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第一节 哲学名称和哲学概念

赫姆论文《哲学》(Philosophie),载于埃尔希和格雨伯尔主编《百科全书,第 24 卷第三部(Ersch und Gruber’s Encyclopadie, Ⅲ. Abth., Bd. 24) 。

W.文德尔班《序曲》(Praeludien,1884 年,弗赖堡因布赖斯高,德文版),第 1 页起。

[A.瑟斯论文《哲学》,载于《大英百科全书》( Philosophy in Enc. Brit)][G.T.莱德《哲学入门》(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1891 年,纽约英文版。]

所谓哲学,按照现在习惯的理解,是对宇宙观和人生观一般问题的科学论述。个别哲学家,根据他们开始工作时所依据的前提以及在工作中所取得的结论,力求把这种共有的不明确的观念改变为较确切的定义①:但有些定义分歧太大,以至没有统一意见,甚至在这门科学的概念里的共同因素也似乎看不见了。而且即使上述较普遍的涵义本身也是将希腊人有关哲学一司的原始意义作了某种限制和改造的,——这种限制和改造是在西方人的理智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并将以同样方式继续发展下去。

1 现在我们仍可认出,φτλoσφειv 和φιλοσοφια两词在文献中①初次出现时,它们简单而不确切的涵义是“追求智慧”,而在苏格拉底以后的文献中,特别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学派中,“哲学”一词获得了明确的意义,根据这个意义,“哲学”指的恰恰是德语“Wissenschaft”[科学]②。按照这个涵义,一般哲学③指的是我们认识“现存”事物的井井有条的思想工作,而个别“哲学”指的是特殊科学,在这些特殊科学里我们要研究和认识的是现存事物的个别领域④。

同“哲学”一词的上述第一种理论意义很早就结合在一起的是 2 第二种

① 在 雨 伯 威 格 - 海 因 策 《 哲 学 史 大 纲 》 第 一 章 第 一 节 (Ueberweg-Heinze,Grumd- rissederGeschichtederPhilosophie,I.§I.)中有详细的引证。[雨伯威格《哲学史》英译本,G.S.摩利士译,1871 年纽约版。]

① 希罗多德Ⅰ.30 和 50(Herodotus,希腊历史学家,纪元前约 484 至 425 年。——译者);修昔的底斯, 11.40(Thucydidcs,雅典历史学家,纪元前约 471 至 400 年。——译者);甚至也经常出现在柏拉图作品中,如《申辩篇》29;《李西斯篇》218A;《筵话篇》202Eff.

② 这个众所周知的概念比英语、法语的“sclence”,范围广泛得多。[在英译本中,“science(” 科学)与“scientific”

(科学的)两词用于这种更广泛的意义上。“naturalscience”(自然科学)一词则用于通常单浊用“sciencc”

(科学)一词时所指的更挟窄的意义。如能提醒初学者,哲学和科学思想是一个东西,而自然科学不是科学的全体,可能是有好处的。]

③ 见柏拉图《理想国》480B;和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VI.1,1026a18。

④ 见柏拉图《泰阿泰德篇》143D。亚里士多德将有关“存在本身”的理念(即以后所谓的形而上学)当作“第一哲学”,以别于其他哲学,并进而区分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在一段文章(《形而上学》I.b, 987a29)中,他将复数形式φιλοσοφ αι也用在历史上先后连续的各种不同科学体系,正如我们谈到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的种种哲学一样。

理论意义。希腊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原始的宗教意识和伦理意识便进入分崩离析的过程中。这不仅使有关人的天职和使命问题变得愈来愈有必要作科学的调查研究(参阅后面第一篇第二章),而且使有关正当的生活行为的教导成为首要目标,最终成为哲学或科学的主要内容。因此,希腊化时期的哲学便获得了基于科学原则的主活艺术的实践意义①——智者派和苏格拉底早已为这种涵义开辟了道路。

这种变化的结果,纯理论的兴趣就过渡到特殊的“哲学”,有些特殊“哲学”就取得了它们所研究的特殊对象的名称(或者是历史的,或者是自然科学的),而数学和医学更加顽强地保持着它们从一开始就具有的对于一般科学的独立性②。然而哲学的名称总依附于那些科学的企图——企图从人类知识最普遍的结论中获得指导生活的信念,此种企图最后在(新柏拉图主义所作出的)努力中达到高峰,他们企图从这样的哲学中去创造新的宗教以代替已经过时的旧的宗教③。

最初,当古代科学遗产作为欧洲各国民族理智生活的决定力量而进入欧洲文化时,这些关系很少变化。中世纪所称的哲学的内容和任务与近古所持的概念完全一致④。然而,由于发现宗教在某种意义上已完成了哲学的任务, 哲学的涵义就经受着本质的变化。因为,宗教也一样,不仅提供了作为指导个人生活规律的确定信念,而且与此相联,还提供了对整个现实总的理论观点;由于基督教教义完全是在古代哲学的影响下创立的,因此那种理论观点就更具有哲学性质。在这种形势下,在基督教教义绵亘不断的统治时期,留给哲学的最多不过是一个婢女的地位,一个科学地奠定、发展和捍卫教义的婢女的地位。但是哲学也因此与神学在方法上对立起来;因为神学依靠神灵的启示去宣教的东西而哲学却利用人类知识去获取、去阐述①。

