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盛行的投壶礼法

传说在仙界的大荒山中，有一座巨大的石室。这个石室中，住着一位神仙名叫东王公。他的身形像人，但他的脸像鸟，屁股上又长着一根老虎尾巴。他经常骑着一只黑熊在大荒山中奔驰，十分威风。

而在神仙之中，玉帝是主宰一切的，而东王公也接受玉帝的分派，他主管人间万物的生长。当东王公心情好的时候，天下便风调雨顺，世间的万物都茁壮成长，五谷丰登，百姓都能安居乐业。

但若是东王公发起怒来，人世间不是连年干旱，便是洪水泛滥，到处灾祸不断，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

东王公除了定期到天宫去朝拜玉帝以外，平日都在大荒山的石室中修炼。他十分寂寞，好在他有一个名叫玉女的侍妾，玉女长得十分漂亮，东王公也很喜欢她。为了消遣，他经常同玉女一起玩一个叫投壶的游戏。

这种投壶的游戏，在战国时期的人间也十分流行。在一般贵族在酒宴上请宾客玩的一种游戏，他们通常都会设一把特别的壶，主人和客人轮流拿着箭投向壶中，看谁投中的箭多，谁就是胜利者，而谁投中的箭少，他就要被罚酒认输了。

但是，东王公的投壶游戏，要比人间这种壮丽得多。

他在石室中安放着一把巨大的酒壶，他和玉女手中各拿着1200箭，每掷一次箭，1200支箭同时向壶口飞去。如果这些箭全部投中，上天就保持沉默，如果有一支箭没有投中酒壶，天就会发出嗤笑，这时，人们在下界看到的便是电闪雷鸣。

这是古代战国时期的一个传说，这传说中的投壶是我国战国时期盛行的礼仪游戏。也叫做“射壶”，投壶是我国古代酒宴中经常使用的娱乐器具，是古代传统礼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种既可以登大雅之堂，又能在平常人家玩的传统游戏。

投壶游戏是战国时期宴会上的一种助酒兴的娱乐活动，也是战国时期的重要礼乐活动，是从上至天子下至士大夫在宴饮中常用以娱乐宾客的活动。

在投壶游戏开始之前，人们要首先指定一个司射，也就是裁判。然后，由主人向客人提出邀请，而参加游戏的客人，他们每人手中都拿着4支用树枝做成的箭杆。之后，这些客人站在规定的距离之外，他们依次向壶内投掷。

有时主人为了增加难度，他常在壶内装上了又小又滑的豆子，如果用力过猛，即使客人将箭投入了壶内，也会被反弹出来。4支箭全部投完为一局，每次比赛进行3局，以投中多者为胜，败者则要被罚喝酒。

战国时期的投壶活动富于情趣，又讲究极多。宾客按照顺序持箭投壶，他们决出胜负后，负者便责无旁贷地按规定饮酒，而且不能耍赖。

在饮酒时，一旁助阵的乐工还要兴致高昂地齐奏古乐《狸首》，那场景极为热烈。饮酒的人要恭恭敬敬，他们跪着端起酒杯，然后一饮而尽，称为“赐灌”。

投壶赢的人也要郑重其事地跪在一边，称为“敬养”。当然，这些都是战国时投壶的规定。而投壶进入普通百姓家成为他们平时的游戏后，礼的作用便削弱了，仅仅是出于娱乐助兴，也就没有了这样的繁文缛节了。

最后，主人要为宾客演奏乐曲。在儒家那里，礼和乐总是合在一起说的，事不成，那么礼乐不兴，礼乐不兴，那么刑罚也就不能推行，只有做完了这一切后，整个投壶过程才算完成。

接着可以进行下一轮了，投壶一次接一次地进行，即便嗜酒如命的酒徒也挡不住一次次的罚饮，最后便会烂醉如泥。当然，任何有身份的人都不愿在这样的场合出乖露丑，所以他们都想在投壶中争胜，因此平时古人就对投壶活动进行训练。

