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问题

下面考察的是社会科学问题。同样，思考的问题包括两个不同的方面，一个同研究对象相关，另一个与观察者有关。

科学方法适用于事实的研究，但是，正如我们所发现的，包含思维参与者的事件显然不仅仅由事实组成。参与者的思维介入了因果作用的过程，不可能再简单地将后者视为独立于事实并且可以同事实取得一致的客观的事件序列。参与者所面对的情境受到其本身的决策活动的影响，他们的思维构成了这类情境中不可缺少的成分，不论我们将其视为一种特殊的事实还是某种不同于事实的东西，参与者的思维毕竟引入了不确定的因素，这种因素在自然科学中是见不到的。当然，参与者的思维所引入的不确定性同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但我们在后文中将会看到，这种简单类比是致人迷误的。

先看科学观察者的作用，当研究对象本身不包含任何陈述、观察或任何形式的思想时，保持科学研究所要求的事实与陈述之间的分离会容易得多。社会科学最为人诟病的弱点集中在问题的第二个方面。诸如“自我实现

的预言”或“先天不足的试验”之类的批判很普遍，只不过陷入尴尬处境的往往是那些指望成为科学家的人。参与者思维活动的自我影响的特性造成了我所述及的不确定（或无法确定的）因素。同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相比，科学观察的困难可谓小巫见大巫了。即使所有和观察者有关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不确定仍无法消除，因为观察者的困难直接归因于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这样，社会科学问题就不仅是方法论的而且也是研究对象所固有的。

对科学观察者因素的过分强调，也许是由于对海森堡测不准原理的错误类比所致。我并不精通量子物理学，不过就我所知，这个原理坚持量子粒子的质量和速度不可能同时得到精确的测量，其原因在于测量行为干扰了测量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不确定因素是由外部观察者引入的（关于量子微粒的行为是否具有内在的随机性则是另一个问题）。测不准原理同社会科学的类比是致人迷误的，因为在后一种情境中，不确定性（不可确定性）是由参与者引起的，除非量子微粒的行为同思维参与者一样，这个类比才能成立。

今后我将根据适当的次序修正自己的讨论，着重于讨论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而将科学家们对研究对象的影响置于次要地位。

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这一结论尚未得到公认。相反，卡尔·波普尔阐述了所谓的“科学统一性原则”①，也就是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适用同样的方法和标准，这当然损害了我对他的钦佩感。这一观点虽未得到公认，但也未见到彻底的批判，在此，我将勉力一试。

为评价由思维参与者所引起的问题，应该更仔细地考察一下科学方法的运作方式，为此，我求助于卡尔·波普尔的科学方法图式，其术语表述为“演绎法则”或“D－N”模型。像任何一个模型一样，它也是对更为复杂的现实情况的简化的、理想化的译本，但这种简单优雅在形式上非常适合我的需要。

这个模型中包含三类陈述：特殊的初始态，特殊的最终态和普遍有效的概括。把一组概括同已知的初始态结合起来就得到了预言，同已知的最终态结合起来就得到了解释，把已知的初始态和已知的最终态相匹配就起到了检验所涉及到的普遍概括的作用。可以发现，在预言和解释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称，它们在逻辑上是可逆的。而检验则不同，因为无论多少数量的检验也不能证明一个普遍有效的概括。科学理论只能被证伪而绝不可能证实。证实与证伪间的不对称，和预言与解释之间的对称是波普尔图式的两个决定性的特征。

该模型依赖于一组前提条件，其中一个基本的条件是，陈述的对象是独立于有关的陈述的，只有这样，才能够提供一个判断与此相关的陈述的真理性或有效性的独立标准①。其他基本要求包括初始态和最终态应该由经得起科学观察检验的事实所组成，以及概括应当具备普遍有效性。也就是说，只要再现一组给定的状态，就必定和以往一样有相同的一组状态紧随其后或先期发生。可见，普遍有效性的要求不仅定义了科学规律的本质，也规定了所涉

① 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130 页。Karl. R.Popper，The Poverty ofHistoricism(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57）.P.