但是这种关系不可避免的结局是,思想越不受教会的束缚,哲学就越更独立地着手解决哲学和宗教共有的问题。哲学从阐述、捍卫教义过渡到对教义进行批判,最后完全摆脱宗教的影响,力图从它认为它自己所具有的人类理性和人类经验的“自然之光”的源泉里推论出自己的学说②。就这样,哲学

① 参阅在塞克斯都·恩披里珂《反对数学家》XI.169 中伊壁鸠鲁的定义:另方面参阅在塞涅卡《书信集》

89 中的定义。

② 参阅下面第一篇。

③ 比如普罗克洛喜欢把哲学称为神学。

④ 比如,参阅 Augustine,Solil.《独白》]I.7;conf.[《忏悔录》]V.7;ScotusErigena,DeDiv.Pr(dest.[《论神的预定说》]I.1(Migne,358);Anselm,Proslog.[《前论》],cap.1(Migne,I.227);Abelard, Introd.inTheol.[《神学概论》].II.3;Ray-mundusLullus,DeQuinqueSap.8。

① ThomasAquinas,SunmmaTheol.[《神学大全》]I.32,I:COntr.Gent.[《反异教大全》]Ⅰ.8f.Ⅱ.1ff.; Dunsscotus,OpOx.[《牛津论著》]Ⅰ.3,qu.4;Duranddepourcain,InSent,Prol,qU,8;Raymundusofsabunde, Theol,Natur.Prooem.[《自然神学导言》]

② Laur.Valla,Dialect.Disp .[《反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Ⅲ.9;B.Telesio,DeNat,Rer.Prooem[《论物性》导言];Fr.Bacon,DeAugm[《增进科学论》],Ⅲ.1(WorkS,Spedding,Ⅰ.539=Ⅲ.(336); Taurellus,PhI7Os.Triumph.[《哲学的胜利》]Ⅰ.Ⅰ.Parase1sus,Partagr.(ed.Huser)Ⅱ.23f.; G.Bruno,DellaCausa[《论原因.本原和一》],etc.Ⅳ.107(Lagarde,Ⅰ.272);Hobbes.DeCOrpor.[《论形体》]Ⅰ.(Works,Molesworth,1.2and6f.).

与神学在方法上的对立,逐渐发展到在本质上的对立;而作为“世俗哲学”③ 的近代哲学把自己摆在与基督教教义完全对立的立场④。这种关系虽然外貌上班驳陆离,从缠绵的依附变化到激烈的冲突,但是“哲学”的职责总仍然是古代所规定的,即从科学的洞见中提供宇宙观和人生观的理论基础;关于这点,宗教已不能满足这种需求,至少不能单独满足这种需求。十八世纪的哲学象希腊哲学一样,确信它能胜任这项任务,并认为它的权利和义务是向人们阐明事物真相,并从这种认识的高度去处理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

处在这种自信状态中的哲学被康德震撼了。康德论证了:要在个别科学 之外或在个别科学之上对宇宙作哲学的(即形而上学的)理解是不可能的; 从而又一次限制了哲学的概念和任务;因为在这次弃权之后,哲学作为一门 特殊科学,其领域便缩小到只限于理性对其自身的批判活动了康德就是 从这种理性的自我批判中获得了他的果断的灼见;这理性的自我批判必然系统地扩展到认识以外的其他活动中去。与此相联的是康德①所谓的哲学的宇宙的概念——哲学在生活实践方面的使命。

的确,这种新的显然也是最后的哲学概念绝不是立刻就得到了普遍承认的。情况倒是这样:十九世纪庞杂众多的哲学运动没有不重复早期的哲学形式的,而且“形而上学需要”②的蓬勃发展,在一个时期,甚至带回了一种倾向,把人类一切知识都放进哲学之中,又将哲学当作包罗万象的科学。

  1. 鉴于“哲学”一词的涵义在时间的进程中变化多端,从历史的比较中 要想获得哲学的普遍概念似乎是不现实的。根据这种目的提出来的概念, 没有一个适用于所有自称为哲学的思维活动的 4 结构③。有些类型的学说,片面强调理论的实践意义;在这样情况下,即使将哲学置于有更普遍意义的“科学”概念之下,也是成问题的①。我们更不可以规定被认作特殊科学的哲学的对象和形式为普遍有效的。因为除开早期的,或者后来又流行的,关于哲学是普遍的科学②这种观点以外,企图限制哲学概念的途径也是多种多样的。开始,自然科学问题几乎是引起哲学兴趣的唯一对象,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自然科学问题又包括在哲学范围之内,直到现代才同哲学分离。另方面,大多数哲学体系一直不把历史当作对象,只在较晚一些时期,在个别情况下,历史才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

