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父情结

熟悉卡夫卡的人都有一个突出的感觉：他与父亲的关系始终十分紧张， 而且在他的创作中有着浓重的投影。

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是个“白手起家”的中等资本家，他备尝创业的艰辛，深知这份从人生角逐场上得来的“猎物”——那些妇女用品商店来之不易，必须调动全家大小所有的力量来保卫它、巩固它、扩大它。四个儿女中作为唯一的儿子，他对卡夫卡无疑是寄托着最大希望的。不料这位长子在性情、气质、志向方面都与自己大异其趣。弗兰茨·卡夫卡勉强服从了他的意志学完了法律以后，就一心扑在文学上。但文学对赚钱有什么用处呢？父亲自然不能予以理解。所以第一次解除婚约（那是 1914 年）后，创作上正处黄金时期的卡夫卡要求父亲暂时资助两年，以便辞去保险公司的职务，去慕尼黑或柏林专事写作，他的这一请求遭到父亲的断然拒绝。

离开布拉格我会赢得一切，这就是说，我会成为一个独立的、心境平和的人，使自己的能力得以发挥，⋯⋯并可获得一种真正生活在世界上的感觉和持续的满足感。

同样，父亲要求卡夫卡协助一个妹夫（一家工厂的厂主）管理工厂，认为这才是最有意义的工作，卡夫卡也断然拒绝了！总之，父子俩在各自认为最重要的事业上都互相得不到支持。

但父亲占有绝对的优势：他是一位按传统习惯进行家长式统治的家长， 这对一个呼吸到新时代的新鲜空气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忍受不了的。敏感过人的卡夫卡从小就感到自尊心受到损害，感到他的“独特性”受到“最后的判决”。②成年后在婚姻问题上又一再受到父亲的蛮横干沙，尤其是那些在社会地位和财产上不是门当户对的平民姑娘，一再受到父亲的歧视。当卡夫卡第一次把结婚的意向告诉父亲时，父亲不仅不予支持，反以这样一番话加以奚落：“她也许随便找了一件衬衣穿上，就象所有布拉格的犹太女子那佯，于是你就决定要娶她了。而且越快越好，恨不得过一个星期，明天，今天就要。我真不明白，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又是个城里人，你除了见到谁就马上想娶谁，就想不出别的主意来了吗？”③对于父亲的这番羞辱，卡夫卡显然被深深刺伤了，因此过了许多年，他还在《致父亲的信》中重提这件事，并作了回答：

你还从来不曾这么清楚地向我表示过对人的轻蔑，⋯⋯我对一个姑娘作出的决定，对你来说就等于零。你总是（无意识地）以压倒的威势来对待我的决定能力的。

1919 年，即卡夫卡在与第一个未婚妻的婚约最后告吹两年后，准备与一位名叫沃里切克的鞋匠的女儿结婚，但父亲又以这位姑娘出身低微为由加以拒绝。卡夫卡生前的最后几个月，终于和一位平民姑娘多拉·迪曼特同居了，

① 卡夫卡：《致奥台拉和其他家属的信》22—24 页。

② 卡夫卡：《＜乡村婚事＞及其他遗作》165—167 页。

③ 卡夫卡：《致父亲的信》63 页。

① 同上，64 页。

显然父亲也是有看法的，只是当时儿子没住在布拉格。但是最后一个细节可以看出这位老人的一贯的固执态度：卡夫卡殡葬那天，真心爱着卡夫卡的多拉最后扑倒在墓上放声痛哭，其时送葬的人们已陆续离去，赫尔曼夫妇不仅不去劝慰，反而互相挽住胳膊，背过身去，也离开了。

最后这个场面卡夫卡当然没有经历到。但父亲诸如此类的表现，卡夫卡是深有领教的，并积下了深深的怨恨和痛苦，感到一生都在“强大的父亲的阴影下”生活，同时一辈子都在为摆脱这种“强大阴影”作着斗争。结婚努力就是这种斗争方式之一。他想自己有了家以后，便可搬往柏林去居住，这样就可以永远离开布拉格，离开父母。这一着没有成，那么短期离开也是可取的。1917 年他染上痨病（肺结核）以后，有时去外地疗养，他认为这也是一种同一切决裂的尝试，同菲莉斯，同办公室，同布拉格，同父亲决裂的尝试。②

