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接受世界”的陌生者

“异化”这个哲学概念在西方现代哲学中广受重视，也引起现代主义文学的普遍兴趣，素以“哲理性强”闻名的德语文学，有人甚至认为，十九、二十世纪的德语小说的主题无不与“异化”有关——“人不接受世界，或世界不接受他。”①这个论断显然有些夸张。但是卡夫卡确实是写“异化”的名手。

关于“异化”的概念，近年来我国报刊上已议论得不少，这里无须赘述。总起来说，它是一种异己的、制约着人类生存的、陌生而神秘的超验力量。在卡夫卡的言论和作品中没有出现过“异化”这个词（偶而使用过这个词的动词，但那不作“异化”解）。但这不影响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是卡夫卡对这一问题的感受和描述，以及它们折射在作品中的幻象的真实性。

卡夫卡对我们这个世界的基本体验是陌生，他仿佛是从星外抛入地球的一个生灵，对一切都怀着惊讶的神情。一度和他热恋过的捷克女作家密伦娜曾经回忆说：“他对生活的看法跟别人是迥然不同的；首先他认为金钱、交易所、货币兑换局、打字机——这些都是绝对神秘的东西（它们也确实如此， 只是我们这些旁人看不到这一点罢了），它们在他眼里是些最令人惊异的谜。⋯⋯他没有藏身之所，他的头顶上没有屋檐。因此，在我们有保障的事情，在他是完全没有保障的。他仿佛是个赤身裸体的人处在衣冠楚楚的人们当中。”②因此，他对周围的事物，甚至身边的东西都有一种“可怕的预感。”

①无怪乎，《城堡》中的一个人物惊呼：“对我们来说，我们房间外面的一切

都是冷酷无情的，——我们得在那个陌生奇怪的大房间里，和陌生奇怪的人来往。”其实事物本身并没有什么陌生和奇怪。它们不过是些日常的、司空见惯的东西，只是作者自己用了“陌生化”的眼睛——我们不妨称之为“第三只眼睛”——来观察罢了。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生存竞争主要在同类间展开了，而且愈演愈裂，所谓“弱肉强食”就是对这种社会现象的本质概括。“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则是对它的规律的形象写照。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正是垄断资产阶级形成时期。垄断资本家那种大规模的掠夺和兼并行为，他们的贪婪欲与残酷性对于中小资产阶级，尤其是他们中的弱者无疑是个巨大的威胁。卡夫卡感觉到的所谓“不可捉摸的势力”相当程度上可能就是这种现象的幻化；他的“恐惧感”恐怕主要也是在这种阶级倾轧与社会动荡中的弱者心理反应。《地洞》末尾主人公听到了地下附近有一头巨大的动物正咄咄逼人地向它这边进逼而惊恐万状（也有人解释为这是死亡的威胁），这不是喻示着地上世界的强者对弱者的欺凌吗？当然，这里的“强者”应该理解为由于种种必然和偶然因素而掌握了权力或财力的某些集团和个人，他们形成一种恐怖的威权，构成对普通人的威胁。

但，难道普通人之间就不陌生了吗？不是。阶级社会的发展，私有制观念不断加强，金钱拜物教深深地渗入了人们意识，从而离间了人们之间的基本感情，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简单的金钱关系或利害交易的关系。这首先是资产阶级的“功劳”，它的金钱原则甚至把弥漫在伦常之间的最后一点

