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学的内涵

中国第一部实学史专著《明清实学思潮史》[3]提出“明清实学思潮”的概念，归纳出批判精神、经世思想、科学精神、启蒙意识作为它的四大特征， 以表达一个时代的哲学特征。于是有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和近代新学，因而中国哲学史时代特征的表述序列被完成。作为以突现时代特征为其目标的哲学史著作，略去“实学”概念的悠久的历史而阐述“明清实学思潮”的特征，虽然并非不可取，但也带来一些理论上的困难。首先是实学与理学和心学的关系，因为明清实学以自称“实学”的理学和心学为其批判对象，尽管批判的矛头所指是它们的末流， 而且注意到“明清实学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有着既有继承又有否定的关系”，但终归是实学阐释的理论上的一大缺陷。其次，用“明清实学思潮” 而不简单地用“明清实学”，这种“定性”方式虽然不妨碍对它的内容和特征的论述，但毕竟回避了所谓“实学”究竟是一种理论体系还是一种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这不能不说是实学思潮史论述中所表现的理论上的含糊。正是在这类问题上学者之间存在着分歧。姜广辉通过对二十五史的检索发现， 唐礼部侍郎杨绾关于改革取士制度的一份奏疏（703 年）中把“五经”称为“实学”。他的研究结论是，自唐至清“实学”一词的内涵未超出“治经”、“修德”和“经世”的范围[4]。罗炽的《实学义辨》[5]以“崇实黜虚”为实学的本质特征，把实学思想上溯到汉代。他认为实学随着儒学的变化而发展， 宋明道学家首先提出实学范畴并以之作为新儒学的特征，明清实学是从这种新儒学中分化出来的叛逆者。实际上，历史上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实学”概念，而且“实学”也并非一种学说或理论体系，而是有关学术研究的一种主张“求实”的价值取向。其“求实”至少包括求实理、求实效和求实证三种基本因素。而科学作为一种理性的事业，其目的就是追求能造福于人类的可

靠而又具有普遍性的知识，也是一种“求实”。“实学”与“科学”的基本精神大体一致，其核心都是“实事求是”[6]。纵观实学思想发展史，不仅实学价值取向的形成有来自科学活动的影响，而且科学的发展也受到实学价值观的影响，自始至终都表现了实学与科学的互动。

以实学与科学互动的眼光审视实学思想史，实学始于汉代。以治经为特征的汉代儒学中，几乎萌芽了“实学”思想的所有基本因素。西汉董仲舒（179～ 104BC）针对先秦子学的功利目的提出“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的纯粹理性的学术要求，西汉末年由刘歆（？～23BC）推动的古文经学怀疑口传经学而提出训诂求真的要求，东汉王充（27～97）反对谶纬神学迷信而强调“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的实证要求，都是“求实”的理性主义表现。然实学的肇端应以东汉班固（32～92）为标志。他的《汉书》所载《河间献王刘德传》赞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刘德“修而好古，实事求是”。侧重科学看，班固赞刘德“实事求是”意义非同小可。不仅班固本身是开创“地理志”的地理学家，他所赞的刘德将春秋末年的可视为手工技术百科全书的《考工记》补为《周礼》所阙冬官篇，其科学眼光和历史作用不可低估。自汉班固提出“实事求是”至清阮元（1764～1849）将其发展为一种程序化的实证方法，所形成的以“实事求是”为纲的实学思想的历史脉络，有三个高峰：宋元理性实学、明清功利实学和清季实证实学。近代康有为（1857～ 1927）著《实理公法全书》，开篇“实学解”以实学的语言讨论科学方法问题，提出实学三法：“实测”法（相当实验法）、“实论”法（相当归纳法） 和“虚实”法（相当演绎法）。至当代尚有毛泽东（1893～1976）把“实事求是”作为哲学命题阐述，邓小平提倡把它作为思想路线，可见实学思想的影响之深远。

班固提出“实事求是”之时，正是谶纬之学泛滥、经学内部纷争之际。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学沉沦和玄学崛起以及接踵而来的隋唐佛道盛行和儒道佛合流的趋势，遂出现强调治经为“实学”的说道。而宋代的儒家学者程颐（1033～1107）主张“惟理为实”，提倡“理性”并将其创建的理学称之为“实学”。理学既吸收佛老学说中合理的自然观又批判其泛起的非理性思潮以及汉唐训诂的繁琐弊端。我把理学家的这种“实学”价值观称之为“理性实学”，它形成实学的第一个里程碑。功利实学是实学思想发展的第二个里程碑。这种实学形态在明中叶兴起，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时期。与理性实学强调“实理”和以理论形态表现自己不同，功利实学强调学术的“实功” 和“实效”并以思潮的形式表现自己。功利实学思潮并不否认批判理性的实学意义，例如，崔铣（1478～1541）认为周敦颐（1017～1073）、程颐、张载（1020～1077）、邵雍（1011～1077）的学问都属实学（《洹词》卷十）， 章学诚（1738～1801）也说蔡元定、真德秀、魏了翁诸人皆承朱子务实学（《文史通义》卷三《朱陆》）。“朴学”是实学思想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它专指清代的考据学，其渊源可上溯到明杨慎（1488～1559）、陈第（1541～1617） 和清初顾炎武（1613～1682）等人考据、训诂的治学方法。在乾嘉时期考据学进入全盛期而成为学界主流，人称乾嘉学派。其影响较大者是以戴震

（1724～1777）为代表的皖派、以惠栋（1697～1758）为代表的吴派和以汪中（1745～1794）为代表的扬派。乾嘉学派集大成者阮元（1764～1849）把他们治学的宗旨与方法，概括为“实事求是”。明杨慎以训诂求朱熹以前的

《六经》之义，陈第承杨慎以“本证”兼“旁证”考证《诗经》古音，清初

顾炎武依陈第的方法考经治史；惠栋研经以古为是，戴震明理求是，汪中立学专窥寻是。这些朴学的先驱和领袖确实发扬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但是， 他们没有作出明确的概括。在乾嘉学派中颇负众望的洪亮吉（1746～1809） 提出“推本述原，实事求是”（《卷施阁文甲集》卷九），阮元使“实事求是”的训诂学方法程序化：士人读书，当先从经学开始；研究经学，当先从注疏开始；理解注疏，当先从训诂开始；欲明训古，又当从音韵开始。（《研经室三集》卷二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经注疏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