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中世纪哲学

鲁斯洛《中世纪哲学研究》（Etudes sur la Philosophie du Moyen Age，1840—1842 年，巴黎法文版）。

B．奥雷奥《经院哲学》（De la Philasphie Schalastique， 1850 年，巴黎法文版）。

B．奥雷奥《经院哲学史》（Histoire de laphilosophie Scholastique， 1872—1880 年，巴黎法文版）。

A．施特克尔《中世纪哲学史》（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des Mittelalters，1864—1866 年，美因茨德文版）。

当民族迁移摧毁罗马帝国时，罗马帝国没有政治力量足以抵御北方的野蛮人，科学文明便沦入彻底毁灭的危险中；因为当时掌握王权的种族对于哲学的精细结构比希腊艺术的轻松形式还更不能欣赏和理解。并且，古代文明本身已土崩瓦解，生命力已彻底丧 226 失，似已无能将粗俗的征服者引进学派中来。

因此，如果在旧世界崩溃的过程中，没有一种新的精神力量成长起来， 这新的精神力量能使北方儿女们五体投地地用坚强的手臂在毁灭的年代里力挽狂澜，为人类的将来拯救和保存文明的财富，那末，希腊精神的辉煌成就会付之东流，无望挽救。这种力量就是基督教会。国家政权做不到的，艺术 和科学办不到的，宗教做到了，办到了。日耳曼人对于艺术的想象和抽象的思维的精心创作还格格不入，然而福音的说教却在他们感情的最深处紧紧扣住了他们的心弦，福音以它崇高朴素的全副力量深深地打动了他们。

因此，只有从宗教的激励这点出发，今日欧洲民族吸取古代科学的过程才可能开始；只有凭借教会之手，新世界才可能进入旧世界的学校之门。但是这种关系的天然结果是，开始时在古代文明的精神内容中只有纳入基督教会学说的那一部分才得以保存，掌握教育权者完全硬性地排斥了其它一切， 特别是排斥了反对基督教教义的一切。毫无疑问，由于采取了这种措施，便有效地防止了这些民族的幼稚心灵里的混乱，否则他们是不可能理解和吸收消化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资料的。但是正因为如此，整个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便沦入深渊，只在很久以后，经过艰苦斗争才从深渊中拯救出来。

首先，教会逐渐把教育任务接过来，成为欧洲各民族的教育者，因为教会开始时是一个很不令人注目的宗教社团，但它却以坚定不移的逐步增长的力量发展成为一种统一的组织，趁政治生活崩溃之机，以坚强的和自信的唯一权成出现。并且由于这个组织受这种思想支配：教会是上帝所指派的拯救全人类的工具，因此对野蛮民族进行宗教教育就是教会本身的性质所规定的任务。因为教会在其内部生活中，经过无数曲折的道路从不动摇地前进并达到了理论体系的统一和完整，因此教会就更加有能力将此任务掌握在手。除此之外，还有特别有利的条件：在跨入斩时代的门槛上碰到第一流的思想家， 他将全部信念献给教会，他将教义发展成为彻底的科学体系，——他就是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是中世纪真正的导师。他不仅将基督教和新柏拉图的思想线路，与欧利根和普罗提诺的概念联结在一起，他还以创造性的精力集中了当代关于救世的需要以及教会实现这种需要的整个思想。他的学说就是基督教

哲学。与此同时，他以严格的统一性，制定了一种体系，使之成为科学地训 练欧洲民族的基础；并以 227 这种形式，罗马民族和日耳曼民族开始走上继承希腊文明的道路。

但是由于这个原因中世纪又顺着希腊人走过的有关科学的道路走了回来。在古代，科学起源于对知识本身纯美感的乐趣，只是逐渐地才走向为实践需要、为伦理任务以及为宗教渴念服务。中世纪开始时有意识地将科学从属于信仰的伟大目标。开始时它在科学中只看见理智的任务是用抽象的思维来澄清并表达它在感情和信念中准确而无可非议地掌握的东西。但在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对知识本身的乐趣复苏了，开始时胆小畏怯，摇摆不定，继而这种乐趣以日益增长的力量和自信发展起来了。开始这种乐趣不成熟地显露在那些似乎远离信仰的无可非议的观念领域里；最后当科学开始与信仰划清界限，哲学开始与神学划清界限，并自觉采取独立的立场时，这种乐趣便胜利地脱缰而骋了。

因此，中世纪哲学史提出来的对欧洲民族的教育是以基督教教义为起 点，并以发展科学精神为目标的。古代的理智文明以它结束时所采取的宗教形式传给近代民族，并在近代民族中逐渐发展成熟为名符其实的科学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理解，此教育史唤起对心理学的兴趣，唤起对文