他同父亲的上述矛盾和冲突也反映在他的作品里。导致他第一次创作欲猛烈喷发的三篇成名作，即《判决》、《变形记》、《司炉》都是他同父威斗争的产物，它们涉及的都是父子冲突的主题，而且几乎都是在 1912 年冬写成的。《判决》中父子的冲突居于故事的中心。父亲对儿子的判决，是儿子长期与父亲的“暴君式”的统治进行斗争而始终不能战胜父亲那“强大阴影” 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这样的父子关系对儿子来说只有死路一条。这种死亡，当然是一种心理体验，正如卡夫卡在日记里所写的，他生活在那样的家庭环境，从小就感到他已经被“判决”了。《变形记》中的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患了不治之症（变甲虫可理喻为这种病变的象征性表达）之后和家人（父母和一个妹妹）形成的新关系中，他和父亲的关系是最关键的。事故一开始， 父亲就表现出不可遏止的恼怒，后来是他给甲虫形的儿子扔去一个烂苹果， 不偏不倚，击中他的背部，并且陷了进去，造成儿子的致命伤。这跟判决儿子的死刑实质上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前者的判决是从维护封建宗法式的“家长”式威严着眼的；后者的判决是从维护资产阶级的伦理原则出发的。在资产阶级家庭内部，一个成年家庭成员一旦失去劳动能力，从而与家庭断绝了经济关系，那么他就成为这个家庭的累赘和多余人，直至引起这个家庭的厌烦，盼望他早死。《司炉》主人公因年少失足而被父母罚不当罪，永远放逐他乡。这实际上无异于死刑判决。他晚年的长篇小说《城堡》有多种解释，其中一种解释就认为，它是寻找父亲的寓言。例如索克尔认为，“《城堡》中的 K.不能到达城堡，不能同城堡官员克拉姆取得联系，这反映了卡夫卡本人无法同父亲对话这个事实。”①这种说法显然也能成立。

现在要问：卡夫卡与父亲之间的这种矛盾或“代沟”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从现象看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是个别的，还是普遍的？

从历史发展的纵线看，人类社会的进步有时是渐进式的，有时是裂变式的。这种变化往往通过两代人之间的矛盾或斗争和代与代之间的更迭表现出来。弗洛伊德有一种观点，他认为父子斗争乃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恒常现象。这里需要补充的是，两代人之间的斗争的性质，有时表现为同质的差异，有时则表现为异质的对立；前者多半见之于同一时代相对稳定的时期，后者则

② 参阅瓦根巴哈：《卡夫卡传略》110 页。

① 转引自伯尔特·那格尔《卡夫卡思想与艺术的渊源》，见《卡夫卡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年 276

页。

往往见之于两个时代的更替时期。在后一种情况下，父子斗争的内容一般是两个新旧时代的不同文化观念或两个对立阶级的不同价值取向的冲突。莱辛

《阴谋与爱情》的男主角裴迪南与宰相父亲的斗争，赫贝尔《马利亚·马格达伦娜》中的同名女主角与木匠父亲的斗争，贝歇尔《告别》中的男主角哈斯特尔与资本家父亲的斗争，我国曹雪芹《红楼梦》中贾宝玉与官僚父亲的斗争，巴金《家》中觉慧与地主父亲的斗争等等，他们或者站在新兴的市民阶级立场上，或者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从父辈所隶属的统治营垒中叛逆出来，用行动和言论表示与父辈所代表的陈旧的历史意识和文化观念决裂。他们的行为构成了新一代对所谓“父辈文化”进行批判的最直接、最尖锐的部分。

父辈文化或传统文化有二重性，在发展过程中，它的陈旧、腐朽的一部分随时被淘汰，而它的有生命力的一部分则被后人继承，继续孕育着新的生机，就象植物生长那样，旧叶不断枯黄，新芽不断萌发生长。当然文化的发展并不象植物那样自然进行新陈代谢。文化发展的“新陈代谢”是通过新旧社会力量的磨擦和斗争进行的。陈旧的、没有生命力的东西常常借着历史的“惯性”或“惰性”顽强地存在，并久久在麻痹着人们的意识（根据现代心理学原理，其中还有文化心理积淀的因素起作用）。

