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遗传因素和情欲性感的渲染

由于左拉接受了孔德和泰纳的实证主义，在创作中沿袭了达尔文的物种竞争和遗传规律的学说，因而在许多作品中都程度不一地流露出自然主义的倾向。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遗传因素和情欲性感的渲染。

左拉主张用科学实验来证明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用遗传的道理来阐明一切。在《实验小说论》中，他说：“为了使我的思想明确，使我的思想具有科学的力量，只要把‘小说家’一词换上‘医生’一词就行了。”因此， 他在解释工人酗酒、堕落的根源时，虽然注意到环境对人的腐蚀作用，但又错误地归咎为人类种族的遗传因素的支配。在他看来，古波的父亲在一次醉酒后出工，从房顶跌下来，惨死在马路上。身为其子的古波为了汲取上辈的教训，曾发誓“宁可喝沟渠里的水，也不愿进酒店喝一杯不要钱的酒”。但自从古波在屋顶施工时不幸摔跌之后，他也无法执守自己规定的生活法则， 无法抵制酒精的诱惑，终于染上酗酒怠惰的恶习，成了一个疯子。此外，绮

尔维丝的跛脚，仿佛是她母亲遗传给她的；娜娜的放荡堕落，也是从她母亲绮尔维丝那儿因袭而来的。这样，左拉就把工人的贫困、懒惰、淫乱现象， 不得不归罪于工人自身，以至抹去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客观因素的作用， 这就显得荒谬可笑了。

左拉还认为，情欲是实验小说的宗旨。正如科学实验者是自然的审判官， 实验小说家则是人与人情欲的审判官。文学乃是生理学的继续和补充。因而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常常有情欲性感的渲染，把人性与兽性等同起来，强调表现人的本能、肉欲和下意识，这就必然损害了人物形象的认识价值，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义。