并且,人们通常总在形而上学理论③中去探索哲学的核心,但我们发现,

③ 德文原文为“Weltweisheit”,或译现世哲学。指不带宗教色彩的哲理。——译者

④ 对此有独特的释义:一方面,见哥德希德《全部世俗哲学的基本原理》(1756 年莱比锡版,第 97 页起); 另方面,见《百科全书》中“哲学”条(第 25 卷,第 632 页起)。

① Kr.derreinenVermunft[《纯粹理性批判》],Ak;Ⅲ,542f.

② A.schOpenhauer,WeltalsWilleundVOrsleliung[《世界之为意志和表象》],Bd.Ⅱ,cap.17.

③ 我们在此不必批判种种特殊概念,只要举出一些人们在企图作这种不可能之事时所表现出的分歧很大的程式就行了。比如,只要比较一下,厄尔德曼(Erdmann)、雨伯威格(uberweg)、库诺·费希尔(KunoFischer)、策勒(Zel1er)等人的作品的导言。这些概念规定只有在哲学史利用这些概念就可产生它们所表现的效果时, 才适用;然而并不适用于哲学家本人表现出的意图。

① 近古多数哲学家就是如此。

② 关于沃尔夫,参阅他的《逻辑学》(第 29 节起)。

③ 在马克思以前的哲学中,所谓形而上学指的是解释经验以外的问题的学说。——译者

形而上学理论在历史的转折点不是被推在一边,就是被宣布为完全不可能④; 并且如果有时强调了哲学对个人和社会的实践意义是哲学真正的本质,那么相反地,一种纯理论的观点高傲地扬弃了这样一种[卑微的]公益活动⑤。

再从另一方面看,有人曾宣称,哲学同其他科学处理同一对象,但意义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可是,这种特定的形式特征也没有历史的普遍性: 如果说,只有追求历史方法是所有哲学不变的特征,那么人们不会反对这种说法:这样公认的历史方法并不存在。然而,这绝不是这样一种情况,即: 许多哲学家把其他学科的方法,比如数学的方法或者研究自然的方法运用于他们的科学①,而另外一些哲学家则在处理他们的问题时又毫不利用科学的方法,把哲学活动看作类似于天才的艺术创作。

  1. 从这些情况出发也说明了这样一种事实:哲学对于其他科学之间没有一种直古不变的固定关系。在哲学表现为总体科学(Gesamtwissenschaft) 的地方,其他科学便只表现为彼此界限大致 5 分明的哲学组成部分②。另一方面,如果哲学的任务被指定为从普遍意义来理解各门特殊科学的成果,并将它们协调融合成为综合的宇宙知识,那么其结果就会发生特别复杂的关系: 首先,哲学依赖于在特殊科学中所获得的知识现状——这种依赖性主要表现在各个科学的卓越成就促进了哲学的发展③;其次,如果哲学参与特殊科学的活动,就会产生相反的作用。这种互相作用是一种促进或者还是一种妨碍, 这就取决于下面这种情况:有时哲学处理包括在特殊科学中的问题时,哲学运用它更广阔的远见和趋于统一的倾向性,为解决问题贡献出有价值的因素

④;但在另一些时候,哲学表现为因循抄袭,在此时,如哲学得到的是与科学

相同的结论,哲学就显得无用,如哲学还希图提供与科学不同的结论,哲学就显得危险了⑤。

从上所述,进一步明确了,哲学对于其他文化活动的关系并不比哲学对各门科学的关系更不密切。因为从宗教、伦理、艺术各种生活而来的概念, 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而来的概念,与从科学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一道,一股脑儿地拥进带有形而上学倾向的哲学所欲形成的宇宙观念中来,而理性的价值规定(Wertbestimmungen)和判断标准还更强烈地要求在那种观念中取得地位,那种观念愈益成为哲学实践意义的基础,这种要求就愈益强烈。除人类理智的真知灼见以外,人类的信念和理想就以这种方式也在哲学中得到表现。如果认为这些信念和理想就因而取得科学知识的形式(这种看法往往是错误的),那么那些信念和理想就可能从中在某些情况下受到有价值的阐明和改造。因此,哲学对一般文化的关系不但是“受”的关系,而且还是“给” 的关系。

④ 当哲学单独作为“认识科学”时尤其如此。例如,参阅 w.汉密尔顿在里德著作里的注释(Ⅱ.808)。在法国人中,十八世纪末、本世纪(十九世纪)初,哲学=人类悟性分析(analysedetentendementhumain)。