卡夫卡生活的年代，正值新旧时代更迭、欧洲社会空前动荡。在“价值重估”的思潮冲击下，知识界，尤其年青人对父辈文化或传统文化普遍表示绝望，“审父”意识普遍觉醒，所谓“代沟”出现在许多家庭就不足为怪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于 1910—1920 年之间（这也正是卡夫卡创作的旺盛期）的表现主义文学，把“父子冲突”视为它所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表现主义文学，尤其是戏剧创作中产生了不少表现这方面主题的作品。例如哈森克莱弗的剧本《儿子》（1913）、梭尔格的《乞丐》（1912）、姚斯特的

《年青人》（1916）、德洛内的《弑父》（1915）、韦尔弗的《有罪的不是凶手而是被杀者》（1920）等都是有代表性的作品的一部分。这个流派的先驱者斯特林堡早在 1887 年便写了这一题材的剧本《父亲》。表现主义作家这一“审父”的创作倾向是比较自觉的。在表现主义运动中相当活跃的作家奥托·格罗斯 1913 年曾在《行动》杂志上发表《论克服文化危机》一文，文中把弗洛伊德视为尼采的继承人，并把这两人看作未来反对父权权威而有利于母权革命的先驱者。①卡夫卡与尼采的关系已如前述。他对弗洛伊德学说的兴趣不象对尼采那样大，但也引起过他的注意。在写完《判决》后，他曾在日记里写道“当然想到弗洛伊德。”②1917 年卡夫卡还曾与韦尔弗、勃罗德、格罗斯等一起讨论过创办一个宣传精神分析学的杂志的计划，当时他在致勃罗德的信中表示，这个项目对他“较长时间都有吸引力”。①显然，卡夫卡的审父意识与表现主义的这一思潮不是没有联系的，而且无论从表现这一问题的作品数量看，还是从表达的情绪之强烈程度讲都超过了任何一位表现主义作家。他的审父作品除了上述三篇小说和晚年的《十一个儿子》外，达到顶峰的是 1919 年写的那封不同凡响的长信《致父亲的信》。如果说，卡天卡一生中不知多少次接受过父亲的“判决”，如果说，他那些幻想性的作品写的

① 见《表现主义——1910—1920 年德语文学宣言和文献集》迈茨勒出版社，斯图加特，1982 年，150 页。

② 转引自《尼采、弗洛伊德与卡夫卡》一文，德文版。

① 卡夫卡：1917 年 11 月中旬致勃罗德信。

都是父亲审判儿子的，那么这封信，这封汉译文达三万五千字的超长信则是儿子审判老子的。这是卡夫卡在与父亲进行一辈子的内心斗争中企图公开“造反”的唯一的一次。

这不是一封普通的家信，写的也不是一般父子冲突，它把许多问题都“上纲”了，带有一定的理论色彩。它不仅涉及文学，而且涉及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乃至政治学。因此可以说，这封信是向整个陈旧的父辈文化进行全面讨伐的檄文。

在这起诉讼中你总以为您是法，其实你，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与我们一样虚弱、一样被现实照得头晕目眩的一方。

卡夫卡笔下的父亲首先是一个“专制有如暴君”的家长，“一个独裁者”：你坐在你的靠背椅里主宰着世界。

你什么都骂，到头来除你以外，就没有一个好人了。在我看来，你

具有一切暴君所具有的那种神秘莫测的特征。他们的权力基础是他们这个人，而不是他们的思想。

这番笔触显然是鞭辟入里，击中要害的。

我的心灵之所以受到压抑，则因为你要我遵循的戒律，你，我至高无上的楷模，你自己却可以不遵循。

这又是一个“特征”：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于是：

我，是个奴隶，生活在其中的一个世界，受种种法律的约束，这些法律是单为我而发明的，而我，不知为什么，却始终不能完全守法。

“不能完全守法”。这是符合卡夫卡的人格精神的。这是他“内心好斗”的表现。但无数次的实践证明，想要在“暴君”似的父亲的淫威下保持人格尊严是要吃尽苦头的。晚年，即 1921 年 12 月 2 日的日记里总结了他一生的经验：

