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与科学范式变革

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倾向、高技术评估的困难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是社会向当代科学提出的三大挑战，并构成科学的社会危机。如果科学界、世界公众和各国政府都以积极的应战态度对待，这将是科学转型的契机。改变地球南穷北富的世界格局，也有待于这种转变的发生和发展。

20 世纪以来大规模的战乱、意识形态的对抗、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穷国和富国的不平等诸多全球性的问题，构成了作为“人类生存方式”的文化对人类的严重异化。人类创造文化本为图生存，而被人类创造的文化反而发展到威胁人类生存的地步。这就是文化对人类的异化，或者简称为“文化的异化”。文化异化的最严酷的后果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人类是自然进化的偶然产物，作为自然进化结果之一的人类只能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并且只能生活在这产生它的自然界中。作为人类生存方式的文化，不论是以战争还是工业以及其他什么方式造成的对自然界的损害，都是在破坏人类的生存基础。罗马俱乐部最先明确揭示给人们的人口膨涨、食物不足、资源短缺、能源匮乏、生态破坏只是这全球性危机的五大因素。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倾向对以造福人类为其理想目标的科学提出严峻的挑战。对于科学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有两种态度。罗马俱乐部的“增长极限”论是一种悲观的态度。他们的“世界模型”中根本就没有科学这一最重要的要素。要解决这些问题，作为人类价值基础的道德固然是重要的，但道德理想的实现还是要依赖科学。科学界要承担起这一拯救人类的道义责任。自 70 年代这些问题被广泛注意以来，科学家们为解决这些问题已经付出了巨大的心力。虽然还远没有找到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成熟的办法，但随着科学的发展，今天的暂时无能为力将成为过去。对于科学来讲，在这些问题的科学解决过程中，由于对象的复杂以及历史的和心理的动力，可能导致引起科学整体变革的思想观念和方法论上的更新。

高技术评估的困难还没有像罗马俱乐部“警钟”那样引起人们的广泛警觉。在人们以“指数增长”来形容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高技术的发展正以人们来不及预料其后果的速度前进。科学就其本性来说，在伦理意义上是至善至美的。但科学本身不能至善，像道德一样它的至善要以技术为中介。而科学的技术应用，对人类的价值来说，则可能有好坏两种后果。抛开道德因素致“坏”不论，即使深抱对人类终极命运的关怀，有些“坏”也是难以预料的。好心办了坏事在历史上不是没有先例的。科学向技术转移的周期日益缩短，无疑对于技术评估及时性的要求更迫切了。虽然任何的技术不尽人意的后果之责任不在科学，但就技术评估包含科学的预测来说，科学不把这种预测作为自己的目标，会有负于公众的厚望。虽然未来学已经发展成一门学科，但涉及科学技术的预测还很少并且成功率也不高。科学技术预测还主要采用特尔菲法和趋势外推法，预测本质上还是一门“艺术”。科学史家兹库涅佐夫（Б.Г.Кузнезов，1903～1984）认为，如果预测成为科学创造重要的和明显的因素，那么科学、逻辑、理智对道德规范的关系也会改变。我们用“科学”这个词，不像通常习惯的用法那样，把社会科学排除在外。科学是多样化的统一体系，科学的精神气质不应以其对象的不同而割裂，也不能因社会科学的后进和暂时的不发达而忽视它。科学技术预测更大程度上要依靠社会科学，把众多的社会技术[4]尽快地提高到有科学根据的水

平是人们的期望。科学不能控制人的头脑，至少目前是如此。科学也不单是科学家们的事，对某一科学领域的发展作出令人满意的评价，并不需要对整个科学领域都很内行。显然没有人认为必须写出文学巨著的人才能评论莎士比亚的著作、只有能创作与贝多芬交响乐相当的乐曲的人才能欣赏贝多芬的交响乐。与此类似，那些并不奢望自己在科学上有所建树的人，他们的良心和见识对正确的评价科学上的成就也很重要。