⑤ 例如,普罗提诺。

① 笛卡儿和培根就如此。

② 如在黑格尔体系中就如此。

③ 如天文学影响早期的希腊哲学,力学影响早期的近代哲学。

④ 十九世纪的新教神学与德国哲学就处在这种关系中。

⑤ 比如自然科学与谢林的自然哲学的对立。

在此,考虑一下哲学所经历的外部形势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不无趣味。 可以认为,从一开始,也许除了少数例外(苏格拉底),人们都在关着门的学院里钻研科学①。这些学院即使在晚一点时期,也具有宗教的清规戒律的社团形式②;这个事实由于所有希腊司法机关都带有宗教性质,还不可能只凭这点 6 就证实了这些学院的宗教根源。但是希腊科学直接从宗教观念中制订出自己的内容,在好些哲学流派中宗教偶像崇拜的某些迹象准确无误地表现出来③,这些情况说明:很可能科学社团起源于宗教结社(秘密宗教仪式),并继续与之保持某种联系。但科学活动已经发展到完全独立时,这些联系就消逝了,纯科学学派作为人们自由联合的组织建立起来了,在这些组织中,在有影响的人物的指导下,人们共同分担研究、阐述、捍卫和论战等工作①,同时在生活行为的共同理想中他们保持着道德的联系。

在希腊化和罗马时期,随着更广阔的生活关系的出现,这些社团就自然而然地解体了。我们经常碰见一些作家,特别是在罗马人中,他们以纯个人的方式活跃于哲学界:他们既不是学派成员,也不是职业教师,如象西塞罗、塞涅卡、马尔库斯·奥勒留。只是到了古代的末期,学派之间的联系才又更加紧密起来,比如新毕达哥拉斯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

在罗马民族和日耳曼民族中,事情的发展同古代也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中世纪的科学也随着基督教文明而出现。科学在修道院附属学校里占有

席位,而最早促使科学走向独立发展道路的还是带有宗教色彩的问题。在科学中也曾一度出现过各种宗教派别的对立,如天主教多米尼克教派与弗兰西斯教派之间的对立;甚至那些后来逐渐发展为大学的更自由的科学团体里, 最初也有宗教背景和教会的烙印② 。因此,大学里的这种行会哲学

(ZunftigePhilosophie)很少摆脱基督教教义的影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的新教大学,在这些新教大学的创建和发展中,教会利益和宗教利益占有首要的地位。

另一方面,在近代时期开始时取得独立的“世俗哲学”,其特点是,创立和拥护它的完全不是学派中人物,而是世俗生活中人物。游方和尚,国家大臣,贵族,剥夺了公民权的犹太人,有学问的外交家,独立的文学家,新闻工作者——所有这些便是近代哲学的奠基人。因此他们的作品的外部形式不是采取教科书或学术辩论的形式,而是采取自由的文学创作——小品文的形式。

直到十八世纪后半叶,哲学才又变成集体活动,回到大学里来定居了。

① 迪耳斯《论希腊泰古哲学流派》(UberdiealtestenPhilosophenschulenderGriechen,载于纪念策勒哲学论文集,莱比锡,1887 年德文版),第 241 页起。

② V.WilamowitZ-Mollendorf,AntigonosvonKarystos[《卡里斯脱斯的安提贡诺》](Philol.stud.Ⅳ.Berlin, 1881.pp.263ff.)。

③ 众所周知,毕达哥拉斯学派提供了这方面的显著的范例;在柏拉图学园中也足够明显地表现出对阿波罗神的崇拜的赞赏。普福来德雷(EdwundPfleiderer)最近还力求把明显孤立的赫拉克利特拉来同秘密的宗教仪式联系起来(E.普福来德雷《爱非斯的赫拉克利特》,1886 年,柏林德文版)。

① 参阅 H,Uscner,UeberdieOrgunisationderwissenschaftlichenArbeitimAlterthum[《论古代科学工作组织》]

(Preuss.Jahrb.,Jahrg.LIII.,1884.pp.1ff、),andE.Heitz,DiePhilosophenschulenAthens[《雅典哲学学派》](DeutscheRevue,1884.pp.326ff.)。

② 参阅 G.Kaufmann,GeschichlederdeutsckenUniversitaten[《德国大学史》],I.pp.98ff.(Stuttg,1888)。

此事首先发生在德国。德国大学逐渐发展起来的独立性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师生间相互交换富有成果的意见也对哲学发展有益①。这种情况从德国蔓延到苏格兰、英格兰、法国和意大利。总之,可以说,在十九世纪,哲学的活动中心基本上只有在大学里才可找到②。7