明史的兴趣，并不提供哲学洞见的新颖而独立的成果。后生们个人独具的品格在对传统资料的反感（Abneigung）中到处都可以表现出来。因此，古代哲学中的问题和概念，在溶入新民族的精神中时，在许多地方发现有微妙的改变。中世纪在缎造新的拉丁术语构过程中，机智和深邃往往与迂腐和枯涩作斗争。但是在基本哲学思想方面，中世纪哲学还是停留在希腊哲学和希腊化

—罗马哲学的概念体系的范围内——不仅在提出问题方面，而且在解决问题方面。虽然我们必须高度评价中世纪哲学对于欧洲民族进行理智教育所付出的艰苦劳动，但是它的最高成就归根结蒂只不过是初学者的，而不是哲学大师的光辉作品，——这些作品只有用最精细，最详尽的调查研究的眼睛才能发现新思想的萌芽，但就整体而言，这些作品也只不过证明是对过去古老年代的思想界的抄袭。就其整个精神来说，只有中世纪哲学才是希腊化—罗马哲学的延续，两者之间本质上的差异是：在纪元最初几个世纪还有争议的东西，对于中世纪说来已成定论，并在主要方面被当作完整的、确定的东西。今天的人类社会在当时还处于求学时期，这个时期持续了整整一千年，

在这一千年中，似乎是，科学教育通过计划周密的教育步骤以逐渐增加古代 文化资料的方式不断向着科学前进。从出现在这种资料的矛盾中产生了哲学 问题，而已吸取的那些概念继续发展便形成了中世纪流行的科学的世界观。在这种传统中，新柏拉图主义与奥古斯丁所捍卫的基督教教义之间，存

在着一种原始的分歧——这种分歧当然不是在各处都一样尖锐，因为奥古斯丁在非常根本的地方还是受新柏拉图主义的控制；但是这种分歧在哲学与信仰的关系的根本性质上达到对立的程度。奥古斯丁体系集中了教会的概念。为了教会，哲学的主要任务是将教义作为科学体系去陈述、建立和发展：就教义进行这项任务而论，中世纪哲学使是教会的教育科学（die kirchliche Schul—wissenschaft），即经院哲学。另一方面，新柏拉图主义走的方向是领导个人通过知识达到生活与神合一的路线：就中世纪科学将此定为自己的目标而论，它便是神秘主义。

据此，经院哲学与神秘主义彼此补充，互不排斥。正如神秘主义的直观

可能成为经院哲学体系的一部分，同样，神秘主义者的夭人感通

（Verzückung）也可以把经院哲学庞大的学术体系假定为它的背景。因此， 在整个中世纪，神秘主义比经院哲学更有变成异端的危险。但是如若因此而认为在这里使看出了区分这两者的主要标志，使是错误的。无疑，经院哲学， 就其主要观点来说，完全是正统的。但是，在处理正在形成过程中的教义方面，经院哲学的各个学说不仅分歧很大，而且很多经院哲学家在科学地研究传统的学说时走向完全异端的理论，此异端学说的表达使他们内内外外陷入或多或少的严重的冲突中。关于神秘主义，新柏拉图主义的传统往往构成秘密的或公开的反对教会独霸宗教生活的理论背景①。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又碰见一些满腔热情的神秘主义者，他们自己感觉被神召唤，以真正的信仰防御经院哲学的越轨行为。

这样说来，笼统地称中世纪哲学为“经院哲学”似乎是不恰当的。根据更确切的估计，倒是可以证明，在维持科学传统中以及在消化和改革后来有效的那些哲学理论中，有一部分属于神秘主义，229 其作用至少与经院哲学所起的作用一样大；而且可以证明，在另一方面要严格区分这两种思潮，对于中世纪最卓越的哲学家说来，是不实际的。

最后，必须还要说明的是，即使当我们把经院哲学与神秘主义放在一块时，我们也决没有说完中世纪哲学的特征。当我们用这两种思潮与宗教的思想前提的关系来确定这两种思潮的本性时——一边是教会已成定论的理论， 另一边是个人的虔诚——，与此并行不悖的，特别是在中世纪后期（虽在早一点时期就已经可以觉察到），还有一股世俗的支流，它以逐日增长的程度带来希腊、罗马世俗经验的丰硕成果，将此成果带给重新建立起来的科学。在这里，开始时，有系统地将这广泛的材料以及其中的主导思想形式引入经院哲学体系，获得了成功；但是当思想领域的这一部分愈益发展成为独立的意义时，科学世界观的整条路线就愈益改变方向。当宗教感情与外界隔绝， 孤立地进行概念化和合理化时，哲学知识开始为自己重新划出纯理论研究的范围。