① 凯塞：《当代小说》。

② 见马克斯·勒罗德：《论卡夫卡》，法兰克福/迈因，1954 年，68 页。

① 卡夫卡：1912 年 12 月 3 日致菲莉斯信。

温暖气氛都驱散了。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撕破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面的温情脉脉的纱幕，把这种关系变成了单纯的金钱关系。”①卡夫卡当然不可能有马克思恩格斯那样的理论概括能力，但他根据自己的观察所发现的实情与马克思的论断是一致的，并通过形象的语言作了生动的描绘和表达。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他的小说《变形记》。许多人偏重在主人公的“变形”上做文章，其实变形不过是一种假定性的手法，可以把它理解为一切倒霉人的譬喻，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主人公患了一种不治之症，失去了劳动能力，丢了饭碗，从而成了家人的累赘（不妨对照一下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二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就从精神上被家人开除了：他们一个个由开始的同情、关怀，渐渐变而为厌烦乃至厌弃，甚至连跟他最亲近的妹妹也不例外，而且正是他，在哥哥死后，在春意盎然的野外唱起欢悦的歌来。在实际生活中，卡夫卡的三个妹妹中最小的那位最爱他。卡夫卡通过《变形记》这篇小说分明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假如我一旦遭遇到格里高尔那样的不幸，就连我的小妹妹最后也会厌弃我的。这时卡夫卡把人与人之间任何一点可以沟通的可能性都勾掉了，就象在鲁迅《狂人日记》中的主人公的眼中，要在现实世界中找出任何一个不“吃人“的人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一样。卡夫卡几乎没有一个作品不贯彻着这个人与人之间不可沟通或曰“陌生感”的思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城堡》中的第十五章，这一章专门写了 K.的房东奥尔嘉姐妹及其一家的遭遇：由于妹妹阿玛丽雅拒绝了城堡一个小官僚的求婚而使全家陷入灾难的深渊。虽然那位名叫索尔蒂尼的求婚者并没有开始进行报复，但人们都意会到这将意味着什么。于是阿玛丽雅家的修鞋铺从此没有人来光顾了，老人更是经不起恐惧的袭击，每天疯疯癫癫地到村口去等待城堡官僚要求恕罪。奥尔嘉的下面这段话道出了他们一家的处境和世态炎凉：“我们又开始逐渐感觉到贫穷的折磨。我们的亲戚们不再送东西给我们了。⋯⋯要是我们成功了，他们会给我们应得的荣誉，但是因为我们失败了，所以他们把原来认为是暂时的权宜之计，变成了最终的决定：永远断绝我们和村里人的关系。”①原来这些城堡脚下的顺民们也懂得，什么时候应该抛弃邻人和亲友，跟人家划清界线！你看，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精神纽带已变得如此脆弱！从这个角度看，人类的文明到底是发展了，还是退化了呢？

人类不断征服自然、利用自然，成果是辉煌的，充分显示了人的伟大。但同时人类又受到自然的报复，在另一方面重新受着它的奴役，又显得更渺小。这不仅指在破坏生态平衡和造成环境污染方面所犯下的罪过，甚至更主要的当指人在创造物的同时，又成为“物的统治”对象。②国为随着社会分工的细致化，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从而形成一种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人无法驾驭的异己力量。因此黑格尔认为，人“取自自然界的越多，他越是征服自然界，他自己也变得越加卑微。”①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469 页。

① 卡夫卡：《城堡》第 15 章。

② 马克思于 1863 年写的《资本论》第六章的初稿中对“异化”的基本过程所下的定义是：“物对人的统治， 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转引自库莱拉：《春夭、燕子与卡夫卡》，载民主德国《星期日周报》1963 年第 31 期。

① 黑格尔：《实在哲学》。

客观世界这种异己力量的存在，人在这种异己力量面前的无能为力，卡夫卡的感受是很强烈的。他曾跟人谈到：

我们自己则不得而知。我们就象物品、物件，而不象活人。”②

人在客观世界面前的这种无可奈何的被动性，他的劳作的徒然性在他作品中随处可见。《中国长城建造时》写中国的老百姓从东南方向遥远的北方开拔，据说是听从一道皇帝的圣旨。但是当今哪个皇帝在当朝他们都不知道， 而他们千辛万苦修筑了万里长城，却并未能阻挡住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入侵。在《城堡》中描述了这样一个场面：一个文书之类的官员，不断把卷宗往上摞，摞到一定高度时，它就垮下，他重新再摞⋯⋯如此反复不已，这一景象令人想到西绪弗斯的神话。所以奥地利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恩·费歇尔曾这样概括卡夫卡的“异化”意识：“卡夫卡对这种异化的感觉，他对这种反自然现象的恐怖是紧张的，他的作品是这一主题的无穷变奏：劳作就是受难，力量就是无能为力，生育就是失去生育能力。”③在这方面，捷克斯洛伐克作家昆德拉也作了精辟的表述，他说：普鲁斯特对人的内心奇迹的惊讶却不是卡夫卡的惊讶，卡夫卡“并不去想什么是决定人的行为的内在动机。他提出的是一个根本不同的问题，即在一个外界的规定性已经变得过于沉重从而使人的内在动力已无济于事的情况下，人的可能性是什么？”①昆德拉不愧是杰出的作家和卡夫卡的同胞，他的这个见解是切中肯綮的，卡夫卡自己就曾谈到过：

