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的科学输入与“西学中源”说

发生在明末清初的历法之争，是中学对西学的第一次抗争。明代一直延用的《大统历》（参用《回回历》）因年久失修授时误差过大。徐光启和李之藻力主改历。1629 年（崇祯二年）徐光启受命督领修编历法。设西局，聘用中西天文学家，引西法编历书。他死后由李天经接任，终于 1635 年完成

137 卷的《崇祯历书》。在这个过程中，川人冷守中、满城魏文魁分别于 1630

和 1631 年呈旧法以抗新法。终因新法密合而旧法不验，朝廷遂议废《大统历》

而颁新历。因郭正中力言中历不可尽废，西法不可专行，直至 1643 年崇祯帝才决意颁行新历。但此时明王朝已危在旦夕，安能颁历。

入清，参加编《崇祯历书》的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将其略加增删，更名

《西洋历法新书》呈奉顺治帝。1644 年（顺治元年）日蚀，惟新法密合天行， 遂于翌年将其召颁天下，赐名《时宪历》并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这是一部应用欧洲天文算法而又保留了某些中国传统形式但本质上属于西洋的历法，它比《大统历》和《回回历》精确。但回回历法家不服，一再同汤若望作对。1657 年被罢秋宫正官职的回回科中心人物吴明烜再次以旧法同新法较量，因其推算不验而险受绞刑。

汤若望凭借其先进的天文知识掌权钦天监。他的全面排斥异己的做法及其鲜明的宣教行为，引起保守的儒士极大的不满。以参劾大学士温体仁和给事中陈启新而出名的新安卫官生杨光先，鼓动起一场历讼[2]，一举将钦天监权夺回。他 1659 年著《辟邪论》攻击天主教，翌年上书朝廷，参劾汤若望等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他以汤若望所修历法书写有“依西洋新法” 为理由，攻其暗窃正朔之权给西洋，使中国奉西洋正朔而失体统。因顺治帝对汤若望等甚宠，此奏未效。但是，杨不肯罢休，继续造舆论，极端到主张“宁可中夏无好历法，也不可使中夏有洋人”。1661 年顺治帝驾崩，8 岁的康熙帝嗣位，由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鳌拜四大臣辅政。1664 年杨光先再上《请诛邪教状》，1665 年又借荣亲王葬礼择日问题上《选择议》攻击汤若望。于是，鳌拜兴狱，领导钦天监 20 年的汤若望被处以革职监绞候。由于汤若望为先帝宠臣，太皇后下令赦免。而钦天监职官李祖白、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存泰等五人则惨遭杀害，南怀仁等数十名传教士受拘禁，杨光先因此迁升钦天监监正。

杨光先上任后，将通西法的历算家 30 余人剪除净尽，恢复旧法。一则， 旧法推算屡与天行不合，二则他本人对新旧历术皆不通，杨光先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数”为由，五次请求辞职，未获准。康熙帝亲政（1667） 后，重新起用南怀仁等耶稣会士。1668 年 12 月 27 日至 1669 年 2 月 2 日间， 中西历法家在众朝臣面前比验新旧法的高低。结果，新法“逐款皆符”，而旧法“所指不实”。在这种情况下，杨光先仍上奏折说，“若用西历，必至短促国祚，不利子孙”，极力阻止采用西法。康熙帝明断，平反昭雪汤若望冤狱，任南怀仁为钦天监监正，杨光先诬告反坐。1672 年布衣杨燝南又掀起讥刺西法案，欲为杨光先平反，结果被仗并徒三年[3]。从此西法天文学在钦天监中的地位巩固下来。

近 40 年的历法之争的前 30 年，重点还是在历法的疏密问题上。杨光先制造的“历讼”案则主要表现为排外的“夷夏大防”问题。因为西法的胜利， 迫使中国儒士阶层必须进行心态调整。“西学中源”说就是在这种西学且主

要是西方历算明显胜于中法的形势下出现的。这是汉族儒士阶层面对满人入主和西学渗入所作出的一种文化对策。一方面匡复明室已经无望，转而以华夏文化对抗满清；另一方面西学胜于中法已明世人，又不愿甘拜下风；于是提出一个“西学中源”说，来两面抵挡。对于入主的满人来说，它可以显示华夏文化的优越性；对优胜的西学来说，它可以以“源”为荣。这的确是一个不失体面的好办法。明清之际的经学家黄宗羲（1610～1695）的言行是汉族儒士阶层这种心态的最好写照。他积极抗清，失败后遁潜家乡浙东讲研学问。他提出，中国古代的勾股术因后人失之而“使西人得以窃其传”。这是一种没有根据的猜测。而明末学者陈荩谟则更一进步毫无证据地在古籍《周髀》与徐光启、利玛窦编译的《测量法义》之间，建立起“源”和“流”的关系。

“西学中源”的观点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康熙帝在《三角形论》中提出“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使“西学中源”说具有了“钦定”的性质。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为什么要倡导“西学中源”说呢？对于满族统治者单就接受文化本身来说，本可对中学（汉文化）和西学一视同仁。但是，他还要考虑如何巩固对中国的统治。在杨光先的“历讼”案中，康熙帝一方面看到了西法胜于中学的事实，另一方面也了解了中国儒士阶层“夷夏大防”的心理状态。“西学中源”说，正可以为统治者用来改变汉族儒士阶层的“夷夏”观，使自己不被排斥在中夏之外。[4]

康熙帝“钦定”的“西学中源”说，首先被一些积极吸收西方科学知识的中国读书人所接受并倡导。王锡阐、梅文鼎等名闻当世的历算家们是其代表。或许是因为这种“理论”为他们学习西学提供了体面的理由，在这个意义上说，“西学中源”说有其积极作用的一方面。但是它毕竟是一种虚构。文化起源的研究已经表明，文化是多源地在地球各处独立发展起来的。“西学中源”说和欧洲人伪造的“东学西源”说一样没有根据。在“西学中源” 说的论证中没有一条合格的证据，最好处也只是说到中国古典同西方科学的相通之处，例如勾股与几何学。诚然，在文化中有许多东西契合、古今相通的东西，但是契合和相通的关系并不等于源与流的关系。由于对文化源流问题不抱科学态度，而在历史上出现许多附会。如《畴人传》第三编的作者诸可宝（1845～1923）谓西人“窃取乘除而为比例，窃取勾股而为八线，窃取四元术而为代数，窃取招差堆积而为微积分”。作为一个中国数学史作者说出这样贻笑大方的话，后人也感到遗憾。

“西学中源”说最坏的作用在于，它引导一些知识分子走上了以经学治科学的错误的崇古道路。对古代思想的不断追溯本无可非议，但是，古代的真理并不似埋入古墓中的铜器，只是挖出来供人欣赏。古代的真理需经现代人的不断“雕塑”方能继续放出光彩，如道尔顿（John Daton，1766～1844） 把古希腊原子论改造成化学原子理论那样。但是，乾嘉考据学派在科学上并没有致力于这种创造性的工作，多是满足于肤浅的比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