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与“中体西用”说

在 19 世纪中叶，中国仍处在封闭的权势社会之中，而西欧和北美的许多国家已实现了从权势社会到经济社会的转变，成为世界舞台的中心，并且疯狂地扩张势力，后进的国家几乎都被列强侵占而沦为殖民地。各列强都急于用他们的“文明”来“教化”这最后的也是最大的“半开化的”的专制的中国。当时的中国在对抗全世界。洋务运动就是对这种外来压力的一种应急反应。其结果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作为后设假设有二：一，如果当时的中国继续闭关不变，必将沦为殖民地；二，如果当时的中国实行彻底变革，或许能跻身国际经济社会。但是，“后设假设”毕竟是“后设的”，历史的进程是不顾后设者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比较进行讨论的。特别是同中国的两个邻国印度和日本作比较，中国洋务运动的效果容易看清楚。人们很少拿印度与中国比较，却常常把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相提并论。井上清已经指出，两者在性质上和历史阶段上根本不同，不能相提并论[5]，金耀基对于中国现代化的三个层次的分析[1]大有助于深刻理解这两者的根本差异，我这里试图从比较近代化的两种相反程序来讨论这个问题。在近代化“摇篮”地区的各国大体上沿着思想解放运动、政治革命和工业化的历程走向近代化社会，而后进的国家进入近代社会基本上是这个程序的反演：从科技器物层次、制度层次到思想行为层次。

在欧洲近代史上有过两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次是文艺复兴，一次是启蒙运动。文艺复兴是 14～16 世纪欧洲思想解放运动的总称。它发源于 14 世纪意大利的人文主义，继而扩展到整个欧洲，在 15 世纪末至 16 世纪初形成规模宏大的文化思想运动。它包括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德国的宗教改革和法国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运动的功绩从整体上讲是“发现”了人和自然。它促成了资本经济的发展和近代科学的形成。产生文艺复兴的历史条件是工场手工业生产方式和市民阶层的存在。建立君主制和发展科学是市民阶层经济利益的要求。君主制是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保护资本经济发展的保证，而科学和技术是发展经济的手段。所以，文艺复兴运动的社会理论表现为反对封建割据，主张建立君主制。16 世纪末，欧洲大部分地区建立了君主制的民族国家，少数国家还实行了君主立宪；欧洲大部分地区的资本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以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1543）出版为标志的近代自然科学革命也开始了。17～19 世纪的欧洲被称为启蒙时代，它是继文艺复兴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启蒙运动以民主和法制的精神反对君主专制，以理性和科学反对宗教神学。这次思想解放运动发端于 17 世纪的英国，但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却出现在君主制最强的 18 世纪的法国。洛克（John Lock，1632～ 1704）的哲学和牛顿的科学成为法国启蒙学者的现成武器。法国的启蒙运动为北美的独立战争和法国 1789 年的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法国的启蒙扩展到欧洲各国，导致这些国家的革命。1760～1830 年英国首先完成了工业革命，随后又有一些其他国家实现了工业化。

中国从秦代（221～202BC）始就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国家。虽然有汉（206BC～220）后的三国（220～280）、两晋（265～420）和南北朝（420～ 589）的三百多年的分裂以及唐（618～907）后的五代十国（907～960）的短期分裂，但中国基本上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直到宋代（960～1279）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才有了类似文艺复兴的苗头，不幸由于蒙古游牧

民族的入主而夭折。明（1368～1644）中叶以后再次形成向经济社会过渡的初步条件，又因明末的农民起义和满族游牧民族的入主而中断。因两次受挫，中国在这次世界性的从权势社会向经济社会的转变中已落后于欧洲。向经济社会迈进的欧洲国家，在 16～17 世纪就已进行海外殖民活动。在 18 世纪，世界上的后进国家几乎都成了殖民地，唯有中国尚有防卫能力。但是，在 19 世纪，西方列强一起来爪分中国，两次鸦片战争（1840～1842，1856～1860）的败北，使中国统治者第一次认识到强敌的存在，确定了“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方略。在不到 60 年的时间里，通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新文