其实，投壶是为了追求人与人的相互礼让与虔敬，提倡以君子之风相处相争，同时起到愉悦身心、丰富礼宴娱乐的作用。

据人们推测，战国时期的投壶游戏可以简单分为三种，标准型、简易型和表演型。三者之间是有一定区别的。

标准型投壶，以《礼记》等礼仪经典的记载为依据，结合现实条件，适当调整，使其成为日常可习可行的民族礼仪与娱乐活动。

简易型投壶，要求尽量简化，使投壶简便易行，相应的使用一些代用品为投壶工具。简易型投壶主要是一种宴饮娱乐活动。

表演型投壶活动，它忠实地复原了经典礼仪和典籍中的记载，对礼器使用、礼仪程序都是非常严谨和规范的。

当古人进行投壶活动时，他们首先得有一定的依据，不能随意。这种游戏在古代有固定的规则，所以可以根据这些规则，进行适当的调整。

首先是要进行事前的准备工作。投壶是在宴饮时进行的礼仪，行礼者都应该穿汉服礼服，这是基本的规定。参加的人员主要有主任、宾客、司射和乐工等。

主人也就是投壶礼的主持者，宾客便是投壶礼的参与者，司射是投壶礼时具体的指挥者，乐工便是在一旁演奏音乐的人。

除了这4种人员，还有有进行投壶游戏的器具，也就是礼器的准备。首先主人要准备投壶数尊，金属制、陶瓷制的投壶等都可以。

一般准备的投壶都在壶中盛以小豆，这样使箭矢投入后不至于弹出来。投壶的标准尺寸是壶颈长7寸，口径2.5寸，壶高1.2尺，容量5升，壶腹直径5寸。尺寸都是周代规定的，后来战国的投壶直接沿袭了周代的规格。其次主人还需要准备若干个箭，至少要有8支以上。

古礼上要求必须是以柘木制的箭，但古人可以不必拘泥这些，他们用竹、木等都可以，将竹、木削成箭矢的形状。箭矢长0.2米，首端锐，尾端钝。

壶与矢是投壶最重要的礼器，它们的制作应该尽量精美。另外还要有若干个“算”。“算”就是进行计数用的工具，一般用竹木的小片就行。

当然，投壶一定要准备美酒和酒杯，以供宾主在投壶游戏中饮酒时用的。

等一切器具都准备就绪后，投壶游戏才正式开始。首先是宾主就位，宾主来到各自席位上，标志着投壶活动的开始。

在开始游戏前，主人和宾客要进行三请三让。一般是这样的，主人捧着箭来到宾客面前为了体现古韵，主客问答都需要用古语对答。

主人先说：“某有枉矢哨壶，请乐宾。”

宾客回答说：“子有旨酒佳肴，又重以乐，敢辞。”

主人又说：“枉矢哨壶，不足辞也，敢以请。”

宾客说：“某赐旨酒佳肴，又重以乐，敢固辞。”

主人说：“枉矢哨壶，不足辞也，敢固以请。”

宾客说：“某固辞不得命，敢不敬从？”

等三请三让之后，宾客向主人行拜礼，他们接受主人奉上的4只矢，然后主人答拜，宾主相互行揖礼。当这样礼仪性的活动进行完毕之后，主客回到宾主席上正坐，他面对投壶所在的方位，做好投壶的准备。

这时候，司射把两尊壶放到宾主席对面的席子上，投壶距离主宾席位的距离为两尺左右，分别正对着宾客与主人。然后主人返回自己的席位。

接下来司射向主人和宾客宣布比赛规则，一般规则如下。投壶之礼，需要将箭矢的前端投掷入壶内才算投中，人们要依次投矢，抢先连投者即便投入也不予计分，投中获胜者有权利处罚不胜者饮酒。

当规则宣布完毕后，司射开始命令乐工演奏《狸首》，他宣布比赛正式开始。《狸首》是《诗经》名篇，不过后来已经失传了，所以可以用琴曲《鹿鸣》来替代，投壶的动作要与音乐节奏要相和。

宾主依次投壶，他们将所有的箭矢投完，也就是一局，然后开始计算成绩。

司射在宾主投壶过程中同时计算成绩，当有投入的人，司射就将一枚算放到一侧的地上，宾客投中就放在右边，主人投中则放在左边。

当宾主投完后，司射说：“左右都已投完，下面开始宣布成绩。”

这时司射才开始宣布，比如哪个人比另一个人多几纯或者几奇，平局就说结局为均。

当司射宣布完比赛结果，就该到饮酒的环节了。

这时司射说：“请胜者为不胜者酌酒。”

此时，胜者开始罚败者饮酒。胜者为败者在酒爵中斟满酒，他们双手奉上，败者接过后必须说：“赐灌。”