① 有趣的是，这个条件不仅对构成初始态和最终态的事实成立，它对联系二者的普遍概括也同样成立。自然规律无论是否为人类所认识，都必然是普遍有效的，这是波普尔关于客观思想“世界 3”的不健全思想的基础。见《客观知识》，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2。

及的初始状态和最终状态。然而这一特征在有思维参与者介入的情境中却难以得到满足。

科学观察应该包括哪些要素，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此我们不必深究。显然，个别科学家的孤立观察是得不到认可的。确认事实与陈述之间的一致极其困难，正因为如此，科学才是集体的事业，其中每个科学家的工作都必须接受其他成员的约束和批判。

科学家之间的相互约束是约定俗成的，这些约束既没有清楚的定义也不是永远不变的，它们的权威来自于能够产生所需要的结果，时常会有个别科学家不堪忍受这些极为繁难的约束，试图走捷径。仅仅因为这些捷径没有一条能够走得远，科学方法的约束才可能继续保持其权威。

在观察者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研究对象的案例中，最突出的恐怕就是将一般金属转化为金子的尝试了。炼金术士们为此作出了长期的艰苦的努力，结果却是白费心机，不得不放弃他们的雄心。失败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一般金属的变化受普遍有效的规律的支配，不可能为任何陈述、咒符或者仪式所动摇。

人类行为也许有所不同。它们服从可以根据 D－N 模型来表述的普遍有效性吗？当然，人类行为中的许多方面，包括从生存到死亡的变迁以及中间的任何状态都可以看成同其他自然现象一样，可是，在人类的行为表现中，有一个方面似乎显示出不同于那些构成了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现象的特征：决策的过程。决策是以对情境的不完备的理解为基础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设想由普遍有效规律所联系的初始态和最终态呢？参与者的思维是应当包含于这些状态之中，还是应当排除在外呢？如果包含其中，这些状态就无法适用科学观察，因为所观察到的只能是参与者的思维效应，而不是过程本身；如果排除思维且只承认它的效应作为证据，就会破坏科学概括的普遍有效性，因为并非每一次都必然在给定的一组状态之前或之后出现可重复的一组状态，即参与者的思维介入事件的发生过程和次序，但在参与者的思维和所发生的事件过程之间却缺乏对应。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D-N 模型都将落空。

这当然不至于是世界末日，但无疑是对科学方法的严重打击。这种方法一直相当成功，我们甚至难以相信竟然会有一个广大而重要的领域置身于它的研究范围之外。自然科学也遇到了形如海森堡测不准原理的局限，但这些局限的揭示是在取得了许多令人难忘的成就之后才作出的——测不准原理本身就是自然科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在社会科学中我们甚至在起步时就遇到了麻烦，参与者的不完备理解与 D-N 模型格格不入。

这个结论的破坏力太大了，人们尽了一切努力来逃避它，要回顾各式各样的尝试将占用一整本书的篇幅——而且一定是十分有趣的，我将把自己的注意力限制在经济理论方面。为逃避与不完备的理解有关的难题，学者们做了各种尝试。经济学理论可以说是其中最巧妙的一种，并且从某些方面来看也是效果最好的，它建立了一套假说体系，其中参与者的决策完全取决于有效的信息，从而排除了这一难题。这一处理产生了满足 D-N 模型某些要求的结论，例如，充分竞争理论有资格成为普遍有效的，并且——至少在原则上

——它能以同等效力来解释和预言经济事实，不过这种理论在诉诸检验时却失败了，令人怀疑假设与现实之间的关联。

为了维护科学方法的统一，社会科学家们作出了各种尝试，可是至今成

效甚微，他们的努力所产生的不过是对自然科学的拙劣模仿，在一定的意义上，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强加于社会现象研究的企图可比作试图把魔术方法应用于自然科学领域的炼金术，只是炼金术早已身败名裂，社会科学家们却成功地对其研究对象施加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涉及有思维参与者介入的情境时，人们对自然科学方法常常具有免疫力，却极易受到炼金术的感染，参与者的思想，正因为不受现实支配，反而很容易为形形色色的理论所左右。在自然现象领域中，科学方法只有当其理论证据确凿时才是有效的；而在社会、政治、经济事务中，理论即使没有确凿的证据也可以是有效的。炼金术作为自然科学失败了，社会科学作为炼金术倒有可能取得成功。

