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近代化的三部曲

产生于欧洲的近代科学和技术在中国的传播，首先是由基督教传教士以渗透的方式输入进来的。从 1582 年利玛窦登上中国的国土以后的一百五十多年间，基督教传教士，主要是耶稣会士，在向中国传播科学知识方面，做出了最早的贡献。他们带来了一些科学书籍，在传教的同时也向中国的学者传授了一些西方的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生物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还帮助中国官方编修历法、制造仪器、装备观象台、测绘中国地理全图。尽管他们的科学活动主要在宫廷范围内，并且内容也主要限于历法领域，但是，这毕竟是中国人接触西方科学和技术的第一步。第二步是 19 世纪 60 年代由清政府的洋务派官员迈出的。伴随着洋务运动，世界化的科学和技术第一次被有计划地引进中国。如果说明清之际的基督教传教士把传播科学知识作为他们传教的一种手段，那么，这次洋务派则把近代科学和技术视为“富国强兵” 的一种手段。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吸收的变化，它使得西学传播的内容和面向都发生了变化，从明清之际的以历算为主要内容的宫廷科学，转变为以兴办实业为主要内容的实用技术科学。在 19 世纪 60 年

代至 90 年代的三十多年里，在中国建立起第一批近代化的工矿业、交通运输业、邮电业。伴随着这些事业的兴办，通过译书刊、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近代科学和技术在中国的传播方式、速度、规模和效果都是明清之际传教士们的这类活动所望尘莫及的。但是，洋务运动中的近代化方向和成效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受到严峻的检验。一向以中国为师的日本，由于明治维新而强胜到足以打败中国。这一刺激使一部分中国读书人觉醒。他们认识到，像洋务运动那样只限在器物技术方面学习西方是不够的。于是开始效法日本，宣传维新变法，力图实现制度方面的近代化。戊戌变法失败了，接着是辛亥革命。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却又陷入军阀混战。在变法、革命和巩固革命的过程中，近代科学变成一种有力的思想武器。科学和技术近代化的第三步主要是由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进行的。他们兴学会，出报刊，办教育，发动新文化运动。这次民主与科学的文化启蒙运动扫除了反科学的文化环境，科学家团体在中国开始形成，近代科学逐步走向制度化，导致 1928 年中央研究院的建立，从而使近代科学和技术在中国以社会建制的形式成长壮大。

这是一部中西文化交融的三部曲。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是文化发展动力之一。但是，由于历史的惯性，在不同文化相接触之初，往往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冲突。当骄傲的耶稣会士以其“欧洲文化中心论”向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国传授西学时，中国儒士阶层出于民族自尊感，以其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中心论”的文化心态对抗外来文化。这种对抗大体上以“历法之争” 开始以“科玄论战”结束。前者在康熙年间酿成由杨光先（1597～1669）发难的长达十年（1660～1669）之久的“历讼”，后者形成 20 世纪 20 年代传统世界观与科学世界观的论战。在理论形态上这种抗拒表现为两个带有政策性的理论观点，即“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说，并因而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发生了激进与保守的分裂。这两个理论观点是关于中国传统科学与近代科学的关系以及近代科学技术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之主张。西学东渐之初，徐光启（1562～1633）在《历书总目表》中表述了他督修的《崇祯历书》的指导思想，即“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中西会通”主张，企图将西洋历法

引入中国传统历法体系。其后有王锡阐（1628～1682）和梅文鼎（1633～1721）大力阐倡，强调取中学之长和西学之优。虽然对科学落后的中国这种糅捏折中并非切合实际，但终归是一种积极的思想。因为“会通”是作为“超胜” 的条件提出来的，施行得好是可以促进中国科学近代化的。遗憾的是由于把“西学中源”说作为理论基础，而走上以经学治科学的歧路。中国确有丰富的科学遗产，但“西学中源”说把它说成是西方近代科学之源，这是一种可悲的自我欺骗。由于对于科学与民主政治之关系的无知，清政府炮制出“中体西用”的政策，妄图在专制制度及其伦常名教的桎梏下发展科学技术。

这种中西文化冲突，在科学和技术范围内，并非通常被人们所认为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科学之间的冲突。中国的优秀科学遗产不但不与近代科学相冲突，而且是接受和吸收它的基础。这种冲突是一种文化传统惯性的反映。我们可以借色彩学的“残象”来说明文化观的惰性。当直盯着红色的眼睛突然转向白色时，将会感到在白色的背景上出现两者的补色，即绿色。这种现象在色彩理论中叫“残留图象”，简称残象。类似地，从一种旧文化向新文化的转变过程中，也会出现“文化残象”。所不同的是，色彩残象是色和光产生的生理反应，而文化残象则是社会文化的深层心理反映。

所有这些对西方文化有意识的拒斥表现，都是基于中国儒士阶层心理深处的“民族优越意结”和“中国文化中心论”。几千年来，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见解都是以中国为坐标原点看世界，以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自命为“天朝”，视其他民族为蛮夷。竟不知中国之“中”的世界观和“天朝”的文化观完全是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历史条件所形成的。其实，中国从未是世界的中心，只不过是世界几个大文明中心之一。