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对科学所形成的挑战更少为人注意。这种不平衡主要表现为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东西方文化的隔阂和“地球村”的南穷北富，后两者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归为前者。如果把知识比喻为一座“拱门”，那么在 20 世纪之前人文之柱高于科学之柱，而在 20 世纪之后则相反，科学之柱高于人文之柱。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和对立始于近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愈演愈烈，以至英国物理学家斯诺（Charles Percy Snow，1905～1980）著《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1959 年），认为两种文化的分裂和对抗的倾向使西方人丧失了整体的文化观，以至 20 世纪的思想界不能对“过去”作出正确的解释、不能对“现在”作合理的判断、同时也不能对“未来”有所憧景和展望。自 60 年代中期以来，在西方表现出一种对科学公开敌视的情绪，世界大战的残酷、机械文明的非人性、核武器的恐怖、地球生态环境的破坏，都被某些人文学者归罪于科学技术，作为他们主张削短科学之柱的理由。科学虽然在认识的意义上是不完备的，但科学知识的纯洁性是可以信赖的。技术虽然从它诞生起就是反自然的，但是人以其头脑中的道德理想和理性认识的结合还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创造物的。对待文化的异化，反理性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历史的经验表明，正确的方法是理性的重建。科学与人文自人类的黎明时期就是结合在一起的，人们感觉到它们之间的分离倾向只是近 400 年来的事。实际上，总的来说，在人类历史的漫长道路上，两者是深沉而持久的侣伴，这是植根于宇宙的和谐和人脑的结构本性之中而且为人类幸福所必需的。

科学所面临的这三大挑战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科学未来发展的方向及其特征。它通过科学的社会规范影响科学的活动结构。社会对科学的支持条件是社会对科学的一种带有根本性的规范。以前支助科学主要是私人基金会，现在国家成了主要的的支助者，经济发达国家的科技投入大体维持在国民生产总值的 3%上下。对于科学的支助已不只是根据科学的内部和由科学内在逻辑导出的判别标准，而且还要依据科学之外的标准。支助某项研究的选择通常要由一个价值体系来全面评判，它包括科学价值、技术价值和社会价值。这种选择的判别标准是“价值论”的，它与只关心科学真理的“认识论”标准之不同在于，它还要求对两个都是同样真实的科学发现判断出哪个更有价值。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的社会效果甚至连同它的生命力都取决于科学对其资源的利用程度、科学的目标和准则与社会需要结合的程度、科学面对社会需求的自我调节和应变的能力。科学的社会生存条件的这种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它的研究活动结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学的社会支助条件和社会规范的变化，逐渐促成了科学活动结构的新特征。同过去的小科学时代相比，以下三点可以视为大科学时代科学活动的新特征。一是实用性研究的比重远远高于纯基础性研究，当今的科学投入不仅开发研究的份额为基础研究份额的 5 倍以上，应用

研究亦在它的 2 倍以上，把绝大多数的研究人员吸引和组织到实用性研究领域中去，并形成愿意选择短期目标的和实用性的研究而不愿选择长期目标的

和基础性的研究的倾向。二是跨学科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跨学科研究领域不仅出现在基础学科的汇合处，还出现在为解决迫切问题而设计的研究中。许多研究是针对存在于地区或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疑难问题，愈来愈引起人们注意的对诸如海洋、生态乃至地球和空间等大自然系统的研究带来了更大的跨学科范围。不断扩大的跨学科研究正处在科学技术体系日益增长的结构转移之起点上，而这一结构将越来越统一到各社会团体的总作用中去。三是“预测”正成为科学明显的和重要的因素，不仅气象、地震以及其他关涉人类生存环境的自然系统行为的预报和控制越来越成为科学的重大研究领域，而且由于社会需要的推动预测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趋向也成为科学的重要内容。这一切意味着把科学知识的社会运用看作科学内部的问题，因而“价值”成为科学理性的重要成分。