胜者也要回答：“敬养。”这时，败者才将罚酒饮下。当主人和宾客喝完酒后，第二轮投壶才开始，方法同上，直至宾主尽欢为止。

由于标准性投壶相对还是很复杂的，需要相应的器具，所以还有一种简易型投壶方案，便于随时操作。

投壶起源于儒家射礼，因为射礼不易操作，而且诸侯射艺通常不精，于是就采用一种较为简单的方式来代替。因为如果按照《礼记》的规定进行投壶，这显然是特别繁琐的。

作为一种日常宴饮的娱乐活动，投壶简便易行就可以了，仍然不失为一种高雅的宴饮娱乐。其实，即便在投壶比较盛行的战国时期，人们真正按照《礼记》上的规定，进行投壶的次数也为数不多。

而简易型投壶是在标准型投壶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很多古法必需的器具都可以使用一些代用品。首先，投壶可以换做瓷瓶或者水瓶来代替，而有两支箭矢轮流使用就行了。

箭也可以用竹子制成，长度在0.2米左右，头端裹上棉布以提高命中率。其中最简单的办法则是用筷子做箭矢，毕竟筷子每家每户都有的。

“算”可以用竹签代替，还可以用石子或其他器物代替，甚至演奏乐曲的环节可以省去。只需要开始时主人和宾客相揖后就位，投壶时客人于席上依次投壶，然后用竹签计算成绩等罚酒时胜者再向败者罚酒，这样过程就简便多了。

其实，这个投壶游戏的简化过程方案，基本上也与古法中大致相似，这种简单的投壶游戏对于我国投壶文化的继承是非常有意义的。

投壶之礼这种古代礼乐文化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体现了一种演变和延续。投壶这种礼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礼的成分逐渐减少，游戏娱乐的成分逐渐增加。从有关的文献和出土的实物等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投壶游戏的不断变化。

而历史上的文人骚客也有记载投壶游戏的文章。如《礼记》中的《投壶》篇、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的《投壶仪节》等。

特别是三国时期一个叫邯郸淳的人写的《投壶赋》，他将投壶者们身手不凡的投技和妙趣横生的场景描写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

战国时代投壶之风盛行，战国时著名思想家淳于髡说：“在男女杂坐、六博投壶之时，人们可以饮下八斗之酒却只有两分醉意。”可见投壶之戏，竟然可以为古人助酒性。

其实，他说此话的目的是向齐威王褒扬自己的能力。当时，齐国遭到楚国的攻击，淳于髡临危受命，他被派遣去赵国请来了10万救兵，楚军知道后，连夜引兵回去了。淳于髡回国后，齐威公为他庆功。在宴会之上，齐威公问淳于髡喝多少能醉时，淳于髡就说了此话。

这些说法虽然都说得头头是道，其实都没有能够脱离注经释义的范围，这大概由于投壶已经载入经典，所以大家只能认定它是“礼”的一种。

如果不受这种先入之见的束缚，设想投壶本来是产自民间的一种游艺或竞技活动，然后才被纳入礼的范围并加以规范。

后来的晚清学者章太炎在他所著的《经学略说》中说：“汉代《礼记》中有投壶的记载，《礼记》的作者西汉戴德和戴圣两个人都是从西汉经学家后苍那里得到的真传。他们知道17篇是不够的，所以他们都在自己的书里加入《投壶》、《奔丧》两篇文章。”

大戴戴德有84篇，小戴戴圣有49篇。戴德、戴圣所传同门，为什么《礼记》的篇目会不一样呢？对此，人们的看法不一。

因此有人怀疑，《礼记》是后人伪作的。《伪书通考》、《古今伪书考补正》中都有《礼记》是伪书的记载，只不过断言它们是伪作的理由并不充分。

而大、小戴的《礼记》中有关于投壶的记载，文字基本相同。最大的差异是小戴的《礼记》中有鼓谱，而大戴的《礼记》中却没有。

在战国时期，古文献中还对投壶的时间和地点有明确要求，说投壶要随着光线的明暗有所不同的。

在后来清代张沐所编写的《礼记疏略》中有这样的记载：

投壶有三处，在正午时分要在室内投壶，傍晚时就要在大堂内投壶，天黑的时候就必须在庭院内投壶。

而这段文献中还规定，用作投壶的箭，因在所处的场所不同，规格也不一样。文中说：

筹，室中五抉，堂上七抉，庭中九抉。

其中的筹就是指箭，一抉就是指四指那么长。投壶的壶离投箭的席约7尺。做箭的材料也极是考究，一般箭要用柘木、棘木制成。除此以外，史书中还详细地记述了投壶的术语和规则。

