途。可见这件玻璃瓶：一是受西方的工艺影响；二是从海路输入的舶来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