科学的社会运用成为科学内部问题和价值理性成为科学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意味着科学总体范式的转变。传统的科学观历来把科学的社会运用视为科学之外的社会问题。但是，科学的富有成效的分析与社会的公众兴趣的衔接问题，使得把科学知识的社会运用作为一个重要的科学内部的问题、作为科学的一部分来对待是合理的，恰当的科学社会利用问题应当包括在研究过程的内部。这就要求人们同时根据科学的利益和社会需要两者进行自觉的规划而使科学合理化。实际上，由于大部分科学家依赖外部资助，作为对资助的报偿，科学为需求所驱使越来越厉害，以致处于科学内部的人们都感到科学向社会的这种转化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价值观对科学活动的影响。历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都一致强调必须把科学的社会属性和认识两方面作为一个整体考虑。认识逻辑的因素决定着一个学科或一个专业领域的内部结构和发展规律，但不能认为外部目标仅决定或影响科学共同体对研究课题的选择，它也能影响到理论建构的一般方法论标准，并产生一种新的科学类型。关于理论研究的目的和方法，这种新型科学有全新的标准。随着跨学科研究的兴起，一种违反大多数科学家和哲学家之科学观图象的科学范式在悄悄地滋长，现在已发展到不得不区分两类科学的程度。

相对传统理解的科学，那些在传统学科中地位不明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综合性学科、横断学科等跨学科研究领域以及科学预测、技术评估、政策分析、管理研究、历史研究等软学科研究领域，不能不说是一类新的科学类型。这些新兴的研究领域在规模上已与数理化天地生诸传统学科不相上下，但它们的地位只不过被视为连接传统学科“砖块”的“灰泥”。称它们为一类新的科学类型，主要的根据不是数量上的考虑，而在于质的区别。与传统理解的科学相比，它增加了四个极重要的新观念。第一，传统理解的科学主张科学只揭示能由任何科学探索者重复的知识，而这科学的新类型把不可再现的行为视为科学探索的重要对象。第二，传统理解的科学把科学的社会运用问题视为科学之外的社会问题，而这科学的新类型则把它包括在科学探索的过程之中。第三，传统理解的科学忽视或把价值因素看得十分平淡，使得循价值自由度方向的探索简单化，而这科学的新类型则必须考虑价值因素，因而使科学理性除了逻辑理性、数学理性和实验理性以外又增加了一个价值理性。第四，传统理解的科学知识系统不关涉系统自身，而这科学的新类型的知识系统则关系到系统本身的知识，在理想的情况下探索者与其探索的问题联系着，以致出现了探索者是产生知识的决定因素的状况。如果把科学的这种新类型视作科学最基本的形式，那么，传统理解的科学则应认为是

受严格限制的、科学新类型的极限形式。这种科学新类型的滋生可以看作科学总体范式的转变。

如果我们接受法国哲学家孔德的“科学革命”的概念，即把整个科学的社会存在条件发生总体性变化称作科学革命，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学所经历的从“小科学”到“大科学”的转变的意义也可以说是一次“科学革命”。孔德“革命”总是静悄悄进行的，其进程很缓慢，有时要延续上百年之久。这种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两次。第一次革命是科学的建制化，它肇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通过科学与神学的分离而逐渐成长为一个以研究院和大学为基地的相对独立的科学社会。第二次科学革命是科学的产业化，它始于 19 世纪中叶，通过科学活动与直接劳动的分离和科学的专业化而以工业实验研究和教学机构的创办形式作为独立的因素进入社会生产力。从小科学到大科学的转变作为第三次科学革命是科学的国家化，类似于前次革命之科学进入社会生产力以其与直接劳动分离为前提，它将通过科学同直接经济活动的分离而发挥其全面的文化功能，对道德、权势，经济进行科学的规范，使社会从经济中轴向智力中轴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