在公元前 50 万年至公元前 5000 年之漫长的石器时代当无中心可言。进入使用金属工具和文字以后，大约在公元前 3500～前 1500 年，这段时期才出现了数个文明的中心，其中最主要的是：西亚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尼亚文明、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南亚次大陆印度河流域的印度文明和东亚黄河流域的中国文明。到大约公元前 600～前 400 年的那段时期里，希腊吸收了西亚和埃及的文明而崛起，与中国和印度并列形成鼎足而立的三大文明中心。其后，在公元前 3 世纪，马其顿王亚里山大用武力征服了希腊、埃及、小亚细亚、中亚和印度西北部广大地区，并且在他短暂的治期内，在这里实行文化融合政策。接着于公元前 2 世纪，罗马人统治了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广大地区。亚里山大的文化融合政策导致在罗马帝国长达几百年的“希腊化”时期，但是文化中心并不在希腊本土而是在埃及的亚里山大里亚。与罗马帝国差不多同时，在中国是秦汉时期，在印度是阿育王朝时期。这时，这三大文明中心以及其他文明中心之间，已经开始和平外交和贸易往来。公元 395 年，统一的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西罗马以腊万斯为首都，使用拉丁语。东罗马以拜占庭为首都，使用希腊语。西罗马只维持 80 年，在西进的匈奴人、南下的日耳曼人和内部的奴隶起义共同打击

下于公元 476 年毁灭，为一批日耳曼人的封建割据国家所取代。东罗马则艰难地维持到 15 世纪，1453 年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奥斯曼帝国取代了罗马帝国。这时的中国正处在明朝的统治之下。莫斯科公国在伊凡大公（1462～1505）的统治下，摆脱了对蒙古人的从属地位，为俄罗斯帝国奠定了基础。16 世纪初蒙古人在印度建立了莫卧儿帝国，结束了印度 500 多年的分裂。在 15 世纪和 16 世纪，每个大的文明中心都处在大致相同的发展

阶段。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欧洲国体系和俄罗斯帝国的实力都同中国明朝不相上下。此后，欧洲发生了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不可阻挡的过程。当欧洲的经济、军事、文化实力雄居世界之首，恣意扩张，发展为世界舞台的中心时，其他几个文明中心却停滞不前。

中国人对世界的这一巨变一无所知。两千年来，中国一直享受着“天朝的荣光”，中国的儒士阶层不自觉地养成了一种盲目的“中国文化中心论” 心态。正是这种心态障碍了中国儒士接受西方文化。金耀基在其《从传统到现代》[1]中对此有一段评论：

这种“优越意结”与“中国中心的文化主义”，当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触后，就变成了一种“中国中心的困局”，面对着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总带着半分轻蔑与半分钦佩，任何西方的新思想、新学说都不免遭到“欲迎还拒”的待遇。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觉与不自觉的一种“自卫机构”的反抗。明明是无价值的东西，虽然心理不一定喜欢，但因为它是中国的，总要找出可能的理由加以拥抱。明明是有价值的东西，虽然心理上很喜欢，但因为它是外国的，总要找出可能的理由加以拒斥。我们特别应指出的是，不管是前者的拥抱与后者的拒斥，都不必是有意识的行为，也不必是绝对的行为，同时更不必是任何个人的偏失，而是中国文化特殊条件下所塑造的心态。

但是，在长达 300 年的文化对抗中，随着以儒学思想为框架的传统文化功能的衰退，“中国文化中心论”毕竟不得不步步退让。在科学精神逐步取代儒学伦常的过程中科学的传播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运动。1920 年来中国讲学的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回国后写了《中国问题》（1922），在其中他写道：“我相信，假如中国人对西方文明能够自由地吸其优点，而扬弃其缺点的话，他们一定能从他们自己的传统中获得一生机的成长，一定能产生一种糅合中西文明之长的辉煌之业绩。”

但这种“再造”文明的“扬弃”思想并非都能很好地理解，总有一些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裂”徒然哀叹。以至于到 20 世纪 60 年代，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1891～1962）还得对那些为传统文化的伤亡而满怀落寞与怀慕的守旧文人进行规劝。1960 年 7 月 11 日西雅图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他发表了题为《中华传统及其将来》。下面的两段话出自胡适的这篇演讲：

对于这些文化方面的伤亡，我们不必难过，它们的废除或解体，应该视为中国从它孤立的文明枷锁中得到解放。

新文化成分的接受，正可以使旧文化内容丰饶，增加活力，我永远不畏惧中国文明于大量废弃本身事物及大量接受外国事物后，会发生变体或趋于灭亡的危险。

古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平。”看任何问题，换个视角就大不相同。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从物理学看只是坐标原点的改变。托勒密把原点选在地球上，日月星辰就都绕着地球转。哥白尼把坐标原点从地球移到太阳，则行星都绕着太阳转了。300 年的中西文化冲突也可以说是以中国为坐标原点还是以世界为坐标原点看世界的问题。在新文化运动以后，

中国人看世界的坐标原点大体上从中国移到了世界。但是，“中国文化中心论”时有“死灰复燃”，以新形式再现。走在现代化途中的中国人要时时警惕“中国文化中心论”这个自我欺骗的顽症。这个顽症的复发往往是由盲目的“崇古”心理所引诱。庄子《渔夫》篇有一段隐喻：“有人畏影恶迹而去之走者，举足愈数而迹愈多，走疾而影不离身，自以为尚迟，疾走不休，绝力而死。不知处阴以休影，处静以休迹，愚亦甚矣！”一个民族和它的传统文化也犹如身与影、足与迹，是无法摆脱掉的。对于庄子的隐喻我作如下补充：向光而进，影随身后，进愈近而影愈小，回顾而见；背光而去，影导身前，去愈远而影愈大，不顾而见。一个前进的民族不必担心传统的亡失，倒是要警惕唯传统文化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