最后,值得简略地谈一谈的是各民族在哲学发展中的作用。哲学同所有欧洲文化的发展一样——希腊人创造了它。哲学的原始结构,由于希腊人的创造性活动,直到今天仍然是科学的基础的基础。使用希腊语的各混杂民族和罗马民族后来所补进古代的东西,一般说来,并没有超过希腊哲学的特殊形式和希腊哲学在实践中的应用。只有在这实践活动转变为宗教性质时(参阅下面第二篇第二章),我们才找到本质上崭新的东西,这本质上崭新的东西是从调和罗马帝国各民族间的分歧而得来的。中世纪的科学文化,由于普遍使用了拉丁语,也是国际性的。就是因为有了近代哲学,各特殊民族的特性才开始表现出决定性的影响。当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顽固地独立地维护其传统的时候,意大利人、德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就发动了首次的新科学运动:这次新科学运动在德国古典哲学时期达到了高峰。同这四民族比较,其他民族几乎全处在波动的地位,只在更近的时期,在瑞典人中才能看出某些独立性。

第二节 哲学史

在时间的进程中,哲学问题和哲学内容所呈现的性质愈复杂。

就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既然思维的产物既复杂,种类又繁多,其间除了名称相同以外,归根结蒂似无共同之处,那么,把思维产物与历史性的研究和阐述结合起来,还有什么意义呢?

对这种不同事物的不同意见的纷坛交错,感觉到类似奇闻轶事的兴趣, 同时又被许多这类意见的奇谈怪论所激励,这也许就是从前推动“哲学史” 的主要动力,但却不可能当作真正科学的持久核心。

  1. 然而,无论如何,清楚的是,哲学史的情况不同于其他任何科学。因为对其他任何科学说来,在历史的进程中,研究领域的大小,研究领域同更广泛的领域的区分,同邻近领域的界限,都在不断变化,但不管这些变化怎样多样化,总的说来,研究领域至少是固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在这样确定了的领域里去探寻知识发展的线索,从而把这些变化当作知识发展的自然结果,把它们弄得明白易懂,是不会有困难的。

但是对哲学说来,情况就大不相同。哲学没有这种各时期都共有的对象; 因此,哲学的“历史”就表现不出朝着这有关对象的知识不断前进和逐渐接近。相反,突出的事实是,其他科学,在狂热的 8 开始之后,一经得到有规律的可靠的基础之后便照例不声不响地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体系来——这种惯例只有时被意外的新的开端所打断,——而对哲学说来,事实刚刚相反。在这里,后来人可喜地发展了前人所取得的成就,这只是例外;哲学的每一伟大体系一开始着手解决的都是新提出的问题,好象其他哲学体系几乎未曾存

① 谢林在他的著作《论大学学习方法讲座》(VorlesungenuberdieMethodedesakademischenStudiums,全集第五卷,第 223 页起)第 2、3 讲中,树立了科学在德国大学活动中的理想概念的光辉范例。

② 提供这段论述的最好证据莫过于叔本华对于哲学与大学之间的关系的猛烈攻击。

在过一样。

  1. 虽然如此,如果我们仍然要谈“哲学史”,那么,统一的关联(der einheitliche Zusammenhang)既不能在哲学家们所从事研究的对象中找到,也不能在他们提出的问题中找到,只能在他们共同的成就中(in der gemeinsamen Leistung)找到,——这种成就,虽然他们工作的内容不同、目的不同,还是适当地取得了。

但是构成哲学史的意义的这种共同成果正依赖干哲学家们的工作在历史进程中所遭到的不断变化的关系——不仅是对一般科学和特殊科学最成熟的成果的关系,而且还是对欧洲文化其他活动的关系。无论哲学考虑的是对宇宙的一般科学知识的蓝图,此蓝图或在一般科学的任务中获得,或在概括特殊科学的成果中获得;无论哲学寻求的是人生的观点,此观点充分表现意志和感情的最高价值;最后,无论是,哲学用明确的定义限制自己的范围,以此限制将理性的自我认识当作自己的目标,——其结果总是,哲学力图把人类理性呈现其活动的必需形式和原则自觉地表现出来,力图把这些形式和原则从原始的知觉、感情和冲动的形式转化为概念的形式。每一种哲学,向着某一方向,以某一种方式,在或大或小的广阔的领域里,力图将世界上和生活中直接表现出的材料用概念明确地表达出来;就这样,在这些艰苦尝试的历史过程中,理智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结构也就逐步地显露出来了。哲学史是 一个发展过程,在这过程中欧洲人用科学的概念具体表现了他们对字宙 的观点和对人生的判断

正是这些表现为“哲学”的所有理性创造物的共同成果,给予作为真正科学的哲学史以内容,问题、理由和根据。这也是为什么哲学史知识是必需的,不仅是对于所有的学术教育是必需的,而且对于无论何种文化也是必需的原因。因为哲学史告诉我们,概念和形式是怎样创造出来的;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以及在各特殊科学中,都用这些概念和形式去思维、去判断我们的经验世界。

哲学史的起源,必须在古代伟大学派的历史作品(大多数已遗失)中, 特别是在逍遥学派的历史作品中寻找。正如我们在亚里士多德提供的例证中所能看见的①,这些作品抱有一种批判的目的,它们辩证地检验前人所提出的观点,从而为它们自己的观点的发展开辟道路。这种历史资料丛书计划搜集的范围包括科学各个不同领域;除特殊科学如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等的历史以外,哲学汇编②也产生了。由于对独立的哲学思维的爱好和进行这种思维的能力后来削减了,这种文献就蜕化为学术上的剪贴簿,其中混杂着哲学家生活的轶事、个人的警句、以及有关他们的学说的杂记。