最近我产生了这么一种想法：我从小就被父亲战胜了，现在只是出于好胜心而离不开战场。年复一年，始终如此，尽管我不断地被战胜。

这番酸辛的自述，很有点受罚的西绪弗斯的神话的味道。因此，这位法学博士的生存权利只有这么一点可怜的空隙：

有时我想象一张展开的世界地图，你伸直四肢横卧在上面。我觉得， 仿佛只有你覆盖不着的地方，⋯⋯我才有考虑自己生存的权利。

① 卡夫卡：《致父亲的信》，译文见《世界文学》1981 年第 2 期。下面的引语，凡不注出处者，均引自这封信。

① 见《卡夫卡 1910—1923 年日记》，343 页。

这幅图象描绘的虽是一个为所欲为的家长淫威下的一个家庭成员的可怜处境，只要用一面放大镜去看，也是一幅专制君主统治下千万小民的可怜处境的图象。这两种人，一个是小小的一家之长，一个是高高在上的一国之君， 但二者的共同特征都是：“老子天下第一”，“唯我独尊”。他们自己有无限的说话权利，而别人则不许说一个不字。你看这位叫赫尔曼的家长，动不动就以“不许回嘴”斥之，吓得子女们躲得远远的“才敢动弹一下。”但你避而远之，他又会觉得你在图谋不轨，一切都在“反”他。其实，正如卡夫卡写道：“这只是您的强大和我的弱小所造成的必然后果罢了。”

无须多加比较，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卡夫卡笔下的这位父亲，这位小家长、小暴君，完全是奥匈帝国的大家长、大暴君的一个缩影。事实上，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所以能延续七百多年之久，原因之一，就是它的君主们朝朝代代都能以他们自己的“大家长”的模子来塑造全国的千百万小家长， 使他们成为毫无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的顺民和奴才，成为他们得以安稳统治的基础。奴才都有两副面孔：对下是暴君，对上呈媚态。卡夫卡在这方面也没有吝惜笔墨来刻划他的父亲：

您如何轻易地醉心于那些地位较高的人物，而他们大多数不过表面上如此而已。⋯⋯一个皇室谘议之类的人便经常挂在您的嘴边。⋯⋯看到我的父亲居然认为别人微不足道的认可来肯定自己的价值，而且到处炫耀，我也是很伤心的。

其次，《致父亲的信》刻划了一个专制主义“礼教”的忠实传授人的形象。

家庭作为－个社会细胞，在相当程度上担负着教育、培养下一代的任务。卡夫卡的父亲作为一家之长，他对自己的义务是明确的，那就是把子女培养成符合社会习俗或专制主义“礼教”规范的人。他常用的那套教育手段也都是陈旧而拙劣的：

您那卓有成效、至少对我来说从不失灵的教育手段不外乎是：谩骂、威吓、讽刺、狞笑以及——说来也怪——诉苦。

他只会懂得用威胁、呵斥、暴怒来对待每一个孩子，动辄怒骂“把你们踩成齑粉”。有时不顾寒冷，半夜里从被窝里把卡夫卡揪到阳台上罚站。这给卡夫卡的心灵带来永久性的创伤。卡夫卡每想到此事，都“深感痛苦”。这位父亲对于军国主义的黩武政策显然十分感兴趣，以致儿女走路也要他们走得整齐，学会敬礼，否则就“不是未来的士兵”。为了能适应这样的士兵生活， 吃饭也得狼吞虎咽。于是“饭桌上死一般沉寂”。

这种教育手段给孩子造成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自我能思考之日起，我就一直为维护精神上的生存而如此忧心忡忡，以致我对其他一切都感到淡漠了。