这引起了我们对科学家与其研究对象之间关系的兴趣。前面已经提到， D-N 模型要求科学陈述和观察同研究对象严格分离，只有这样研究对象才发挥其功能，成为判断科学陈述的真理性或有效性的客观标准，科学方法的约定的意义也就在于此。

在自然科学中，约定是有效的，因为科学家的思维在实质上同其研究对象是分隔的。科学家只能通过其行为——而不是思想——来影响研究的对象，并且科学家的行为同所有其他自然现象一样受到相同的规律的支配，最重要的是，无论科学家多么能干，一般金属也绝无变成金子的可能。藐视科学的约定可能会赢得某些个人的好处，但这些所谓好处却只有靠骗局才能维持，还要时时担心被恪守约定的人们戳穿。

社会现象就不同了。参与者的不完备理解干扰了 D－N 模型的独特功能，这对于科学方法的约定产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它削弱了遵守约定的意义，更糟的是，它为践踏约定、哗众取宠的做法开辟了道路。佯装严格遵守科学方法还可以得到不少好处，自然科学家受到高度的尊崇，一个标榜为科学的理论可能要比坦率承认其政治的或意识形态倾向的理论更深刻地影响易于上当受骗的群众，作为典型例子的有心理分析，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所倚重的充分竞争理论也是一个合适的案例。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坚持并强调其理论的科学性，以此为其众多的结论确立权威。一旦明了了这一点，“社会科学”的提法本身就成为可疑的了，它成了社会炼金术士们手中的法宝，在用咒语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象的戏剧性的时刻屡屡灵验。

科学方法的“真正”贯彻者怎样才能保护自己免于这种处境呢？在我看来，出路似乎只有一条：剥夺社会科学凭借自然科学的声誉所享受的地位。应该承认，社会科学一词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隐喻。

这绝不意味着在探索社会现象时必须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它只不过指出了，如果是为了追求真理，我们应当承认 D－N 模型不适用于有思维参与者的情境，因此，必须抛弃方法统一的教条，并终止在社会现象研究中对自然科学的奴性模仿。

D－N 模型在自然科学中如此成功，以至于被等同于科学方法。富于讽刺意味的是，在现代科学中这个模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超越了，然而社会科学却仍在与 19 世纪的自然科学成就相竞争。这种尝试是徒劳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适合于 D－N 模型。但量子物理学的发展已经证明，科学方法并非必定局限 D-N 模型，统计、概率的方法可能是更富于成果的。此外，我们也不应当忽视发展自然科学中暂无对应的新方法的可能性，既然研究对象不同，方法也就应该有所不同。

我将在本书中探索一种新颖的方法，但首先我要确信人们不以 D－N 模型

作标准来评判它。从不完备的理解中，无法得出可以用来解释和预言特殊事件的概括。解释和预言之间的对称仅在没有思维参与者的情况下有效，否则，预言必然总是以参与者的认知为转移的，从而无法取得 D-N 模型中的效果。另一方面，过去的事件和在 D－N 模型中特定的最终态一样是确定的，因此，解释要比预言容易得多，只要抛弃预言和解释在逻辑上可逆的这一约束条件，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适合于研究对象的理论框架。遗憾的是，检验合乎波普尔逻辑结构的理论的方式无法应用于这种理论，这并不意味着必须抛弃检验，相反，只要我们仍然关心按事物的本来面目理解事物，就应该坚持让自己的观点经受检验。我们需要发展新的检验方法，坦率地承认并且探究社会现象研究的炼金术潜能，将是我在历时实验中的工作（第三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