根据古代传统遗产而写成的近代时期的文章还具有上述这种搜集古玩珍品的性质。如史坦利③所著狄奥根尼·拉尔修斯的复制品,还有布鲁克尔的作品④。只在以后,我们才在利用原始资料方面发现有批判性的判别能力(

① 例如,在《形而上学》一书的开头。

② 下面有更详尽的论述。

③ Th.Stanley,TheHistoryOfPhilosophy[《哲学史》],London,1685.

④ J.J.Brucker,HistoriaCriticaPhilosophice[《批评的哲学史》],5vols, Leips.1742ff.InstitutionesHisoricePhilosophice[《哲学史概要》],Leips.1747.

⑤,费勒波⑥),发现对各别学说的历史意义不偏不倚的理解(梯特曼⑦ , 底吉让多⑧),还发现根据新的观点对这些理论作系统的批判(邓尼曼⑨,弗里斯⑩和施莱尔马歇(11))。然而,只有通过黑格尔①,哲学史才第一次成为独立的科学,因为他发现了这个本质问题:哲学史既不能阐述各位博学君子的庞杂的见解,也不能阐述对同一对象的不断扩大、不断完善的精心杰作, 它只能阐述理性“范畴”连续不断地获得明确的意识并进而达到概念形式的那种有限发展过程。

可是,这有价值的真知的见被黑格尔外加的一种假说弄得模糊、破损了: 因为他相信,上述“范畴”出现在历史上的哲学体系中的年代次序,必然地要与这些同一范畴作为“真理因素”出现在最后的哲学体系(即:按照黑格尔的意见,是他自己的体系)的逻辑结构中的逻辑体系次序相适应。这样, 本来是正确的基本思想,在某种哲学体系的控制下,导致了哲学史的结构错误,从而经常违背历史事实。这种错误起源于这样一种错误观念(这种观念与黑格尔的哲学原则有逻辑的一致性)——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只是由于, 至少基本上是由于,一种想像的必然性,由于这种必然性,一种“范畴”辩证地推动另 10 一种“范畴”;这种错误,在十九世纪,为了有利于历史的精确性和准确性,科学的哲学史的发展将它排除了。事实上,哲学的历史发展是一幅与此完全不同的图案。它不是单独依靠“人类”或者甚至“宇宙精神”

(weltgeist)的思维,而同样也依靠从事哲学思维的个人的思考、理智和感情的需要、未来先知的灵感、以及倏忽的机智的闪光。

  1. 哲学史,作为体现人类对宇宙的观点和对人生的判断的基本概念的总和,是种种不同的单个的思维活动的产物。各种不同因素,作为这些活动的实际动机,无论在提出问题时或在谋求获得这些问题的逻辑结论时,都必须分辨明白。逻辑的、内在联系的因素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主要的哲学问题是已经提出来了,这表现在这样一种事实——这些问题作为“存在物的原始之谜”在思维的历史运动中重复出现,而且总是迫切要求重新获得从未

⑤ J.G.Buhle,LehrbuchderGeschichtederPhilosophie[《哲学史教程》].8vols.Gottingen,1796ff.

⑥ G.G.Fulleborn,BeitragezurGeschichtederPhilosophie[《哲学史文集》].12Studien.ZuIlichau,1791ff.

⑦ D.Tiedemann,GeiStdetSpeculativenPhilosophie[《思辨哲学的精神》].7Vols.Marburg,1791ff.

⑧ DeGerando,HistoireCompareedesSystemesdePhilosophie[《哲学体系比较史》].2ded.in4vols.Paris,1822f.

⑨ w.G.Tennemann,GeSchichtederPhilosophie[《哲学史》].Ⅱ

vols.LeipS.1798ff.GrundrissderGeschichtederPhilosophiefurdenakadernischenUnter-richt[《大学课程哲学史纲要》].Leips.1812.[Eng.trans.1833andl852].

⑩ J.Fr.Fries,GeschichtederPhilosophie[《哲学史]。2vols.Halle,1837ff.