战国时期魏国文学家邯郸淳在他所著的《艺经》中说：“投壶以12筹为限，象征一年中的12个月。在投壶娱乐中还要讲究声势，投壶以击鼓为节。”

在关于战国时期投壶的专业考古中，也有很多已经出土的投壶器具值得参考和借鉴。

后来，在河北平山三汲乡战国时期的中山王墓中，又出土发现了一件我国最早的铜投壶。

这件投壶是造型别致的三犀足筒形器，它的底部基座是3只雄姿威猛的矮足独角犀，壶的形状呈圆筒形，两侧附有一幅首衔环。这件投壶遍体饰有生动流畅的细线变形山字花纹，平口深腹。

此壶高0.59米，口径0.20米，筒形腹上有“左使车工本”5个字铭文。在这件器物刚刚出土的时候，人们并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功用，后经专家学者们的考证，他们断定这件三犀足筒形器铜器，应该就是古代的投壶。

而《礼记》中记载的青铜投壶的外形，与这件出土的铜器刚好完全吻合。

另外，在三国时期魏国文学家邯郸淳的《投壶赋》中也有“厥高二尺”的记载，记载中的高度和这个铜投壶是一样的，也佐证了这件铜壶就是战国时期的投壶。

而且同在中山王墓中，还出土了一件较小的铜筒形器，高约0.4米，口径约0.1米，器物上下各有一道斜格云纹，两侧也各有一铺道衔环，半口深腹，中空，这与三犀足铜投壶形制相同，只是没有三犀足。

人们认为，这也是一件小型的铜投壶，这两件器物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其实在战国时期，投壶所用的壶跟酒壶是通用的，一般多是铜质或陶质的。

在河北燕下都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个硬陶壶，它属于仿青铜器式样，它的足部有一约0.02米高的足圈，总高0.31米，这便是一个战国其时陶瓷的投壶。

而在诸城臧家庄战国古墓中出土的一件青铜投壶，这件投壶被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珍贵文物。

通过这个已经出土的投壶，可以得知，古代投壶的外形如同日常生活的酒壶和水壶，它口阔，肚大，脖子细长。而诸城出土的这件投壶无论造型设计，还是铸造工艺，都别具一格。

该壶高0.35米，口径0.34米，它采用了直筒式的外形，口、颈、腹连为一体，这打破了壶的传统形式，给人以面目一新、超凡脱俗的感觉。

这件投壶的壶身奇特，花纹装饰都采用镂孔透雕、平面底纹、素面宽带三种方式相间组成。它的瓶身层次分明，繁而不乱。它的腹壁外侧装着两个对称的铺首衔环，底部采用二层台式的高圈足，犹如给壶装上了一个稳定的底座。

这件投壶圈足采用镂孔透雕装饰，与壶身上的纹饰上下呼应，相得益彰。这件投壶在制模铸造时使用了先进的内外合范工艺，一次浇铸成功，壶壁厚薄均匀，造型规整，纹饰清晰，自然流畅，是古代青铜器中难得的精品，充分表现出了工匠们高超的铸铜技艺。

[旁注]

东王公　与西王母共为道教尊敬的大神，又称“木公”、“东华帝君”等，究其源，可追溯至战国时期，当时楚地信仰“东皇太一”大神，又称“东君”，也就是神化了的太阳神，这便是东王公的前身。是我国古代神话中的男神，后经道教增饰奉为男仙领袖，道教南、北二宗则都奉他为始祖。

大雅之堂　在我国传统思想认为的，那些被人看重的、不粗俗的事物，也就是相对高雅的事物，或者指相对高尚雅致的地方。字面上通俗的意思是高雅的厅堂，有时也比喻高的要求和完美的境界。

乐工　又称“优伶”，是古代掌管音乐的小官吏，也是古代歌舞演奏时艺人，属于古代下九流中“戏子”一类，虽然人们很喜欢他们，但相比而言，地位却不高。

礼乐　是我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礼乐文化”能起到提升人类道德，使人们达到自我完善的作用。古代先贤们就通过制礼作乐，形成了一套颇为完善的礼乐制度，并推广为道德伦理上的礼乐教化，用以维护社会秩序上的人伦和谐。礼乐文明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经典　作为典范的儒家载籍。指儒家经久不衰的万世之作，后人才尊敬它称之为经典。经典是指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著作。也就是经过历史发展而被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书”。