控诉得最有力的，还是下面这一段话：

这里，我只须提醒你回忆一件往事就够了：我在您面前丧失了自信心，换来的只是无穷尽的负罪感。

这里的”负罪感”是什么呢？就是他觉得他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和长子，没有成为父母所需要的、为他们称心如意的人，就象对父母负了债似的内疚。当然也还包含别的意思，下面一段话可作为一种注脚：

母亲只是暗地里保护我免遭您的伤害，暗地里对我有所给予，有所允诺，结果我在您面前又畏首畏尾起来，又成为骗子，成为自知有罪的人。

孩子的个性得不到尊重，灵魂得不到舒展，长此以往，心理必定被扭曲。负罪感便是这种被扭曲的表现。正如卡夫卡指出：“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 这是您教育我顺从的产物。”可是儿子的“独特性”决定了他是不能顺从的：

您雕刻家的手与我这块料之间是那样的格格不入。

从这点上看，卡夫卡这封“审父”的信不啻是一份“父母必读教材”， 也是学校教师的十分难得的参考材料，它可以使人们懂得：不尊重儿童心理特点，用家长制手段管教孩子，必然会损害他们的身心健康。

第三，《致父亲的信》刻划了一个典型的剥削者形象。

卡夫卡的父亲作为一个中等资本家，有着一般剥削者的本质特征。在这点上，父子矛盾也尖锐地表现出来。卡夫卡这样谴责他的父亲：

遵循的是这个阶级（指中产阶级——引者）的价值观念。

在对待自己家里雇佣的职工的态度上，父子也发生冲突。父亲对患肺病的职工骂道：“他活该不得好死，这条老狗。”尤其岂有此理的是，他把职工称为“拿薪的敌人”。对此儿子是很气愤的，他对父亲反唇相讥：

不过在他们还没有成为那样的人之前，我就觉得您便已经是他们的“付薪的敌人”了。[ 商号] 那里有些事情起先我认为是天经地义的， 后来却使我感到痛心、渐愧，尤其是您对职工的态度。⋯⋯您在商号里咆哮、咒骂和发怒⋯简直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

卡夫卡作为家庭的成员，唯恐父亲的态度引起工人的怨怒，不惜“低声下气”地来挽回影响。

为了使职工们与全家和解，对他们采取一般的规规矩矩态度就不够了，就连谦逊待人也不够了。我不得不低声下气，不得不先招呼人，而且连别人的回礼我都不敢接受。⋯⋯

卡夫卡还对父亲性格的二重性进行了揭示，这就是父亲作为资本家的社会地位和作为家长身分所形成的非人性一面，或称“异化”的一面，和作为

人的本来的一面，合乎正常人性的一面：

您一向是离业务和家庭愈远，您便愈是和蔼可亲，态度愈是随和， 愈是能体谅别人。这就如一个独裁者，一旦离开了他所管辖的国土，则他也就没有理由还老是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专横态度来了，他也就会对庶民百姓亲切相待了。

这段描述，让我们不禁想起布莱希特的剧作《潘蒂拉老爷和他的男仆马蒂》来。地主老爷潘蒂拉平时对待他的仆人马蒂非常粗暴、凶恶，但当他喝醉的时候，却又十分和气，人情味十足，把马蒂视若知心朋友。但当酒醒时， 他又故态复萌，凶相毕露了。这可以说是阶级性与人性的“二重组合”。从现代心理学看，人的性格都不是单一的，甚至也不是只有“二重”，而是多重。人在“醉”、在“梦”或在“疯”的时候，那些后天形成的意识就会消失，而那种潜埋于无意识状态的“真我”或“本我”就会浮现出来。有时甚至“后天”形成的性格层面在不同场合都会有不同的面貌。卡夫卡父亲显然有资本家一面，也有人的一面；有“家长”一面，也有慈父一面。同样，卡夫卡的多重性格中，有叛逆的一面，也有妥协的一面；有“审父”的一面， 也有恋父的一面。因此卡夫卡在“审父”的一生中，始终伴随着“负罪”的感情。他一直敬畏于父亲的“强大”，相形之下，觉得自己不配做他的儿子。信中的后半部也提到对他和家人的爱，例如，有一次他病了，父亲关怀地轻轻从门外探进身子，一再挥手示意他好好养病。但是，父亲这样的行为反而使他更加痛苦：