① 参阅《精神现象学》绪论和有关历史哲学和哲学史的讲义。全集第二卷第 62 页起,第九卷 11 页起,第

十三卷 11—134 页。米希勒(Michelet)将黑格尔的讲义编纂成《哲学史》,载入《黑格尔全集》卷十三到卷十五,1833—1836 年柏林德文版。[E.S.哈尔登将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译成英文,三卷集,第一卷1892 年在伦敦出版。]站在这个立场上的有 G.O.马尔巴哈《哲学史教程》(莱比锡德文版第二部分,1838 页起),O.赫尔曼《实用哲学史》(1867 年莱比锡德文版);此外,J.布朗里斯出版的《康德以后的哲学史》(布雷斯劳,1842 年德文版)一书的第一卷,概述了整个哲学史,也有些地方站在这个立场上。在法国这条路线的代表是 V.库辛的《哲学史入门》(1828 年巴黎法文版;1872 年第七版)和《哲学通史》

(1884 年巴黎法文第十二版)。

获得完满解决的答案。这些问题之被提出是由于意识为了哲学思考而提供的概念材料本身的缺陷和内部矛盾①。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理由,这种材料包含着客观的前提,包含着每一次对这材料作理性思考时的逻辑强制力。因为,从这事的性质看来,这些逻辑强制力总以同样方式一再表现自己,因此在哲学史上反复出现的不仅是哲学的主要问题,而且还有谋求解决问题的主要路线。在所有变化中的这种不变性,从外表来看,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哲学总是徒劳无益地兜着重复的圈子去探索永远达不到的目的,但是正是这种在所有变化中的不变性证明了:哲学问题是人的头脑不能逃避的问题②。从这里,我们懂得了:在重复的事例中,同一逻辑必然性怎样引起一种理论产生另一种理论。因此,哲学史的发展,在某一些时期内,只能完全由内在联系去理解,也就是说,只能通过思想内在的必然性和“事物的逻辑”去理解。上述黑格尔的错误只在于,他把在某种范围内才有效的因素当作唯一

的,至少是主要的因素。但是,如果绝对否认“历史中的理性”,而在连续的哲学学说中只看见个人混乱的偶然性的思想,就会犯相反的错误。正确的倒是,哲学史总的内容只有通过这样的事实来解释——存在于事物本质中的必然性一再表现在个人的思维中,无论这种个人思维的特殊条件有多么偶然。就在这些关系上存在着企图把所有哲学学说按某些类型分类的尝试,存在着企图在历史发展中建立一种有节奏的反复的尝试。在这基础上,维·库辛提出了他的四种体系的理论——理念论、感觉论、怀疑论和神秘论。同样, A.孔德提出他的三阶段论——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实证的。A.雷诺维叶在他的《哲学学说体系分类草案》(Esquisse d’une Classification systematique desDocirines Philosophiques,巴黎法文版,两卷集)一书中,对于特殊的主要问题作这一次有趣的、但从各方面说来都是有教育意义的哲学学说的分类。保尔·热奈和塞勒士出版了一本学校教本《哲学史:问题和学派》(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les problemes et les ecoles, 1887 年巴黎法文版),它按照问题和学派排列哲学学说。

  1. 但是内在联系的线在哲学史上经常被打断。特别是问题本身出现的历史次序,差不多完全缺乏这样一种内在的逻辑必然性。相反,在此,另一种因素突出来了,这种因素最好称为来自文明史的因素。因为哲学,从时代的 一般意识的观念和从社会需要获得问题,也获得解决问题的资料。各特殊科学的重大战果和新产生的问题,宗教意识的发展,艺术的直观,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革命,——所有这些都不定期地给予哲学以新的动力,并限制哲学兴趣的方向;此兴趣时而突出这些问题,时而突出那些问题,并暂时把另一些问题排斥在一边;所有这些也同样限制着问题和答案在历史进程中所

① 更确切地说,这种缺点不可能在此更准确地阐述:这种缺点只能在认识论的体系中充分地表达出来。这种缺点基于这样一种情况:在经验中出现的东西决不可能完全适合概念的要求。我们根据理性的内在本性, 开始是朴素地、直接地,以后通过深思熟虑,提出了这些概念的要求。这种自我矛盾(或者不符合思维规律之处)在日常生活中,或者甚至在经验科学中都能避免,也能利用一些辅助概念来避免这种自我矛盾。这些辅助概念虽然本身成问题,但是在一定范围内足以制作满足我们实践需要的经验村料。然而哲学问题恰恰存在于这些辅助概念中。

② 这样,康德对于“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纯粹理性批判》,先验辩证论,第二段)的研究结论就有

可能历史地、系统地扩展。参阅 w.文德尔班《近代哲学生》Ⅱ.第 100 页起。

经受的种种变化。在这种依赖性表现得特别明显的地方,在某种条件下,我们就发现有某种哲学体系出现,它准确地代表着特定时代对自我的正确认识

(Selbsterkenntnis);或者我们可能发现,存在于时代的一般文化中的种种矛盾明显地在哲学体系斗争中显露出来。因此在哲学史中,除开对于对象的基本特性有经常性的依赖性(内在联系因素)以外,起作用的还有从文化史中或从当代的文化现状中产生的一种必然性,此必然性说明了:为 12 什么思维结构本身的历史存在权利不是持久不变的。