汉服　又称“汉衣冠”，汉族的传统服饰，也称为“汉装”、“华服”等，是从黄帝即位至明末这4000多年中，以华夏礼仪文化为中心，通过历代汉人王朝推崇周礼、象天法地而形成千年不变的礼仪衣冠体系。

柘木　又名“柘桑”、“文章树”等，是指桑科植物柘树的树干部分，是我国历史上著名木料之一，它价格昂贵，具有中草药价值，有化淤止血、清肝明目之功效，常出现在我国古代各种典籍之中。

揖礼　属于古代相见礼的一种，据考证大约起源于周代以前，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周武王伐纣灭商而建立了周代，武王死后，他的儿子周成王年幼即位，由叔叔周公旦摄政。周公旦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措施来巩固政权，他建立了周代的各项典章制度和礼乐制度，其中就有揖礼。从此，揖礼开始大行于天下。

《鹿鸣》古代春秋时战国时期大宴群臣宾客的诗篇和乐曲，表达了主人热情好客，宴会上愉快融洽的气氛，是《诗经》中的名篇。三国时期文学家曹操的《短歌行》中“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也是出自在这里。

瓷　瓷器是一种由瓷石、高岭土、石英石、莫来石等组成，外表施有玻璃质釉或彩绘的物器。因为它不透水，有较为低廉的成本和耐磨等的特性在我国被广为使用，是中华文明展示的瑰宝。多姿多彩的瓷器是我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瓷器的精美绝伦完全可以作为我国优秀文化的代表。

邯郸淳　三国时期魏国书法家，文学家。自小就很有才华，博学多艺，善写文章，在当时远近闻名。他的著作有《笑林》和《艺经》，因为《笑林》的风趣幽默，他又被人们称为“笑林始祖”，他在我国书法史和文学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淳于髡　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主要活动在齐威王和齐宣王之际。以博学多才、善于辩论著称，是稷下学宫中最具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长期活跃在齐国的政治和学术领域，曾经对齐国新兴封建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对齐国的振兴与强盛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戴德　西汉时期著名文学家、礼学家和思想家，礼学中“大戴学”的开创者。他曾经被任为信都王刘嚣的太傅，汉宣帝时被立为博士，尊称“大戴”，著作《大戴礼记》，对后世文学和礼学有突出贡献。

张沐　清代初期的官吏。1658年的进士。康熙元年，他被授予直隶内黄知县，颇有政绩。退休后，他在河南主持讲学，四方的学士欣然而往，声望很高。后来，他著书立说，多有成就。

中山王墓　位于河北省平山三汲村，这里出土了大批精美绝伦的珍贵文物。仅中山王一号和六号墓出土文物就达19000余件，并以大量孤品、珍品的出土，它的发现意义非同凡响。而中山国是战国时期北方“千乘之国”，在战国时期占有重要地位。

青铜　铅、铜和锡的合金，在我国有特殊重要性和历史意义。我国使用铜的历史年代久远，大约在六七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发现并开始使用铜。作为代表当时最先进的金属冶炼、铸造技术的青铜，也主要用在祭祀礼仪和战争上，形成了具有我国传统特色的青铜器文化体系。

燕下都　古代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遗址，是战国都城中面积最大的一座。城址中部有一道隔墙，将城分为东、西二城。东城分为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居民区、墓葬区、古河道区五个部分，这里文化遗存相当丰富，保存较好，为后世提供了战国时期的物质资料，考古意义非常重大。

[阅读链接]

在山东长岛，曾经出土了一件战国早期的刻纹提梁壶。这件投壶在制模铸造时使用了先进的内外合范工艺，一次浇铸成功，壶壁厚薄均匀，造型规整，纹饰清晰，自然流畅，是古代青铜器中难得的精品，这也充分表现出了战国时期工匠们高超的铸铜技艺。

此外，这壶身还刻有一幅投壶图，画面上投壶者的投掷动作正处在紧张投出的那一瞬间，这幅画把《礼记》中所描述的情景定格了下来，生动再现了战国时期的投壶活动场面，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当时投壶活动的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