从长远看，这种和蔼美好的印象只能增加我的负罪意识，并使我觉得世界更不可理解了。①

是的，卡夫卡作为一个有着丰富感情的作家，怎么可能会对自己的亲生父亲如此铁石心肠？事实上他对父亲还是有爱戴之情的，例如他曾在日记里记述过这样一个梦：

当我终于走上了台阶时，父亲已经从大楼内走出来，他朝我飞跑过来，搂住我的脖子，吻我，紧紧地抱着我。①

所以卡夫卡对父亲批评归批评，却从未割断过对父亲的感情，放弃对他的希望。这一点连勃罗德都不以为然，他写道：“在多少次谈话中，我都想让我的朋友明白，⋯⋯他是如何过高地估计他的父亲，⋯⋯一切无补于事， 卡夫卡的滔滔不绝的争辩，⋯⋯却真的可以暂时地打垮我，击败我⋯⋯奇怪的是，直到他年岁稍长，他仍然希望得到他父亲永远不能允诺的同意。”② 无怪乎，有人认为《致父亲的信》是“令人最痛苦和最捉摸不透的文献。”③

① 卡夫卡：《致父亲的信》。

① 卡夫卡：1912 年 5 月 6 日日记。

② M.勃罗德：《卡夫卡传》德文版，30 页。

③ 克劳斯·瓦根巴哈：《卡夫卡传略》。

然而，平心而论，卡夫卡的父亲其实也还是有爱子之心的，据卡夫卡的一个朋友威尔奇的父亲说，卡夫卡的父亲在谈及自己的儿子时“双眸闪闪发光， 不胜自豪。”④

那么卡夫卡为什么要用如此大量的篇幅把父亲描写得这样令人憎恶呢？ 这只能用理智和感情的矛盾来解释。在理性上，卡夫卡不过是借父亲的形象把父辈文化人格化而已。所以卡夫卡在长信快要结尾时，对彼此的怨尤进行消解。宣布双方都“无罪”：

认为，你对我们之间的疏离是完全无罪的，但我也同样是无罪的。这里卡夫卡是把父亲放在“人”的层次上来看的。“罪”是一个社会范

畴的概念，它跟道德相联系。人的非人性的犯罪行为是社会加诸给他的。因

此卡夫卡与父亲斗争，其出发点不是为了击败对方，而是为了达到与对方和解。正如索克尔所说的：“卡夫卡要做的，不是象克尔恺郭尔那样，把自己的意愿付诸行动，而是同强大的对手取得和解，以便回到生活中去，回到他出身的地方去。”①可惜他的这一努力并未成功。卡夫卡想托母亲转交这封信。但母亲担心这只会激化父子间的矛盾，未予转交。归根到底，父子间没有可以进行对话的共同语言和可能。因为父子间的这一“代沟”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观念的分界线，因而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是卡夫卡找不到与父亲对话渠道的悲剧性之所在。

但《致父亲的信》作为一篇批判父辈文化的檄文，它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思想价值。因此，对于卡夫卡来说，信是不是需要交到父亲手里，并不是很重要的，因为积毕生之经验，想要通过一封信引起父亲反省从而战胜他是不可能的。而且他知道，父辈文化是一种巨大的社会统治力量，战胜个别对手又有什么意义呢？从信的内容看，它远远超出了一般家信的范围，而且明显看出，它也不拘泥于具体事实的真实。从结构、修辞上看，它也是很讲究的，具有很高的文学性。卡夫卡认为，“一切艺术都是文献和见证。”他的这封《致父亲的信》就具有这样的性质，它真实地记录了一颗时代的战栗的灵魂，它洞穿了专制主义教育和文化的“吃人”本质及其对年青一代的严重摧残，它畏惧这种体现于父辈身上的传统势力的强大，却不屈服于它的淫威；它执着于“战场”的战斗，却不气馁于“一再失败”。

④ 卡夫卡：《1902—1924 年书简》516 页。

① 转相自《卡夫卡传略》27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