这种关系,又是首先由黑格尔比以往更明显地揭露了出来;虽然他把“相对真理”归之于个别体系,但根据他的辩证的基本思想,此“相对真理”在他那里同时也具有体系意义。另一方面,来自文明史的因素,在他的继承人中,库诺·费希尔①阐述得最好不过。费希尔在阐述这个课题时使这因素发挥了最出色的效用。他认为在历史发展中的哲学是人类精神逐步的自我认识,而且他认为哲学的发展不断受制于达到自我认识的对象的发展。虽然这适用于许多最重要的体系,但它只不过是有关的诸因素之一。

来自文化史的影响限制着对哲学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并在多数情况下解释了对于理解历史发展非常重要的极端有趣的现象,即问题的复杂性或问题的相互交织。因为当兴趣主要集中在某些思想路线上时,按照心理学的规律,不可避免的,联想就会在不同思想体系间产生——而这些联想又并不是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这样一来,原来彼此无关的问题就会互相交融起来, 使得在解决这些问题时互相依赖。与此有关的一个异常重要而又经常重复的例证是,在处理理论问题时,伦理的影响和美学的影响交织在一起。人们的观点取决于他们的愿望、希望、恐惧和爱好:人们的理论判断受制于他们的伦理判断和美学判断(Urteile durch ihre Beurteilungen),这是日常生活中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个事实在人们的关于宇宙的观点中更广泛地反复地表现出来,这个事实在哲学中甚至曾经提高到如此高度,以至从前人们只不自觉地实践的东西被(康德)宣称为认识论上的先决条件。

  1. 同时,哲学历史进程之所以形形色色,多种多样,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观念的发展以及一般信仰成为抽象的概念,都只有通过个别人物的思维才能完成;而这些个别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深深地扎在该历史时期的逻辑 联系和流行观念之中,然而他们总用他们自己的个性和生活行为添上某种特殊因素。在哲学史发展中的这种个人因素之所以值得如此重视是因为那些在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的人物表现出他们是些显著的,独立的人物,他们的特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仅对于问题的选择和综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既在他们自己的学说中,也在他们的继承人的学说中,对于创制概念以提供问题的解答,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历史是有个人特征的人物的王国,是本身有价值而又不可能重演的个别事件(Einzelheiten)的王国;这个事实也同样表现在哲学史中:在这里,伟大的人物起着深远的作用——但也不是独一无二的促进作用。就这一点而论,亚里士多德堪称典范。

很清楚,上述问题的复杂性之所以产生,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于各别哲

① KunoFischer,GeschiChtederneuerenPhilosophie[《近代哲学史》]Ⅰ.1,Einieitung,I.-v.[J.P.戈尔德译成英文《笛卡儿和他的学派》,1887 年纽约版].

学家所处的主观状态,而不是由于表现于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以及诸如此类的一般意识中的种种原因(Anlasse)。没有一种哲学体系脱离得了它的创始人的这种品格方面的影响。因此,所有的哲学体系都是个性的创造物:在这方面哲学与艺术作品有某种相似之处,而且也必须从创始人的品格的观点来作如是的理解。每个哲学家的世界观的要素产生于永远不变的现实问题,也产 13 生于旨在解决这些问题的理性;但除此之外,还产生于他的人民、他的时代的观点和理想。然而,体系中的结构、布局、关联和评价都受限于哲学家的出身、教育、活动、生活命运、品格和经验。因此,在这里,其他两种因素的普遍有效性往往不见了。在这些纯属个人的创作中,美感必然代替了永恒知识的价值,而哲学史上许多杰出人物使人印象深刻事实上完全出于他们的“理念诗”(Begriffsdichtung)的魅力。

因此,除开问题的复杂性,除开被幻想和感觉所确定足以使一般意识误入歧途的观念以外,就各个人说来,还有类似的、但纯属个人的活动、这给形成问题和解决问题带来更多的人为的虚假性质。我们不难认识到,哲学家经常争辩毫无现实根据的问题,因而耗费精力徒劳无益;另一方面不难认识到,即使关系到解决真正问题时,还不知不觉掺进了于事无益的、想用[先天的] 概念结构解决问题的企图,这对问题的解决,非但无益,反而有碍。

哲学吏奇妙的特点正在于:从这样一大堆个别扣一般的混杂物中,仍然大体上确立了普遍有效的观察宇宙和判断人生的这样一些概念的轮廓,这轮廓显示出这种发展的科学意义。

  1. 国此哲学史研究要完成下列任务: (1)准确地证实从各个哲学家的生活环境、智力发展和学说的可靠资料中可以推导出什么东西来;(2) 从这些事实,重建出创始的发展过程,以便就每个哲学家来说,我们可能了解他的学说哪些来自前人的学说,哪些来自时代的一般观念,哪些来自他自己的性格和所受教育:(3)从考虑全局出发来估计,这样创立的、根据根源来阐述的这些理论对于哲学史总的成果说来,具有多大价值。

关于前两点,哲学史是语文-历史的科学,关于第三个因素,哲学史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