化运动，欧洲近 500 年的近代化史被草率地反演。正是这种不可避免的程序倒置所固有的不彻底性，导致近代中国不得不程序紊乱地反复重演欧洲走向近代社会的诸进程。

日本近代化的程序也是反演的欧洲程序。在 1853 年，美国炮舰打开大门时，日本已经经历了七百多年的封建割据。善于学习外来文化的日本人，不像中国统治者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 20 年才开始洋务运动那样迟钝。幕府首席老中[大巨]阿布正弘立即作出改革的反应。他依靠过去受幕府压抑的兰学家实行改革，在江户建枪炮制造所，毁佛寺钟铸大炮；设蛮书取调所，讲习和翻译西书；在长崎设海军传习所和铁厂；萨摩、肥前、长州、土佐等藩也施行类似的改革。虽然规模远不及中国洋务运动，但改革的目标和内容基本相同。1868 年，封建割据的幕府制为“王政复古”的明治君主制取代，1890 年又进而实现了立宪制。在明治的中央集权下，“富国强兵”、“殖产兴业” 和“文明开化”并举，举国上下全面革新。日本的明治维新显然不同于中国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在科技器物层次，而明治维新则达到制度层次和思想行为层次。日本的“复合文化”背景和英、美赏识的国际环境，使它很快跻身列强之中。但是，日本这种国家强制工业化的方式，也造成日本还必须经过半个世纪的民主化历程，才进入经济社会。

洋务运动引进西方近代化工业技术主要的目的是“强兵”。“中体西用” 是张之洞（1837～1909）对洋务运动指导思想的理论性概括。这种思想上的“卫道”与“实用”结合的双重性格，使洋务运动成为“西洋技艺”和“华夏精神”的“混血儿”。洋务运动的这种选择是多种因素制约而成的。

鸦片战争是中国官方对外力认识的一个转折点。此前，两广总督林则徐

（1785～1850）对大清的军力是充分自信的。可是，英国舰队攻占厦门和定海使他震惊。于是他建议抽广东海关税整备海防，为虎门要塞防务从国外购入两千多条洋枪，并决心制造舰船、火炮和弹药。道光皇帝也亲命各地赶造。十三行积极行动，1841 洋行商人潘仕成造了一艘 32 米长、载人 300 的新舰，遂受命领导造兵船和洋枪洋炮。中国军队武器的改进曾使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敌人震惊。另一方面，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是中国官方对内乱认识的一个转折点，疾风暴雨般的农民起义使统治者感到政权存亡的巨大危机。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权衡内忧外患，采取了“实用”与“卫道”的折中方案，而不考虑任何制度上的根本改革。

农民起义对权势社会的沉重打击、传教士的传播西学无疑都形成洋务运动的助力。这常常被许多论者所忽视。而对于洋务运动的后效更少为人论及。其实只需略加指明无需细论。洋务运动造成了引进西学的不可逆转的局面，维新派和革命派都是洋务运动熏陶出来的新人。他们指责洋务派的改革不彻底，说明他们是洋务运动的深入的继续。清末的改革不能满足维新派的要求，

但它至少是洋务派路线的继续。洋务运动的工业虽然没有为工业现代化奠定基础，特别是“官办”性强限制了资本经济的发展，但它至少在民众中起到近代工业技术的示范作用。洋务运动抵制外资的努力，使中国免于像印度那样沦为完全的殖民地。洋务运动中断的主客观的因素很多，但其主要原因是新崛起的日本的侵略，而日本近代化的发展则受益于对中国的掠夺。

