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帝”违拗

卡夫卡一生都是一家保险公司的职员，是个具有大学文化程度，并获得过博士学位（法学）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秉性正直，同情穷人，反对压迫，甚至有“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①，跟共产党人也有接触，而且有他的朋友。但他的内心却象“冰海”似的孤独。造成这种心理状态显然跟他的经历有关，他小时候备受他那“专制有如暴君”②的父亲的统治，心灵受到严重摧残，犹太人的出身更给他带来终生的“不幸”。尤其他所生活的那个行将崩溃（1918 年）的奥匈帝国，那个在欧洲最为落后而又侵略成性的国家，其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可笑的畸形物：它的生产方式已经是资本主义化了，而政治体制却仍然是封建家长式的君主专制统治。这种腐朽反动而危机四伏的国家，其大量杜会现象之荒谬性、怪诞性和可怖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在一个统治阶级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国度里，人们被一种社会的惰性带动着，一般人是觉察不到这些怪现象的，就象入“鲍鱼之肆”的人“久而不闻其臭” 一样。而卡夫卡这位“无家可归的异乡人”，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处于“旁观者清”的地位，善于观察（他发表的第一个作品集就叫《观察》）、勤于思考的特点，更使他有可能洞察到上述那些被习俗观念覆盖着的“异化”现象。他解释不了这些无处不在而日益加剧的悖理而且可怖的现象。但这些现象与他正直的良心、与他理想化的思维空间是无法相容的，正如他感叹道： “这种生活是无法忍受的，而另一种生活又求之不到。”于是，表达他内心的矛盾，就成为卡夫卡急不可待的强烈欲望。他说：

我头脑里有广大的世界。但是如何解放自己并且解放这个世界而又不使它撕裂？与其让它在我身上受压抑或者被埋葬，宁可让它撕裂一千次。

还在学生年代，他就写信给他的一个名叫奥斯卡·波拉克的好友，表示了对写作的坚决态度，说：

上帝不要我写，但我必须写。口气多么决绝。为什么呢？时代的逼

迫：

① R·富克斯：《社会意识》，译文见拙编《论卡夫卡》。

② 卡夫卡：《致父亲的信》，译文见拙译《卡夫卡文学书简》，安徽文艺出版衬，1991。

① 卡夫卡“1913 年 6 月 21 日日记。

② 见 M ·瓦尔瑟：《一种形式的创造》德文版第九页。

我被疯狂的时代鞭找以后，用一种对我周围每个人说来是最残酷的方式进行写作，这对于我是地球上最重要的事情。这位二十刚出头的青

年，对于他的“时代”，也就是社会环境，心中已经积聚了多么大的愤怒，那时他才初试文笔。约十年以后，1914 年，即在他写出了《判决》、《司炉》、

《变形记》这样一些短篇名作以后，卡夫卡对于写作仍然怀着这样强烈的情绪，他在日记中写道：

想把我那梦幻般的内心生活表现出来的意向，使其他一切都变成次要的事情。④他认为他这样做是一种生存的自卫方式：

我将不顾一切地、无条件地进行写作，这是我为自身的生存所进行的战斗。①

卡夫卡的创作激情与当时的现代文艺思潮的冲荡是分不开的。卡夫卡的创作旺盛期（1912 至 1922 年）正值德国表现主义的兴盛期（1910 至 1920 年，1924 年消歇）。他同一些表现主义运动的活动家有往来，尤其跟同是生长在布拉格的德语作家、表现主义运动的著名理论家和领袖人物弗·韦尔弗交谊甚深。表现主义者中有一批“狂飙”式人物，他们不满现实，反抗社会， 有一种必欲“爆炸”的感情。在艺术主张上，表现主义作家把创作看作“内在的需要”。因此，他们格外崇拜歌德，把歌德“由内而外”的创作主张当作中心口号。毫不奇怪：卡夫卡认为“内心世界向外部的推进是一种巨大的幸福。”在他给女友的信中，他对这种幸福感的描写跃然纸上：

我是用什么样的热情在写作啊！墨水在怎样地飞舞啊！②

当然，卡夫卡是一个十分强调“独特性”的人，正如曾任罗马尼亚作协主席的米哈伊·贝尼乌斯所赞扬的，他是个“不依样画葫芦的作家”。就在跟表现主义接触的那些年月里，他并不完全赞同表现主义的某些主张和倾向，他尤其反对那些借文学来掩盖其颓废生活的“作家”。他自己则崇尚歌德，唯“持久的艺术”是求。

③ 见 M ·瓦尔瑟：《一种形式的创造》德文版第 11 页。

① 卡夫卡 1914 年 7 月 31 日日记。

② 卡夫卡：1913 年 1 月 5—6 日写给菲·鲍威尔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