资本主义是一个从内到外、从外到内、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层层从属的体系，一切都分成了等级，一切都戴着锁链。②

这就是说，阶级统治尤其是资本主义统治的世界是一个编织得十分严密的巨大的网络，每个个人都规定在这网络上的某一个固定点上，受着前后左右的种种牵制，他不能按照自己的自然愿望和意志去行动。因此在自由的真正意义上说，他毫无自由可言。从这里可以理解，为什么卡夫卡作品几乎都是障碍重重、迈不开步的梦魇。他的记录一个梦境的速记《荆棘丛》可谓他这一生存体验的典型譬喻：他逛公园时误入了一个“荆棘丛”，管理人员应他的呼救赶来，首先把他骂了一顿，至于搭救，他声称先得把工人叫来，把路劈开，而在这之前还得请求经理⋯⋯。总之，就这么一件小事，也得过许多道关口，可见办事之难。晚年他同雅诺施谈话中还使用了另一个形象的比喻：许多船只挤泊在口岸，出不了港，只听它们吱吱咯咯地响着。他认为， 这就是今天人类的尴尬处境！

人在自然面前的日益卑微地位，他在社会机器的固定部位的无能为力状况，必然导致他的本性的扭曲，从而使他的自身发生“异化”。对此，法国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加罗蒂有一种说法：“地上和天上都是无名和平庸的领域。上面一片沉寂，上帝的死留下了巨大的真空；下面的乌合之众已不成其

② G.雅诺施：《卡夫卡谈话录》德文版 1954 年，68 页。

③ 思·费歇尔：《从格里尔帕策到卡夫卡》德文版，1962 年，295 页。

① 昆德拉：《小说家是存在的勘探者》。

② G.雅诺施：《卡夫卡谈话录》。

为人，他们已经被异化的齿轮机构轧碎了。”①卡夫卡自己就是一个证明：他那种二重心理，那种“错综复杂”的自我说明，他拒绝这个世界而未能完全做到，他有一部分和这个世界认同了，或者说被“污染”了，因此他没有获得完整的自我。至于他笔下的人物，几乎都有这样的特征。《变形记》主人公变形而被“异化”出人的世界以后，他自己的人性日益减少，而“虫性” 则日益增加，以致全然忘了自己的悲苦，倒挂在天花板下，荡来荡去，自得其乐起来。饥饿是生之大敌，但如今那位“饥饿艺术家”却偏偏把它当作娱乐（表演）的手段，而且一心想把这门“艺术”推到顶峰，居然惟求“灵” 的完善，而不要“肉”的存在，似乎他在走出“人”的范围而进入“仙”的境界。《城堡》中那位奥尔嘉的父亲根本没有罪，女儿的拒婚，却使他那样虔诚地觉得自己有罪，而且那种请罪的热情达到狂热和发疯的程度。《在流放地》中的那位司令官，把行刑过程当作艺术来表演，来享受：在犯人身上用行刑机器刻 12 个小时的花纹才让他死去，而且他把这当作一种情欲来追求，甚至发狂到当新来的司令官宣布废除这种酷刑的时候，他居然自己躺到机器上去来接受这一酷刑。这种为旧事物的殉道精神兴许也可算作人类的一种精神遗产。但哪个读者读完这篇小说后不问一句：“他还是人吗？

卡夫卡不是哲学家，他解释不了这个世界，而且也不想解释它。但是他是个艺术感觉很强的艺术家。他作为作家的全部努力就是把他对这世界的感受，那种刻骨铭心的独特感受艺术地描写出来，在这方面他屡屡令我们震惊和惊异，不断地冲击着我们的思维惯性和精神惰性，启发人们用另一副眼光来观察世界。在这点上，加罗蒂谈得不少，他的下面这段话不无参考价值： “卡夫卡用一个永远结束不了的世界、永远使我们处于悬念中的事件的不可克服的间断性来对抗一种机械的异化。他既不想模仿世界，也不想解释世界， 而是力求以足够的丰富性来重新创造它，以摧毁它的缺陷，激起我们为寻求一个失去的故乡而走出这个世界的、难以抑制的要求。”

卡夫卡在这里抛弃了我们。

① 加罗蒂：《无边的现实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年，12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