在文人方面，内忧外患的权衡又总是与中西文化取舍纠缠在一起。鸦片战争前已有一些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南洋华侨中、在香港和澳门，甚至潜入广洲传教。英国伦敦布道会的马礼逊（Robert Marrison，1781～1834）于1818 年在马六甲办“英华书院”，1844 年迁香港。伦敦布道会的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用汉文在南洋出版《察世俗流记传》（1815～1832）。英商马地臣（James William Matheson，1796～1878）和德国教士郭实腊（Karl F. A. Gutzlaff，1803～1851）创办“在华实用知识联合会”（1834～1839）。马礼逊逝世后，英商颠地（Lancelot Dent）任主席的“马礼逊教育学会”于1836 年在广洲成立，在中国开办和资助开办学校，1839 年在澳门开办了中国第一所西式学堂——“马礼逊学堂”（1839～1849），美国耶鲁大学高才生公理会教士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1810～1880）任校长。1835 年美国教士医生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9）在广洲十三行内的新豆栏街开“眼科医局”，时称“新豆栏医局”，东印度公司的医生哥利支在那里服务多年。1838 年成立“广洲医务传教会”，1861 年在北京建“协和医院”， 1875 年创刊《万国公报》，1887 年创办“同文学会”（后改称“广学会”），这些无疑对传播西学和培养西化人才起了一定的作用。如“马礼逊学校”培养的容闳（1828～1912）成为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回国后成为洋务运动知识分子骨干之一；而黄宽（1828～1878）则成为我国第一位留英学医学的学生。受西学影响的知识分子毕竟很少，大多数儒士“无动于衷”。特别是面对列强的侵略，保种和保学被视为是一致的，习惯于“忠君”和“儒道”的儒士又反对农民起义，而“中体西用”尚可接受。

“中体西用”说的出现是中国儒士阶层对于西学“欲迎还拒”的矛盾的心理又一写照。如果说“西学中源”说是中国儒士阶层抗拒西学的第一道心理防线，那么“中体西用”说则是第二道防线。这个“理论”广为流传的社会背景是，在洋务运动中西方的科学和技术的大量引进，造成中国传统科学向世界化的科学和技术转变的不可逆转的形势，以经学治科学的道路彻底失败了。在这种形势下，中学要与西学较量，在科学本身的范围内已经无力对抗，因而不得不转向更大的范围，讨论科学和技术在文化整体中的地位问题，想借助中国传统的体用观对抗西学。

“体”和“用”这对范畴[6]出现较早。在《论语》和《易传》中就已使用，但是直到唐代其意义才明确起来。唐代经学家崔憬对“体”、“用”二词给以明晰的解释。“体”指实际的形质，“用”指形质的运用。到了宋代体用成了常用的范畴，并且从崔憬的具体的意义变为比较抽象化的意义。这时，所谓体指永恒的、根本的、深微的东西，而所谓用指流动的、从属的、外发的东西。体是永恒的基础，用是外在的表现。这样，体用的概念，一般说来，体是根本的，第一位的；用是从属的，第二位的。

洋务派一直以“西学中源”说为自己辩护，表明他们引进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并非“离经叛道”。但是，这不过是一层保护色而已，并不足以论证学习西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1861 年翰林院编修冯桂芬（1809～1874）在其《采

西学议》中，就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以“调和中西”。他的这种思想被其他学者以各种类似的说法阐述。如王韬说： “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韬园尺犊》第 30 页）其后，沈毓桂在 1895 年 4 月出

版的《万国公报》第 15 期上，署名沈寿康发表《匡时策》，第一次采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为后人广为使用的八个字。1896 年管理书局大臣孙家鼐在其《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把这种思想推至教育领域，提出“立学宗旨”应是：“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失其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1898 年，洋务派的后期代表张之洞（1837～1909）又在其

《劝学篇》中作了系统阐述，并且在《两湖、经心两书院改学堂办法片》中说明，“中体西用”说“既免迂陋无用之机，亦杜离经叛道之弊”。这样“中体西用”说成了政府的一种政策口号。

“中体西用”说的本质是把西学放在中学之下，置于从属的地位。这样就从传统的“明理达用”观点满足了中国儒士阶层贬低西学的心理要求。就其剥夺守旧卫道者的某些口实来说，它起了某种掩护作用，使西学名正言顺地引进中国，对于中国科学近代化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科学已经成为近代社会重要标志的时代，特别是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已远远落后于西方社会的中国，这种贬低西学的“中体西用”说长远影响是消极的。它不但阻碍科学和技术在中国正常发展，而且成为尔后反对维新变法的武器。[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