古代科学用传统的千丝万缕相互交织的细丝编织自己的织物，以此进入中世纪；从这种复杂性中，我们可以理解这一千年的哲学在历史研究面前所呈现的丰富多彩。在友好的和敌意的接触交流中，这些传统因素一世纪一世纪地在内容和范围上不断变化，前后流传，形成日新月异的彩图。当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时，光明与阴影相间，色彩调和，显现出惊人的纤细与美感， 这样，在思想活动中也表现出生活多姿，表现在大量的有趣人物身上，表现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上，表现在科学争论的热情洋溢的激动中。

然而这种生动的多姿多彩各处都从未受到文学—历史研究的充分的公正待遇①。不过这种发展的主要路线对于哲学原则说来，摆在我们面前的足够清

① 参阅 H．Reuter，Geschichte der religi(senAufkl(rungimMittelalter，[《中世纪宗教启蒙史》]，2vols．（柏林，1875—1877 年）。也可参阅 H．v．Eicken，GeschichtedermittelalterlichenWeltanschauung[《中世纪世界观史》]（斯图加特，1888 年）。

① 这种原因一部分的确是由于一些长期阻碍对于中世纪的正确评价的偏见，此等偏见已逐日消逝：但这种原因同样存在于文学本身。对于调查研究详尽的、然而绝大部分是枯燥无味的冗长罗唆，方法上计划性的单调，千篇一律，论点论据经常性的重复、转变，对矫揉造作、幼稚愚昧问题的滥用机智，毫无趣味的学派妙语，——凡此种种都是中世纪哲学所提出的学习，掌握和实践等过程的必然的特点；但是随之带来的

楚，足够明显了；哲学史庄这个时期找到的是瘦瘠的土壤，理由正如上述。 我们的确应该小心防范，不要将这段历史过程的复杂运动简化为大简单的公 式，不要忽视大量的正面的和反面的、在古代传统各因素之间来回变换形式 的各种关系，古代传统因素在连续几个肚纪里，一阵阵地渗入中世纪的思想。总的说来，中世纪欧洲各民族的科学发展过程沿着下述路线前进。

首先奥古斯丁深刻的理论并不是在哲学意义上，而是在对基督教教义作权威性的阐述上初见成效。与之并行不悖的是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主义，科学训练局限于不重要的简明手册，局限于亚里士多德逻辑片断。然而从钻研逻辑中却提出了很重要的逻辑一形而上学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开展了有高度生命力的思想运动；但是由于缺少形成思想内容的知炽，这种思想运动就有坠入空洞的形式主义的危险。与此相反，奥古斯丁的心理学开始逐步表现出强大的力量；与此同时，同阿拉伯科学接触后的初见成效的作用也显露出来了；阿拉伯科学，至少从主要方面来说，激励西方接触现实，并进一步扩大和改变它的视野。这种发展主要通过一些狭小的渠道结识了亚里士多德整个体系而得来的。与亚里士多德体系结识的直接结果是，基督教教义的结构在各个部分都是利用亚里士多德基本的形而上学概念用最堂皇的风格，煞费苦心地设计出来的。同时，亚里士多德哲学已被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所接受； 不仅在他们的拉丁译文中，而且在他们的评注中，在他们受新柏拉图主义的强烈影响的解释中，都表现出阿拉伯人接受了亚里士多德哲学。按此方式， 到目前为止的传统中新柏拉图主义因素沿着不同方向得到了有力的加强，而在另一方面，奥古斯丁主义形而上学的特定因素被迫不得不用更尖锐、更有力的言词，激烈反对新柏拉图主义。这样一来，科学思想中的内部裂痕便开始形成了，这具体地表现在神学与哲学的分离。此裂痕由于一种新的、复杂性不减以往的变动弄得更扩大了。对医学和自然科学的经验研究从东方流传进来与亚里士多德主义联合在一起；现在它也开始在欧洲各民族中兴起； 它统治了整个心理学领域，并且还得到奥古斯丁主义思潮的帮助，它有利于发展与教会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方向远离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当传统交织的细丝向各方面散开的时候，新开头的细丝已经织进这个松散的织物中来了。

古代哲学思想就这样，带着如此不同的互相支援又互相阻碍的关系，带着如此众多的阵线转变，在中世纪中前进。但最重要的、决定性的转折点无疑是接受亚里士多德主义，这项工作大约完成于 1200 年。这就很自然地将此领域分为两段，这两段的哲学内客彼此联系很紧，第一阶段的兴趣、问题、矛盾与运动在第二阶段里又以更广而且更深的形式重新出现。因此这两段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不能认为有实质性的差异 （ sachliche Verschiedenheit）。

后果是，在研究这一部分的哲学史时，材料的堆砌以及刻苦钻研所付出的辛劳却很不利于得到真实的结论。所以曾发生过这样的事；那些勤奋地、坚持不懈地深入钻研中世纪哲学的人往往不禁对他们研究的对象表示粗鲁的愤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